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既是世界工厂,也是世界烟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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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既是世界工厂,也是世界烟囱 - [拾零]
2008-03-04
作者:约瑟夫·卡恩(JOSEPH KAHN)、马克·兰德勒(MARK LANDLER)
翻译:韩伟
(图略)
中国邯郸,一个工人正在一家炼钢厂高炉旁做短暂休息。
附近居民同样生活在有毒的烟雾之中。
中国邯郸——当这个中国北方城市的居民把他们的衣服拿到户外晾晒时,附近邯钢散发出的颗粒粉尘常使得他们不得不取回重新再洗一遍。
世界的另一头,德国鲁尔谷(Ruhr Valley)蒂森克虏伯(Thyssen Krupp)以前钢厂的邻居们曾有过类似的麻烦。周日穿白衬衣去教堂做礼拜的男人们发现,回家时衣服就变成灰色了。
这两个城市相隔5000英里,都是有着十年经济剧变的钢铁之都,而且有着不同寻常的血缘关系。他们共用过同一个笨重的高炉:这个高炉是从德国的老工业中心被分拆后运到中国新鲁尔谷——河北省的。
这只是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数笔交易之一,在推动中国钢铁产量突飞猛进中起到了一定作用。中国的钢铁产量如今已经超过了德国、日本和美国的总和。并且,这也使得德国陷于失业和后工业化焦虑之中。
但是钢厂向空中喷出大量颗粒物,吞噬着中国火电厂发出的电能,造成了该国硫磺和二氧化碳本已数目庞大的排放量还在不断增长。相反,德国则洁净了天空,并在抗击全球变暖问题上成为领军国家。
工业革命曾使得西方国家变得富足,如今中国正在努力尝试再造工业革命,它吸收了曾变脏西方国家的大部分主要行业。在强大国家推动力的刺激下,中国公司一跃成为钢材、焦炭、铝材、水泥、化学药品、皮革、纸张和其他商品的主导者,所有这些商品的共性都是高耗能,在世界上其他国家面临更加严格的环境法规。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的加工厂,但是也成为了世界的大烟囱。
如此大规模的污染工业迁移对中国经济起飞造成了比较大的打击。一些经济学家认为,考虑到空气、土地、水和人身健康因素,两位数的发展速度对于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没有起多大作用。如果国家确实要致力于减少污染,将不得不花费高昂的代价更替或者翻新那些过时的产品装备。
中国日益恶化的环境也颠覆了全球变暖的地缘政治。中国生产并出口了数目繁多的商品,原来这些商品都是产自西方国家,西方国家也曾因此而富裕。当整个世界的排放总量处于飞速上升之时,如今的西方国家却可以标榜他们碳排放却在不断下降。
蒂森克虏伯之前生产钢材的所在地——鲁尔谷仍承负着高失业率的痛苦,因为工作机会更多的转向了低成本的国家,如中国。但是德国可以以较低的价格买入中国生产的iPod、洗衣机和货运船舶,因为中国宽松的污染管制,商品价格并没有完全反映环境损失。并且,外包的污染行业也还给了他们更加洁净的空气和水。
多特蒙德市环境监管人员威廉·格罗特(Wilhelm Grote)说:“我的看法是,中国正在重复着19世纪德国所犯的所有错误。他们将来会发现,之后恢复的代价远比从一开始就走正确的道路昂贵的多得多。”在他的回忆中,还是小孩子的他,刚刚给他爸爸洗完了车,不一会儿就会发现又被重新覆盖了一层烟灰。
在忽视工业化狂潮带来的环境后果之后多年,执政党开始下决心要发展出一个更加清洁的经济模式。北京已开始强力推行其雄心勃勃的节能减排目标,虽然目前看还远远不能实现。
