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平定西藏武装叛乱内幕

追击西藏叛军的解放军
1959年，在国外敌对势力的支持下，极少数分裂分子在西藏策划了武装叛乱，中央人民政府迅速平定，从此西藏走向了和平与稳定。为何1951年西藏解放时没有立即改变当时的社会制度？叛乱何以发生？叛乱分子的结局怎样？拨开历史迷雾，让我们重寻西藏的重生路。
西藏上层反动集团蠢蠢欲动，谋划发动叛乱
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后，本着祖国统一、民族平等团结的一贯主张，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条协议》。协议规定，西藏社会制度必须改革，但这种改革中央不加强迫，由西藏地方政府自动进行。然而，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在外国势力的支持和操擒下，坚持农奴制度永久不改的反动立场，千方百计阻拦和破坏十七条协议的实行，阴谋实现“西藏独立”。
1957年，川、甘、青三省藏族地区的少数分裂分子聚集拉萨，成立了一个名叫“曲细岗珠” （汉语“四水六岗”的意思，泛指四川、云南、甘肃、青海等藏族聚集的地区）的叛乱组织，妄图将这些地区和西藏融为一体，建立一个“大西藏共和国”。
1958年4月20日，与西藏相邻几个省份的武装叛乱头目及藏军共5000余人窜入拉萨，与哲蚌、色拉、噶丹三大寺的代表秘密聚会，签订了正式盟书，决定把叛乱的武装力量全部统一在“曲细岗珠”组织之内，还划分了将来叛乱时各自承担的任务。6月18日，恩珠·贡布扎西等叛乱分子在西藏山南地区的竹古塘正式宣布成立“四水六岗卫教志愿军”（简称“卫教军”）。美国中央情报局不断秘密支持西藏叛乱分子。卫教军一成立，美国便给他们提供了武器弹药。噶厦（即西藏原地方政府，1959年3月废止）也全力支持这一叛乱武装，给叛乱武装发放粮食和武器弹药。卫教军成立后发展迅速，由最后的800多人很快扩展到1500余人。他们在昌都、黑河、山南、林芝、江孜等地策动当地反动分子，袭击人民解放军驻地和车队，破坏交通干线，抢劫物资。叛乱分子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无恶不做，给西藏人民形成了深重灾难。
7月4日，达赖在布达拉宫举行仪式，正式接受叛乱组织“曲细岗珠”所献的“金宝座”。噶厦以达赖表面给藏、川、澳、甘、青500多名“曲细岗珠”组织成员回赠了礼品。接着，这些分裂分子给达赖呈送了一份演讲，要求达赖领导“曲细岗珠”所涉及的地区，公开提出“保卫宗教”、“西藏独立”、“反对改革、反对共产党”的口号。
1958年7月21日，卫教军在拉萨以东80余公里处的争莫寺袭击了解放军一辆运输汽车，打响了武装叛乱的第一枪。此后的近一年的时间里，他们牵制了西藏军区三分之一的兵力。1959年1月，叛匪血腥洗劫昌都西南约200公里的扎木（现波密）中心县委之后，又围攻泽当中共山南工委77天，围攻丁青县委90余天。叛乱中，这些匪徒不只截断公路，炸毁桥梁，伏击车辆，袭击兵站，而且抢掠财物，奸淫妇女，杀戮无辜，破坏寺庙，连寺庙内敬神的灯油、灯盏也要夺走。嘉黎阿扎寺活佛和其管家叛乱后，捣毁佛像，焚毁经书，还把寺内的金银财宝抢掠一空。山南凯松溪长全村仅有50户人家，卫教军杀进村庄之后，洗劫了每户家庭，奸污了全村妇女，从10岁小姑娘到六七十岁的老太太无一逃脱叛匪的蹂躏。
与此同时，在西藏噶厦反动分子的指令下，青海、四川等藏区的叛乱武装开始聚集，向拉萨移动。西藏当地的叛乱分子和旧藏军主力，也化装起来，秘密潜入拉萨。西藏的形势极其严峻。

达赖喇嘛到西藏军区观看演出，成为反动上层发动叛乱的借口
