北岛和西单民主墙：青春和高压给予他们可贵的能量(南方都市报 2008-6-1)

北岛和西单民主墙：青春和高压给予他们可贵的能量 2008-6-9
北岛和西单民主墙：
青春和高压给予他们可贵的能量
南方报业新闻 时间: 2008年06月01日 来源: 南方都市报

北岛近照。　本报记者　田志凌　摄

《今天》杂志从创刊号到最后的第九期。

今天文学研究会的油印本,上面有顾城、食指、北岛等人的诗歌。

2003年,《北岛诗歌》由南海出版公司出版。
改革开放30周年大家访谈系列之八
在海外多年的北岛回国了。去年底他受聘为香港中文大学讲座教授,回到香港任教。
今年恰好是《今天》诗刊创刊30周年。记者采访《今天》旧事之前与北岛沟通,北岛一直很认真,要求记者不仅采访他,也要采访《今天》的其他当事人,芒克、黄锐、徐晓、鄂复明……他在邮件中列出一大串人名。但因版面限制为一人的访谈,记者只好以“缓兵之计”表示之后还会采访其他人,才得到采访机会。之后记者联系芒克,芒克一句爽快的“采访北岛就行了,他是一个很严肃的人”,充分显示了朋友间的信任。
讲述起《今天》的故事时,北岛的语气是平静的,但对每个细节、人名和时间却格外较真。在他那里,历史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事实不容篡改。不满于有学者将“今天派”归入“伤痕文学”,一直很有涵养的北岛甚至愤怒地说出“睁眼说瞎话”这样严厉的措辞。
“从早到晚,来编辑部帮忙干活的人络绎不绝”
南方都市报:在采访黄锐的时候他曾经提到,《今天》的创办跟当时西单民主墙这个大背景有关(见本报5月18日B20版《改革开放30周年大家访谈系列之六:“星星”撼动了当时的社会》),是这样吗?
北岛:这还得从“西单民主墙”的形成过程说起。文革结束后,有很多外地人到北京上访,上访高峰期仅在北京就有几十万人。那时长安街在西单地段北侧有一段灰色砖墙,成了上访者张贴申冤及个人诉求的大小字报园地,其中也有提出普遍政治与社会诉求的文章。到1978年底,一些非官方的报纸刊物开始出现(首先张贴在这墙上)。这就是“西单民主墙运动”(简称“民主墙”)。《今天》是最早出现在“西单民主墙”上的民刊之一,也是其中唯一的一份文学刊物。它于1978年12月23日创刊,除了“民主墙”,同时张贴在北京的政府机构文化出版单位和大学。
当时民主墙每天都有很多人围观,那是很壮观的场面,现在还可以找到当年人们围观手抄的老照片。那时都是靠手抄,抄大小字报和民间报刊,当然也包括《今天》在内。
南方都市报:你跟芒克、黄锐提出创办《今天》,有什么具体的原因吗?
北岛:这要追溯到北京的地下文学运动。六十年代后期,生活的动荡加青春的苦闷,使年轻一代从书本和写作中寻找精神的出路。每年冬天农闲,年轻人都纷纷回到北京,互相交换书籍,很多人开始写作,形成了大大小小的文学文化沙龙。当时北京有一个比较大的沙龙,女主人徐浩渊是个传奇人物。七十年代初,她周围聚集了一批诗人艺术家,包括依群、彭刚等人,还有根子(原名岳重)、多多、芒克,他们都被称为“白洋淀诗派”的代表人物。
类似的沙龙在北京不少。我所在的沙龙比较小,以我们三个同班同学为主,聚在一起读书讨论,交换作品。后来这些沙龙不断交错重组,大家串在了一起。当年多多和芒克两人就像要交换决斗的手枪一样,每人年底要各自拿出一本诗集,看谁写得好。
当时北京的地下沙龙,赵一凡是个重要人物。他父亲是文字改革委员会的头头之一。他从小瘫痪,才气过人,从他那里我们借到了很多“黄皮书”。他精力过人,什么都抄,很多地下文学作品因此幸存下来,后来发表在《今天》上。
从1969年到1978年,经过近十年的准备期,地下文学趋向成熟,其中以诗歌的成就最高。
南方都市报:《今天》就在这些手抄本的基础上产生?
