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与科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网站

人文与科学如是我闻丛札·人文与科学
作者: 金德万
人文这个词有三种指称：其一，指对最高价值、终极关怀的一种诉求；其次，指把人的尺度作为最高价值的尺度，所谓人文主义、人道主义，人本主义；其三，指文艺史哲这些人文学科的学习和培养。
这三种指称互有联系，但要严格地区分开来。例如90年代初期关于人文精神的大讨论可以看作为第一种意义上的人文关怀。80年代关于人道主义的讨论可能看作为第二种意义上的人文关怀。目前正在进行的人文素质教育的讨论可以看作为第三种意义上的人文关怀。
这三种意义之间并不必然地具有一致性，也并不必然地排斥科学。90年代的人文精神讨论，所抨击的主要是中国的人文学界而不是科学界。80年代的人道主义讨论也不反对科学，相反倒认为科学是达致人道主义的，应该清醒地认识推崇理性至上可能丧失第一种意义上的人文关怀；目前的人文素质教育也不排斥科学，相反倒是有不少像华中科技大学的老校长杨叔子院士这样的科学家在大声激呼，况且与这种呼吁相伴随的还有文科学生多学点科学知识的要求。
科学这个词也有三种指称：其一，指人类与自然交往的过程中形成的系统周备的知识；其次，指特别属于希腊─欧洲文明的人文形式和知识传统；其三，指近代以来以牛顿数理科学为典范的自然知识体系。
真正严格意义上的科学是上述第二种科学。以历史深度来评价，第二种意义上的科学是最严格的，第三种次之，第一种再次。
学科discipline一词源自拉丁语的动词discere（学习）和由此派生的名词discipulus（学习者）。中世纪文化首次出现了系统的学术课程规划，使得古典人文学科分化为人文类（文法、修辞、逻辑）和认知类（算术、几何、天文）。这为其后兴起的系统专业教育的大学university提供了一种基础。中世纪末，在巴黎大学得到承认的是如下学科：
（1）语法、逻辑、辩证法──总称为trivium
（2）算术、几何、天文学、音乐──quadrivium
（1）（2）均属于arts liberales，此外还有神学、法律和神学方面的职业研究。我们之所以把一切系统的自然知识都称作科学Science，是因为近代以来最有影响的自然知识叫做科学，而近代西方的自然知识之所以能够被称作科学，是因为它继承了希腊以来的西方理性传统。
主张弘扬科学精神，大致想表达的意思也有三种：其一，人数最多，喊得最响，是强调科学因为有了科学方法而成为最高明的、最具智慧的人类事业，所以希望人们崇尚科学，学习科学方法、运用科学方法，并且将这叫做弘扬科学精神。在这种意义上强调科学，可以称之为科学主义或唯科学主义。其实并不存在普遍管用的科学方法，不应该也不可能将科学方法运用到一切领域。包治百病的万丹灵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无上妙论，大抵都不太可靠。在唯科学主义背后起支配作用的，实际上是那种极端的权力意志和狂妄自大的人文主义。当然，在中国的特殊国情下，也还是应提倡一点科学主义。
其次，希望大家多学一点科学知识，多了解一下科学的活动和过程，特别是，文科学生不要成为完全的科盲，理科学生不要陷于过分狭隘的领域里。在这个意义上强调科学精神跟强调人文关怀在目标上是一致的，均是素质教育的题中应有之义。
其三，强调科学的精神意蕴，即强调科学本来就是对人性的提升，是一种审美的自由创造过程，反对单纯的功利主义、物质主义、权力意志，把科学看成是人类自我解放的伟大尝试。科学因而在精神层面上与人文精神，与对人的终极关怀达到一致。科学精神本质上是自由的精神。
勿庸讳言，不少科学家和人文学者持有这样的科学观：自觉与不自觉地受制于自高自大的人文主义和技术至上的权力意志，搞力量崇拜、效率崇拜，坚持片面的工具理性，拒绝终极关怀。
科学的精神理应体现为人的自由的本性，必须超越片面的工具理性和实利主义，才能恢复科学的自由精神。
