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华回忆：我和姐姐做毛泽东儿媳的日子[图]

采访时间2004年4月
采访地点 北京
采访对象 邵华 毛泽东的二儿媳、毛岸青的夫人
采访记者 董雅丽
邵华，毛泽东的二儿媳，少年时便常常伴在毛泽东的左右。2001年，她出版了散文集《毛泽东之路——追寻父亲的足迹》，60篇文字记述着她对父亲的回忆和怀念。2004年4月，邵华接受了我们的采访。
毛泽东，当他在中国革命中艰难前行时，他的家庭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6个小儿女或夭折或失散，6位至亲的人献出了生命。邵华讲述着关于这个伟人家庭的风雨往事，带我们走入毛泽东的情感世界。
童年：悲苦的记忆碎片
邵华，并不姓邵。光环之下众所周知她是毛泽东的儿媳，但鲜为人知的是毛泽东的另一个儿媳刘思齐却是她同母异父的姐姐，更鲜为人知的是她与众不同的传奇身世。
记者：众所周知，您是毛泽东的儿媳。听说您出生在一个革命家庭，您母亲张文秋是1924年的老党员，您父亲陈振亚是平江起义跟着彭德怀上过井冈山的老红军，走过长征路，曾经被敌人炸断过一条腿……听说您在刚刚咿呀学语时，就和父母一起辗转奔波，被投进监狱，还经历了亲人离散、父亲被杀等种种刻骨铭心的痛楚……能具体谈谈您的身世吗？
邵华：我母亲参加过1919年的五四运动，后来在董必武、陈潭秋，还有恽代英这几位老师的引导下，走上了革命道路，并且也找到了革命和爱情的伴侣，生了一个女儿，就是我的同母异父的姐姐刘思齐，后来改名刘松林。但不幸的是在上个世纪30年代，我姐姐的父亲和我母亲被捕入狱，我母亲没承认是共产党员，后来被营救，而我姐姐的父亲就被杀了。
以后好几年我母亲都在上海做地下党的工作，后来1937年组织安排她回延安，我母亲和我的亲生父亲陈振亚就是在去延安的途中相遇认识的。一路上他对我母亲和姐姐非常照顾，后来他们就相爱结婚了，所以我就出生在延安。当时我爸爸看到大人小孩双双平安，就给我取了个乳名——安安。后来我母亲对我爸爸说：“咱们改改传统吧，让安安随母姓，怎么样？”我爸爸说：“姓名不过是个符号，安安姓陈，或姓张，都是我陈振亚的女儿！就姓张吧，取名少华。”
我父亲在长征中负伤后，当时中央军委决定，我父亲和其他几个同志一起，经过新疆到苏联去休养、学习。结果这次新疆之行，却成了我童年最为痛苦的回忆……
一个在新疆，一个在上海，虽然天各一方，但邵华的童年与毛岸青的童年同样地悲惨。那阴暗可怖的森森高墙，那段浸透血和泪的苦难岁月，也许正是相同的体验，在冥冥中让两个饱经磨难失去亲人的革命后代走到了一起……
记者：听说毛岸英、毛岸青兄弟俩的童年特别苦，他们曾经在上海滩流浪过一段时间，靠自己在外头帮人家推黄包车，卖报纸，捡香烟头然后去卖，这样勉强度过生活。他们跟街上的流浪儿童没有什么区别。流浪中，岸青遭人毒打，头部受伤，留下了终身的病痛。岸英才是个十几岁的孩子，就坚强地面对这一切磨难……您和毛岸青同志的童年都是相当悲惨的，我们不忍心触动您最脆弱的神经，但这个话题又难以回避……
邵华：岸青的童年是很苦的。母亲牺牲后，毛泽东委托弟弟毛泽民将岸英、岸青、岸龙三个孩子送到上海，进入由中共地下党组织秘密开办的大同幼稚园。当时，毛岸英9岁，岸青8岁，岸龙4岁。后来，这个幼稚园由于国民党的种种迫害，最终被解散。那些孩子们也就被疏散了，他们当时被疏散到一个叫董牧师的地下党员家里。最后由于种种原因，岸英和岸青离开了董牧师家，到街上去流浪。