北岛:记得那是1978年初秋一个晚上,我和芒克、黄锐在黄锐家的小院里喝了点儿白酒,我们常在那里聚会。我提议说,我们应该办个文学杂志,现在是时候了。他们立即响应,说干就干。
南方都市报:开始就你们三个?
北岛:那时我们另有个文化沙龙,常在一起聚会郊游。我们把这个计划跟大伙儿说了,全都认可。于是开始定期开会商量,比如讨论稿件、起刊名、找印刷设备。那时印刷设备是由国家统一控制的,一般人借不到。从九月到十二月,我们不停地奔忙。至于稿件,诗歌积攒了十年了,绰绰有余。写信征得蔡其矫和舒婷的同意后,我选了他们的诗。舒婷其中一首诗原题为《橡树》,根据上下文,我觉得加上“致”字效果会更好,于是改成《致橡树》,都没跟她商量。蔡其矫的笔名“乔加”也是我顺手起的。当时缺的是小说和评论,我赶写了一篇,发在创刊号上,此后我几乎每期都写一篇。
南方都市报:大家都自己动手写?
北岛:也有外来稿,比如马德升的短篇《瘦弱的人》。他是通过朋友介绍来的,最初我们想发表他的一幅木刻,他也给了这篇小说。我们都觉得小说不怎么理想,先由黄锐改了一稿,芒克改了一稿,最后我又改了一稿,改得面目全非,把他气坏了,写了一封抗议信。那时我们还不懂得尊重作者,得慢慢学。马德升从创刊号起就加入《今天》,拄着双拐穿过冰天雪地,帮忙干活。
南方都市报:你们最早在哪里印制《今天》?
北岛:在我们成员中有个叫陆焕兴的,原来是北汽的技术员,他家那时在一个“三不管”地区,是亮马河边的小村子,与三里屯使馆区遥遥相望。陆焕兴和他妻子在那儿租了间小屋,也就六七平方米吧。自七十年代中期起,他们家成了聚会的中心,喝酒、唱歌、聊天,通宵达旦。这群人后来成了《今天》的骨干。
南方都市报:纸怎么来的?
北岛:当时大家都没钱,当时芒克在北京造纸厂工作,黄锐在工厂宣传科打杂,每人每天“顺”一些,积少成多,所以《今天》创刊号的纸张颜色都不一样。这可以算一种时代特色吧。
南方都市报:第一期全是用手工刻吗?
北岛:是的,第一期完全是手刻蜡板。当时很难找到油印机,我还为此找过北京医学院团委的张辛欣。谢天谢地,不知道黄锐从哪里弄来一台很破的油印机。我们七个人在陆焕兴家里轮流倒班,谁累了就睡一会儿,醒了接着干。有的刻版,有的印刷。最初由于技术差,没印多少,蜡纸就起褶破了,还得重刻。正当我们印刷《今天》时,北京下了场大雪。从12月20日起,我们在小屋里整整干了三天三夜,吃的是炸酱面。22号晚终于完工,大家决定好好吃一顿,庆祝一下。
第二天早上我们三个从我家出发。买糨糊太贵,我就用面粉放在铁桶里熬。随后我还把我们骑的三辆自行车的牌照号码都改了,只需用白色水粉在原号码上添加几笔就行了。1976年“四五”运动中,警察就是通过抄自行车牌号抓人的。吸取教训,我们先把自行车牌号改了。
南方都市报:你们贴了以后听到反馈了吗?
北岛:其实除了人身安全外,更让人担心的是我们的作品能否为人们所接受。我们混到围观的人群中观察读者的反应。在张贴时附有一张白纸供大家留言,没想到留言中90%都是肯定的,甚至有人留下地址姓名,希望和我们联系。
南方都市报:“今天”这个名字是怎样来的?
