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鼓应：《庄子浅说》(2)

七、生死如来去
我们究竟从何而来，往何而去？这是个永远解不开的谜，它的神秘使人如置身黑幕之中。
有生必有死，死是人生的终结，人生便是趋向这个终结的一个历程。在生命的历程中，死的因子无时无刻隐伏在人的身上，当它一旦浮现时，人的生命便告终止，而他和外在世界紧及其他人类的一切关系也从此被切断。
人虽然常常谈到死，恐惧死亡，但这只是对于“别人的死”的感觉，自己却从未经历过个活人，永远没有与人同死的经验。死是个人的事，不能由任何人来取代，如德国哲学家德格尔所说：这时候你便陷入完全孤立无援的境界。因此，当一个人眼看自己的存在趋向终点时，恐惧之情是可想而知的。
面对死亡的畏惧，庄子培养着一种洒脱的心境来化除它。
首先，我们应明白死亡之所以值得恐惧，最大的原因莫过于对死后痛苦的忧虑。然而死后的情形究竟怎样呢？是一种迁抑或消失？若是一种变迁，则如神学家所言，灵魂将由此世引渡到彼岸，若是消失，则死亡便为无意识之事。照苏格拉底看来，如果死后化为乌有，则死亡是件幸福的事，因为它表示结束痛苦；如果死后仍有来生，则死亡仍属幸福之事，因为他可不受被放逐或临刑的骚扰。具有遁世思想的苏格拉底显然承认后者的主张，在伯拉图的对话录《裴多篇》（Phaedo）中，他更是卖力地辩称灵魂会再生；相反地，伊壁鸠鲁派则努力破除灵魂不朽之说，他们认为扫除一切不朽的思想，便可消除对于死亡的恐惧感。我们应对自己说：死亡是微不足道的；不管我们活着或死去，对我们都没有影响：如果活着，我们无须恐惧死，因为生命仍为我们所珍有；如果死去，我们也无须恐惧，因为恐惧乃是活人意识的表现。所以只要我们存在，死亡便不存在，故而我们和死亡永不碰头。
庄子的观点，和他们稍有出入。他不像苏格拉底那样，为了弥补自己在现实世界所受的灾难，于是幻想一个来生世界以作阿Q式的满足；他较接近伊壁鸠鲁派的看法，认为死亡只像“无梦的睡眠”，庄子则把它当作“梦中的睡眠”。人生始在梦中，则似乎承认死后仍有意识活动，如庄周蝶化后的“栩栩然而飞”。若说死后确有意识活动，这一点只能视为文学家的想象，而无法使人公认。不过庄子也仅止于文学家的想象，并没有作宗教家的幻想——虚构一个天国来欺骗自己，迷惑愚众。况且庄子死后蝶化的寓说，最大的用意乃在于化除人们对死亡痛苦的忧虑，借变了形的蝴蝶来美化死亡之事。
在庄子的意识中，死亡不过是“悠然而往，悠然而来而已”。（《大宗师》）所以我们要以旷达的心胸来迎接它。这一观点，庄子借秦失吊唁老聃之丧的故事，更生动地表明出来：
老聃死了，秦失云吊丧，号了三声就出来了。
学生便问：“他不是你的朋友吗？”
秦失说：“是的。”
学生又问：“那么，这样子吊唁可以吗？”
秦失说：“可以的，原先我以为他是至人，现在才知道并不是。刚才我进去吊唁的时候，看见有老年人在哭他如同自己儿子一样，有少年人哭他如同哭自己母亲一样，由此看来，老少都哭他哭得这样悲伤，一定是生时和他情感很深厚，而心中有不能自己者，所以不必说而说了，不必哭而哭了。这种作风是逃避自然，违背实情，忘掉了我们所赋有生命的长短。古时候称哭为逃避自然的刑法。正该来时，老聃应时而生，正该去时，老聃顺理而死（承受自然的变化而消失生命）。安时而处顺，哀乐的情绪便不能入于心中了。古时候，把这叫作解除倒悬之苦。”（《养生主》）
世俗的人群，莫不生活在倒悬的状态下，最大枷锁是人类自身被死生的念头——死之恐惧与生之情欲——所困住。人们如果能够视生死如来去——飘然而来，翩然而去。乍去乍去，“安时而处顺”，把生死置于度外，不受俗情所牵扯累，便像“悬解”：解除了倒悬一样。达到这种心境的人，视死生如一。对生淡必喜，也不必厌；对死不必惧，也不必乐。人生于天地间，劳逸死生都是极其自然的事，所以应坦然处之。如同庄子说：
大地给形体，使我勤劳，用老使我清闲，用死使我安息。所以善于掌握我的生，也就善于安置我的死。（《大宗师》）
庄子说：“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过着健全的一生，乃是享受圆满的死亡；肯定生，乃所以肯定死；死的价值，有赖于生来肯定。死的意义，有赖于生来赋予。你若有能力来掌握你的生，你也就有权力来埋葬你的死。如此，肯定“生”，实属首要之事。
