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王实昧在延安因理想而被杀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5 05:25:21
(2010-10-04 08:42:51)
转载
在《丁玲为什么去延安》一文中，我指出：丁玲所以去延安，主要是因为个人境遇，其目的是为了摆脱国民党纠缠，还自己一个清白之身。那么，去延安的知识分子是不是都是为了一己之私，就没有为理想为信念而去的么?当然不是这样，也的确有不少知识分子是怀着理想和信念去延安的——比如，王实昧就是一个。
王实味，原名叔翰。1925年考上北大，和胡风是同班同学。在军阀统治的白色恐怖下，1926年20岁的王实味就加入了共产党。因家庭经济困难，在北大上了两年学便辍学的他，在当时一些著名刊物上发表的中、短篇小说和他翻译的作品，深得诗人徐志摩和评论家陈西滢等人的好评，作品被收入新文艺丛书。1933年出版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史》提到他的文学创作时，他才27岁。1937年，已成为当时颇有影响的作家、翻译家的王实味，和很多进步青年一样，满怀激情和理想，放弃优越的城市生活，放弃已有的名利，投奔延安。
作为作家和翻译家的王实昧毕业于北大，是一名老共产党员，三十年代去了革命圣地延安，希望在那里，实现自己的革命理想。但他与其它一些革命圣徒们不同，他带来的不仅是朝觐，还有思索。他怀着虔诚的心境仔细而深刻地钻研了马克思所有的论文著作，之后，又对延安的现实进行了全面的考察，得出了一个历史的悖论：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是否必须以牺牲个性的精神自由为代价？1942年，王实昧在《谷雨》杂志发表了杂文《政治家，艺术家》，接着又在《解放日报》发表《野百合花》等一系列批判性杂文，坚持艺术家的责任是揭露一切肮脏和黑暗，从而与“欣欣向荣”的主题形成激烈的冲突。同时，他也对权威作出了挑战，他认为“中国大革命的失败，共产国际应负部分责任”，“斯大林人性并不可爱”。更难能可贵的是，他犀利地揭露和批评了当时作为革命圣地延安的“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的歌舞升平以及干部与群众之间“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的等级制度。
当年在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王实味的文艺观与我们的文艺观》，批判王实味的“红色沙皇”周扬，四十多年后也说“人的根本就是人自身”，肯定了他自己批判了一辈子的人道主义和人性论。可惜王实味听不见了；硬扣给王实昧头上的三顶帽子几十年后陆续被摘，可惜王实味也看不到了。王实味的一组杂文《野百合花》，发表在1942年3月23日延安的《解放日报》上，有些短文则贴在延安最高学府中央研究院的整风壁报《矢与的》上，在延安引起不小的轰动，看的人很多，像赶庙会一样。连领袖深夜都提着马灯到南门看《矢与的》壁报上王实味的文章。王实味简直成了“革命圣地”的明星。三年过后，在“七大”会上，毛泽东对此仍耿耿于怀：“四二年，王实昧在延安挂帅，他的墙报，引得南门外各地的人都去看。他是‘总司令’，我们打了败仗。”王实味被杀害十五年后的1962年。毛泽东在一次最高层会议上还提到王实味。《野百合花》发表后，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曾给王实味写信，找他谈话，指出文章的错误。他对这明显来自最高层的批评竟然置之不理，仍坚持他的批判精神和人性观点。这就注定了他的悲剧在所难免。
很快，一场批判的浪潮便铺天盖地向王实味涌来。对他这个钦点的“托派”、“反党分子”，有雪苇等熟悉同事的揭发，有丁玲等文坛同行的批判，也有亲密朋友的落井下石。唯独素不相识、从不来往的萧军在一边倒的批判声中怒吼：“让他说话!” 王实味被杀害以后，对他的批判一直都没有停止过。直到1958年1月27日，《人民日报》还发表了《奇文共欣赏，毒草成肥料——王实味、丁玲、肖军、罗烽、艾青等文章的再批判》的文章，《文艺报》还在再批判特辑上刊载了王实味当年在延安发表的《野百合花》。
时间到了1943年，这一年王实昧被捕，失去自由，在公共场合很少见到他的身影。这时，“国统区”有报纸报道，说王实味已被共产党处决。西安甚至为王实味召开了追悼会。一次，中外记者访问延安。这正好是揭穿国民党谣言的机会。毛泽东说，让王实味出来，让他们见见。于是，延安中央社会部按领袖的意图，精心策划了一次中外记者招待会。在记者招待会上，王实味面对中外记者说：“我是个托派，我犯了错误，应该枪毙。但是毛泽东不希望我死，让我工作。” 王实味的“死而复生”，让中外记者们惊诧不已。但还是有敏锐的记者，如新民晚报的赵超构等，看出王实味似乎有些言不由衷，不太自然，处境可能不佳。但无论如何，王实味在延安没有死，就足以让国民党的宣传棋输一着。中外记者招待会结束后，王实味被送回延安中央社会部的看守所。王实味躺在床上，紧握双拳，恨恨地说：“今天我是为了党的利益牺牲自己，我不是托派，我不是特务!”
