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钓鱼岛之争，是挑战，还是机遇？

——写在前原诚司大放厥词之后昭示所有的爱国者
围绕中日钓鱼岛事件展开的主权之争，从中日双方的剑拔弩张到近日的日方强硬、中方退让，今后的关系是缓和还是恶化，显得扑朔迷离。从前原诚司有关“钓鱼岛不存在争议”和“搁置争议只是中国政府的单方意见”的言论看，中日关系恶化的倾向性比缓和的可能性更大：从日方看，前原诚司的身份是外相，他的言论等同于日本政府的立场。前原诚司的言论堵死了谈判解决问题的所有余地；从中方看，目前除针对前原诚司言论的浅表意见外，尚无实质性言论。但是，无论缓和还是恶化，最终的结果只有一个，那就是妥协：双方主动妥协或单方被动妥协。前原诚司有关“搁置争议”是中国政府的“一相情愿”的言论，表明了日本政府不可能成为双方主动妥协中的另一方；中方会不会单方妥协？能不能单方妥协？单方妥协的结果是什么？这是三个相互关联的问题。这三个问题无论是政府还是民众，谁都不容回避。 中国妥协与否，决定钓鱼岛的主权之争的结果；主权之争的结果决定政府与民意之间是否统一：对内影响政府执政基础，对外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二十一世纪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国的命运。中日两国全球第二、第三大经济体，两国的搏弈结果，必然影响到二十一世纪的亚洲，乃至世界的政治、经济的格局。如何处理钓鱼岛主权之争，中国选择立场和态度的余地很小，它是挑战，更是机遇；处理这一问题需要的不仅是智慧，更是胆略与勇气。 前原诚司的发言断绝了双方的退路，日本政府的强硬姿态又迫使中国必须亮出底牌；中国的底牌是什么？一张还是两张？——兵者，诡道也。用兵之道，奇正相辅。能否把握好机会，打出适当的那张牌，打对了，或可一改若干年来中国在在外交领域萎靡、颓废、消极的窝囊形象；打不好，则是一子之差，全盘皆输。如何打对、打好这张牌， 考验的已经不再是中国的实力——中国已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而是胆略与勇气。只有拿出胆略与勇气，才能化挑战为机遇，全面扭转中国在外交领域的被动局面与困境，重塑中国在民众心目中的国家形象。为此，本人尝试从历史、现状等几个方面拿出自己不成熟的看法和依据，以期抛砖引玉，引出更多善意的意见和建议。
一个民族的历史，决定这个民族的性格。这句话既是文化意义的，也是因果意义的。它不仅适用于中国，同样适用于日本。中国有着上下5000年的历史和广阔的疆域，因而有着广阔的胸怀和深沉的性格，日本领土狭小，文明史短暂而单薄。基于生存空间狭小、资源紧缺的现实，历届政府都有着极强的危机感和焦虑感。德川幕府时代之前，“文明”对日本来说，不啻是个遥不可及的奢侈梦想。狭隘历史和地域，构成日本性格的基调。19世纪末，明治维新奠定了日本亚洲第一工业化国家的地位，随着国力的不断增强，日本这一民族性格顺理成章地由内在的焦虑，转化为外在的的战争行为——
1895年，日本击败了人口最多、国土面积最大，GDP占全球近五分之一的亚洲经济强国——中国。
1905年，日本战胜横跨亚、欧大陆的老牌欧洲强国——沙皇俄罗斯帝国。
中日战争和日俄战争，日本取得了大量战争赔款和领土权益，也充分享受了嗜血和掠夺带来的快感，“大和民族”的优越感空前膨胀。
1941年，同样出于资源紧缺的原因，也作为国土狭小造就的对外扩张政策的延续，日本偷袭珍珠港，为侵占西、南太平洋诸岛，攫取战争资源扫清障碍。