将人文作为科学和人文的共同基础，现实地说，一个反科学主义者并不必然是一个人文主义者，也可能是一个反人文主义者。人文可拆分为人与文两部分。人讲的是理想的人、理想的人性，最好的存在方式，也就是蕴涵着终极关怀和最高价值。文指的是文而化之，是达到理想人性的方式，文而化之的对人的培养方案。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通常所讲的人文学科，主要指的是文的一部分。英文Humanities来自拉西文Humanitas，而拉丁文又继承了希腊文Paideia的意思，即对理想人性Humanity的培养和训练。Culture亦具培植和养育的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类的一切文化形式，科学也好，艺术也好，都是服务于这个目标的，区别只在于，认同什么样的理想人性？以什么样的方式来文而化之（培养）？
不同的文化体系认同不同的理想人性，就会产生不同的占主导地位的知识形式。科学是特别属于西方的人文知识，与西方思想所追求的最高价值极具关联。在对理想人性的认同方面，以希腊思想为主导的西方思想与中国思想有很重大的区别。可以把西方思想所认同的理想人性称为自由，把中国主流思想所认同的理想人性以儒家所说称为仁。例如，亚里士多德有一句名言，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中国古代也有一个格言，为尊者讳，子为父隐。在两个格言的背后，起支配作用的就是对不同的最高价值的认同，这里没有孰是孰非，高下等第的分别。
以自由为理想人性和最高价值的西文文化必定以科学作为他们的主要人文形式，而以仁为思想人性的中国文化，必定以礼作为主要的人文形式。古代中国人和古代希腊人都很注意观天，并记录下天象的变化，但是他们却创造了不同的知识形式。禀承“自由学问”的希腊人创造了数理天文学，而讲究“天人合一”的中国人则提出了天人感应以供制定礼仪。
说科学是特别属于西方人而不是属于中国人的学问，毫不含褒贬的意思，在自由和仁的层面上很难评判高低。不能够因为接受了西方的价值体系，就觉得中国古代没有科学是一件很丢人的事情。如果认为中国古代不是没有科学，但又不接受西方的价值体系，这就不对了。在这些人看来，科学是一种中性的、不依赖文化价值体系的、全人类普遍从事的事业。这显然是错误的。属于不同文化传统的人群，通常把他们的聪明才智以不同的方式用在不同的地方。希腊传统的西方人创造了科学来展示他们最优秀的智力活动，这里的科学就不光是数学和自然科学，哲学、伦理学、美学也属于科学，而且哲学应该是最严格意义上的科学。所有的科学都能够传递文化价值，其中一部分是通过在已知和未知之间、在合理与不合理的实例之间、在论证与其不同层次地立基于的各种理由之间；另一部分则通过有关文化现象、社会现象和物理现象的知识，以人作为文化主体来发挥其独特的文化功能。我们知道，文艺复兴时代的达·芬奇，用现在的眼光来看他就是一个横跨各个领域的天才专家，他既是画家，又是雕塑家，又是生理学家，又是医学家，又是建筑师，又是航空理论家。科学的分化是在文艺复兴之后，特别是工业革命之后。分化到今天，越分越细。我们现在所享有的物质文明和拥有的知识系统当然都受赐于这三百年来的分化。这一分化在给人类带来福祉的同时，同样也带来了灾难，人为的灾难，这也是必须说明的。20世纪以后，中国人写出了不少中国科学史和中国哲学史，人们可以发现中国的科学家与哲学家是互不搭界的。可是西方的哲学家和科学家却关系密切，甚至难分彼此。真正的科学精神就是自由精神，科学丢失了这个维度，就丧失了自己的主心骨。中国人总是找不到科学精神，一个很大的原因是我们的传统文化里根本就缺乏自由这个维度。