王实昧这个理想主义者在延安的结局堪悲：1948年，在撤退转移途中，押送王实味的人觉得这个“反党分子”影响和拖累转移，请示中央社会部“就地正法”。上面同意后，在撤退到山西兴县时，就把年仅41岁的王实味杀害。
王实昧是个理想主义者，终究是一介书生，书生论政也许免不了走向“天真”。这种“天真”虽然离真理很近，但在延安，这却是通向灾难的入口。接受北大教育，深受西方文学思想影响的王实味在文章中强调，政治家改造的是社会制度，艺术家改造的是人的灵魂。艺术家可以独立于政治之外。作为学生时代就投身革命的真诚马克思主义者，他坚定地信仰马克思主义。但他并不放弃最基本的对人性的内在追求。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应该是有人性色彩的。因此，他通过文学作品表达自己朴素的人性观点，批评当时延安存在的缺乏人性温暖，一味残酷斗争的阴暗面；批评“歌转玉堂春，舞回金莲步”的升平景象；批评斯大林粗暴、残忍，没有人性；直言不讳地公开反对包括自己在内享受特权的“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的等级制度……这些一个理想主义者的正当反应，在延安却只能换来灭顶之灾。
王实味被杀害以后，对他的批判一直都没有停止过。直到1958年1月27日，《人民日报》还发表了《奇文共欣赏，毒草成肥料——王实味、丁玲、肖军、罗烽、艾青等文章的再批判》的文章，《文艺报》还在再批判特辑上刊载了王实味当年在延安发表的《野百合花》。
转载在《丁玲为什么去延安》一文中，我指出：丁玲所以去延安，主要是因为个人境遇，其目的是为了摆脱国民党纠缠，还自己一个清白之身。那么，去延安的知识分子是不是都是为了一己之私，就没有为理想为信念而去的么?当然不是这样，也的确有不少知识分子是怀着理想和信念去延安的——比如，王实昧就是一个。
王实味，原名叔翰。1925年考上北大，和胡风是同班同学。在军阀统治的白色恐怖下，1926年20岁的王实味就加入了共产党。因家庭经济困难，在北大上了两年学便辍学的他，在当时一些著名刊物上发表的中、短篇小说和他翻译的作品，深得诗人徐志摩和评论家陈西滢等人的好评，作品被收入新文艺丛书。1933年出版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史》提到他的文学创作时，他才27岁。1937年，已成为当时颇有影响的作家、翻译家的王实味，和很多进步青年一样，满怀激情和理想，放弃优越的城市生活，放弃已有的名利，投奔延安。
作为作家和翻译家的王实昧毕业于北大，是一名老共产党员，三十年代去了革命圣地延安，希望在那里，实现自己的革命理想。但他与其它一些革命圣徒们不同，他带来的不仅是朝觐，还有思索。他怀着虔诚的心境仔细而深刻地钻研了马克思所有的论文著作，之后，又对延安的现实进行了全面的考察，得出了一个历史的悖论：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是否必须以牺牲个性的精神自由为代价？1942年，王实昧在《谷雨》杂志发表了杂文《政治家，艺术家》，接着又在《解放日报》发表《野百合花》等一系列批判性杂文，坚持艺术家的责任是揭露一切肮脏和黑暗，从而与“欣欣向荣”的主题形成激烈的冲突。同时，他也对权威作出了挑战，他认为“中国大革命的失败，共产国际应负部分责任”，“斯大林人性并不可爱”。更难能可贵的是，他犀利地揭露和批评了当时作为革命圣地延安的“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的歌舞升平以及干部与群众之间“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的等级制度。
