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袁伟时：把历史本来面目写在纸上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4 22:45:45
不是所有的人都会遭遇历史的沉重，可历史的缄默却一定会成为所有人心尖上的负担。
袁伟时：把历史本来面目写在纸上
深圳商报 汤万君
袁伟时是我的老师，也是我老师的老师。
以前一直以为袁伟时是历史学出身，一则是因为我看过的他的书都与历史有关：一本是《晚清大变局中的思潮与人物》（海天出版社，1992），另一本就是只出了上卷的《中国现代哲学史稿》（中山大学出版社，1987）。另外的原因就是他给我上过的惟一一门课也是关于历史的。
1995年，几近退休的袁老师为我们开设“哲学史方法论”。开课前，我开始认真阅读《思潮与人物》，冀望着课堂上的对话能给他留下好的印象。但没有想到那竟是一个没有《思潮与人物》的学期，无论是课上的讨论还是课下的书目，此书皆未上榜，他要求我们认真研读的是韦伯的《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以及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似乎，他在有意或无意地回避着什么。
那年的袁伟时已年过“耳顺”，面孔和现在一样十分清癯，清癯的面孔上总是挂着儿童似的笑容。这种笑，意义非常的简单和确定，不像现今每天拜见的面孔上声张着的各种符号那么丰富。
如今忆起，当年的袁老师也不是完全的“耳顺”。记得一次课上，不知是哪位同学试图用一本“概论”中的所谓正统框架辩驳韦伯有关资本主义的发生和新教伦理之间的关系，袁老师放下了笑容。笑容停歇的瞬间沉默中，我看到了一个知识分子内心的那丝凝重，那份悯怀，也触摸到了他在十年前就成就了的学术信念：“只把我看到的历史本来面目如实地写在纸上”（见《中国现代哲学史稿》上卷后记）。
从袁老师退休到我们毕业，两年多的时间。这期间，我们还经常见面，不过场合已经不同，场合中的关系也发生了转变：他到系里来不再是授课，而更多地是参加一些学术讲座———和我们一样听讲，一样发问，也和我们一样做起了他人的听众和学生。不变的是，面孔依然清癯，清癯的面孔上挂着的还是那种儿童似的笑容，以及那种笑容中饱含的简单和确定。
袁老师永远是个简单的人。记得有段时间，他竟像“树人书店”的店东一样，干起荐书的活来。每次见面，总不忘告诉我们这本书出了，那本书来了。好像荐书予人正如自己闻道般受用。记忆及此，不禁走向书架取下忆念中他努力的成果———米瑟斯的《自由与繁荣的国度》、雅赛的《重申自由主义》、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波普尔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本本翻看着记录在书本扉页上的购书时间和地点，脑海里开始重复出现的是哲学系旧楼三层那间简陋的教室，比照起后来文科大楼里明亮的窗几，那时的场景怎么看都像是一幅幅可以在Photoshop里随意裁量的相片———颜色尽可增褪，感悟却非依然。
袁伟时书写历史本来面目的信念，很像是我的论文导师。有次几人闲谈，问起刚从哈佛回来的导师大学时为何选报历史，答曰：中学读报时看到的“要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的说法是其选择的思想源头。用他们师生两代人的信念比照自己，我必须承认，作为他们的学生，我是不合格的，因为我一向不喜欢也不信任历史———既不喜欢它无边的缄默，也无法信任它巨大的诡异和权变。
前些天途经广州，和袁师再做长谈。那天下午，端坐在他并不宽阔的居室内，话题却宽阔无边。又睹他清癯的面孔上儿童般的笑容，听着他在小说中了解现实和相约山水的笑谈，隐隐间会遇了之前数年间精神困惑的答解：不是所有的人都会遭遇历史的沉重，可历史的缄默却一定会成为所有人心尖上的负担。
袁伟时：把历史本来面目写在纸上
深圳商报 汤万君
袁伟时是我的老师，也是我老师的老师。
以前一直以为袁伟时是历史学出身，一则是因为我看过的他的书都与历史有关：一本是《晚清大变局中的思潮与人物》（海天出版社，1992），另一本就是只出了上卷的《中国现代哲学史稿》（中山大学出版社，1987）。另外的原因就是他给我上过的惟一一门课也是关于历史的。
1995年，几近退休的袁老师为我们开设“哲学史方法论”。开课前，我开始认真阅读《思潮与人物》，冀望着课堂上的对话能给他留下好的印象。但没有想到那竟是一个没有《思潮与人物》的学期，无论是课上的讨论还是课下的书目，此书皆未上榜，他要求我们认真研读的是韦伯的《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以及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似乎，他在有意或无意地回避着什么。
那年的袁伟时已年过“耳顺”，面孔和现在一样十分清癯，清癯的面孔上总是挂着儿童似的笑容。这种笑，意义非常的简单和确定，不像现今每天拜见的面孔上声张着的各种符号那么丰富。
如今忆起，当年的袁老师也不是完全的“耳顺”。记得一次课上，不知是哪位同学试图用一本“概论”中的所谓正统框架辩驳韦伯有关资本主义的发生和新教伦理之间的关系，袁老师放下了笑容。笑容停歇的瞬间沉默中，我看到了一个知识分子内心的那丝凝重，那份悯怀，也触摸到了他在十年前就成就了的学术信念：“只把我看到的历史本来面目如实地写在纸上”（见《中国现代哲学史稿》上卷后记）。
从袁老师退休到我们毕业，两年多的时间。这期间，我们还经常见面，不过场合已经不同，场合中的关系也发生了转变：他到系里来不再是授课，而更多地是参加一些学术讲座———和我们一样听讲，一样发问，也和我们一样做起了他人的听众和学生。不变的是，面孔依然清癯，清癯的面孔上挂着的还是那种儿童似的笑容，以及那种笑容中饱含的简单和确定。
袁老师永远是个简单的人。记得有段时间，他竟像“树人书店”的店东一样，干起荐书的活来。每次见面，总不忘告诉我们这本书出了，那本书来了。好像荐书予人正如自己闻道般受用。记忆及此，不禁走向书架取下忆念中他努力的成果———米瑟斯的《自由与繁荣的国度》、雅赛的《重申自由主义》、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波普尔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本本翻看着记录在书本扉页上的购书时间和地点，脑海里开始重复出现的是哲学系旧楼三层那间简陋的教室，比照起后来文科大楼里明亮的窗几，那时的场景怎么看都像是一幅幅可以在Photoshop里随意裁量的相片———颜色尽可增褪，感悟却非依然。
袁伟时书写历史本来面目的信念，很像是我的论文导师。有次几人闲谈，问起刚从哈佛回来的导师大学时为何选报历史，答曰：中学读报时看到的“要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的说法是其选择的思想源头。用他们师生两代人的信念比照自己，我必须承认，作为他们的学生，我是不合格的，因为我一向不喜欢也不信任历史———既不喜欢它无边的缄默，也无法信任它巨大的诡异和权变。
前些天途经广州，和袁师再做长谈。那天下午，端坐在他并不宽阔的居室内，话题却宽阔无边。又睹他清癯的面孔上儿童般的笑容，听着他在小说中了解现实和相约山水的笑谈，隐隐间会遇了之前数年间精神困惑的答解：不是所有的人都会遭遇历史的沉重，可历史的缄默却一定会成为所有人心尖上的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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