从1905年到1945年日本，短短半个世纪，日本先后挑战当时亚、欧最大的三个国家，并三胜其二，一方面折射出日本战争意志的强大，另一方面也折射出日本战争能力的强大。同样在这短短半个世纪，日本的民族心理也经历了由天堂到地狱的煎熬：中日战争、日俄罗战争胜利，带给日本以极度民族自信；太平洋战争被盟军打败，失去北方四岛、中国东北、台湾、大半个中国占领区，以及西南太平洋诸岛的领土权益，日本民族自尊和自信遭受沉重打击。在这种突如其来的打击面前，日本民族的心理不产生扭曲是很难想象的。这种扭曲体现为战前、战时日本的暴虐与战后日本坚韧、狡猾之间的强烈对比。另一方面，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太平洋战争并没有摧毁日本的工业基础，战后美国在经济发展方面的支持，无疑为战后日本怀揣军国主义的复辟梦想，保留了基本的物质条件，提供了发展空间。在此后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日本历届政要坚持以不同名义参“拜靖国神社”，历届政府篡改历史教科书，埋头发展经济的同时，对外军事扩张的思想一刻也没有打消。在“非正常国家”这顶屈辱帽子的重压之下，日本极端民族主义不断聚集、发酵，时刻寻求一个爆发的机会。时至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中美之间实力消长和日美之间不正常关系终于给了日本一个不是机会的机会，钓鱼岛主权问题也就应运而生。就日本而言，此时在钓鱼岛问题上大做文章，一方面有来自美国的压力，一方面取决于日本明治维新之后形成的民族性格。此外，原诚司个人的政治野心和一叶障目的政治视野，则是钓鱼岛事件逐渐升级的重要成因。因此，钓鱼岛问题的爆发和升级，有着固有的必然性和本可避免，却未能避免的偶然性。 对此，我国政府和人民，必须要有清醒的认识。
从现实情况看，二战战败以来，日本的对外关系中的四大核心是美国、中国、俄罗斯和欧盟。在对待美国的态度上，日本至少在表面上是心悦诚服；面对强硬的俄罗斯，日本则不得不服。而在对待中国的问题上，一方面，日本在内心深处从来就没有承认过自己是中国的战败国。另一方面，基于侵华战争所犯下的滔天罪行，日本担心一个强大的中国在会对历史问题进行清算，两国关系始终阴晴不定，貌合神离。造成日本对美、俄、中三国不同心理态度的症结在哪里？比较一下美、俄、中三国在战后对日本的态度，不难从一个侧面找出其中的原因。
首先是美国，关岛、冲绳有美军军事基地。美、日之间安保协定的实质是占领国对被占领国承担保护义务。在太平洋战争惨败，原子弹轰炸的阴影笼罩下，日本有心叫板，没有信心。其次是苏联，强硬的斯大林明确表示对北方四岛的占领就是对日本的报复；前苏联解体，又出了位强硬的普京：“俄罗斯是世界上领土最大的国家，但没有一寸领土是多余的”。无论是解体前的前苏联，还是现在的俄罗斯，其强大的军事能力和鲜明的强硬立场，始终是日本人的梦魇。再看看中国，“雅尔塔会议”不仅有把冲绳归还国民政府的提案，甚至划定富岗为国民政府的军事占领区，国民政府却放弃了这两项权利，同时放弃的还有日本的对华战争赔款。富岗驻军权利的放弃，不仅在痛击日本“大和民族”自信心方面是重大失策，尤其在冲绳（琉球群岛）和钓鱼岛的主权归属问题上失去了主动权和制高点。这里不讨论当时国民政府的心态是大度、软弱、愚昧，亦或忙于当时的内战而无力兼顾？无论出于哪种原因，客观上日本都造成了日本在心理上占据优势的事实，也为新中国成立后长达六十年的中日关系埋了定时炸弹。比较现代历史上日本对美国、俄罗斯与中国的三种不同态度，美、俄的强硬和中国的“友善”换来的是相反的回报。日本究竟是崇尚强权真理，还是相信和平共处，答案不言而喻。
1978年，倍受争议的“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出笼。这里不去讨论此话本身的合法性，也不去讨论把这句话当作国策的合理性。毕竟这句话是否形成正式的外交法律文本，至今未曾有任何证据加以证实。就这一主张所折射的心理来看，在领土问题上拿出这样的立场，很难不让日本在心理上产生得陇望蜀的幻想。 前原诚司的“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是中国政府“一相情愿”的出台，在多大程度上 植根于中国继续让步的心理期待？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在钓鱼岛主权之争问题上， 中国若继续“韬光养晦”，而不去“有所作为”，会不会催生一大批“中原诚司”、“后原诚司”、“左原诚司”、“右原诚司”得陇望蜀？一旦形成这样的事实，日本会不会东海划界问题上提出更苛刻的主张，甚至与美国一起插手中国的南海主权之争？这个问题不是简单意义上需要考虑的，而是必须在更广阔，更深远的时间、空间范围内进行深入思考的。