由此可知庄子的生死观念决不是消极的，更不是出世的。在他《逍遥游》内鲲鹏的寓言中，也可看出他对人世的情怀。
八、鹏和小麻雀
翻开《庄子》，首篇便是《逍遥游》的鲲鹏寓说：
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冥。南冥者，天池也。
我们先从字面上说明其中的意义。
这里的“北冥（海）”、“南冥”、“天池”都不是人迹所能到达的地方，其旷远非世人的肉眼所能窥见，要以心灵之眼才能领会。这喻示需超越有形的空间与感官认识之限制。
庄子借变了形的鲲鹏以突破物质世界中种种形相的范限，将它们从经验世界中抽离出来。并运用文学的想象力，展开一个广漠无穷的宇宙。在这新开始的广大宇宙中，赋予你绝对的自由，可纵横驰骋于其间，而不加以任何的限制。
盖俗语所谓“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虽然是形容鸟的自由，但毕竟是相对的、有限度的。因为鱼、鸟的行动范围，不可能越出于海、天之外，也就是说它们是受制于海、天的。因此庄子所创造的巨鲲大鹏，意在破除有形海空的限制，以拉开此封闭的空间系统。
鲲“化而为鸟（鹏）”，仅是形状的变化，而质和量是未变的。这里的“化”，乃是朝着理想世界趋进的一个过程、一个方向。
“怒而飞”，意指来到人间世，奋力拓展。“怒”含有振作之意。
“海运则将徙于南冥”。海“运”即是海“动”，海动必有大风，大风起，鹏乃乘风飞去——这意指时机。即是时机成熟、条件充足才出而应世。“南冥”的“冥”，亦作“明”解，憨山注：“谓阳明之方，乃人君南面之喻。”这喻示着人世的抱负。这一抱负一经开展，即充满着乐观的信念。由这里可以看出：庄子并非如一般人所说的悲观消极且怀遁思想。相反，他满怀入世的雄心。只是要俟时机——即是应有其条件，非如孔孟冀贤君之凄凄遑遑。现实世界的环境若和他的想法相别具匠心太远时，他便保留着自己的生活态度，而不愿失去自己的原则。
现在，让我们再讨论这寓言的要点。
一、庄子托物寓意，以鲲鹏示意他心中的理想人物——他称为“至人”。首先要行迹隐匿，自我靡砺。鲲潜伏在海底。犹如读书人沉伏桌案，埋头探究，以充实自己，俟内在条件准备充实后，出而应世，如鹏之高举。这种理想人物一经出现，其功便足以涌起及百姓，如鹏之翼覆群生。
由此可知，庄子心中的理想人物实具有鲲鹏两者的性格：如鲲一般的深蓄厚养与鹏一般的远举高飞。
二、“北冥”、“海运”、“积厚”，意指人才的培育是无原则要优越的环境与自我准备。
所谓“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照此而推，则北海之大，必然是广漠无涯而不可以计量，大鲲非北海之广不足以蓄养，喻意人才亦需优厚的环境培养，所谓小池塘养不了大鱼，也正是：“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载负大舟，必须水积浓厚，这说明了环境对于培养人才的重要性。
在庄子笔下，大鹏的南飞之后，又出现小鸟的潮语：
我尽全力而飞，跃到榆树或檀树上，有时飞不上去，投荣誉称号地面来就是了，何必一举九万里飞往遥远的南海呢？
小鸟生长在榆枋，腾跃于其间，洋洋自得，怎能体会大鹏的远举之志呢？至人的志趣，世俗浅之徙是无法理解的。所以庄子借此以喻世人之囿于短见。
庄子在蝉与斑鸠笑大鹏的文字后，下了一个断语：“这两只小虫又知道什么呢？接着他感慨地说出了“小知不及大知……众人匹之，不亦悲乎？”显然是说：浮薄之辈不能领会渊深之士，可是他们还不自量力想去比附，岂不是太可悲了吗？紧接着，小麻雀又讥笑大鹏：“我腾跃而上，不过数仞而下，翱翔于蓬蒿之间，此亦飞之至也，而彼且奚适也。”就在这里，庄子下了结论：
“这就是小和大的分别啊！”
与《逍遥游》有异曲同工之意的还有《秋水》篇。盖《逍遥游》的大鹏、小鸟和《秋水》篇的海若、河伯，实是前后相映，旨趣相若。河伯、海若的寓言是这样的：
