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世骏：民主如何是个好东西?

民主如何是个好东西?
童世骏
从肯尼亚的政治危机谈起
从去年年底以来，肯尼亚一直是国际舆论的热门话题。去年12月27日举行的大选结束不久，就爆发了反对党领导的大规模抗议活动，抗议在他们看来导致现任总统当选的投票舞弊现象。抗议活动很快失控，数百人死亡的消息立刻传遍各国。被认为好不容易实现了社会稳定和政治民主大体兼得的这个东非国家，突然间让人们联想起长年饱受部族冲突和军阀之争之苦的卢旺达。有人认为，这种局面说明了以多党制和议会制为特点的西方式民主不适应于肯尼亚国情；有人则认为，这种局面恰恰是西方式民主在这个国家还没有得到真正实行的结果。肯尼亚局势错综复杂，民主在肯尼亚到底是实行得不够，还是实行得不当；肯尼亚目前局势与民主政治有实质关联，还是只有表面联系，对这些问题笔者都不敢妄作评论，但从肯尼亚的局势及其引发的评论出发，却联想到这样一个对我们自己的实践也很有意义的问题：民主如何才真正成为一个好东西？
一、民主的基础是现代社会
“民主是一个好东西”，只有在现代社会，它才会成为一个相当广泛的共识。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现代社会之作为现代社会有这样一个鲜明特点：随着传统社会的解体，人们只要参与社会生活就必须遵守一些集体行动的规则（法律、政策、命令等等），而这些规则已经无法以传统社会中常用的那些理由作为正当性依据了。不管是天意神旨，还是祖宗之法，或者是具有特殊资质或特殊魅力的某个人或某些人的主张，在典型的现代社会里，都已经不那么有说服力了。相反，对典型的现代民众来说，他们必须遵守的那些行动规则如果确有正当性的话，这些规则就必须是由他们自己参与制定的，至少是由他们信任和委托的人参与制定的。现代社会中最具有说服力的遵守规则理由是：“你不能出尔反尔，自我否定”——既然这是你自己答应了要做的事情，你就应该照着这样去做。在很大程度上，民主要真正成为一个好东西，实行民主的那个社会就应该是这种意义上的“典型的现代社会”。现实中很少有哪个社会能算得上“典型的”现代社会，但相对来说，人们是否真的只把自己参与制定的行动规则才看作是正当的规则，在不同的社会中还是有非常不同的情况的。
二、民主决策过程应符合“自愿”和“自觉”两个原则
民主的本意是人民的“自我决定”，因此，民主是否真是一个“好东西”，还要看人民的“自我决定”或民主决策是怎样进行的。民主涉及的是集体行动，像个体行动一样，集体行动也要如已故中国哲学家冯契所说的那样，一方面要体现“自愿原则”，另一方面要体现“自觉原则”。自愿是意志的品格，自觉是理性的品格，两个方面必须密切结合起来：没有意志的理性是无力的，而没有理性的意志是盲目的。常有人把民主政治归结为民主选举，而没有看到，民主选举的重要性只在于它是自愿原则的体现。换句话说，如果只有民主选举的话，对于真正是一个好东西的民主来说必不可少的自觉原则，就还没有落脚之地。人民表达同意与否或愿意与否的渠道确实重要，但这种“同意”和“愿意”又有一个是不是合理的问题：无论是选民自己的无知和冲动，还是选民背后其他人的欺骗和强迫，都会使表面上依据民主程序而形成的公共意志成为盲目的、非理性的东西。民主要真正成为一个好东西，民众的意志必须与民众的理性有机结合；民众自愿表达的要求应该是经过自觉思考和理性判断的。从这个角度来看，民主要真正成为一个好东西，民主选举不能是唯一重要的环节，因为自愿原则不能是民主的唯一重要的原则。
三、体现自觉原则的民主讨论必须围绕实质问题而不是抽象词句