无论拿历史上美、俄、中三国对日本的长期态度与日本回馈三个国家的相应态度比较，还是拿二战以来，美、俄占有日本的领土，践踏日本的主权与尊严，中国对日本处处退让、一忍再忍，日本却表现出非中国逻辑能够解释的态度来进行比较，都能看出日本崇尚的是强权政治，而非中国式的“友善、兼爱”。这里面有日本历史文化继承因素，也有中国取代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给日本带来的心理冲击因素。因此， 无论在历史文化继承问题上，还是在中国对待日本的态度上，中国都应该有所反省：不能因“遣隋使”、“遣唐使”时期中国文化对日本文化过影响，对日本抱有善意的幻想，而应重视近代德国，特别是铁血宰相俾斯麦对近、现代日本民族性格的影响，因而不能在对日本的态度上表现出单纯的、“阿Q”式的宽大或友善。
日本是个善于学习的民族，也是个重视实利、相信实力的民族。“遣隋使”、“遣唐使”文化，日本并未放弃，而把它用在对内方面，在对外方面，日本树立的是现代西方观念。如果中国看不清事实真相，一味地沉浸在曾经的“老大帝国”文化对日本的“教化”，结果只有一个，那就是刻舟求剑之后，必然的自取其辱。
从现实的立场出发，中国取代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首先冲击的就是日本的心理。无论出于历史上日本对中国、俄罗斯、朝鲜半岛及太平洋诸岛国犯罪被清算的恐慌，还是出于“大和民族”未来发展空间的焦虑，日本都有足够的心理依据支撑打压亚洲国家的行为。这不仅针对中国，同样针对亚洲其他日本犯有罪行的国家。所不同的只是中国先于日本犯有罪行的其他国家而崛起，韩国则与日本同样压制在美国的阴影下。一旦其他日本犯有罪行的国家像中国一样崛起，日本的态度不会比现在对中国的态度好到哪儿去。这或许才是最真实的现阶段日本民族的心理。因此， 看待钓鱼岛主权之争，首先要看日本的历史文化继承和民族性格，其次要看面对二战历史时的日本民族心理，再次要看未来日本民族的生存空间。如果不能正视这些问题，在处理钓鱼岛主权之争的一开始就会犯下严重的错误，从而从根本上影响到钓鱼岛主权之争的处理结果。
单纯剖析日本的历史文化、历史观、民族心理和发展现实，只是对待和处理钓鱼岛主权之争的基本立足点；在此基础上去处理钓鱼岛领土主权问题只能算是常识，把钓鱼岛主权之争放大到更广阔国际空间和更久远的历史空间去看待，并在这一原则下决定采用什么态度，拿出什么措施，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中国作为第为大经济体出现于世界舞台，对全世界而言，其冲击力不亚于1949年新中国建立和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对全球形成的冲击。在这种强大而突然的冲击面前，与中国相邻的、利益相关的任何国家都不可能不变更立场、角度，重新对中国进行审视，调整自身对中国的态度与策略。对此，中国政府应该早有准备； 李自成与皇太极的区别是现成的历史教材。如果漠视李自成（无准备）与皇太极周详的准备）的两种结果相对照对现实中国每一次重大变革或变化的现实意义，无疑是非常可悲，非常危险的。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崛起之后的中国，是保守还是激进，对自己是友好还是敌对，无不是相关国家共同重视的问题。