秋天霖雨绵绵，河水上涨，所有的小川都灌注到黄河里去，河面骤然阔大，两岸和水洲之间，连牛马都分辩不清。于是河神扬扬自得，以为天下的盛美都集中在他身上了。他顺着水流往东行走，到了北海，他向东望，看不见水的边际。于是河神才转过脸来，仰望着海神感叹着……
“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为尽在己”，这和《逍遥游》中小麻雀的“翱翔于蓬蒿之间”，自得于一方，同样表现了自我中心的哲学。这使我们想起许多河伯型的小哲学家，只知拘泥于琐细，玩纳徵末而窃窃然自喜，这在庄子眼底里，不过是一蚊一虻之知罢了！
九、不辩之辩
战国初期的庄子，正值百家争鸣以及坚白异同之辩最热闹的时候。敏锐的他，把各家争辩的情形都看在眼底，他描述当时的境况是：
大知广博，小知精细；大言气焰凌人，小言则言辩不休。他们睡觉的时候精神错乱，醒来的时候则形体不宁。一旦接触到外界的事物便好恶丛生，整天钩心斗角，有的出语迟缓，有的发言设下圈套，有的用辞机巧严密。他们总是恐怕被别人驳倒，于是内心惶然，小的恐惧是提心吊胆。大的恐惧是惊魂失魄，他们专心窥司别人的是是非非。一旦发现别人的漏洞，便发言攻击，其出语之快有若飞箭一般；他们不发言的时候，就心藏主见，如固守城堡一样，默默不语，以等待致胜的机会。他们工于心讨，天真的本性就日渐消失，如同秋冬的肃杀之气；他们沉溺在所作所为之中，一往而不可复返。他们固步自封，被无厌的欲求所蔽塞。于是心地麻木，没有办法使他们恢复活泼的生气了。他们时而欣喜，时而愤怒，时而悲哀，时而快乐，时而忧虑，时而嗟叹，时而反复，时而惊惧，时而浮躁放纵，时而张狂作态。（《齐物论》）
庄子把当时各家争论时的心理状态与行为情态，描绘得淋漓尽致。我们可以想象得到，当时的文化论战，大家辩争得鼓睛暴眼的样子，也确实显得不够冷静。庄子这一描绘，倒是击中了各家的要害。
各家为什么会这样“纷然淆乱”地争辩呢？在庄子看来，就是由于“成心”，即成见。这是由于一时一地的自我主观因素所形成的，形成之后，人人就拘执己见，偏于一隅。最后浮词相向，便演成口辩。在这里，庄子找出儒墨两家作为代表，以“不谴是非”的态度，而行谴责之实：
道是怎样被隐蔽而有真伪呢？言论是怎样被隐蔽而有是非呢？“道”是无往而不存的，言论是超出是非的，“道”是被小的成就隐蔽了，言论是被浮华言词所隐蔽了。所以才有儒家墨家的是非争辩，双方都自以为是，以对方为非。对方所以为“是”的，就说成“非”；对方所认为“非”的，就说成“是”。（《齐物论》）
“小成”的人，拘泥于片面的认识。于是双方相互指责，每个人都自以为是，排斥异己，因此卷入纷争之中，其争愈久，其纷愈不可解。
在争论之中，各家都劳动心思去求其齐，而不知道他们所争的东西根本都是一样的。这就好像《齐物论》中养猴子的老人，分橡子给猴子吃：“早晨给你们三升，晚上给你们四升。”猴子听了都发起怒来，狙公又说：“那么，早晨给你四升，晚上给你三升吧。”猴子听了都高兴起来。名和实都没有变，只是利用猴子的喜怒情绪，顺着它们的所好而已。
这些争辩不休的学者，就像争着“朝三暮西”还是“朝四暮三”的猴子一样，其实“名”和“实”并没有因争论而改变，大家只是各持主见来作为认识的标准而已。因此在庄子看来，这些争辩，胜者未必就是对的，败者亦未必就是错的。这样的争辩从何判定是非呢？所以他说：
假使我和你辨论，你胜了我，我没有胜你，你果然对吗？我果然错吗？我胜了你，你没有胜我，我果然对吗？你果然错吗？是我们两人有一人对一人错呢？还是我们两人都对或者都错呢？我和你都不知道，凡人都有偏见，我们请谁来评判是非？假使请意见和你相同的人来评判，他已经和你相同了，怎么能够评判呢？假使请意见和你我都不同的人来评判，他已经跟你和我相异了，怎么能够评判呢？假使请意见和你我相同的人评判，他已经跟你和我相同了，怎么能评判呢？那么，我和你及其他的人都不能评定谁是谁非了。(《齐物论》)
这是中国学术史上的一段很精彩的“辩无胜”的说词，任何人谈问题时都不免掺有主观的意见，主观的意见都不能作为客观的真理。当时学术界这种情形，庄子看得很透彻，各家都在是是非非的漩涡里争吵不休；而这些是非都是在对待中产生的，都是虚幻的。那末，在这里留下一个问题：从哪里建立客观的标准呢？
