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书房行走： 皇帝的“机要秘书”(图)

在清史读物和清宫影视作品中，常能见到“南书房行走”这个有点古怪的官名。南书房，是清代翰林在内廷侍候皇帝读书和做机要工作的地方；“南书房行走”，是在南书房里执勤的翰林的称谓。所谓“行走”，是指本来有官职而被派到其他机构中办事；那么，南书房行走，就是指原来有翰林一职，而被派到南书房中去执勤。凡入直南书房的翰林，其正式官衔，称为“南书房翰林”，也叫“南书房行走”。
南书房是康熙朝设立的，是康熙皇帝为加强皇权、巩固清朝统治而设置的宫廷御用机要秘书机构，又是他读书学习的书房，也是以他为首的清王朝笼络汉族士人的“木天储才之要地”。南书房地处康熙皇帝听政的乾清宫西南隅，是一排不太显眼的房舍。
南书房行走，是康熙皇帝的近臣，在清廷诸大臣中的地位尤为显赫。关于南书房创设的目的，据史书记载，康熙皇帝打算设置南书房时说：“朕不时观书写字，近侍内并无博学善书者，以致讲论不能应对。今欲于翰林内选择二员，常侍左右，讲究文义。”《东华录》载，康熙十六年(１６７７)十月“始设南书房，简侍讲学士张英、中书高士奇等入直，以备顾问”。实际上，康熙帝设置南书房，并非只是为了“讲究文义”，而是把“特颁诏旨”的起草之权交给了南书房。张英入值南书房时，康熙政务军务繁忙，张英侍读左右，“一时制诰，多出其手”。由于高士奇是康熙帝近臣，掌管机要，所以朝臣纷纷至高宅探访消息，以至高士奇“每归第，则九卿肩舆伺其巷皆满”。张、高之外，还有不少清初著名文人学者入值过南书房，如王士祯、查慎行、朱彝尊、方苞、沈荃、何焯、戴梓，等等。
在康熙时代，南书房的政治地位极其重要，清人震钧《天咫偶闻》述及南书房的重要职掌：“或代拟谕旨，或咨询庶政，或访问民隐……”南书房设置之前，主要的中央权力机构是满洲贵族组成的议政王大臣会议(国议)和掌管全国政务的最高官署内阁。这时皇权还不十分集中。康熙帝为了整个清朝统治的需要，设置了南书房这个中枢机要秘书机构，来分夺国议和内阁的权力，以加强皇权。南书房的地位和职掌就说明它已经成为与国议和内阁并峙而且更加重要的机构，成为康熙帝加强皇权的重要工具。
由于南书房是御用机要秘书机构，所以具有机密性质。史书说它“地分清切，参与密勿”。如各地有上报康熙帝的密缮小折子，都要交与南书房“管理宫报首领，从内密达御前”。“圣驾(康熙帝)在外，南书房绝无人到，极为隐秘”。南书房行走供职时也都“缜密恪勤”，格外小心。
南书房的设置，是清朝中央集权制高度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它是雍正朝建立的军机处的前身。清代史学家赵翼说：“时尚未有军机处，凡撰述谕旨，多属南书房诸臣。”实际上，军机处的某些特点，如地位显赫但无决策权、机密性质等，南书房都已具备。
南书房又是康熙帝笼络汉族士人的“木天储才之要地”。南书房行走有两个特点：第一，绝大多数是汉人，这是清朝采取的缓和满汉民族矛盾，消除汉族士人反清意识从而使之为清朝服务的政策的具体表现；第二，均为经史、文学、书法、绘画以及自然科学方面出类拔萃的才人学者。入值南书房的王士祯为诗坛一代宗匠，朱彝尊与王士祯并称朱王，方苞是桐城文派创始人，沈荃经术湛深，戴梓是很高明的天文算学家，等等。
南书房能集中这些人才，体现了康熙帝统一中国的雄才大略。他选拔南书房行走的标准是：“拣择词臣才品兼优者充之”，“唯视学问之优，不尽为官职。”查慎行入选因其是著名诗人，“名闻禁中”；高士奇出身寒微，曾“鬻字为活”，先被荐入内廷当了詹事府录事，后加内阁中书衔入值南书房；何焯因“通经史百家之学”被直隶巡抚李光地以“草泽遗才荐”，入值南书房；方苞因戴名世《南山集》案下过刑部大狱，但因“圣祖(康熙帝)夙知苞文学”而入选。
康熙皇帝选拔南书房行走的方式，或亲自考察，或询于他人。如选拔张英，“召入对，上心识之。自是再四咨询，对者无异词”，于是入选。选拔王士祯时，康熙帝问某大学士：“‘今世博学善诗文者孰最’以士祯对。复问冯溥、陈廷敬、张英，皆如言……入值南书房。”方苞入值，也经考试。《养吉斋丛录》说：“圣祖时尝召方苞入试南书房，是书房之试相沿久矣。”即使已成为南书房行走的，也还要受到康熙帝“不时咨询”，为的是“知其人之能否，以备擢用”。从以上这些事例，可以看出康熙皇帝唯才是用的用人标准、择才的严格和慎重及他对汉族士人的高度重视。
满族统治者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就必须接受比本族文化先进得多的汉族文化。康熙帝设置南书房的目的之一，就是向汉族士人学习汉族文化，其中包括语言文字、经史百家、书法绘画、天文地理、算学几何、典章制度、历代统治经验等多方面的内容。南书房行走要奉命讲诵经史，考订文章，抄录经典，纂辑讲章诗文。康熙帝为人勤奋好学，在南书房行走的辅助下，阅读了大量经史文学典籍和自然科学书籍，通晓了汉族文化，成为中国历史上少有的知识渊博的君主。他很赞赏对自己有很大帮助的南书房行走，曾说：“得士奇，始知学问门径。”
南书房行走与一般朝廷官员不同，虽然身居高位，但不过是康熙帝加强皇权的工具和伴读的书仆，所以非常辛苦。如康熙帝选中张英、高士奇后，为了传唤方便，命他们从外城迁居内城，其中张英被赐居紫禁城西安门内，常常“晨入暮出，退或复宣召，辍食趋宫门”。高士奇“率以五鼓入朝，至薄暮始出，盖一刻不敢离左右矣”。据载，“帝至南书房，则供奉者出立门外，呼某人入则入，不呼则候帝去乃入”。伴读时“垂手侍立，久之则气血下注，十指欲肿，若派写进呈书籍，则终日伏案而坐，两腿不得屈伸”。有个南书房行走曾奉命抄写全本《华严经》，累得直叫苦：“伺候时立得足痛，抄录时写得手痛，此苦岂外廷所知。”
南书房在清朝的职能和作用，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清朝政局的变化和清帝的需要，前后有重大变化。大体说来，在康熙朝，南书房既是康熙帝的书斋、课堂，也是为他服务的机要秘书处，更是他加强皇权的重要工具。康熙朝之后的雍正朝，设立了军机处，南书房就逐渐失去了中枢机要秘书机构的作用，成为专门侍奉皇帝读书消遣，专司文词书画的文学侍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