开慧妈妈和毛主席原来有三个孩子——岸青、岸英和岸龙。在大同幼稚园的时候，岸龙得病死了，这事岸英、岸青都给我讲过的。兄弟两个人当时发现弟弟的床空了，就问阿姨弟弟去哪了，她们说病了，送医院了，后来就再也没有回来。因为那个时候岸英也才8岁，最多9岁，岸青呢也才7岁。但是解放以后，贺怡同志还有主席身边的同志都调查过，寻找这个孩子，有很多在大同幼稚园工作的地下党的阿姨们还健在，最后证实岸龙得了中毒性痢疾，因为他又瘦又小，到医院里没有抢救过来，所以就夭折了。这是被我们家庭、主席认可的情况。
岸英、岸青兄弟俩虽然活了下来，但是特别悲惨，他们在上海滩流浪，受的苦真是难以言说……我印象最深的是岸英哥哥给我讲过，他们过的那种生活就跟《三毛流浪记》中三毛的漂泊生活一样，岸英哥哥说我除了没给资本家去做干儿子，其他的生活跟三毛是一样的。去给人家帮工啊，挨打啊，就算是去卖报，那些报童里面还有他们的小头头，也还有他们后面的老板，卖了报要分多少钱给人家，给你一点点的卖报钱。捡烟头等也都是这样。最后地下党找到了他们，通过李渡将军把他们带到了法国，后来又去了苏联。所以我觉得他们在上海非常悲惨、非常凄凉，没有得到一点点爱护，得到父母的一点点怜爱。
记者：岸英、岸青在上海整整流浪了4年。在这4年中，毛泽东与红军在江西瑞金抗击着国民党一次又一次的“围剿”，最后被迫开始二万五千里长征。这个时候，毛泽东和他的孩子有联系吗？他知道他们的这种生活吗？
邵华：他并不知道，但他肯定惦记，是不是？五次反“围剿”以后被迫长征，他哪顾得上还想着自己的儿女，还去寻找自己的儿女。那时候他一心一意为革命。
记者：那孩子们有没有想过去找父亲？
邵华：岸英他们何尝不想去找他们的爸爸，但是在那种严重的白色恐怖下，那报纸上公开登着啊，悬赏多少大洋，要杀头的啊，他们怎么能暴露自己的身份呢？说出来能有命吗？(情绪激动)
1935年10月，红军结束长征胜利到达陕北。毛泽东想念着自己的孩子，他再次委托弟弟毛泽民帮助寻找。一年以后，党组织终于在上海的流浪儿中找到岸英和岸青，并将他们辗转送到苏联国际儿童院学习。一位在苏联的同志曾这样描述这对兄弟：他们在国内养成了隐瞒自己真实身份的习惯，谈到毛泽东时，他们也直呼其名，以示他们和他没有关系。
毛岸英1945年回国，毛岸青1947年回国，父子再见已是20年后。
记者：听说您在新疆的时候，您和母亲、姐姐不幸落入当地的军阀盛世才的魔爪。您刚去的时候很小，才一岁多一点，从1939年到1943年，一下子度过了4年多软禁的生活。到1943年的时候盛世才正式投靠蒋介石，把你们正式抓到监狱里，又过了4年的铁窗生活。所以前前后后您在新疆8年的时间，也等于蹲了8年的监狱。您父亲是什么时候被杀害的？听说在监狱中，有一次为了和敌人作斗争，你们这些孩子们也和大人一样参与了绝食，是吗？能说说您在新疆时具体的状况和情形吗？
邵华：我父亲是在正式被抓到监狱之前，被杀害的。所以我和我姐姐第二次又失去了父亲。我母亲就带着我和我姐姐，还有在监狱里出生的妹妹又坐了4年的牢，一直到国共的重庆谈判。
我小的时候在监狱里真是苦不堪言啊，没有学习，没有自由，吃不饱穿不暖，冬天又冻又饿，夏天又被蚊子咬，平时都是吃的沙子馒头……
有一次敌人为了分化我们，准备将一部分阿姨关到别的地方去，他们的皮鞭、棍棒打在阿姨们的头上，我们没有一个人退缩，把手指能及的所有石子、断棍、鞋子，掷向敌人，皮鞭声、咒骂声、抗议声、孩子们的哭喊声响成一片……
那次我妈妈和别的阿姨们被抓走后，我们20多个大小不一的孩子们也和大人一起参与了绝食。到了晚上10点左右，已经有两顿没有吃饭的小弟弟、小妹妹，看着面前的面条不能吃，自己的妈妈又找不到，已经饿得受不了的小弟弟小妹妹们再也坚持不住了，一个一个地哭了起来。20多个孩子撕心裂肺的哭声在牢房里回荡……后来，我们终于取得了胜利，被抓走的妈妈和阿姨们回来了……