官员们称,他们特别关注每年生产出口额达10亿美元商品所带来的环境负担。据总部位于巴黎的能源政策与研究团体——国际能源机构研究表明,一些人士估计中国的碳排放量已经超过了美国,其中超过1/3的排放量产生于为国外消费者生产产品过程中。
该国的中央计划部门最近出台了新规定,禁止从国外购买一些二手的工业设备,要求公司安置更新的节能系统。中国还取消了很多鼓励出口的规定,尤其是对于那些消耗大量能源并污染严重的公司打击很大。官员们警告说,一旦发现有公司违反了有关环境法律,就吊销他们的出口执照。
商务部官员陈广龙(音译)在今年秋季打击污染厂家的动员会中说到:“一些企业正在通过毁坏环境的方式来降低出口价格,他们将产品卖到了国外,但是污染物却留在自己国内。”
但是,几乎没有迹象表明中国官员真正为成为世界重工业中心而感到羞愧。即使中央的规划者们提醒钢材、铝材和水泥等板块将不会再得到多少国家支持,但是这几个行业的新工厂和新设备投资却增长迅速。预计,今年中国出口到欧盟的钢材总量是2006年记录的两倍。
位于北京南面、距离北京有300英里的邯郸市,既是个受益者,也是个受害者。当地人称之为邯钢的钢铁冶炼厂是政府的掌上明珠,政府允许其上市融资以扩大产能。和许多其他的中国特大型钢铁公司一样,他们都没有将他们处于闹市中这样一个现实考虑在内。
生活在邯钢西侧的居民生活在满是尘和烟构成的有毒气体之中,环境权威人士承认气体中含有数目众多的致癌物质。在公众采取了一系列抗议活动之后,该公司同意,每年支付一笔“污染费”补偿一些临近居民。
鲁尔得到的补偿则是另外一种。德国和欧盟已承诺投入220亿美元将该地区打造成为一个教育、科技和旅游中心。推土机正忙碌着将原蒂森克虏伯钢厂地区打造成具有一定起伏的梯形社区,社区内商店、旅馆和单独庭院的房子围绕在一个人工湖周围。
步履蹒跚的大跃进
邯钢是在毛的动议下兴建的。在1958年,在执政党第一次为钢铁大国努力的历程中,鼓励人们贡献出所有的东西,甚至包括锅碗瓢盆。他称这场战役为“大跃进”。
位于河北省南部干燥平原上的邯郸,是个古老而又被遗忘的城市,它的优势有两个:丰富的煤、铁纹脉资源和临近一条的贯穿南北铁路大动脉。
毛宣称:“古老的邯郸必因成为钢铁之都而焕发新的生机。”
之后,挨着邯郸火车站,当地政府在市中心西边树立起了一个“凯旋门”,雕塑有簇拥着的、英雄般的工人人物形象高可擎天。门里面则是生产出粗制铁和钢材的焦化、烧结和熔炼等工厂。
就经济学角度而言,邯钢并不比造成大规模饥荒的大跃进有更多的可取之处。在政府补贴的扶持下它得以存活数十年,这确实给3万名职工带来了好处,但生产出的低质量铁金属却只能获得较低的收益。
在上世纪90年代,邯钢面临效益低下的压力。管理者决定开始生产薄板金属制品,这种薄板金属制品除出口用于建筑材料外,还可以应用于家装、汽车行业。大规模的升级换代迫在眉睫。
背靠国有银行和上海证券市场,邯钢启动了翻修行动。但是愿景大大超过了预算能力。公司需要的是既节约又根本的解决办法来改造工厂。
答案来自欧洲,精确说是来自鲁尔谷。鲁尔有着丰富的煤炭和普鲁士人的热情,自19世纪中叶开始就一直是德国工业的装备作坊。
该区域最大的钢铁集团蒂森(Thyssen)、克虏伯(Krupp)和曼内斯曼(Mannesmann)是德国军队的武器制造商,后来也生产汽车工业薄板金属制品。
但是到上世纪60年代开始,德国的工业黄金时代开始衰退。矿主不得不挖得更深以提取煤炭,但是这样做已经不划算了。税收和劳动力成本也在上升,当时东西德国合并使得西德公司在和拥有补贴补助的东德公司竞争中处于下风。同时,政府实施高压政策,钢厂必须安装最新式的环保和节能控制系统。
鲁尔商业开发机构主任迈克尔·施瓦兹·罗德里安(Michael Schwarze-Rodrian)说:“在20世纪80年代,我们还曾幻想,这只是暂时的低谷,我们会重新变得强大。但是压力太大了,属于我们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蒂森和克虏伯于1997年合并了他们的钢铁业务,整合后的生产地点在莱茵河畔的杜伊斯堡市。
多特蒙德的众多钢铁公司(也被称为凤凰)自二战以前开始就一直是德国最大的钢铁集团,已经被列于关闭名单之上,也许都变成了一堆废铜烂铁了。