当年在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王实味的文艺观与我们的文艺观》，批判王实味的“红色沙皇”周扬，四十多年后也说“人的根本就是人自身”，肯定了他自己批判了一辈子的人道主义和人性论。可惜王实味听不见了；硬扣给王实昧头上的三顶帽子几十年后陆续被摘，可惜王实味也看不到了。王实味的一组杂文《野百合花》，发表在1942年3月23日延安的《解放日报》上，有些短文则贴在延安最高学府中央研究院的整风壁报《矢与的》上，在延安引起不小的轰动，看的人很多，像赶庙会一样。连领袖深夜都提着马灯到南门看《矢与的》壁报上王实味的文章。王实味简直成了“革命圣地”的明星。三年过后，在“七大”会上，毛泽东对此仍耿耿于怀：“四二年，王实昧在延安挂帅，他的墙报，引得南门外各地的人都去看。他是‘总司令’，我们打了败仗。”王实味被杀害十五年后的1962年。毛泽东在一次最高层会议上还提到王实味。《野百合花》发表后，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曾给王实味写信，找他谈话，指出文章的错误。他对这明显来自最高层的批评竟然置之不理，仍坚持他的批判精神和人性观点。这就注定了他的悲剧在所难免。
很快，一场批判的浪潮便铺天盖地向王实味涌来。对他这个钦点的“托派”、“反党分子”，有雪苇等熟悉同事的揭发，有丁玲等文坛同行的批判，也有亲密朋友的落井下石。唯独素不相识、从不来往的萧军在一边倒的批判声中怒吼：“让他说话!” 王实味被杀害以后，对他的批判一直都没有停止过。直到1958年1月27日，《人民日报》还发表了《奇文共欣赏，毒草成肥料——王实味、丁玲、肖军、罗烽、艾青等文章的再批判》的文章，《文艺报》还在再批判特辑上刊载了王实味当年在延安发表的《野百合花》。
时间到了1943年，这一年王实昧被捕，失去自由，在公共场合很少见到他的身影。这时，“国统区”有报纸报道，说王实味已被共产党处决。西安甚至为王实味召开了追悼会。一次，中外记者访问延安。这正好是揭穿国民党谣言的机会。毛泽东说，让王实味出来，让他们见见。于是，延安中央社会部按领袖的意图，精心策划了一次中外记者招待会。在记者招待会上，王实味面对中外记者说：“我是个托派，我犯了错误，应该枪毙。但是毛泽东不希望我死，让我工作。” 王实味的“死而复生”，让中外记者们惊诧不已。但还是有敏锐的记者，如新民晚报的赵超构等，看出王实味似乎有些言不由衷，不太自然，处境可能不佳。但无论如何，王实味在延安没有死，就足以让国民党的宣传棋输一着。中外记者招待会结束后，王实味被送回延安中央社会部的看守所。王实味躺在床上，紧握双拳，恨恨地说：“今天我是为了党的利益牺牲自己，我不是托派，我不是特务!”
王实昧这个理想主义者在延安的结局堪悲：1948年，在撤退转移途中，押送王实味的人觉得这个“反党分子”影响和拖累转移，请示中央社会部“就地正法”。上面同意后，在撤退到山西兴县时，就把年仅41岁的王实味杀害。
王实昧是个理想主义者，终究是一介书生，书生论政也许免不了走向“天真”。这种“天真”虽然离真理很近，但在延安，这却是通向灾难的入口。接受北大教育，深受西方文学思想影响的王实味在文章中强调，政治家改造的是社会制度，艺术家改造的是人的灵魂。艺术家可以独立于政治之外。作为学生时代就投身革命的真诚马克思主义者，他坚定地信仰马克思主义。但他并不放弃最基本的对人性的内在追求。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应该是有人性色彩的。因此，他通过文学作品表达自己朴素的人性观点，批评当时延安存在的缺乏人性温暖，一味残酷斗争的阴暗面；批评“歌转玉堂春，舞回金莲步”的升平景象；批评斯大林粗暴、残忍，没有人性；直言不讳地公开反对包括自己在内享受特权的“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的等级制度……这些一个理想主义者的正当反应，在延安却只能换来灭顶之灾。
王实味被杀害以后，对他的批判一直都没有停止过。直到1958年1月27日，《人民日报》还发表了《奇文共欣赏，毒草成肥料——王实味、丁玲、肖军、罗烽、艾青等文章的再批判》的文章，《文艺报》还在再批判特辑上刊载了王实味当年在延安发表的《野百合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