北岛:是芒克起的。在一次筹备会上,说起刊物名字,大家苦思冥想,名字都不合适。芒克提议叫“今天”,大家都觉得好,既新鲜又有某种紧迫感。冯亦代把《今天》的英文译名改成“The　Moment”。所以,《今天》创刊号的英文是The　Moment。到第二期重新设计封面时,黄锐还是改成“TODAY”。
去年年底在澳门举办的中国文学讨论会上,有个复旦教授在发言中,试图把“今天派”归入“伤痕文学”的范畴中,让我很愤怒。我提醒他说,《今天》在创刊号上就已发表了评论文章《评〈醒来吧,弟弟〉》,副标题是“醒来吧,刘心武”。可见我们从一开始就对“伤痕文学”极其反感,要跟它划清界线。
“伤痕文学”不是文学,而是另一种宣传代用品——把文学当成控诉。再说,文革是一个复杂的历史事件,怎么可能一夜之间全都成了受害者呢?“伤痕文学”就是工农兵文艺的变种。
南方都市报:第一期之后编辑部就发生了分裂?
北岛:很多民刊像雨后春笋般出现,大家都面临着生存危机:一旦受到钳制该怎么办。于是达成共识,由各个刊物派代表成立“联席会议”,互相支持。1979年1月底,通过联席会议协调,各个刊物在“民主墙”前搞了一个公开演讲会。那些政治性刊物,诸如《探索》、《人权同盟》,言辞非常激烈。当天晚上,在《今天》内部大家吵了起来。刊物何去何从:到底坚持纯文学立场,还是要卷入到民主运动中去。
当时代表《今天》在联席会议签字,同意参加集会的是芒克,反对的人要求芒克发表个人声明,贴到“民主墙”上,说明他无权代表大家签字。但我坚决反对,觉得事到临头,只能扛,于是提出一个解决方案:要么反对者留下来办《今天》,我们退出；要么他们离开,由我们办。那天晚上除了三个发起人,即芒克、黄锐和我,其他人都离开了。我们从读者留言上的联系地址,并通过朋友介绍找到了一批新人,他们后来成了《今天》的骨干。
南方都市报:你们做杂志的详细情形是怎样的?
北岛:《今天》分成两个部分,一是比较松散的作者队伍,每月定期开作品讨论会。每个人念完自己的作品,大家讨论,提出修改意见。讨论会通常在《今天》的成员赵南家,他家房子开间较大,最多的时候有四、五十人来参加作品讨论会。另一部分是就是刘念春的家,那是编辑部所在地。他们哥俩都搬出去住了,被我们喧宾夺主。从早到晚,来帮忙干活的人络绎不绝,各行各业的人都有,护士、售货员、大学生、工人、待业青年等等。那个以编辑部为中心的圈子鲜为人知,而正是由于他们的献身精神,《今天》才得以存活下来。
南方都市报:那些不搞创作的人去那里做什么呢?
北岛:很多人喜欢文学,但不一定非得写作。大家在一起边干活边聊天,讨论各种问题。到吃饭的时候,大家掏腰包凑钱凑粮票,做一大锅炸酱面。记得我的《回答》在《诗刊》发表,我拿到九块钱稿费,马上到附近饭馆请客,不够,大家再凑凑。那是一种共产主义式的生活。其中很多人回忆起来,都觉得那是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
“这么多年过去了,人们开始把‘朦胧诗’还原为‘今天诗’”
南方都市报:你们还举办过一些诗歌朗诵会是吗?
北岛:1979年4月8日,我们在玉渊潭公园举办了第一次诗歌朗诵会,同年10月21日在同一地点举办了第二次。每次开朗诵会前我们都向有关部门申报——和出版《今天》一样,我们从一开始就争取合法出版,但无人理会。朗诵者中还有陈凯歌,他当时还是电影学院的学生。他曾在《今天》发表过小说,也是《今天》在北京电影学院的代理人,每期刊物都由他在那儿张贴出售。
南方都市报:当时去参加朗诵会的人多吗?
北岛:第一次朗诵会正赶上刮大风,但还是有四五百个听众。第二次有近千人参加,那是“民主墙”被关闭后,民主运动处于低潮。
鄂复明是我们的技术专家,他用蓄电池连上话筒和录音机,再把喇叭挂在树上。虽说扩音效果不怎么样,但聊胜于无。黄锐用白床单画了幅抽象画,挂在两棵树之间,作为幕布。我们因地制宜,用一个天然土坡做舞台。可惜这样珍贵的时刻,没有录音录像保存下来。
南方都市报:你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卖《今天》的呢?
