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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2-17 | 几点说明

几点说明
前几天在博客上发表了评李慎明《关于民主与普世民主的相关思考》的文章,有网友评论说“好狠”,因此要这里说明一下:
一、我不是一个“狠人”。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以一个旁观者的角度来看网上发表的各种关于“普世价值”的文章,不管是说“民主是个好东西”的,还是说“民主是个坏东西”的,我都尽量使自己保持一种平静、平和的心态来看待这一切,当做茶余饭后的一种消遣。心里时常告诫自己,不要评论、不要表达观点,不要去趟“政治”这潭浑水。因为自知所谓的“政治”里面有太多的诡辩、太多的欺诈、太多的阴险、太多的黑白颠倒,太多的“狠”。
最近一段时间,总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当我们这一代人垂垂老矣的时候,儿孙们站在面前,问及我们“你们这一代人究竟为我们这一代人做了些什么?”“你们这一代人究竟为我们这一代人留下了些什么?”面对这样的问题,我会怎样回答,我该如何回答呢?这样的问题使我寝食难安,常常陷入痛苦之中。
再过几十年或更长一段时间,我们的后辈人仍然生活在一个没有独立人格、没有自由表达意愿、没有自由行使公民权力,一切都“被代表” 的极权体制之下时,我们这一代人应不应该受到这样的责问?应不应该为自己的怠惰和不争而愧疚呢?
为了不被后人们责难,为了使他们能够生活在一个相对民主的、自由的、有投票权的体制中,为了他们每一个人都能有尊严地活着,我们每一个有良知的公民,不只是为了他们,同时也是为了我们自己,是不是要站出来,承担起自己的责任和义务呢?既不能以“穷人多搞不好民主”为借口,也不能以“国民素质底”而迟滞民主进程。既然知道民主是一个渐进的过程,那么不从现在开始,又更待何时?鲁迅曾说,“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藉此,便有了要趟一趟浑水的想法,这便是评李慎明《关于民主与普世民主的相关思考》的文章的初衷。
二、回头反思自己的这篇评论,觉得还是有许多不到位的地方。一是由于时间匆忙,没有对其观点逐一评论。二是受文化素养和理论水平所限,既没有李诲之先生的犀利笔锋,更没有钱文军先生的理论功底,没有把整篇文章分析得透彻和明了。
三、我时常有这样一种想法,国人是否有足够的智慧构建一个没有“恐惧”、没有“权威”、没有“贪婪”、没有“歧视”,尊重每个人“生而平等”的机制,在这里,人们可以心平气和地、自由地讨论各种思想,表达自己的诉求。
我素不喜欢给人扣帽子,那是“文革”时的恶习,早被人们所唾弃,之所以那么称呼李慎明先生,只不过是为了给他有个定位而已。李的文章中,张口这个阶级,闭口那个阶级,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评价“文学创作”;从阶级地位的角度对待“婚姻爱情”,且通篇文章都是戴着有色眼镜看问题,不用“文革遗老”称之,又能用什么呢?
他引用了许多所谓经典学说,来为自己的论述进行装饰,对“普世价值”不做祥细分析,便先下结论,先定框框,然后再在框框内东拼西凑些内容,为论述而论述,为批判而批判,犯了体制内所谓“理论家”的通病,走上了“御用文人”的老路。不能从活着的人、现实中的人、发展中的人的视野,不能从人的基本生存需求、基本生存权力的角度解释“普世价值”。
从我最近阅读的马克思的有关书籍,越来越清晰地产生这样的认识,“普世价值”的真正内涵就是马克思“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具体体现。
四、李慎明先生有着“中国社会科学院党委副书记、副院长”还有“副会长、顾问、高级编辑、教授、博导”等等的头衔,足以证明其地位之高,名声之显赫,其言论足以代表当下中国社会科学“理论之顶峰”,研究之“丰硕成果”。然而,在仔细读完他的文章之后,使我产生了“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的感觉。有些理论看似高深,其实只不过是“皇帝的新装”罢了。我之所以有后面几个对他的称谓,主要是基于上面的依据,如果说有点“狠”,那也只能说是李先生误撞到我的枪口上了吧。
2009-12-17 22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