在西藏上层反动集团中，噶伦（旧西藏噶厦政府最高世俗行政官员）索康·旺清格列、孜本朗色林·久美班觉、达赖喇嘛的副官长帕拉·土登为登等掌握实权的高级官员，暗中勾结和支持叛乱武装。中央人民政府几次向噶厦提出警告，明确指出：如果西藏地方政府放擒和包庇少数反动分子发动武装叛乱，中央将命令人民解放军坚定平息叛乱，发动农奴起来解放本人，完全推翻封建农奴制度。但是索康·旺清格列等人置中央的警告于不顾，以为时机成熟，于1959年3月10日公然发动了以拉萨为中心的武装叛乱。
1959年2月7日，达赖喇嘛在布达拉宫会见应邀前往观看跳神仪式的西藏工委、军区担任人时，主动提出观看西藏军区文工团演出的要求：“听说西藏军区文工团在内地进修回来后演出的节目很好，我想看一次，请你们给安排一下。”
西藏军区副司令员邓少东等人当即表示欢迎，并将达赖喇嘛的这一意愿告知噶伦和达赖喇嘛的副官长帕拉·土登维登等人。达赖喇嘛亲身确定了观看演出的时间（3月10日）和地点（军区礼堂）。
3月9日晚上，西藏少数反动上层对不明真相的拉萨僧俗民众说：“达赖喇嘛10号要去军区赴宴，汉人准备了飞机，要把达赖喇嘛劫往北京；每家都要派一个代表去罗布林卡请愿，请求达赖喇嘛10号不要去军区。”这一谣言在市民中产生了很大影响。
3月10日，叛乱分子煽动不明真相的僧俗民众围住达赖喇嘛的住地罗布林卡，阻拦达赖喇嘛前往西藏军区礼堂观看演出，还打伤西藏军区副司令员桑颇·才旺仁增，杀害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官员、爱国人士堪穷·索郎降措，并拖尸示众。叛乱分子还差遣部分群众上街游行示威，高喊“西藏独立万岁”等反动口号。叛乱分子还在罗布林卡召开了伪“人民代表会议”。“代表”共100多人，包括地方政府的僧俗官员、三大寺喇嘛和叛乱武装人员等。会议由堪仲大喇嘛绒朗色、堪仲土登降秋、扎萨凯墨·索朗旺堆等人掌管。他们说：“军区有监狱，不能让达赖喇嘛去；现在西藏独立了，达赖喇嘛不能随便到中央去。”与会“代表”提出由索康·旺钦格列、堪穷达热·多阿塔钦、噶章·洛桑仁增、凯墨·寮朗旺堆和藏军副分司令堪穷洛珠格桑等人来领导“西藏独立运动”。会上宣布在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工做的原西藏政府官员，从11日起一律不许再去办公。他们在会上还推出“代表”去当时印度驻拉萨分领事馆通知：西藏已经宣布“独立”。叛乱首领宣称“同中央决裂，为争取西藏独立而干到底”，他们指使拉萨及其周围的叛乱武装7000多人，在药王山、罗布林卡、布达拉宫及市郊各要地构筑工事，将西藏军区司令部和中央人民政府驻拉萨代表机关团团包围。
从3月10日至3月19日期间，西藏工委和西藏军区遵照中央的指示，采取了十分克制的态度，坚持不打第一枪。他们一方面向聚集在罗布林卡的索康·旺清格列、柳霞·土登塔巴等噶伦们提出警告，责令他们担任平息叛乱。另一方面，中央驻藏代理代表、西藏军区政委给达赖喇嘛写信，争取他摆脱叛乱分子，珍重本身安全。

被俘获的西藏叛乱分子
通过爱国人士，谭冠三先后于3月10日、11日和15日三次给达赖喇嘛写信。谭冠三在信中表示体谅达赖喇嘛的处境，关怀他的安全，并指出叛乱分子猖獗地进行军事挑衅，要求西藏地方政府立即予以制止。达赖喇嘛亦于3月11日、12日和16日先后给谭冠三复信3封。在16日的信中，达赖喇嘛表示，他已对地方政府官员等进行了“教育”和“严厉地指责”，并表示几天后还可能到军区去。
3月16日和17日，叛乱分子先后以“西藏独立会议”和“西藏独立国人民会议全体大会”的表面，给驻印度噶伦堡的西藏分裂主义分子夏格巴·汪秋德丹发出两封电报，要其向在印度的藏胞宣布“西藏独立国”已经成立，并谋求印度政府的支持。
3月17日夜晚，噶伦索康、柳霞、夏苏等叛乱头目以所谓“汉人两发炮弹打到罗布林卡北围墙外，要挟达赖喇嘛安全”为借口，将达赖喇嘛及其家属劫出拉萨。他们渡过雅鲁藏布江，往山南方向去。3月31日，达赖一行经西藏错那县沙则进入印度控制区的当天，印度分理尼赫鲁就在印度人民院发表讲话，他说“印度政府给予达赖喇嘛政治避难”。达赖抵印度后，印度当局待之为上宾。印度当局企图通过培植达赖集团，收留逃往印度的叛乱分子，对中国施加压力，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另外，印度政府还收留逃往印度的叛乱分子，并将其中的青壮年进行一定锻炼后，发给枪支弹药，然后编成印藏边境特种部队，部署在中印边境地区，对西藏进行策反、渗透和破坏。
