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嫁妆膨胀之谜　种姓制下的新郎勒索-搜狐教育频道

唐学鹏
嫁妆成了一种不可忽视的社会收入再分配调节手段，大量的金钱从女方家长那儿流到了男方的家庭和亲戚手中。嫁妆大约是新娘家庭6年的年收入。“进入21世纪后，印度嫁妆市场行情是6万美元到13万美元之间。”
有这么一个社会，它沉积并流淌着的传统教化竟然默许和鼓励婚嫁时男人掏光女人口袋里的钱，这几乎是社会发生学上的“异形”。一个不可思议的现象。想想我们，在一个野蛮的残酷竞争的市场机制下存活，为了让一个还算乖巧的女人半推半就地走到我们的身边，需要在苦心积攒后拿到的房产证上加上她们的名字，忍受她们在光怪陆离的品牌店里漫长挑选，买一颗比弹子球还大的钻戒套在她们不堪负重的纤纤手指上，办几桌昂贵的酒席请她们的不三不四的朋友。并且，我们还需要对她们朝三暮四的秉性和忽冷忽热的脾气做最后的“买单”。
于是，从好逸恶劳的小小人性的角度看，我们应该羡慕这样的社会。女人向男人“纳贡”的社会。
令我们惊讶的是，这个国家同中国一样，也是一个女人紧俏女人严重不足的光棍之国。本不该如此。这个国家是印度。
印度，它是西方人谈资里的文明和谐的典范，各种文明宗教和风俗犬牙交错地融合在一起，乱糟糟的如同动物园般的印度市容。印度拥有民主，但它似乎不为印度过去50年来GDP“佛教徒般”的缓慢增长速度负责。印度用宝莱坞低成本的电影来表达自己影像资源的辽阔，但印度看电影的人数一直呈下降趋势。印度分流了美国IT业的一些工作职位，这让中国一些战略家疑神疑鬼，亢奋地加入了莫名其妙的“印度超越中国论”的海外媒体大合唱之中。我个人觉得，一切关于印度国家命运的“宏大叙事”都是可疑的。就像印度女人多次获得世界选美小姐并不代表着印度全民平均姿色等级的优胜（同其他国家相比）。而印度平凡女人的简单的生死婚嫁，却是衡量一个国家基本质素的有力参照。
嫁妆与勒索
经济学家Siwan　Anderson曾经发表过这样的论断：“按照一般的规律，所有的老牌东方国家在现代化的过程中，都伴随着嫁妆金额的下降甚至消失，男人为女人出钱，这叫‘新娘价格’。而只有印度，印度的嫁妆一路飙升，也就是说，‘新郎价格’越来越昂贵。”
印度裔著名学者Rao和Deolalikar在1998年发表的论文里指出：从1921年到1981年，印度男人在向女人索取嫁妆方面几近疯狂。嫁妆成了一种不可忽视的社会收入再分配调节手段，大量的金钱从女方家长那儿流到了男方的家庭和亲戚手中。
根据印度德里的社会学家PAUL的测算，印度嫁妆的平均价格：从1920－1929年这十年均价的3998卢比飙升到1980－1984年5年均价的71173卢比。PAUL说，“嫁妆在1920年时它的最高额为2000卢比。而1980年，印度嫁妆的最高价为50万至100万卢比。这么多年来物价上涨了14倍，扣除这个通货膨胀的因素，嫁妆的上涨也相当骇人听闻。”
Rao和Deolalikar研究表明，目前嫁妆的价值要占婚前财产的68％。毫无疑问，从家庭财务表上可以看出，女人从物质上帮助男人成了这个家。如果根据嫁妆占家庭收入流的比例来算，嫁妆大约是新娘家庭6年的收入。“进入21世纪后，印度嫁妆市场行情是6万美元到13万美元之间。”
对那些渴望出嫁的印度女人来说，她们的结婚已经成为一种经济勒索。男方经常在结婚前谈妥一个价码，然后又变着戏法来增加这个价码让女方家庭不堪忍受。在2003年5月，新德里郊区的出嫁少女妮莎·库尔玛就因为无法忍受男方贪婪的加价而愤怒地撕毁了婚约，她登上了西方大报的头版，成了反抗印度婚姻勒索的英雄。我从《60分钟时事杂志》里看到了印度女人争先恐后地表达对妮莎的敬意。这是一个伟大的瞬间。但也仅仅是瞬间，因为印度并没有改变什么。
尽管在1961年，秉承平等主义思想的尼赫鲁就出台了《反嫁妆法》，尼赫鲁认为，“嫁妆是邪恶的，是文明进步的障碍。”不过，印度民间社会有着自己庞大和精密的体系规则，《梨俱吠陀》的后人们固守着自己根深蒂固的哲学。无论是在繁华的首都还是在遥远的城邦，这个法案在实际的日常生活总遭到了忽视甚至抵制。由于嫁妆带来的家庭经济危机，导致了大规模的“溺（女）婴”。印度没有计划生育，男女比例照样严重失调。
现在，我们回到SIWAN的问题上来，为何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东方国家只有印度的嫁妆上升，而其他国家的嫁妆都一路走低？“印度例外论”的根源是什么？
血统的沽值
历史中的嫁妆财富价值的增减是有规律可寻的。
嫁妆在古希腊和罗马时期就存在，嫁妆上升最快的时期是罗马共和国的后期，其时，社会阶层发生了剧烈的变动，老的共和国议员仍旧享受着自身优越的等级，而新的贵族迅速崛起。老家伙把持了一定的政治话语权，而新势力则在经济占有上更胜一筹。罗马共和国涌动着两大阶层通婚的风潮，这是一次急匆匆的“媾和”，导致的结果之一是，嫁妆在公元300年以后的一段岁月里飞速上涨。金钱流动的方向是从新贵族流向老家伙。而随后的嫁妆贬值是因为日尔曼人对罗马帝国的野蛮入侵（HUGHES　1985）。