岸英哥哥叫我“拖尾巴虫”
月色映照着河边的流萤，春风吹遍了平坦的原野，8年的囚禁生活终于迎来了日出雪融。在回到延安的接见会上，聪明的小邵华就曾经和毛泽东握过两次手，而日后为了常见到毛主席，她有了“拖尾巴虫”的外号。虽然被约法三章，但这成为了摄影家邵华的启蒙动力，而毛主席那双温暖的大手也一直牵引着她走向幸福的彼岸……
记者：1946年7月，听说您被营救回延安的时候，毛主席和回来的每个同志握手。握完一次手之后，觉得还不够，然后您就赶快跑到队尾，再一次等待着和主席握手，所以那一天您和主席握了两次手，是真的吗？
邵华：是。一直知道延安是我们的老家，接近延安城的时候，我们一看漫山遍野的人都迎接到十里铺、二十里铺，大人孩子都非常激动，心里荡漾着一种幸福的感觉。车上已经有人禁不住流出了眼泪，妈妈也哭了。
我出监狱的时候8岁，是孩子们之中比较大的一个，还有一些是比我小1岁、2岁、3岁，甚至小4岁的，监狱不是4年吗，都是这样的小弟弟小妹妹。我们被欢迎的人抱着，手牵手回到了延安。
后来知道主席要接见我们的时候，我们特别高兴，特别兴奋，泪流满面。我第一次和主席握手，觉得这双手是那么温暖，那么巨大，我感到心里热乎乎的。我就又跑到队尾，有些大孩子看着我往后，也跟着我往后跑排在队尾。当时场面特别感人，那时候我们就把主席看成是心目中最伟大的人、最亲切的人。
我后来再见到毛主席的时候，就是岸英哥哥和我姐姐到中南海看望毛主席的时候，那时我就跟着他们，每一次他们去我都要缠着他们，所以岸英哥哥就给我取了个外号叫“拖尾巴虫”。
记者：“拖尾巴虫”？是因为您老跟着岸英和您姐姐去看主席吧，但是您不仅拖住了哥哥姐姐的尾巴，也为我们留下了主席许多珍贵的照片，这其中是不是有许多故事？听说后来主席看您喜欢给他照相，就给您“约法三章”：第一，胶卷不能拿到外面去冲洗；第二，不能发表；第三，不允许送人。他说您要是遵守这三条，就可以拍，要不然就不让您拍，是吗？
邵华：是。当时去看主席的时候，我觉得很幸福，因为在我心目中，主席是非常崇高、非常伟大的，但是我也觉得他是一个非常慈祥的人。我意识到，我和主席见面是非常值得珍惜的，应该把它留下来。用什么方式留下来呢，所以我就想到照相机。后来，在主席的“约法三章”下，我拿着岸英哥哥从苏联带回来的一架老式相机，给毛主席照相。
记者：当时一定拍了很多毛泽东很随意的照片，有没有不为人所知的珍贵照片？听说有一张您和他的合影是“怒发冲冠”，拍照时正好有一盆兰花在您的头后面，兰花就和您的头发融合在一起，头发就全变成翘起来的了，毛泽东笑着将之命名为“怒发冲冠”，是吗？
邵华：是。那张“怒发冲冠”的照片是我姐姐拍的，她也不太会取景选景，主席看了照片也和我们一样在那儿笑，说你这是怒发冲冠，帽子都冲掉了。
我拍了很多，但是绝大部分都是废片。为什么呢？因为那时候都不是全自动的，从光圈到速度，都要自己定，还有焦距也需要自己定，全是手动的，经验很丰富的行，像我这样一个孩子，又没有人教，只是盲目的，从冲出照片的感觉上也是。你再想，又不让我把照片拿到外面去洗，那就等于是主席逼着我学暗房。所以我就回到家里来，把卫生间的窗户堵上，把电灯泡换上红灯泡，然后就向会洗照片的叔叔阿姨学习，配洗影药啊，定影药粉，回来自己冲，自己洗，对我来说，难度就相当大，回过头看，当然也留下来一些比较珍贵的片子。如果当时手上有傻瓜相机，我就会留下更多珍贵的照片。
舐犊情深论风雅，谆谆教诲引航人