恰好,邯钢知道了这个消息。他们正想买一台相对较精密、但价格却只有新货一小部分的德国高炉。
邯钢董事长刘汉章(音译)在1998年他们从凤凰购买设备后接受当地媒体的采访中说:“世界钢铁工业的重组赋予了邯钢这个机会。一些人认为我们是一家低科技水平的钢铁厂,如今,我们一跃跨入一流行列了。”
德国根本无需自己动手分拆他们的工业遗物。邯钢运送了一批工人到多特蒙德。他们先将七层楼高的设备的每一部分都贴上标签,然后分拆,再打包装在数千个木条箱里,为到达天津港那段长途海运做准备。
蒂森克虏伯公司发言人欧文·施耐德(Erwin Schneider)说:“他们夜以继日地工作。如果他们是在德国劳动法的保护之下,他们根本不可能工作得如此迅速。”
这还不是唯一的案例。据该公司文献记载,仅邯钢一家为进口新旧设备总共花费了8亿美元。从法国Société Métallurgique de Normandie公司购买二手钢包炉、方坯连铸机,从卢森堡的阿尔贝德钢铁公司(Arbed)买了另一台高炉和一台烧结机。
其他的中国公司也蜂拥而至,加入到抢购欧洲廉价大甩卖的热潮中,就像是在搜刮着多特蒙德的财产。
在2000年,蒂森克虏伯将凤凰剩余的那一部分卖给了江苏沙钢集团——一家长江沿岸的私营钢厂。
在2003年,又有400名中国工人来到了鲁尔谷,将多特蒙德市的凯泽斯徒尔(Kaiserstuhl)焦化厂拆走了。为了迎合苛刻的欧洲环境标准,它才修建有几年时间。
如今它那些设备已归属于兖矿集团,一家位于山东省的焦化公司。
喧闹而脏污的行业
纵横4平方英里、类似于工业时代工厂博物馆的邯钢,拥有焦化、炼铁和炼钢等厂房,一天24小时都在不停运转,机器轰鸣,喷吐着浓烟。最古老的以煤炭为动力的锅炉,估计它原来的所有者是老安德鲁卡内基公司(Andrew Carnegie),边边角角已经锈迹斑斑、残缺不整。新添设备中的大部分已经是新式的属于节能设备了,用余热就可产生动力。
欧洲的“废弃物”则位于两者之间。邯钢用了好几年才将这些设备安装好,填补进他们的生产线。原属于凤凰的设备在这里被重新命名为7号高炉。诺曼底和卢森堡的机械成了钢厂3号车间的组成部分。
邯钢面对的是中国过度竞争的钢铁工业,它还不能获得稳定的收益。但是庞大的需求量却使产能得以扩张。96年后的这十年,邯钢出口份额增长了350%。
闪耀着黄色和通红的光,邯钢燃烧废气、吐着火焰的烟囱点燃了夜晚的天空。一列柴油动力的机车正拖运着煤炭经过,工厂四周的农舍和公寓楼跟着震颤不已。对于邯郸850万,尤其是生活在邯钢一墙之隔的几万名居民来说,这个庞然大物就是一个集合了噪音、毒害、印钞机和提供工作岗位的怪物。
孟仵村的田兰秀(音译)爬上邻居的房顶瞭望着对面绵延数里的邯钢。视野所及一片灰暗,她辨认出了7号高炉——“这个高炉就是西德来组装的。”紧挨着的是一个嘶嘶冒着水蒸气的冷凝塔和一个渗出黄色废气的焦化设备。
田女士说,她和其他村民已经学会适应邯钢污染的生活了。人们不在户外吃饭,以避免黑色的煤灰落到他们的米饭里。如果她的孩子晚上睡不着,她就给孩子的耳朵塞上棉花。
她说,一些孟仵人常常因为得了心脏病或者癌症年纪轻轻就去世了。她还没有证据来证明他们的死亡与钢铁厂有关联,但是她已经有些怀疑。她说:“10年来邯钢已经夺走了很多人的生命,可是我们希望活得更长久一些。我们知道的也越来越多了。”
邯钢拒绝了几项就生产和环境控制问题开展商讨的要求。但是该公司在与国内的新闻媒体的见面会上说,随着生产设备的升级,他们已经安装了污染控制设备,并且提升了当地的环境质量。
邯郸的官员也拒绝讨论该公司的任何话题。但是在2006年该市和天津大学联合开展的一份调查中,研究人员发现依附于城市周围煤灰颗粒物上的含笨化学物质处于不正常的高值水平。
一些研究显示,苯并芘与患肺癌有密切关系,焦化过程中产出的这种副产品聚合物可以通过空气传播。该报告说,邯郸的苯并芘聚合物水平只低于中国污染最严重的兰州和太原,是伦敦测得数值的100倍。