庄子的回答是：在于“道”。
十、不道之道
老子将“道”提升到中国哲学的最高范畴。庄子更以诗人的笔法形容它可以“终古不忒”，能够“不生不死”，使得后代无数读书人一碰上它，思考就模糊起来，像遗失进一片浑沌之中。
否定神造说：“道”是中国文化的特产，一如“上帝”为西洋文化的特产，它们有异曲同工之妙。每当那些思想家遇上任何解决不了的问题时，都一股脑儿往里推。然而“道”和“上帝”这两者在性质上却有很大的分别，“道”没有了“上帝”那种宗教或神话意味。
西洋宗教或神话解释宇宙，是在现象之上去寻找原因。庄子则不然，他以自然界本身来说明世界是，他认为自然界的一切变化，都是它自身的原因。所谓“天地固有常矣，日月固有明矣！”（《天道》）一个“固”字，便说明了“本来如此”，而不是外来的因素。在《知北游》中也说到：“天不得不高，地不得不广，日月不得不行，万物不得不昌，此其道与！”所谓“不得不”，乃属必然之事，庄子十分强调万物的“自化”，他全然否定有什么神或上帝来支配自然界。
在庄子看来，自然界的各种现象都是“咸其自取”的。《齐物论》内，庄子用长风鼓万窍所发出的各种声音，来说明它们是完全出于自然的：“夫吹万不同，而使其自己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谁耶？”这是说风吹过万种窍孔发出了各种不同的声音，这些声音之所以千差万别，乃是由于各个孔窍的自然状态所产生，主使它们发声的还有谁呢？这里的“自取”、“自己”不都表明了毋须另一个发动者吗？“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齐物论》）这态度岂不更显明吗？在《庄子》一书中，完全没有关于神造宇宙的寓言，也找不出一些祠祀祈祷的仪式或迷信，更没有丝毫由神鬼来掌管死生的说词。由此可知，有些学者将“道”视如宇宙的“主宰”，或予以神学的解释是不妥的。
“道”具有形而上学的意义，它是天地万物的“总原理”，并且无所不在，超越了时空，又超越了认识。《大宗师》内曾说：“道”弥漫于天地间，要说有神吗，神是从它生出来的，天地也是它生出来的。既然说它真实地存在着，却又说它没有形状；既然没有形状，感官便无法把捉得了。这正如《知北游》中所说的：“道不可闻，闻而非也；道不可见，见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如此，“道”便成为恍惚而无从捉摸之物，虽说老庄的“道”可以解释为万物的根源、法则或动力，然而它是不可靠感觉捉摸，又无法用理智推想的，若是现代逻辑实证论学者看来，这套无验证的“观念游戏”，只是一堆没有意义的语言而已，这类具有诗意的语言，在哲学史上的意义，乃在于宇宙的起源及其现象，它扬弃了神话的笼罩，而以抽象的思索去解释。庄子的解答虽然不一定正确，但对追寻问题仍是有重大意义的。
这古老的哲学概念，从现代人看来，表现了纯朴社会中的一种相互思想：企图以一元的答案来解决多元的现象，在今日这繁复而多向性的时代看来，不免显得独断。
狙公的手法：若从认识论的观点来看庄子的道，则有如“狙公的手法”。我们且看看庄子的手法：
首先，庄子指出外界的纷乱骚扰，莫不卷入价值的纠葛中，这都是因成见、短视、以及褊狭的主观因素所造成的。于此，庄子指出一切主观的认识，都只能产生相对的价值，而由于价值都是相对的，所以他便进一步否决绝对价值的存在。这里就留着一个重要的问题：如何重建认识标准？如何重整价值根源？
然而，巧妙的是，庄子指出现象界的相对价值是无意义以后，却不立刻处理问题，而是隐遁到另一个范畴——“道”——人，并忧游于其间，忘却现象界一切无谓的对峙。在《齐物论》内庄子就说到：各有各的是非，消除是否的相互对立，这就是道的要领了。了解“道”的理论以后，就像抓住了圆环的中心一样，可以应付无穷的变化了。事实了，如何应付“无穷的变化”呢？庄子没有说明，亦没有提供一个固定的方法，以免流于执著。那么，庄子认为用来消除是非对立的“道”，仅仅是个空托的概念吗？由于他批评各家所见乃“小成”，而未及认识“道”的全貌，可知他的“道”为“整全”的概念。不过，他亦只是以概念上的“整全”来批判或否定各家的所成罢了！