“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毛泽东从本质上说是书生，是知识分子。他一生与书做伴，在书海中游泳，战时行军，在马背上吟诵，在担架上看书，直到暮年，犹在床头堆满了书。有人说毛泽东的胜利是“一个诗人赢得了一个新中国”，这种酷爱读书的习惯赋予了毛泽东思想家的深邃智慧，也渗透到他对后代的谆谆教诲中。
邵华三岁时就失去了父亲，她非常喜欢这位毛伯伯，他们常常一起讨论诗词、讨论小说。在毛泽东的谆谆教导下，她走上了文学之路。
记者：毛泽东是个博学多才的人，也是个十分注重教育的长者，他对您有何影响？您幼年在监狱中度过，后来一直跟着母亲到处转战，11岁了还没有进学校读书，听说您到学校学习是毛泽东亲自安排的，当时是怎么回事？
邵华：那是在解放初，有一次我看见主席对我姐姐和岸英的工作、学习问得很详细，很关爱的，我在旁边很羡慕，不由得说了一句，毛伯伯，我也想上学。当时毛主席很惊讶地看了我一眼，说，孩子，你还没有上学吗？我说没有，我一直跟着我母亲转战，没有机会学习。主席就说，那好吧，孩子，这件事由我来办。哎呀，当时我听了特别感动，因为我母亲工作忙，她根本还没有考虑到怎么样安排我和妹妹去上学。
后来没过两天，主席的秘书叶子龙同志就交给我一封信，说你拿着这封信到育英小学去报到。你去找韩校长，他就会安排你学习的。哎哟，当时我激动得不得了，就把这封信捧在胸前，直接跑到学校去。后来找到韩校长，韩校长看了信以后，说，根据你的学习情况，应该上一年级，但你的岁数比同龄的孩子大，你就插班吧，其他落下的功课由老师来给你补上，你自己好好学，所以我当时就直接插到了三年级。
在中学的时候，有一次期末考试，我拿着成绩去给主席看，因为当时我的学习成绩，用现在的话说是满堂红，都是满分，只有一门体育，是用黑笔写的良。我当时想成绩这么好，主席一定夸我，没想到主席看了一看，沉思了一会儿，说是每门功课都学到五分固然好，但是这样是不专的。他说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把精力平均分配到每一门功课上去，你就必然有所得有所失，所以你要把精力集中在一门、两门你最喜欢的功课上来，对它进行一些深入的研究，多问一些为什么，你才能抓住这门功课的实质，研究得更深更透一些。
我听了主席的话以后，觉得很有道理，所以以后我就专攻一门到两门。我比较喜欢音乐，另外我更喜欢的是写作文，喜欢语文课，所以后来我更多地把时间用在语文上，用在写文章上。在中学的时候，我的文章在班里是比较好的。我对文学的兴趣越来越大，后来考大学的时候，我毫不犹豫地报了北大中文系。
记者：您和主席也经常讨论文学方面的问题，听说有一次您看了外国小说《简·爱》，当时看得废寝忘食，被主人公的爱情深深地打动，随着主人公的情绪一把鼻涕一把泪。后来有一天您去看主席，就对主席大大讲了一番自己对这本书的感受。后来又过了一段时间，再去看主席的时候，您发现《简·爱》这本书就扣在他的桌子上，是吗？
邵华：是，当时我看小说都看得痴迷了。后来我也觉得对《简·爱》有些地方我说得太过了，给主席讲，主席就笑了笑。
我觉得主席这么做也是出于一位父亲的心理。也想看看孩子究竟在想些什么，关心一个青年人的思想动态问题。曾经有些人讲主席根本没有读过外国著作，我说那纯属偏见，是对主席不了解的人。在上世纪50年代初，主席就说要看《茶花女》，他找不到这本书，就托我姐姐，后来我姐姐想办法到她的一个朋友那儿借到了一本。过了一段时间主席就把这本书又还给了我姐姐，我姐姐拿到这本书以后，顺手翻开一看里头圈圈点点，甚至还有眉批，把我姐姐吓坏了。她就觉得我从人家那儿借来的，几乎是一本新的书，现在被主席都看成这个样子了，我怎么还给人家。所以后来我姐姐给我讲，她把这本书还给人家的时候，说了一句，这本书我已经看完了，还给你，然后扭头就跑了。