邯钢官员曾一度考虑将他们较为老旧和污染严重的生产线搬到城市西边更远一些的地方去。当地环保官员在2005年透露给官方媒体说,如果邯钢只是搬走部分的运转设备,邯郸二氧化硫就会减少65%。几个在邯钢工作的人说,最终邯钢没有搬迁老化设备是经过投票决定的,因为在成本上不可行。相反,邯钢和上海宝钢已经准备合作在新址建造一个新钢厂。邯钢的老厂仍在运转中。
居住在邯钢附近的人们已经为抗议污染奋争了多年。警方曾介入并逮捕了一些抗议者。公司方面也在寻求化解矛盾的方法,如为该地区的人提供工作岗位和其他福利等。
两年前的一次,田女士等老年妇女占多数的一群人坐到了通往邯钢的铁轨上,展开的标幅上写着“不要将我们的蓝天变成黑色”。他们的静坐造成了一辆火车被堵在外面不能进入。田女士说,他们要求邯钢可以将他们安置到远离工厂的地方。
这个要求遭到了邯钢的拒绝。但是邯钢同意为他们的搬迁支付一笔补贴,村民们称之为“污染费”。
在村里沿街的一面墙上贴着一条条浅绿色草质纸,上面列着每一家家长的名字和支付给他们的污染金额。田女士说她刚刚收到年度第三笔钱——140美元。
钢铁的梦想与诅咒
中国早已在10年前就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钢铁生产者。自那时起,美国和德国的钢铁产量就没有什么变化,而中国却一骑绝尘,将他们远远甩在后面。这十年,中国钢厂的出口量翻了五倍,占到了世界总量的38%。
这确实是实现了毛的梦想。但是事实也证明,钢铁同样还是个诅咒。中国拥有规模如邯钢的大型钢铁企业共77家,较小竞争者数以百计。他们的产能明显过剩,生产出的一些基本钢铁产品在国内和国外处于不盈利状态。更糟糕的是,钢铁远比中国——或者说是世界上——其他产业污染厉害得多。
虽然有政府下达要求节能增效的驱动,据中国钢铁联合会透露,今年钢铁行业消耗的电量比去年多出11%,相当于全国能源供应总量的1/10。
铝、水泥和钢铁是中国今年增加900亿瓦电能的最重要因素,这已经是中国连续第三年仅增加的电能就超过英国总量了。而且,85%的电能输出主要来自燃煤的火电厂。
国际能源机构几年前曾推测,中国将在2020年赶上美国碳污染物的排放量,如今他们认为中国今年就已经坐上头把交椅了。
中国商务部经济学家陈可辛(音译)说,软弱的环境法律和仍不昂贵的电价,甚至连同低廉的劳动成本,这些都使得中国的钢铁生产商可以在世界其他地方以低价销售。陈先生说:“这一优势没什么值得骄傲的。”
实际上,北京已经开始为钢铁出口降温。4月份,不仅取消了多项钢铁产品出口税返还政策,还对其中一些产品出口施加了附加费用。官员们希望可以就此使出口增速将下来。
但是陈先生说,中国现在已经主导了世界的钢铁贸易,出口量的下调将会抬高海外市场的价格,国内的钢铁产品也会因此而维持竞争优势。他说:“重新恢复到更加正常的贸易平衡状态还需要几年时间。”
随着污染行业迁移到中国,使得削减温室气体排放的国际努力和践行《京都议定书》的计划也变得复杂起来(《京都议定书》将在今后两年处于争议之中)。
中国工业发展主要是获益于发达国家放缓或是减少了他们的碳排放量,因为抗击气候变化的压力越来越大,对发达国家而言这确实在政治上和环境上都是有益的。即使是原先拒绝设置碳排放量限制的美国,最近腔调也软了很多。但是,中国的收获却如同镜花水月。
由卡内基梅隆大学研究人员开展的调查发现,如果美国在1997-2004年间进口的全部商品都由自己制造,美国碳排放量会高出30%。
为欧洲议会而开展的一项独立研究,就是要调查钢铁生产从德国转移到中国后的影响。他们发现,中国钢铁厂效率低下,更多地依赖煤炭,这就意味着中国每产出一顿钢铁排出的二氧化碳就相当于德国厂商的三倍。
在北京方面看来,连同其还处于中等水平的人均排放量和较低的生活水平,钢铁和其他“碳密集型”产品因此它拒绝接受碳排放的任何硬性规定。它说,富裕国家应该首先削减自己的排放量,并提供科技支持,只有这样中国造成的污染才不会像这些国家工业蓬勃时期那样多。
对此,一些顶级环境经济学家表示赞同。柏林的国际和欧洲环境政策生态研究所主任R.安德里亚·克雷默(R. Andreas Kraemer)说:“富裕型国家的影响范围很广泛,因为他们需要其他国家的资源。”