美的观照：我们进一步考察，可以看出庄子将老子所提出的“道”，由本体的系统转化而为价值的原理，而后落实到生活的层面上，以显示出它所表现的高超的精神。
首先，我们应知道庄子的“道”，并非陈述事理的语言，乃是表达心灵境界的语言。由这语言的性质，我们可进一步地了解，他的“道”若从文学或美学的观点去体认，则更能捕捉到它的真义。庄子说过：道是“有情有信”，“传”、“得”乃属感受之内的事，感受是一种情意的活动，而这情意的活动，为庄子提升到一种美的观照的领域。
从某个角度看来，庄子的道并非玄之又玄而不可理喻的。庄子虽然有形而上学的冲动，但远比老子要淡漠，并且处处为下界留余地。如果将“道”落实到真实世界时，它便是表现生活上的一种高超技术。如“疱丁解牛”，疱丁动作的干脆利落，文惠君见了也不禁脱口赞叹：“嘻！善哉！技盖至此乎？”疱丁回答说：“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宰牛原是一件极费力而吃重的工作，常人做来不免咬牙切齿，声色俱厉，可是技术已登峰造极，达到道的境界的疱丁，执刀在手却神采奕然，每一动作莫不合乎音乐的节拍，看来如入画中。
这样神乎其技的事例很多，如《达生》中的一则：
仲尼适楚，出于林中，见痀偻承蜩，犹掇之也。
仲尼曰：“子巧乎！有道邪？”
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累丸二而不坠，则失者锱铁；累三而不坠，则失者十一；累五而不坠，犹掇之也。吾处身也，若橛株拘；吾执臂也，若槁木之枝；虽天地之大，万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吾不反不侧，不以万物易蜩之翼，何为而不得！”
孔子顾谓弟子曰：“用志不分，乃凝于神，其痀偻之谓乎！”
在《知北游》上，又出现了同一性质的故事：
大马之捶钩者，年八十矣，而不失豪芒。大马曰：“子巧与？有道与？”
曰：“臣有守也。臣之年二十有好捶钩，于物无视也，非钩无察也。是用之者，假不用者也，以长得其用，而况乎无不用者乎！物孰不资焉！”
上面这些故事，无非说明当技术臻于圆熟洗练的程度，内心达到聚精会神的境地时，就是庄子所说的“道”了。
由此可知，道非一蹴而就，亦非可以骤然肯定的，而是透过经验或体验的历程所达到时的一种境界。
道既非高不可攀，当然可由学而致。于是庄子告诉我们，道是有方法可循的，得道的方法便是《齐物论》内所说的“隐机”、《人间世》所说的“心斋”和《大宗师》所说的“坐忘”。所谓“隐机”、“心斋”、“坐忘”等功夫，虽然说得玄妙了一些，常人不易体会，但是想来也不外是着重内在心境的凝聚蓄养。
上面两则神技的故事，说明一个技巧圆熟、精练的人，内心必然已到“用志不分”的“凝神”境地，而且胸有成竹、悠然自在。表现在行动上，就显得无比的优美，举手投足之间，莫不构成一幅美妙的画面。如此，要呈现庄子“道”的境界，便是艺术形象的表现了。
再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也可见庄子的“道”，乃是对普遍万物所呈现着一种美的观照。这在著名的“东郭子问道”上显现出来。
东郭子问于庄子曰：“所谓道，恶乎在？”
庄子曰：“无所不在。”
东郭子曰：“期而后可？”
庄子曰：“在蝼蚁。”
曰：“何其下邪？“
曰：“在稊稗。”
曰：“何其愈下邪？”
曰：“在瓦甓。”
曰：“何其愈甚邪？”
曰：“在屎溺。”
东郭子不应。……（《知北游》）
被人视为神圣无比的道，竟然充斥于屎溺之间，无怪乎东郭子气得连半句话也不回。事实上，我们应了解庄子乃是站在宇宙美的立场来观看万物——从动物、植物、矿物而至于废物，即连常人视为多么卑陋的东西，庄子却都能予以美化而灌注以无限的生机。
由这里，我们进一步发现到庄子的精神便是道遍及万物：不自我封闭，也不自我人类中心，这种遍及万物的精神，正是高度的人“道”主义的表现，也是“同一”精神的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