树犹如此，人何以堪！
“岸英与我们告别，再也没有回来。他倒下了，再也没有起来。多少年过去了，我们依然永远地期待。”
——邵华《毛泽东之路——追寻父亲的足迹》
1950年10月19日夜晚，岸英和战友们在沉沉夜色中跨过鸭绿江大桥，参加抗美援朝。11月25日，参战仅一个月的毛岸英牺牲，年仅28岁。
听到岸英牺牲的消息时，正是北京隆冬的季节，毛泽东只是一支接一支地抽烟，一抬头看到窗外的枯柳，他念了这样一首诗：“昔年种柳，依依江南；今看摇落，凄怆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
停顿了很久，毛泽东说，先不要着急告诉思齐。
记者：主席对于毛岸英同志要求是相当严格的，他对儿子的培养就是要艰苦奋斗，要到第一线去锻炼。听说北京解放时，中央领导要进入中南海、颐和园、香山，那时国民党在周围埋了很多地雷，主席要求岸英同志和扫雷班的人一块去扫雷，那都是干最危险的活。万一找不好、检查不好的话，踩到地雷上随时有牺牲的可能。但是主席就是要求孩子们别人怎么做，你也怎么做，跟着去做……作为主席最钟爱、寄予期望最高的儿子，岸英同志的牺牲肯定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心灵创伤。而您的姐姐却在很长时间内不知道丈夫阵亡的消息，这是为什么呢？
邵华：毛主席是一个感情非常充实的人，是一个非常有感情的人，但他将感情深深藏在心中，不轻易地流露。你看岸英哥哥牺牲的时候，他是非常痛苦的，我那时候还小，也不太了解，后来就从他对我姐姐的关怀、体贴这一方面来讲，我是很能体会他的感受。
岸英哥哥牺牲之后，主席因为我姐姐还在学习，怕她经不起这样痛苦沉重的打击，所以他把痛苦深深地埋在自己的心里，整整三年他都没有告诉我姐姐。
记者：在这三年当中，您姐姐还经常去看主席吗？
邵华：经常去看他呀。现在回过头来想，我觉得我姐姐去看他的时候，他知道儿子已经牺牲了，可是儿媳妇还不知道，在他面前喜笑颜开的时候，他也不得不装出一副平常的样子，那时候他心中埋藏的痛苦有多深！我姐姐每次去看主席，对他来说都应该是一次心灵的创伤。他看到我姐姐，能不想到岸英吗？但是他又不能流露啊。
记者：可是孩子长大了，有些问题迟早要自己面对，长痛不如短痛，为什么三年这么长的时间里都没有找到机会给您姐姐说？
邵华：他怕她经受不起打击，他觉得越晚知道一天，就越多一天的幸福和欢乐。早知道一天，她就会多一天痛苦和悲哀。
毛泽东这一瞒就是整整三年，三年里，几乎每个周末思齐都会去看望他。1953年抗美援朝战争结束，毛泽东再也瞒不住了。
记者：后来您姐姐知道消息后，是不是特别悲痛？
邵华：果不其然，后来当我姐姐知道消息去问他的时候，去证实的时候，我姐姐哭得昏了过去。等了三年了，因为她老得不到他的消息，最后产生了疑问，所以也有预感了。甚至在这之前，两年之后，我妈妈也知道了消息，但是当我妈妈知道主席没告诉我姐姐的时候，我妈妈也瞒着我姐姐。
我妈体谅主席的心情，这些老人们对子女的爱护有他们不同的方式。他们觉得把这种不幸的消息过早地告诉自己的孩子，对他们来说精神上的负荷和打击太沉重了，所以能瞒她就瞒着，我是这样理解他们的心情的。
到最后瞒不下去了，不得不证实这个消息。她证实这个消息的时候，电影上也表现过，我姐姐就哭，痛不欲生，旁边的同志就说，思齐你别哭了，摸摸你爸爸的手都冰凉了，我姐姐才哭着离开他的办公室，跑出去，病了一场。
就在这种情况下，主席对我姐姐说，你虽然不是我的儿媳妇了，但你是我亲爱的大女儿。因为我姐姐的岁数比李敏、李讷岁数都大。本来是他们的嫂子，但是哥哥牺牲以后呢，主席就说你仍然是我的女儿，是我的大女儿。