那么，意志的自愿原则如何与理性的自觉原则统一起来呢？民众的意志总是有所指向的，总是以民众作为一个集体要做什么事情作为具体内容的。因此，民众的理性如果要与民众的意志一起在民主政治中发挥作用，他们就必须围绕“要做哪件事情”、“如何做成某件事情”、“由谁来做这件事情”这样的问题进行理性的讨论和协商。讨论和协商之所以必要，是因为这里涉及的是诸多人们的事情，不能单靠个别人或少数人；讨论和协商之所以必须是理性的，是因为只有通过摆事实、讲道理，才有可能更好地理解彼此的要求，更好地缩小各个方面的差距，更好地对待暂时无法化解（有些可能是永远无法化解）的分歧，在此基础上更好地逼近乃至形成共同的目标。这种意义上的讨论和协商的具体形式可以有各种各样，但它的实质内容，却是任何真正称得上“好东西”的民主政治的必要成分。从这个意义上说，“协商民主”并不是“选举民主”（或“投票民主”）之外的一种民主形式，而应该看作是任何一个完整的民主程序的主要成分之一，甚至可以说是民主的最重要成分。完整意义上的人民当家作主，是在人民及其代表讨论协商的基础上，通过投票来显示讨论协商的结果，亦即任命官员、形成决策。从这个角度来看，民主要真正成为一个好东西，它必须是围绕实质问题而不是抽象词句而运作的，必须是以有关实质性问题的民主讨论作为其基本形式的。
四、重要的是利益分配、价值分歧而不是认同纷争
民主讨论和协商之所以必要，不仅是因为民主决策所涉及的问题常常相当复杂，而且是因为影响决策的人们和被决策所影响的人们常常是分成各个群体的。从原则上说，在民主政治的框架内，“影响决策者”和“被决策影响者”应该是同一批人，但即便是这同一批人，比方说一个主权国家的公民，或某个城市的居民，也常常因为利益、价值和认同的不同而分为不同群体。对于现代民主理论和实践来说非常重要的一个事实，是用讨论协商来处理人们之间的利益分歧、处理人们之间的价值分歧和处理人们之间的认同分歧，会产生非常不同的结果。通常来说，用讨论协商来解决利益分歧比较容易一些：即使无法借助普遍原则找到共同利益，也可以通过利益权衡、各自让步而达成暂时妥协。用协商讨论的办法来解决价值分歧比较困难一些，但通过协商讨论澄清各自的价值立场，发现对方立场的合理之处，甚至找到各自立场的重叠之处，也不是不可能的。最困难的是认同分歧：在涉及“我是谁？”或“我们是谁？”的问题的时候，群体之间的分歧往往很难通过实际利益的让步和妥协来解决，也很难通过价值立场的澄清和调整来弥合。一不小心，就会出现敌我分明甚至你死我活的局面。当然，认同之争背后往往隐藏着利益之争和价值之争，但真正要进行有意义的民主商议，必须在认同问题上尽可能相互尊重，在价值问题上尽可能求同存异，并且在此基础上把利益问题作为中心议题，以求得对利益分配的公平安排。不管怎么样，民主要真正成为一个好东西，它不能把认同之争作为一个争论焦点，尤其不能把一些个人无法进行自由选择的认同特征如种族、肤色、部落和性别作为争论焦点。
五、除了合适的物质条件和制度框架之外，民主还需要合适的文化土壤
上述几个条件——典型的现代社会条件，意志的自愿与理性的自觉的统一，围绕着实质性问题展开讨论，并且尽量避免把认同问题作为争论焦点——的具备，要求社会经济的发展，并且由经济发展带动社会其他方面的发展；要求这个社会逐步建构起有利于民主协商和理性行动的制度；也要求这个社会中的人逐步养成遵守规则、尊重差异并且理性地形成意见和表达意见的意愿、习惯和能力。民国初年，李大钊在反省当时的“民主”实践的时候发现，我国国民有两大弱点：第一，“凡事皆以感情为主，不以理性为主”；第二，“凡事好依腕力而争，不依法律而争。”将近一个世纪以后面对由民主选举而引发的肯尼亚国内一片乱象，我们不仅要抽象地谈论感情和理性如何统一、腕力和法律孰轻孰重，而且要具体地思考这个问题：要使这些方面的恰当安排成为可能，从而使民主真正成为一个好东西，我们除了特定的物质条件、制度框架之外，还需要什么样的文化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