科学或者理性科学的根本特征在于它的内在性，即自己替自己做主，自己决定自己，这当然就是自由的本义。科学家们常说，自然科学有自己的目标，自己的方法，自己的纠错机制等等，其实说的就是内在性。发现一个理性的世界，一个自己为自己立法的世界，这是西方人对人类文明的一个重大的贡献。相比较而言，我们中国人缺乏这个纯粹内在的理性世界，我们在随机应变，万事从权上发展了一套高超的能力和艺术。合情合理，情在理前；理是相对的，情反而是绝对的，这个情与礼相近，发乎情而止乎礼，可是希腊的理性进入了内在性的高度，因此理是绝对的。
内在性的科学崇尚非功利，为科学而科学，为知识而知识。这是科学之为自由的一个突出的例证。
内在性的科学把科学的探索看成是一种人性的修炼，看成一种审美行为。比如爱因斯坦就多次强调科学是人类精神的自由创造。科学研究的本质并不是一种机械性的知识产出活动，而更像是艺术家的创造活动。真正令人激动不已的不是获得诸多殊荣的研究成果，而是无人知晓、无法预知的研究过程，科学精神在本质上具有人类的审美功能。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科学的内在性和自足性很容易被曲解或误解为中性。道德中立、价值无涉，都属于这种误解。真正的内在性是有目的指向的，这不是指向别的，而就是指向自身。也就是说，科学决非价值无涉，它所追求的是这种追求本身。这才是完全的内在性和健全的理性，否则是片面的理性。
胡塞尔批判近代哲学要不就搞非理性，要不就陷入实证主义片面的理性之中，并把这种理性被否定被曲解称为西方科学的危机。这里所讲的科学自然不只是近代意义上的自然科学，而是理性，是西方文化的精髓，是西方人的精神支柱，所以科学的危机在他看来就是西方人的危机。怀特海也说，数学与善的本质是一致的，也是试图恢复一种健全的理性，科学是内在的，但不是僵死的，而是有所追求的，这种追求就是它所具有的精神性。
科学丢弃了自由的理想，就丧失了其人文的本性。要让科学回归人性，首先就要让科学成为自由的科学。
科学活动由下述三条定则予以论证：
一、适用于所有这类活动的一般性论证，即科学活动的一般：真理本身的价值和对真理的追求所具的价值。
二、其研究具有效用性，即：给定初始条件和一般规律进行逻辑推论，因而能够在说明、规范和预测的内在相互关系中具有效用。
三、在文化上具有培育教化提升人的素质的功能性。
还有一个必备的条件，那就是科学活动的结果应该能够在一种目的合理的情形下加以应用。也就是说科学活动的切入点必须对居住在相关的主体性世界中的人们来说是可以通达的（假定他们具有正常的能力，能清楚地表达，并愿意交往）。
如果这类活动的成果不能被不介入其中的人所获取的话，立足于文化之授与的科学的最基本信誉就会削弱。
科学与人文的分裂是从近代科学兴起以来才有的。其分裂具有两种涵义；一是指自由科学与人文学科的学科分化严重，科学家与人文学者的职业分工拉大，文不学理，理不习文，从而导致两大阵营的对立与冲突；第二个指科学自觉不自觉地放弃了人文关怀，放弃了对最高价值的追求和守持，这种意义上的人文就不是指狭义的人文学科和人文学者。两种涵义的分裂均始自近代。
分裂并非由近代科学所带来，准确地说应该是与近代科学相伴而生的，都是特定时代精神的产物。这个时代精神不妨可以两个方面表述，一是人文主义Humanism，一是权力意志Will to Power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技术理性。近代科学正是在这两种时代精神引导下成长起来。
文艺复兴以来，西方出现一种特定形式的人文主义，即把人本身放在最高的位置，成为价值原点，成为世界的中心，由此开创了一个所谓主体性的时代。自从有了人文主义，人与他的世界开始分裂，人对他的世界来说越来越成为一个不相干的旁观者，而世界越来越成为人类役使的对象。征服自然成为新时代的主旋律。
与人文主义相呼应的是尼采的所谓权力意志。权力意志的膨胀使得对力量的要求成为近代科学得以发展的一个内在动机。培根多次呼吁科学应该增进人类的物质福利，而不能像希腊人那样喋喋多言，不能有所制作。对力量的控制和运用，使人文主义得以确认。