另外一个观测点可以选取中世纪。中世纪欧洲的嫁妆风很盛，但是它们的价格保持了长期的稳定，并没有明显的增长。这种乏味的稳定终于在文艺复兴前期被快速打破，威尼斯和佛罗论萨诞生了一批从平民堆里爬出来的有钱人，这些新兴的中产阶级希望攀附上贵族来获得某种身份，心照不宣交换式的通婚拉动了嫁妆的飞速上涨。根据学者SIOW的研究，佛罗论萨的嫁妆水平从1260－1299年的406.3里拉上升到1420－1435年的1643里拉。
我还想说一说我们的唐朝和宋朝时嫁妆增长幅度的区别。唐朝还沿袭了门第政治，整个王朝支持政治豪门氏族的血统论。尽管唐朝搞了科举取士，但是它所囊括的平等是有限的，大大落后于宋朝。宋朝推行了一整套的社会教育计划，它的科举体制更为完善和无歧视性，科举取士更为开放和公正，大量出身平民的政治精英和经济老手自然涌现。宋朝是经济自由和政治公平的上佳社会，尽管这个上佳社会不住地被北方的野蛮势力所骚扰。毫无疑问，平民暴发户迫切地希望通过与老牌氏族的联姻摆脱过去身份上的酸楚，于是，整个宋朝，尤其是经济发达的南宋，嫁妆不可遏制地上涨，比唐朝要高得多。
总结上述，可以把嫁妆上涨归纳成三点：一.存在等级制，二.社会有一定的开放和自由，阶层开始分化和对立，能够让平民和低等级出身的人获得社会资源以及经济资源。三.平民暴发户愿意通过联姻拿出嫁妆购买“自己后代”的身份资格，实现等级上迁。
简单地说，就是血统（出身等级），尤其是高贵的血统，如何表达自己的市场价值。
恰恰在血统论上，印度是最强大和稳固的。印度存在着种姓制，存在着婆罗门和贱民。印度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扩大了受教育群体，更多的低种姓的人受到了教育，这些人通过自己的智慧和创造赚了大钱。印度现在大多数通过自己努力致富的中产阶级都是低种姓出身（DESHPANDE　2000）。
印度的等级遗传规则中严厉规定：孩子出身的等级将根据孩子父亲的等级而定。也就是说，如果一个高种姓的男人找了一个低种姓的女人，那么他们的孩子仍然是婆罗门，但高种姓的女人下嫁给低种姓的男人，那孩子则成了贱民。在印度，种姓的优越在社会的认同和政治资源的占有上还是有极大好处的。所以那些低等级的中产阶级希望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一个“好人家”：婆罗门的男人。这些可怜的贱民们希望自己的外孙实现“血统上”的贵族化。很少有高种姓的女人嫁给低种姓的男人。当然，如果印度教义更改了血统遗传规则，孩子的等级根据母亲的等级所定，机制不变，金钱流动的箭头方向将打个转，从男人的口袋流向女人的腰包。聘礼取代嫁妆，男婴值得丢弃。
实际上，当社会向现代化、市场自由和机会平等前进的时候，会出现三种不同的模式。第一是等级型的，比如前工业化时期的法国，农业是经济大头，贵族总是地主，他们拥有土地，收取地租和发放高利贷，他们不给其他阶层任何牟利机会，他们的出身等级和他们拥有的地主世袭流传，生生不息。第二是并列型的，由于机会的开放，一批下等人成了阔佬，老贵族不善经营散财严重。于是，导致了不仅等级是社会排序的指标，而且财富多少也是社会排序的指标。两种序列的社会使得两个阶层眉来眼去，新阔佬涂改了自己的旧血统，穷贵族分享了别人的新财富。嫁妆的膨胀主要出自这个时期。第三是，财富型社会。当新暴发户突然意识到“宁有种乎？”的命题时，愤懑而严峻的念头成了仇恨的先导，新人们不再愿意让血统论变成瓜分他们辛苦打拼的筹码，他们强调了未来的正常社会只应该是以钱的多少来排序的社会，两个阶层过去的秋波变成了疏离的白眼，这场演化成正名运动的资产阶级革命到来就是一个或迟或早的问题。
印度的嫁妆也使得我们不得不遐想传统的另外一重阴影。在右翼和文化保守主义日益主流的知识界，自然演进在语汇上高于自发革命，传统遗留的既定利益打上了产权的美称，并借助科斯定理转移成社会福利的最大化。这条貌似稳妥渐进、拒绝革命的路线张扬着鸵鸟主义的哲学，这是一场忽略隐秘哭声的道白。那些被极端自由主义势力恐吓的危险底层受虐者在知识权力上“失聪了”，就像可怜的印度女人那样，就像妮莎·库尔玛一样，即使大声说出了可鄙的事实，赢得了缥缈的赞许，还是不得不坠落于原地不动的樊牢。
当一种文明，所谓的和谐式、多样式的文明，各自独白良性互动的文明，它欺负女人，欺负母亲、姐姐、情人、女儿时，它注定是污浊和下贱的。它的灭亡也是值得期待和推动的。也许这仅仅是情感的偏执，我毫不怀疑，理性孕育其中，并同正义会心地邂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