北岛:从第二期起,我们就在民主墙公开出售。先把刚出版的那期张贴在民主墙上,顺便贴个广告,告知出售《今天》的时间。到时候大家就排起队来。另一个销售渠道就是征订,最多的时候订户有六七百,除了西藏,全国各省都有。每期印一千册,每本卖五毛到七毛不等。后来我们甚至略有盈余,除了维持杂志的运转,还能养活为了办《今天》而辞职的芒克。
南方都市报:《今天》后来一共办了多少期呢?你们的印刷设备有没有得到更新呢?
北岛:前后两年内共出版了九期,还有四本丛书。随着财政情况好转,我们让芒克买回一台滚筒式半自动油印机,对我们来说是技术革命。滚筒式油印机不仅速度快多了,而且每张蜡纸的印数也大大增加了。
南方都市报:当时《今天》编辑部还吸引了全国各地的很多人?
北岛:东四14条76号就像个民间的文化中心,吸引着全国各路人马,形形色色,什么怪人都有。有时候挺烦人的,我担心公安局借此给我们找麻烦。
有一阵子,芒克老是带领着一群女孩子出去喝酒,让我感到不安。在一次编辑部会议上,我提议成立纪律检查小组,由会“大成拳”的刘念春担任组长,主要是针对芒克的,因为他是“花花公子”。我们还通过决议,明确规定《今天》编辑部成员之间不许谈恋爱。主要考虑谈恋爱有可能被当成流氓团伙。这显然受到革命的铁血纪律那老一套的影响。在那两年中,《今天》成员之间果然没人谈恋爱,直到《今天》散伙后周楣英才和徐晓结合。我想当时少男少女之间难免有非分之想,可受限于清规戒律,只能藏在心里。
南方都市报:后来《今天》是怎样被解散的?
北岛:1979年秋天,“民主墙”被拆除后,很多杂志都自动停办了,比如《沃土》,一听风声不对就关了。我们一直坚持到了1980年9月。
1980年9月,作为《今天》的联络人刘念春接到有关部门通知,命令我们停办。我们改头换面,成立了“今天文学研究会”,变成内部交流资料,出了三期。同年12月,我们接到更加严厉的警告。为了保护作者和编辑部成员,我们做出解散的决定。此前我们给北京文艺界的名人发了一两百封呼吁信,希望得到他们的回应,但只收到萧军的回信,表示支持。为此我和芒克专门找过萧军,才发现他对《今天》一无所知,由于糊涂加热情才写的回信。
南方都市报:《今天》解散后你受到影响了吗?
北岛:1981年年初,我当时在《新观察》杂志当编辑,《新观察》隶属中国作家协会。后来调到外文局的《中国报道》,那是对外宣传的世界语刊物。此后在外文局呆了四年多,直到1985年。我在单位实在呆不下去了,就调到昌平县的一个乡镇企业。在那儿呆了大半年又混不下去了,后来索性成了自由职业者。1987年春我去了英国,在大学当访问学者。
南方都市报:“朦胧诗”的争论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北岛:始于1980年。最初是“九叶派”诗人杜运燮的一首诗,有个章明写了篇批判文章《令人气闷的“朦胧”》。后来公刘写了《新的课题》,谈到顾城的诗,慢慢引发了一个全国性关于“朦胧诗”的争论。奇怪,没有人提到《今天》,因为它被当时的审查制度完全过滤掉了。这么多年过去了,人们开始把“朦胧诗”还原为“今天诗”,为历史正名。
南方都市报:争论的结果呢?
北岛:从现在的角度来看,这个争论并没什么意义,可能唯一的意义就是让“今天诗”更深入人心了。当时有三个人为之辩护,分别是谢冕、孙绍振、徐敬亚,写了三个“崛起”的文章,后来他们因此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压力,特别是徐敬亚,压力最大。
南方都市报:1973年你在做工人吗?
北岛:我从1969年到1980年,做了十一年的建筑工人。第一期《今天》出版后,我送给邵燕祥一本。他很喜欢《回答》,还有舒婷的《致橡树》,问我能不能把它们发在《诗刊》上,我说当然可以,他就在1979年《诗刊》三月号发表了《回答》,四月号发表了《致橡树》。《诗刊》当时的发行量有上百万份,这两首诗广为流传,造成全国性影响。对这个问题我们内部有争论:芒克反对《今天》的诗歌在官方刊物发表,而我认为应尽可能扩大影响,包括借助官方刊物的传播。
南方都市报:你后来意识到《回答》的影响是什么时候呢?比如很多人写信给你吗?