而综观人类发展史上大国崛起走过的道路，无论是罗马、奥匈、波斯、蒙古、满清、不列颠、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还是美国和前苏联，哪个不曾扩张、掠夺或殖民？“ 和平崛起”是否成立，其本身不是问题，其他国家能否相信才是问题的根本。这两个问题，一方面体现为主观，另一方面体现为客观。 当主观意愿与客观事实无法统一时，是继续自说自话，还是以实际情况出发，进行适当调整更能为解决问题提供帮助？任何一个具备常识的人，都能轻松找到答案。 处理钓鱼岛领土主权之争问题时，不应孤立地把它看成“点”的问题，而应该看成一个具有巨大纵深，关系到全球格局，关系到今后一到两个世纪中国国运的“面”的问题来加以重视、计划和准备。如果准备不足，就必须亡羊补牢。日本对中国的领土要求只是起点，中印、中越、中菲、中韩，甚至中俄之间，都会爆发领土主权之争。钓鱼岛主权领土之争一旦陷入被动或落于下风，紧接着就是越南、印度态度的突然强硬… …形势会不会急转直下？ 钓鱼岛主权领土之争稍有闪失，引发的连锁反应将不敢想象。
钓鱼岛主权之争的爆发不是偶然的，也不是孤立的，它是中日历史的延续，也是亚洲、乃至全球范围内，国家实力发生变化衍生的必然结果。处理这一问题，无论政府还是民众，不应把目光局限于中国和日本两国之间，而应该纳入全球范围；不应局限于历史与现状，而应以长期的，发展的目光，着眼二十一世纪甚至更长的历史发展阶段，进行深入思考： 钓鱼岛主权之争表面上是个“点”，实质上则是暂露的、众多国家势力搏弈的冰山一角；钓鱼岛主权之争的结果好坏，重要性或严重性不单纯是一个群岛、一片海洋的归属问题，而是引发蝴蝶效应，一方面深刻影响中国与周边国家领土主权之争的进程与结果，另一方面还会对严重影响到美国在面对可能在短期内重启的“六方会谈”、中东问题、巴尔干问题，东盟部分国家与中国南海、领土主权问题的底气，从而影响美国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对华政策的走向。如果看不到这些，或看到了，却重视不够，无论是眼前，还是在将来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对整个中华民族而言，都是巨大的悲剧。
处理钓鱼岛领土主权之争，挑战是巨大的，机会也是巨大的，它立足于看清钓鱼岛之争的敏感性和重要性。如果仅仅把钓鱼岛主权之争看作中日之争、一岛一海之争、短期之争，看不到挑战于机遇并存是必然的。只有站在全局的高度，以全面的，动态发展的眼光去看待钓鱼岛领土主权之争，才能意识到问题的敏感性和严重性，才有可能拿出宏大的构想，在战略的层面找到解困的机会。
机会一在日美关系本身。“脱亚入欧”与“脱欧入亚”是日本二战以来日本外交路线的主轴； 无论是脱亚入欧，还是脱欧入亚，都是日本实用主义外交路线在不同国际环境条件下，针对国际环境变化的变化的，灵活的，也是短视的、急功近利的心理折射。“普天间机场事件”和“东北亚经济圈”主张，充分说明日本的实用主义外交路线不仅运用在中国身上，也同样运用在美国身上。从以上主轴和事件折射出的信息看，美、中都不是它的盟友，而是对手。 亲谁疏谁，什么时候亲谁，什么时候疏谁，无不是日本结合面临的国际环境和自身实力变化采取的策略层面的手段或排序。就美、日关系的实质而言， 美国一手造就了日本非正常国家的事实；这绝不是日本民族性格可以长期忍受的历史陈疴。
机会二在朝鲜半岛。从1905年到1945年，日本殖民朝鲜达40年之久。南北朝鲜对待这段历史的态度基本一致。南朝鲜只不过因为美国的军事存在而在对日态度上与北朝稍有区别。
机会三在太平洋诸岛国和中南半岛部分国家。二战时日本在那里犯下的的战争罪行并不比他们在中国所犯的罪行少。
机会四，也是最大的机会是美国在金融风暴后的政治、经济危机和下行的趋势。这一点日本和韩国心知肚明。
