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痞子之真”到“大众之浅”——论当代北京文化中的王朔、冯小刚潮流 作者：刘东超

当代中国社会各个层面、各种渠道的频繁交流使文化的地域色彩已经有所减弱。但是，这种“减弱”远远不足以使文化的地域性消失并使整体的中华文化匀质化或单一化。这一是由于历史文化的长期地域性积淀至今仍然广泛、深厚地存在，二是由于各种不同的地理环境仍然在强烈地作用于当地人民对生活和自然的感知，并必然表现在他们的思想感情和和语言行为之中。比如，当代北京文化就明显不同于当代上海文化，这二者又不同于当代新疆文化、当代陕西文化、当代西藏文化、当代川渝文化、当代港台文化等，而这种“不同”无疑是时间维度的积累和空间维度上的差异共同造成的结果。在此，我们想要讨论一下当代北京文化的这一“不同”所在及其得失所在。由于这一题目涵盖内容极为丰富和广泛，在此，我们选取王朔和冯小刚这两个颇具代表性的人物作为楔入这一问题的视角。
之所以选择王、冯作为当代北京文化的某种代表，一是因为他们二人巨大的社会知名度和影响力，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开始他们就逐渐成为北京大众文化的主力“打手”，并通过小说和影视建立了自己在北京和全国的赫赫声名，这种声名是其他也被视作当代京派文化代表的人物（象汪曾祺、邓友梅、张中行、王世襄等）没有办法相比的（当然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没有必要进行这一比较，因为后面这几位更具有精英文化色彩）。二是因为王、冯的文艺作品是较为典型的京派文化。无论从语言到内容、从人物到情节都极为符合北京当代的社会生活，并因此鲜明地反映了北京的风土人情、世态万象。所以，用他们二位来代表当代北京文化尤其是其中的大众文化层面无疑会得到绝大多数文艺受众的赞同。
进一步我们要讨论的是，被人们视为京派大众文化代表的王、冯给当代北京文化提供了什么独特的东西、做出了哪些他人所无的“贡献”呢？也可以说，由于他们的活动使当代北京文化表现出与其他地方文化哪些不同呢？
一 “痞子之真”
“痞子”一词是原北影厂厂长宋崇早年给王朔的“定位”。从那以后，在相当多的观众和读者眼中，王朔作品甚至他本人就被紧密地和“痞子”联系在一起，以致他自己后来都使用这一概念来自认，认为“我作品中真正有价值的就是那中间的痞子精神”（王朔《无知者无畏》12页，春风文艺出版社，2000年）。实际上，如果我们暂不考虑“痞子”一词的褒贬色彩，仅将它理解为一种文化形象或文化品格，它确实可以代表王朔给当代北京文化增加的新质素、新风尚。这一论断恐怕不会引起多大的异议。
那么，这种“痞子”和“痞子”品格是什么呢？按照王朔的解释是“低俗”，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的说法是“恶棍”或“流氓”。实际上，在当代汉语中它指的是社会边缘或游手好闲或愤世嫉俗或为非作歹或违法乱纪的一批人（多为年轻人）及其精神特征，这批人可能是地道的流氓或恶棍，也可能仅具有“流氓”色彩但并不怎么违法乱纪，但“低俗”、“粗野”、“放肆”、“尖酸”等却是他们共同的特征。这些过去在文艺作品中多作为反面形象出现的人物，却被王朔以正面或中性形象且多作为主人公来描绘。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他为当代中国文学增添的这种新写法、新形象曾经在社会上和学术界引起巨大的反响。不过，在社会大众和学界的认知中，仅仅靠这种文学的新形象还远不足以使王朔成其为王朔。在我看来，关键在于他通过痞子形象得到了一种观察中国社会生活的新视角，在他自己眼里和相当一部分人眼里，他从这种视角看到了社会和人生的某种“真实”。简要说来，这种“真实”可以归结为王朔作品中两个根深蒂固的观念：一是生活的无聊和人生的无奈，二是宏大话语的虚幻和无力。正是从这两点“真实”出发，他推演出了自己塑造的文艺形象——痞子们或准痞子们的生活态度和思想方向。
在前一观念的基础上，王朔在作品中展现了两种生活态度。一种是“无所谓”、“浑不吝”地安于平庸、自得其乐。《顽主》中的一个人物于观说得很清楚：“听着，我们可以忍受种种不便并安适自得，因为我们知道没有完美无缺的玩意儿，哪儿都一样。我们对别人没有任何要求，就是我们生活不如意我们也不想怪别人，实际上也怪不着别人，何况我们并没有觉得受了亏待，愤世嫉俗无由而来。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既然不足以成事我们宁愿安静地等到地老天荒。”实际上，在这部小说和《你不是一个俗人》、《一点正经没有》中，于观、杨重、马青、方言诸人持守的都是这种生活态度，在生活中的表现就是大量的调侃、开涮、起哄。二是放纵感官、发泄物欲，按照《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中“我”的说法就是：“拼命吃拼命玩拼命乐”。这在王朔作品中许多人物身上都有体现，比如《橡皮人》中的“我”、李白玲、张燕生等等，《玩的就是心跳》中的“我”、高洋、夏红、乔乔之类，《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中前半部分的“我”、方方、卫宁、亚红一伙，《许爷》中前半部分的吴建新、“我”等。如果说前一种生活态度仅仅是带有痞气，那么，后一种生活态度就是典型痞子式的。
在后一观念的基础上，王朔在作品中对道德、知识、信仰和官方话语进行了消解、亵渎和颠覆。这一“工作”最为明显地体现在他富有特色的大量反讽语言上，比如《玩的就是心跳》中吴胖子将玩麻将说成是“开党小组会”和“过组织生活”，《一点正经没有》中马青说于观：“劳动光明正大你就不怕遭报应？”《千万别把我当人》中唐元豹说痞子刘顺明“您是真正的文化人”，《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中“我”说女流氓亚红“你是怎么坚贞不屈的”。这一“工作”也表现在王朔对一些人物的描写上，比如《顽主》中对“青年导师”赵尧舜尽情地冷嘲热讽，将他描写为内心龌龊无比却又满口道德理想的伪君子。更为值得重视的是，这一“工作”贯穿在他的几乎所有作品的深层主旨和内在精神中，王蒙说王朔躲避庄严、神圣、伟大、崇高，陈晓明说王朔是“反本质主义”，刘震云说从王朔的小说中读出的就是两个字“别装”，表达的主旨都是这样的意思。
实事求是地说，王朔通过“痞子”之眼发现的“真实”在相当程度上和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社会状况相符合。当时，忍受现实生活的无聊、无常、不如意、不完美是大多数人生活的真实状态，被那个社会广泛宣传的道德、理想、信仰和一些意识形态说辞也的确包含了许多虚假的内容，能看到这些确实反映出王朔的犀利、独到之处。但是，当他对这些社会和人生的“真实”用痞子的方式来处理时，就将生活的负面成分过度强调和夸张，忽略了生活中光明、幸福的一面，也忽略了许多宏大话语的必要功能和深远意义。因此，这种痞子式的生活态度和思想方式会在现实生活中会造成不可估量的负面社会影响。
另外有必要说明一点的是，王朔不仅在作品中展示着他看到的“痞子之真”，而且还身体力行这种“痞子之真”，那就是使用痞子语言对各种文化现象和文化人物进行点评，这种点评当然不乏把握住事物真实面貌的深刻之处，但他的表达方式却是冷嘲热讽、骂骂咧咧，极尽讽刺挖苦、尖酸刻薄之能事，因而招来了大量的批评和反感。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因“真”而过导致的“恶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