北岛:在1979年《今天》第一次朗诵会上,陈凯歌朗诵的就是《回答》这首诗。当时很多人喜欢这首诗,在我看来是表达一种反叛精神,与时代的转折有关。我理解人们的这种阅读期待。但我并不认为这首诗是我的代表作。
南方都市报:为什么呢?
北岛:它属于我诗歌写作的某个阶段,比较幼稚比较简单化的阶段。由于这首诗黑白分明、朗朗上口,所以易于传播。说到底,它源自我们上一代的革命诗歌,立场不同,但方式方法语调修辞是基本一致的。
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张闳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叫《北岛或一代人成长的小说》。在他看来,《回答》和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之间,有着回声般的对应关系。说得有道理。《回答》中的反抗者如同镜像中的主宰者。问题是谁有权代表谁来宣告呢?这里有一种僭越的危险。一不留神,反抗者就转变成了主宰者。历史上这种事儿还少吗?
直到现在出门参加活动,中国听众还坚持要我朗诵《回答》。我觉得他们都被冷冻在那个时代了。如果诗人往前走的话,就只能不管不顾,越走越孤独。
南方都市报:“今天”派一开始写的就是比较现代的诗,这种资源是哪来的?
北岛:坦率地说,我们的诗歌只有两个直接的传统资源,一个是革命主义诗歌,一个是毛泽东的古体诗词。而后来汇进来的西方现代诗歌,由于当时不懂外语只能依赖译文,使这一资源变得非常有限。我们开始写诗,多少有一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悲凉感。是青春和社会高压给予我们可贵的能量。
如果把《今天》的历史放在一个大背景中看,首先要看到它与中国文化传统之间的重大偏离。《今天》的重要成员几乎都是青年工人,有人半开玩笑地说:“《今天》是工人教育知识分子的运动”；而知识分子作为群体当时在精神上已被彻底打垮,无力载道,致使文化传统的链条断裂。无知者无畏,正是一批没受过多少正规教育的青年人敢领风气之先,在历史的转折时刻闯出条新路。这是中国文学的可悲之处,又是幸运之处,纵然有缺憾,毕竟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毫无疑问,从“五四运动”发端的中国新诗,到七十年代末异军突起,我相信这一影响会持续很多年。
南方都市报:在受到西方文学的多年熏陶以后,再回头去看当年的那些作品,你会觉得不满吗?
北岛:虽说我们的传统资源不多,但参照系可非常复杂。“今天派”诗歌靠造反起家,它造了老祖宗的反,造了革命诗歌的反,等于也造了自己的反,自然对西方文学也并非那么毕恭毕敬。对文学史家来说,关于“今天派”产生的原因,以及和中国文学传统的关系、和近代史及革命的关系,和文革的关系,都是有待深入研究的题目。
本报记者　田志凌
实习生　郑如煜
中国第一根火柴
南方报业新闻 时间: 2008年06月01日 来源: 南方都市报
作者：

□徐敬亚
假定红日当头的文革岁月属于中国人的精神漆黑之夜,那么,在意识黎明中出现的一本民间油印杂志《今天》和以北岛为代表的“今天诗群”,成为点燃数十年中国现代诗热浪的第一缕火光。
按结绳记事的时间古法,1978年,绝对是中国之绳上的一个特大疙瘩。那一年末,从北京灰色的天空中飞起了几只俊俏的诗鸟,它们以伤感的翅膀和愤怒的姿态,迅速征服了一代青年,标志“崛起诗群”启动。在短短几个月内,一本非官方的油印杂志的蔓延和一批诗作的传播历史,近乎神奇!