3月18日，叛乱分子明目张胆地在拉萨市区贴出了“西藏独立国”的布告。该布告落款为“西藏独立国人民扩大会议”，气焰极为嚣张。20日凌晨，叛乱武装袭击前往拉萨河渡口执勤的人民解放军分队，向驻拉萨的解放军和中央代表机关发起了攻击。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外事处、人民医院、邮电局、贸易公司、西藏日报社、新华社西藏分社等单位，也遭到了攻击。
党中央和毛泽东果断决定平叛
西藏一小撮反动分子的分裂活动，早就引起了党中央、中央军委的高度重视。中央军委和分参谋部根据叛乱区域性和做战的特点，于1956年在西南地区分别成立了3个做战指挥部：以成都军区司令员黄新廷为首的指挥部，简称“黄指”；以陆军第五十四军军长丁盛为首的指挥部，简称“丁指”；以驻藏的4个师和独立团，以及后来入藏的解放军联合组成了“西藏军区指挥部”。分参谋部协调和指挥各指挥部的做战，特别是各指挥部的边缘地区或接合部的协同做战，空军支援及后勤保障等诸多严峻事项。
1958年7月18日，中央人民政府驻藏代表、西藏工委书记张经武，西藏军区司令员兼第18军军长张国华前往夏宫罗布林卡，会见达赖，阐明中央的立场。张经武直截了当说，提出“西藏独立”，搞叛乱，中央是绝对不能容忍的。张国华单刀直入说，如果反动分子一定要搞武装叛乱，中央一定采取武装平息叛乱，在平叛中实行民主改革。当时达赖感到紧张，表示将指示噶厦制止叛乱活动。但在3个月后，达赖召开噶厦扩大会议，不只没有“负起平叛的责任”，反而成了叛乱的动员大会。“曲细岗珠”武装，先后袭击青藏公路道班和山南工委驻地泽当。藏军也成建制参加叛乱武装。

被俘获的西藏叛乱分子
1959年3月15日，毛泽东在武汉东湖接见了张国华和张经武。毛泽东多次不拘形式地同他们交谈，谈西藏的平叛和民主改革问题。毛泽东说：“天要下雨，娘要改嫁。阶级本性决定他们要闹事。他们分以为他们还有资本，分是手中发痒。他们要叛乱，无非是想把你张国华（指解放军）赶走。”谈到改革时，毛泽东说：“我们确定西藏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以至更长的时间不进行改革，是真的，但他们分是听不进去，因为他们从根本上是反对改革的，坏事变好事。我早就说过，只需西藏反动派敢于发动全面叛乱，我们就要一边平叛，一边改革，要相信95％以上的人民是站在我们一边的。”毛泽东还谈到在平叛中，要把军事打击、政治争取和发动群众三者结合起来。毛泽东谈到了“关门平叛”和改革的方针、步骤等问题。分析了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公开叛乱后，达赖及其一群有可能逃跑。毛泽东说：“如果达赖及其一群人逃走时，我军一概不要阻挠。无论去山南，去印度，让他们去。”
毛泽东这次接见张国华对西藏的平叛改革指明了方向，对西藏平叛斗争的完全胜利，对废除西藏的封建农奴制度，对百万农奴翻身解放，起到了不可估量的做用。
张国华和张经武在武汉住了一天两夜后，于3月17日飞回北京。张经武出席了中央讨论西藏平息叛乱、实行民主改革的会议。3月22日拉萨叛乱平息的当天，张经武在参加中央会议后，以最快的速度，把中央长达2000余字的对西藏工做的指示——《关于在西藏平息叛乱中实行民主改革的若干政策问题》（草案），转发给西藏工委。他转发的这个指示（草案），是西藏民主改革的纲领性文件，对改革的方针、政策、路线都做了明确的规定，给西藏工做指明了方向。
1959年3月19日，为了维护国家统一，巩固民族团结，完全解放西藏人民，中共中央、中央人民政府不得不改变原定“六年不改”的方针，做出“完全平息叛乱，充分发动群众，实行民主改革”的决定，以从根本上推翻封建农奴制度，建设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新西藏。