毛泽东是位开放的父亲，他不断地劝思齐重新成立家庭，但是5年过去了，6年过去了，思齐始终孑然一身。
记者：您的姐姐在岸英牺牲后八九年时间，一直没有再谈恋爱，听说在这期间主席一直不断劝她，岸英牺牲那么久了，人是不会再活过来了，你应该建立一个新的家庭，不要老沉浸在过去的悲痛之中。可是您姐姐老是不考虑结婚的问题。后来主席就找到您，让您去问问姐姐，为什么不结婚？
邵华：从岸英哥哥1950年牺牲一直到60年代初的10年中间，从我姐姐1953年知道岸英牺牲到再婚，这中间有八九年时间，她一直没有找朋友。后来主席就问我，你姐姐为什么不找朋友，不再谈恋爱？意思就是你去问问你姐姐。我姐姐说，我活着没见人，死了没见尸，说我连岸英葬在朝鲜什么地方都不知道，我都没给他扫过一次墓，你说我能够再找别人吗？哎呀，我当时听了这句话，我的心这样一缩。(激动)
所以后来我见到主席就给他说了，这个时候我第一次看到主席的眼泪，他也哭了……
后来没过几天，我们接到中南海办公厅的通知，一个秘书陪着姐姐，我跟着，一起去给岸英哥哥扫墓。得到这个消息以后，我们当时又悲又喜。
那一天的情景，我记得相当清楚。车到了陵墓，那个墓很高，在半山腰上，我们看见“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几个字，就忍不住泪流满面。当我们走上一层层的台阶，到陵墓跟前的时候，才知道那个地方已埋了130多人了。中间前面的一个陵墓是岸英哥哥的，最早的时候只有一块碑，写着“毛岸英同志之墓”。我们悲痛欲绝，我和我姐姐献了一个花圈。我姐姐掏出一个手绢，在陵墓旁边包了一把土，放在怀里。
我姐姐回来以后大病了一场，在北京医院住了两三个月的院。主席在她住院期间给她写了一封信，大概意思是这样的，我的大女儿，你要放宽心，我让你去了朝鲜一趟，差点要了你的小命。意思是劝她振奋起来，一定要把身体养好。后来我姐姐出院以后，主席劝她，说你的心愿总算了了吧，可以考虑下一步了吧！所以朋友们都很热情地给她介绍对象。就这样，我姐姐和我现在的姐夫终于走到了一起，他们的关系比较成熟，主席很关心这件事情，还想办法把我现在这个姐夫的档案调过去，他自己看，一看才知道他也是农民家的一个子女，一个农民家的儿子成长为飞行员，也在苏联学习过，有一定的文化素质，组织上评价也不错。
记者：抗美援朝胜利以后，即1953年之后，当时有一小部分烈士的骨灰回国了，有些在辽宁，有些回老家葬了。听说您姐姐知道岸英哥哥牺牲以后，也曾经在主席面前提起过，是不是把岸英的骨灰迁回国内来，安葬在韶山。作为长子，按照中国的传统是应该在膝下尽孝的，即使死后也要葬在父辈的坟旁，而岸英同志却埋葬在了朝鲜，您觉得主席是怎么想的？
邵华：其实主席何尝不想把儿子的骨灰迁回来。他怎么能不想呢？从亲情方面来说，尤其岸英是他最疼爱的一个儿子，你想埋在异国他乡，亲人总不能经常去扫墓，是不是？我们10年去一次，不容易。何况每家每户到了清明节的时候倍思亲，家家哪一年不去给亲人扫墓呢？但是在异国他乡，这一点就做不到了。
当时提出把骨灰迁回来的时候，主席长叹了一口气，说，青山处处埋忠骨，何必马革裹尸还？岸英牺牲在朝鲜，就让他留在朝鲜吧！
后来听志愿军总部的一些人讲，由于主席的带头示范作用，这一次抗美援朝战争虽然我们牺牲了很多志愿军烈士，但是在处理志愿军烈士的后事上，这次是最顺利的。因为很多家属原来提议要把亲人迁回来，但是由于主席的示范作用，好多人全都不提了。现在我们去朝鲜访问的时候，还可以看到很多志愿军烈士陵园在那里，毛岸英和133位牺牲的志愿军战士，被埋葬在位于朝鲜桧仓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