此外，刚刚闭幕的十七大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口号，籍此可以先从“法制改革”入手，以民意为依据，收紧稀缺资源出口的尺度、改革税制、调整货币政策，于狠狠打击日本的同时，附带打击不安分的国家，明明白白地让某些国家明白，他们蒙受损失是受了日本的牵连，遭受的是“池鱼之殃”，因此迁怒日本。似此既可坐收“敲山震虎”、“驱虎吞狼”之利，同时避免在钓鱼岛问题上与日美正面纠缠，达到围魏救赵之目的。
总之，认看日本的本来面目，理清日本自二战以来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审慎看待中美实力的此消彼长，准确判定中国自身在国际关系中的真实地位，患得患失而不优柔寡断，虚虚实实，忽左忽右。挑战固然严峻，机会也事实存在。
在看到挑战与机遇的同时，把握分寸也是必须加以重视的。日本作为全球第三大经济体，经济、军事、地理位置等，决定它在全球利益搏弈格局中占有至关重要的地位。因而在处理钓鱼岛主权领土之争时，适时、适当的强硬态度是基础，准确把握分寸是原则。外交是政治的软手段，支撑外交软手段的脊梁是硬手段。在平衡中日、中美关系问题上，日本朝野多数人并不昏聩：对美，日本有着政治与安全需求；对中，日本有着走出困境、长期发展的需要。 默认日本在美国的压迫和利诱下倒向美国是错误的，过分的强硬，把日本彻底推向美国同样也是极端错误的——在国际形象上，普天间机场和东亚经济圈事件导致鸠山内阁下台，在中、日、美三角关系中，日本新内阁倒向美国。因此，在此次钓鱼岛事件的处理结果上，中国的底线至少是让前原诚司下台。否则受到损伤的不单纯是中国的国际形象，而是日本菅直人内阁下台，日本右翼势力重新掌权，从而使日本重新走回军国主义道路。在美国国力不断衰弱的今天，日本右翼势力一旦掌权，对中国，对亚洲，甚至对世界都是巨大的灾难。以强硬的态度，辅之以可行的经济、资源手段，必要时采取军事手段，迫使前原诚司下台，就中美而言，比较两国的综合实力，结合鸠山内阁下台，彼此算打个平手。就中日而言，既没有对日本国力、形象伤筋动骨，又保全了菅直人内阁，消除了日本右翼势力执政的危机。就中、日、美三角关系而言， 达到 迫使或争取日本在中美之间至少亲美而不远中的战术目的，至少为中国调整策略争取到一定的时间，抢占到一个相对较高的心理和现实的起点，为缓解中印、中越等一系列领土主权压力、六方会谈压力创造出有利条件和相对宽松的环境，从而暂时 避免领土主权问题发生恶性的蝴蝶效应。 如果继续抱残守缺，坚持“搁置争议”，幻想“和平崛起”，只能助长日本的嚣张气焰和军国主义复辟。其结果极可能是事与愿违，造成中国在与日本及其他国家的领土主权之争方面一溃千里，不可收拾的局面出现。
钓鱼岛撞船事件及其引发的主权之争，是中国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的转折点，如果不能从长远的、全局的立场上去看待和处理，不仅不能有效应对这次挑战，反而在很大程度上加深中国周边的领土主权危机，在领土主权环境的持续恶化中，消耗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使中国事实上朝着“争取和平环境，大力发展经济”这一美好愿望相反的方向发展，丧失一次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是抱残守缺，继续“韬光养晦”，纵容日本得陇望蜀，引起其他与中国有领土主权纠纷的国家竞相效仿，形成蚂蚁咬死大象的不利局面？还是因地制宜，利用国内日益高涨的“雄起”的呼声，适时、适当拿出强硬态度，对外杀一儆百，打消日本及周边国家对领土主权“得陇望蜀”的幻想；对内“假途灭虢”，利用强硬的姿态所凝聚起的民心惩治腐败，修缮政理，重塑政府形象？ 一进一退，两种态度将决定内政、外交两个领域出现两种不啻霄壤的结果。
挑战是严峻的，机遇是巨大的。在“进亦忧，退亦忧”的现实情况下，所缺者何？望朝野之众共思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