仅用了三天时间，驻藏部队就平息了拉萨的武装叛乱
遵照中共中央、中央人民政府和中央军委关于平息西藏反革命武装叛乱的指示，西藏军区于3月20日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不待增援部队到达，即组织市内现有兵力平息拉萨市区的叛乱。”
为维护国家统一，驻藏人民解放军在西藏军区政治委员谭冠三的指挥下，于20日10时对叛乱武装实施反击。步兵分队在炮火掩护下首先攻占了药王山，控制了市内制高点，切断了西郊叛乱武装与市区的联系。继尔攻占罗布林卡。21日晨，对市区叛乱武装达成合围，并对小昭寺顽抗之敌予以全歼。在此情况下，大昭寺、布达拉宫的叛乱武装开始动摇，在强大政治攻势下，于22日拂晓缴械投降。至此，拉萨市的武装叛乱基本平息。在西藏的平叛斗争中，谭冠三立下了卓越的功勋。1962年，陈毅在北京对谭冠三说：“老谭，你一下子就改变了西藏的历史！”

人民解放军共抓获西藏叛军4000余人
3月20日战斗打响后，雪康土登尼玛等藏族爱国上层人士还随同解放军一道向叛乱武装实施火线喊话，敦促他们停止抵抗，对瓦解叛乱武装起了积极做用。爱国藏胞把解放军的胜利看成是本人的胜利。一些市民看到解放军战士攻占赤江宅楼后，纷纷伸出大姆指说：“解放军好样的”！战役结束后，许多市民就焚香顶礼，纷纷上街向解放军战士献哈达，送交叛乱分子遗弃的武器，协助解放军肃清残敌。当看到那些被打死的康巴叛乱分子尸体上还戴着抢来的一串串金银和宝石戒指，腰里塞满抢来的藏钞和银元时，市民都对他们边骂边吐唾沫。长期遭受反动分子压制打击的爱国人士欣喜若狂，他们纷纷互道“吉祥如意”！在阿沛·阿旺晋美家中的擦第、玛朗巴等爱国人士，围立在一起，尽情谈笑，举杯祝贺。叛乱武装曾想杀掉但被接来军区机关居住的爱国人士孜仲玉噶，当即兴高采烈地说：“这一下好了！黑白能够分清了！”
3月21至23日，驻日喀则、黑河、阿里的解放军分别解除了这些地区的藏军武装，接管了地方政权。这样，解放军就完全控制了西藏几个主要城市，摧毁了叛军指挥中心，打乱了西藏上层反动集团的叛乱计划，为平息西藏其他地区叛乱创造了条件。
1961年底，西藏地区的叛乱被完全平息
拉萨平叛结束后，西藏军区迅速调集兵力，平息山南地区的武装叛乱。1959年4月4日，中央军委指示西藏军区发起山南战役，张国华司令员前往拉萨指挥。解放军出师十日，奔袭千里，仅以4个团2个营兵力，一举荡平叛匪老巢，控制了喜马拉雅山以北、雅鲁藏布江以南的山南地区，切断叛匪外逃通道，接管了日喀则、江孜、亚东、黑河（今那曲）、噶尔昆沙等地政权。
在西藏人民的支持下，平叛部队兵分五路，日夜兼程，连续奔袭，不断进剿，捣毁了叛乱武装的巢穴，迅速控制了整个山南地区，切断了叛乱集团与国外的联系，为平息西藏全区叛乱奠定了基础。
卫教军退出国境进入不丹后，又向南翻了几道丘陵式的雪地，最后进入印度，向印度缴械，变成了国际难民。退到印度的“四水六岗”主要成员恩珠·贡布扎西、朗杰多吉、仁钦才仁、伦杰札、安多·津巴嘉措、格桑琼增、根益西等共七人成立了决策核心，并接受达赖喇嘛的二哥嘉乐顿珠的领导。1960年，在美国中央情报局赞助下，泛叛乱分子在尼泊尔木斯塘秘密建立了游击基地。卫教军进行了重组，以此为依托锻炼，十多年间曾对西藏派遣小股人员，但收效不大。1972年，中美关系改善，中央情报局中止了对游击基地的赞助。1974年，尼泊尔派兵取缔木斯塘基地，基地首领旺堆（恩珠·贡布扎西的侄子）被打死。卫教军从此寿终，成为了历史上的一个名词。
经过9个月的平叛做战，驻藏人民解放军完全肃清了拉萨、山南、江孜地区的叛乱，基本平息了昌都、黑河等地区的叛乱，控制了主要城镇和交通干线。但边沿地区的叛乱仍未停止。为迅速平息叛乱，驻藏人民解放军在充分准备的基础上，于1960年2月开始，集中主要兵力，在大股叛乱武装盘踞的思达、丁青、嘉黎、扎木之间地区，黑河、巴青之间地区，申扎、萨噶、定日之间地区，昌东南宁静、三岩地区和阿里地区先后组织6次进剿做战，歼灭叛乱武装2万余人。到1960年7月，西藏全区范畴内大股叛乱武装被歼灭，取得了平叛斗争的决定性胜利。