父亲的重阳
“父亲的重阳，回想起来总是伤心多于欢乐。一个个的亲人相继撒手而去，那活着的无处诉说，只能对着丛菊黯然，其情岂不惨凄！每逢这样的时刻，我们在一旁站一刻后，轻轻喊他一声，他回过头来，看见我们，总会微微点一下头。”
——邵华《毛泽东之路——追寻父亲的足迹》
逝者如斯，悲哀在时光的流转中沉积着同时也渐行渐远……1960年，毛泽东与亲家张文秋迎来了一桩喜事，思齐的妹妹邵华与毛岸青结婚。
记者：听说毛岸英和您一家感情很深，他对你们这些弟弟妹妹都很呵护，因为他从小失去了母亲，他跟母亲一起坐过牢，母亲被枪毙的时候他才8岁。可想而知，在他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震撼和创伤，他和弟弟相依为命度过了20多年。岸英的牺牲对岸青的打击是无法言说的？
邵华：是啊，岸英牺牲后，岸青很长一段时间都沉浸在悲痛里。岸英对岸青是非常疼爱和照顾的，虽然他只比岸青大一岁，我觉得他还是挑起了一份父亲、母亲对岸青的关爱之情，所以他们兄弟俩手足之情是非常深厚的。后来岸英去抗美援朝的时候，他在临行的前夜到了我们家，去看望我母亲。道别的时候，他也嘱咐我母亲，他唯一不放心的就是岸青，怕他没有人照顾，怕没有人在生活上给予他关怀。因为他知道父亲工作很忙，国家大事那么多，所以岸青生活上的事情，他就拜托我母亲来照顾他。
因为他去抗美援朝是保密的，所以他说这些话我母亲当时还觉得比较奇怪。岸英和我姐姐结婚以后，岸青几乎每周都一块来，岸青生活上的一些缝缝补补、洗洗涮涮啊，都是我母亲帮着做，另外岸青是在苏联长大的，喜欢喝牛奶啊，喜欢吃面包啊，那时候也是薪金生活，又没有多少钱，我母亲就常常用自己的零用钱贴补岸青，照顾他，把岸青当作自己的孩子一样。只要岸青到我们家里来，我母亲就会专门给他做一两道菜，所以我和岸青从小就认识。
我和岸青结婚是在大连，结婚的时候我妈妈、主席他们都没有到场。后来我和岸青一起回到北京看望爸爸的时候，爸爸那天特别高兴，把我们都叫到中南海，所以那一天，我姐姐、新的姐夫，再加上我妹妹，我和岸青，我们几个人都聚在了一起。
我们都高高兴兴去了，我还带着相机，准备自己照相。那天去了以后，父亲容光焕发，看见我们都来了，笑呵呵的，和每个人握手。这时我看见从屏风后面走出来一个人，一看，是吕厚明，哎哟，我们高兴死了。因为平常跟父亲在一起的时候，身边很少有摄影记者，尤其是在他书房里啊，在会客室里，都是父子之间，哪需要摄影记者，而今天爸爸特意想到了，因为平常老看着我拿着相机照啊照啊。
我一看摄影师来了，特别高兴。摄影师给我们照了合影后，我姐姐和姐夫、我、岸青和主席又照了，然后我们每个人又单独和主席照。主席不厌其烦地跟我们照，照完了还说，照片洗出来别忘了给他们。
1962年春，我和岸青一起回到了父亲身边，把家安在北京的西郊。1970年，我们的儿子毛新宇出生，岸青视儿子如掌上明珠。
记者：听说您和毛岸青结婚后，主席对您说，你是新媳妇，你和岸青第一件事，应该回湖南老家去看望杨开慧的母亲，你们叫外婆，90多岁了，你们应该给开慧妈妈扫墓，新媳妇应该去认认婆家门？
邵华：是啊，当时我觉得主席，哎呀，考虑事情考虑得这么全面，没有忘记外祖母，没有忘记开慧妈妈，因此叫我和岸青结婚以后呢，先去告慰老人。开慧妈妈葬在老家长沙县板仓，在她老家旁边，一个棉花坡，一个山上。后来我们一起到了长沙，看外婆，外婆很老……
“老屋里静悄悄的，地上似乎还留着父亲、妈妈高大的背影，空气中似乎飘溢着他们青春的气息。”
——邵华《毛泽东之路——追寻父亲的足迹》