他和其他的专家们说,富裕国家不仅要减少未来的碳产出量,也许将不得不减少消费量。这样就会迫使他们计算他们到底从中国和其他地方进口了多少。
但是这种想法终究只停留于概念上,重工业转移到中国的局面丝毫不为所动。
德国就是中国镜子中的另一个自己。污染工厂都迁到了海外,煤矿依然萎缩。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德国碳排放量每年递减19%。
绿化中的德国
转变可以追述到上世纪70年代,那时德国第一次尝试限制汽油中铅的含量。这给1980年绿党的成立增添了动力,绿党是欧洲第一个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获得优势位置的环境政党。在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灾难的出现起来一定作用,西德成立了保护环境的政府部门。它要做的事情太多了。鲁尔工厂造成的酸雨严重毁坏了德国的森林资源。流经鲁尔谷西端的莱茵河几乎都没有了水生物。
1990年德国统一,西德也就此接收了欧洲最脏的东德低水平、褐色燃煤工厂。德国将东部清洁一空,关闭了许多低效能的工厂,碳排放量急剧减少。
统一也造就了新一代绿色政治领导者。原东德物理学家、总理安吉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于1994年进入国家政坛,后来成为总理的赫尔穆特·科尔(Helmut Kohl)认命她为环境部长。默克尔女士有个昵称“气候总理”,她推动了减少碳排放量的多边协议,而不顾美国对规定减排任务的强烈反对。
12月5日,她领导的政府通过立法:德国除在2020年完成额定任务外,还将减少的40%排放量。她说:“德国想树立一个榜样。”
多特蒙德和位于鲁尔谷的其他城市也许不能完全弥补工业转移到中国新钢铁巨人所造成的失业损失。该城市的失业率始终徘徊在15%,高出全国平均水平50%。
以前是钢铁工人的沃尔特·施瓦伦(Walter Schwalen),现年68岁。他从他二层小楼的窗户向外指着一个黑色的大坑说,原来凤凰的高炉就在那里日夜轰鸣。
他说在1998年,他是从窗户里看到一队中国工人拆卸并打包他原来的老工作间的。“我当时想,我们多么可怜的德国!一个接一个的工厂倒闭了。德国完了。”
可是,鲁尔地区还是个大型实验室:工业经济如何向后工业时代转变。原来有个关于沙尘和煤烟的笑话,清晨时,司机仍要打开他们汽车的前灯,才能看清前方煤烟迷雾中的情形。这个笑话也曾被认为是2010年欧洲文化中心的标志。
在埃森,一个已被掏空的煤矿变身成为表演艺术中心和博物馆。在波鸿,一个厂龄达105年的煤气发电厂如今成为了音乐厅,他高高的拱形屋顶可以提供专业品质级的音响效果。
鲁尔也正紧紧抓住污染工业的另一份遗产:52英里的艾美舍河(Emscher)。这条河原来饱受摧残,在19世纪晚期更是成为工业废料运输渠。德国正计划投入70亿美元使它重现生机。地下管道将废水引到处理厂后再以自然状态返回河内。河两岸是绿色景观带,以“工业遗产追溯”为主题,长达248英里,这些都将向游人开放。
多特蒙德在1960年有4万人在钢铁厂工作,如今只有3千人。但是信息技术和纳米技术产业已于五年前扎根这里了,并可提供2300个就业岗位。该地区原来没有一所大学,现在有了6所大学和8所学院,在校注册学生16万人。
即使是凤凰厂址也在发生变化。这个城市保留下了两个旧高炉,他们希望它可以成为一个户外表演艺术建筑群的标志,岁月感十足。政府正投入5亿美元用于深挖泥土以除走原来钢铁锻造过程中产生的化学残余物,这为造人工湖、发展住宅和目标群是创业公司的写字楼社区打下了基础。
鲁尔商业开发机构主任迈克尔·施瓦兹·罗德里安说:“这些为环境所做的工作需要三代人才能完成。我想,光是恢复工作就至少需要一代人的努力。”
(原载:纽约时报2007年12月21日) 来源:韩伟的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