近代科学有两个传统，一是笛卡尔传统。一是培根传统。笛卡尔讲我思故我在，讲理性通过主体性对世界进行规划，是理性的一种自我奠基。培根讲知识就是力量，指明近代科学应该服务于权力意志。这两个传统共同塑造了近代新的理性，即技术理性。它服务于力量的要求，允诺无限的可能性，因此近代科学必然要求预测的有效性。培根说“欲征服自然，必服从自然”，服从自然也就是服从自然的规律，而自然的规律也就是自然的可预测性。可预测、可控制、有效率成为技术理性的基本逻辑。
分裂在第一种涵义上是学科严重分化。这与技术理性的效率原则有关。力量型科学要求一种分工型的科学和教育体制，只有理解型的科学才要求一种综合的领悟力。所以科学与人文的分裂是技术筹划的必然结果。
分裂的第二种涵义是近代科学自诩价值中立。这个中立性来自人与世界的分裂，事实与价值分裂，其根源在人文主义。所以，科学的价值中立性并不是真正的中立，正像面无表情并不是真正的没有感情一样，实际上只认同力量原则、效率原则，控制和预测原则。当这种力量原则与特定的历史文化经验发生冲突时，就有可能毫不犹豫地牺牲后者。
导致科学与人文分裂的人文主义与技术理性实际上正陷于一个自我消解的怪圈之中。人文主义显然属于西方追求自由的人文传统，它强调人的自我创造这个主题，显示了它对自由这个最高价值的守持和追求，但是，它在强调人的自我本质化的同时却破坏了人与世界之间的自由的关系，因为自由的人既不是世界的创造者，也不是世界的利用者和消费者，而是一个与其共存的看护者和欣赏者。然而，人文主义把世界置于一个以人为原点的坐标系之中，把一切存在者都置于以人为阿基米德点的价值天平上，从而最终把世界变成利用和消费的对象。消费和利用的关系，一旦成型，无论以理性的名义还是以科学技术的名义来规定这种本质，人都会沦落为一个被动的角色，他只须按照所谓理性或科学的方式去反映就行了。这样人文主义就必定损害了自由。本来是用以来确立人之地位的，最终却用来贬低人类自己。技术发达了，人类却丧失了劳动的乐趣，甚至劳动的权利（所谓技术失业）；科学发展了，人类却越来越不知道生命和存在的意义。
分裂的实质是近代以还西方文明在背弃自由的理想，断绝了自己与源头活水的联系，这就必然带来整个西方文明的危机。
伟大的文化之间根本上是不可相互还原的，要么生存，要么代替。文化危机的克服通常主要靠激活自身内在的修复机制、治疗机制来解决，其他文化只可能起辅助作用，而这种辅助作用也只能通过对母文化的创造性阐释发挥出来。
近代中国在救亡图存、克服生存危机的过程中，实际上被迫不断地引入西方文化，由技术而科学，由科学而体制，由体制而精神，一言以蔽之，由用到体，以致我们今天几乎达到西学为体，中学为用的地步。这里的西学，基本上是西方现代的科技文明体系。传统文化成为用，或成为旅游资源如西藏文化，或成为一种习惯势力可以市场利用如新儒家。
对中国人而言，科技成为体导致两方面的忧虑：其一，跟西方发达世界站在一起，忧虑技术理性本身的缺陷；其次，跟不发达世界站在一起，忧虑本民族的传统文化被不知不觉地排除在体之外，流于用，面临逐渐由活文化变为死文化的危险。中国人的现代忧思，既有西方后现代主义者的现代性批判的一面，也有维系传统文化的一面，既有后现代，也有前现代。这两方面能否合在一起看作一回事？有人将此合二为一，提出通过本民族传统文化的维护弘扬，通过对传统的创造性阐释，重新塑造中体，以克服技术理性这个科体。
这是一恢弘的思路，对中国而言，十分诱人。对世界而言，这不能说最为重要。根本的一条在于，西方世界远没有走到穷途末路。技术理性的克服首先还是一个西方语境中的问题，目前还没有发展出以中学为克服技术理性的有生命力的理论范式。像一切已经或正在死亡着的非西方的或西方的文化传统一样，中国的传统文化，总是能够对技术理性的克服起一些牵制和参考作用，但要断言发挥主要作用，可能为时尚早。用西方的人文来拯救西方的科学，特别是用希腊开端处的健全理性来制约已经一再失落的现代西方科学技术，或许还有点作用。
文章出处：湖北省社会科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