1920年毛泽东与杨开慧结婚，育有岸英、岸青、岸龙三子。1927年8月，33岁的毛泽东告别妻子，奔赴湘赣边界准备秋收起义。秋收起义失败后，毛泽东带着队伍走入江西井冈山的大山里。别后三年，夫妻间少有音信。
“又是一晚没有入睡。我不想忍了，我要跑到他那里去。小孩，可怜的小孩，又把我拖住了。我的心挑了一个重担，一头是他，一头是小孩，谁都拿不开。”
——杨开慧
杨开慧常常将自己的思绪写下来，被捕前，她将4000余字的散记藏入墙里。这些文字静静地在黑暗中吐露着主人的情思，半个世纪过去了，直到1982年这些文章才被发现，而此时毛泽东已经逝世6年了。
邵华珍藏着毛泽东《蝶恋花·答李淑一》的手迹，但这幅墨宝与众不同，它的开篇是这样写的：“我失杨花君失柳……”
记者：1930年11月，杨开慧牺牲，牺牲时只有29岁。其实，当时国民党称只要杨开慧登报声明与毛泽东脱离夫妻关系，她就可以获得自由。可想而知她对毛泽东这份感情的深切，而毛泽东得知妻子被害时也写下8个字：开慧之死，百身莫赎。27年后，他又写下著名的《蝶恋花·答李淑一》，在这首词里他将妻子比作骄杨。
邵华：主席曾经给别人写过，“女子革命而丧其元焉得不骄”，他对我们说是用白话说的。开慧妈妈那时候上有老母，下面有三个孩子，但是她为了革命事业，换句话说，她为了和主席的一份感情，抛头颅洒热血，走上刑场，是非常难得的。主席一直给我们讲，开慧妈妈是非常难得的女性。
主席经常在我们面前谈起开慧妈妈，有一天我就忍不住对他说，爸爸，你能不能把你给李淑一同志写的《蝶恋花·答李淑一》再给我们写一遍啊。主席说好吧，这样他就坐在桌子旁，铺开宣纸，提起笔来。那个时候他的书法应该说是顶峰的时候，他就提起笔来写道：“我失杨花君失柳……”
记者：应该是“我失骄杨”啊。
邵华：对，看着他一开始写“我失杨花君失柳”，我心里一愣，我看了以后，跟你一样，也发了一个疑问，我说爸爸，不是“骄杨”吗？
因为他给李淑一写的是“我失骄杨君失柳”，爸爸看了一下，说，称“杨花”也很贴切。(停顿)
噢，当时我就领悟到，可能在同志在战友面前，他给李淑一写柳直荀烈士时，开慧妈妈是一株挺拔的骄杨；那么在子女面前，在家庭里，他就信手写了一个杨花，那样地洁白，那样地轻柔，那样地亲切，所以呢他说称杨花也很贴切。开慧妈妈在他心中是两面，既有骄杨挺拔不弯的一面，也有她温情贤惠的妻子、善良的母亲温柔洁白的一面。无论是“骄杨”也好，是“杨花”也好，他是没有忘记她的。
……
“寂寞嫦娥舒广袖，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
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
——毛泽东《蝶恋花·答李淑一》
采访结束后，邵华抱着刚出生不久的小孙子玩耍。这是这个小生命第一次出现在摄像机镜头前，他的小名叫东东，出生在2003年12月26日，巧合的是，这一天也是他的曾祖父毛泽东的生日。
东东笑得很幸福，这幸福是他的先辈们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他的笑容纯净得一尘不染，逝去的亲人们似乎也在微笑着注视这个小生命；将来，爷爷奶奶会告诉他过去发生的故事，那些关于生命关于幸福的故事，那些故事将汇聚为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伴他成长、伴他前行。
后记：2008年6月24日，邵华因病在北京去世。
本文摘自《真情见证》
开国领袖的亲情家事：真情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