这些边写诗边推着油墨滚的未来诗人们,不会想到他们的诗飞得那样快。他们编排出来的一行行汉字,在30年前中国大学校园里受到了狂热的追捧。
1979年秋,我突然收到从北京寄来的《今天》。是创刊号。“诗还可以这样写?!”我当时完全被惊呆了。最初,它很秘密地在我们《赤子心》诗社内部传阅。后来,那本珍贵的油印刊物,传到了宿舍。最后,我们吉林大学中文系204寝室的12名同学一致决定,由一个人朗诵大家听: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我至今还能清晰地记得那种精神上的震撼。它是一根最细的针的同时它又是一磅最重的锤……那样的震撼,一生中只能出现一次。就这样,《今天》从我们的寝室传遍了七七级,传遍了中文系。再后来,传到了东北师大。在此同时,它也传遍了中国各高等院校。
“北京东四14条76号刘念春”——对于30年前《今天》读者,绝对是一组温暖的汉字抚爱。它们不再是地、名,而是一种新时代的灵魂慰藉剂。当年拿出三角钱邮寄一本油印杂志的穷学生们都知道,它的营养远远超过一碗红烧肉内部包含的全部味道。
忘不了整个1979年的下半年,我始终在一种莫名的兴奋中度过。北岛、江河、方含、食指、齐云、舒婷……一个比一个更惊心动魄的名字,一次次击中了我。在最需要准确击打的时刻,《今天》恰巧加大了诗歌的投放——随着第3期、第8期“诗歌专刊”的连续推出,《今天》带着一种新鲜的美,带着一种时代力度,在全国诗歌爱好者的心中降下一场又一场诗的鹅毛大雪。
正是在一种近于痴迷的阅读沉醉中,我陆续用笔写下了我最原始的一些读后断想,并命名为《奇异的光——今天诗歌读痕》。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写诗歌评论。我把文章寄给了“刘念春”后,竟收到了北岛的回信。后来,它被发表在《今天》最后一期第9期上。在最后一段,我写道:“我敢假设:如果让我编写《中国当代文学史》,在诗歌一页上,我要写上几个大字——在七十年代末诗坛上出现了一个文学刊物:《今天》。它放射了奇异的光!”
幸运的是,在后来的年代里,更多的人和我产生了相似的感觉。而在一本本并不是由我编写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中,它们真的成了诗歌“主流”。
1980年夏天,我与王小妮在青春诗会上第一次见到了《今天》几乎全部主力。高瘦、清爽的北岛与芒克,各背着一个黄书包到《诗刊》售卖他们那已经更名为《今天文学研究会·内部交流资料》的伟大杂志。北岛带着我与王小妮绕来绕去进了一座灰暗的四合院。我记得小院子里围坐了二三十个文学青年。一位个子不高的女孩,在朦胧的夜色中,用缓慢的声调朗诵了她写的小说。
尽管《今天》一直刊载着不错的小说,但是它根本无法掩盖今天诗歌炫目的光辉。在八十年代文学青年固执的眼中,“今天诗群”那先行者与信号弹一样的历史地位,几乎使这本综合性的民间文学刊物形同虚设地变成了“诗专刊”。
过了这么多年,我常常想:当年的中国热情为什么偏偏选中了诗?也许,中国几千年古老的诗歌传统,是这一仿佛命中注定之路的、惟一固执而强悍的向导。不能想象,如果没有当年的建筑工人北岛,没有青年工人芒克,没有待业青年顾城,没有纺织女工舒婷,没有曾经的神经病人食指,没有知青方含,没有从白洋淀返回的多多……中国七十年代末涌起的文学社团会不会朝着诗歌的主导方向发展?八十年代风云翻动的诗歌大潮会不会扫荡于中国土地?
——当时,中国有上百种常规杂志纷纷复刊。可惜在那些印刷精美的白纸上,排列着的是令人轻蔑的思想与文采。道不同,不相谋。这就是为什么印刷粗糙、字迹模糊的油印民间刊物《今天》当年取得了中国第一把文学小提琴的全部秘密。
在纪念《今天》创刊30年的日子,我的青春记忆仍然无法抵消内心的沉重。一根孤独的火柴,曾不可思议地擦亮了中国的夜空。而天光大亮后,真真切切的视野却反而令人倍感无聊。笑嘻嘻的金钱年代,连天才也淹没于滚滚红尘与油腻腻的游戏之中。
这,是我们的无奈与尴尬,也正是我们的骄傲与幸运。
徐敬亚(诗评家,海南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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