1961年，人民解放军进一步对分散在昌都东南地区和林芝、拉萨、那曲接合部地区以及其他地区的残余叛乱武装展开搜剿、侦捕。一些漏网的叛乱首领、小股武装连续被歼、投诚。平叛中，全区残余叛乱武装的许多重要首领，都纷纷投诚或投降。2月，昌都地区叛首八角喇嘛投诚；3月，申扎地区叛首保阿工投诚；6月，芒康地区叛首甲措本投诚；7月，边坝地区叛首阿旺洛桑投诚。为了争取保阿工，解放军先后派出26人次前往宣传、劝说，终究争取其投诚来归。曾经与共产党、人民政府有优良的合做共事关系的一些人，如曾任达赖喇嘛驻京办事处处长的然巴朗杰旺秋、曾任亚东下司马管理委员会主任的赤门索南班觉等人，只是在叛乱武装命令其断绝与人民政府的来往，强逼其签字参叛，否则格杀勿论，才被迫参与叛乱。参与叛乱后，他们并无多少具体活动，也不受叛乱武装的信任。对他们，在处理上就与顽固的叛首不同。如拉萨战役俘获然巴朗杰旺秋后，仅将其拘押两周，问清情况后即予释放；对战后逃往国外的赤门索南班觉，立即通过家人捎信，争取他很快投诚回归，与家人团聚。几年后，又安排然巴、赤门参加工做。对于参与叛乱后虽有具体活动，但被俘后认功态度好、确有悔改表现者，均从轻判处，一般只监禁数年即予释放。
至1961年底，西藏地区延续近3年的武装叛乱被完全平息，经过政治争取投诚来归者，占被处理的叛乱武装人数的42.8％；特别是1961年，占到70％以上。全区三年先后近9万卷入过叛乱行列的人员中，人民政府做为叛乱分子对待的叛首、骨干、坚定分子，只有2.3万人，人口只占全西藏2％。人民解放军认真执行军事打击、政治争取和发动群众三结合的平叛方针，使得叛乱武装的绝大部分为被俘、投降和投诚者。而被击伤者是少数，被击毙者更少。三年平叛中，人民解放军官兵也牺牲1551人、负伤1987人。他们是为了巩固祖国统一、保卫边疆安宁、支持西藏百万农奴翻身的崇高事业而牺牲、负伤的。西藏人民至今仍然留念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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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没有民主改革，就不可能有今天的新西藏
在平息武装叛乱的同时，党中央和毛泽东决定立即在西藏实行民主改革。1959年5月10日，毛泽东在接见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人民议院代表团时指出：“……现在条件成熟了，不要等到一九六三年了。这就要谢谢尼赫鲁和西藏叛乱分子。他们的武装叛乱为我们提供了现在就在西藏进行改革的理由。叛乱分子拿起枪来打我们，这样就能够看清，他们谁是站在我们这边的，谁是搞叛乱的。”
1959年7月17日，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通过《关于进行民主改革的决议》，在西藏全区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群众性民主改革运动，一举摧毁了封建农奴制度，实现了百万农奴和奴隶梦寐以求的当家做主的权利。
崭新的社会制度，带来了西藏的飞速发展，社会秩序渐趋安定，民族团结不断加强。在这样形势下，1965年9月1日西藏自治区宣布成立了，阿沛·阿旺晋美当选为首任主席。1999年，阿沛·阿旺晋美在《难忘的一九五九年——留念西藏民主改革四十年》中写道：“在今天留念西藏民主改革40 周年的时候，回顾往事，我深深地体会到，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没有1959年开始进行的完全的民主改革，就不可能有今天的社会主义的新西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