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政治就是做生意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3/29 06:24:14
    目前中國與一戰後美國所經歷的情況非常類似,中國或有可借鏡之處:一戰以後,美國從債務國成為債權國,從資本輸入國成為輸出國,時任美國總統的威爾遜提出14點計劃,試圖帶領美國走向國際政治舞台中心,但遭到歐洲列強抵制。隨即美國選擇把精力用於國內發展,提出「美國的政治就是做生意」的口號,由此在美國歷史上出現了一個大轉型,大變革和大繁榮的時期,史稱「柯立芝繁榮」,它使美國經濟得到了十足的發展,美國人民達到了「人類歷史上罕見的幸福境界」,為後來美國走向國際舞台創造了堅實的基礎。
    如今,中美關係正從合作走向對抗,全球化逆轉,貿易摩擦加劇,中國與其針鋒相對,使矛盾激化,不如轉向自身建設。
    中國為何需反思發展模式中國自加入WTO後,10年間從一個貧困國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這個奇跡在很大程度上是全球化的結果,並非通過自身內在資本積累和科技創新發展。中國發展是外向型,受制於全球經濟體系,主要是以美國和西方為主導的跨國公司和全球公司,服務於它們,成為它們在全球資源配置結構中的一個廉價生產基地。
    外向型模式對中國有兩方面的影響:一、由於大量西方資本和技術的湧入,致使中國成為全球世界工廠,全球最大的外貿出口國,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二、另一方面這導致中國經濟和社會結構發展的片面性,中國忙於為別國打工,提供廉價商品以賺取外匯,但忽視了自己的發展和民生問題,以至於能源被過度消耗,環境被極度破壞,勞動力被廉價剝削,人均GDP仍處於世界100位之後。
    在全球產業鏈中,中國經濟處於低端,缺乏核心技術,主動權和大部分利潤掌握在西方跨國公司手中。所以中國現在應反思自己發展的模式,以減少為發展付出高昂的社會與環境代價;況且隨著勞動力成本的上升,加以金融危機後全球需求的下降,依賴外需為導向的外向型發展模式已難以為繼。
    從外部國際環境看,現在是「後全球化時代」。由於中國和發展中國家崛起後,要求在世界政治舞台上有更多的話語權和平等地位,使全球格局趨於多極,這樣的全球化逆轉是美國和西方始料未及的,這使它們從全球化的倡導者成為反對者,試圖逆轉全球化的逆轉,平衡全球結構的不平衡,在經濟上重回保護主義政策和以國家為主導的經濟戰略,通過匯率與貿易保護措施壓制中國,因為中國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
    政治上鼓吹中國威脅論,挑唆中國與周邊國家關係,將它們在領土等問題上的紛爭國際化,以此作為切入點,重返亞洲,形成對中國的C型包圍圈,使中國處於一種極為不利和孤立的國際環境。
    中國發展模式轉為內向型正是由於以上兩方面的因素,中國發展模式正在從外向型轉為內向型,成為以自我為中心的大陸經濟體模式。
    所謂內向型模式關鍵在於立足於自己,首先是發展驅動力將由外資漸漸轉為內資,中國目前已是全球外匯儲備第一大國,從債務國成為債權國,從資本輸入國漸漸成為輸出國,財政收入已是全球第二大國,這是中國發展轉型的物質基礎。同時,也從外需轉為內需,由於全球需求的崩潰,以及貿易摩擦的加劇,中國以外需、出口拉動為引擎的發展模式已不能持續,必須依靠內需取得新發展動力。
   此外中國也須在全球產業鏈中,加速從低端向中高端發展,搶占下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革命的先機。近現代歷史顯示,一個國家的崛起必須建立在科技和產業革命的基礎上,英國因搶占了以蒸汽機為代表的科技革命,從而成為世界工廠和全球經濟體系的主導者。美國搶占了以電器為代表的科技革命,取代了英國領先地位,之後又因搶占了以電腦為代表的科技革命,得以繼續保持發展活力。
   其次,隨著向內向型模式的轉化,中國將形成以自己為中心的大陸經濟體。之前中國經濟發展主要集中在東南沿海地區,而廣大中西部地區仍處於相對落後階段。所以接下來中國經濟發展應考慮從沿海地區向中西部延伸,將沿海地區趨於過剩的產能轉化為中西部發展的第一推動力,就如同西方資本和技術的引入,成為中國沿海地區發展的第一推動力。無疑中西部的發展,將帶動中國內需市場的發展,從而改變中國經濟發展的對外依賴性結構。歷史上,美國經濟發展開始集中於東部13個州,後來美國中西部的開發,使美國經濟擺脫了西方殖民經濟的地位,形成了一個相當穩定和廣闊的國內市場,最終成為全球經濟中心。
   同理,中國向中西部的延伸將使中國經濟形成自己的內循環系統,擺脫對外循環系統的依賴,同時由此使中國經濟呈現第二波和第三波的發展。沿海地區作為第一梯隊,將專注於高端產業,而中西部作為第二和第三梯隊,將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潛力和投資熱點。在這個過程中,中國東西部之間的差距會縮小,到時候中國經濟體將擴大兩倍到三倍,中國經濟的繁榮也將再持續20年到50年.發展模式轉型將推動社會變革其三,中國發展模式的轉型將推動中國社會結構的大變革。在過去30年,結構的改革明顯嚴重滯後於中國經濟發展的速度,有人估計至少滯後15年,因而阻止了中國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因為只有結構更加合理,中國經濟轉型和發展才會更加順暢。從經濟結構來看,目前中國存在外企,國企和民企三種類型企業,它們有著自己相對獨立的運營模式,但又處於同一市場上競爭,如何協調三者的關係是下一步值得思考的。
   從社會結構來看,中國存在民窮國富的現象,中國國家富裕,但人民貧窮,中國GDP已是世界第二,但人均GDP列在世界100位以後。因為首先利潤的大部分落入了西方跨國公司手中。其次在政府手中,中國已是世界上第二大財政收入大國。其三在少數利益集團手中,1%家庭控制全國40%的財富。所以中國下一步要將民生和以人為本作為社會結構改革的重點,由國富優先向民富優先轉變,從GDP投資為主導向包容性增長為主導的結構轉變。這既可以縮小貧富差距,又可以擴大中國的內需。政治結構方面主要涉及到如何讓更多的人參與到國家治理,使政治更加民主,透明和公正。無疑,中國發展模式的轉型,既可以使中國避免目前與美國和周邊國家矛盾和對抗的加劇,又可以加速和保持中國經濟的發展和繁榮,為中國進一步崛起奠定更加堅實的基礎。

 作者:鮑盛剛,原為國際政治關係學者,現任職於加拿大海外集團 聯合早報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