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边缘人住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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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边缘人住在哪里 (2008-05-20 22:34:22)
标签:杂谈  分类:时评
幼时住在浙江吴兴县南浔镇,走到镇边缘,就见到一片简陋的民居,那里的居民都是外地人,他们的生计就是用蚌壳做纽扣。在镇外面还有一些外地人,他们有的是撑船的,有的是推粪车的。当时年岁太小,并未在意。以后研究历史地理,才知道这在江南是一种普遍现象——在太平天国战争结束后,大批来自河南、淮北、苏北、浙江南部等地的移民纷纷迁入。尽管他们的数量不少,在迁入地毕竟还是少数,社会地位与经济、文化水准更不能与当地原有居民相比,所以大多定居在城市与集镇的边缘或者外围。如淮北、苏北移民大多居住于南京城的边缘,而河南人大量分布于郊外。还有些外来移民,由于没有取得土地,或者不谙农事,成为渔民,或者干当地人不愿干的活,因而被视同贱民。在特殊情况下,外来移民成为当地人口的主体,但具有相对优势的移民往往捷足先登,定居在城内,而其他移民只能住在城外。如浙江长兴县,在太平天国战争期间受到严重破坏,人口锐减。战后大批来自浙江南部的移民聚居于县城一带,而河南移民迁入县城周围的平原的丘陵地带,因逃避战祸而从县城迁及山区的土著地主富户却从此成了山民,未能返回原居住地。
1957年我家迁居上海,当时我的父母还没有找到固定工作,只能租住一间棚户的阁楼。两年后自己买了一间棚屋,就是在共和新路铁路边的棚户区。那是夹在两条铁路之间的空地,开始是铁路员工搭建简易棚屋,以后迁入了像我家那样的非铁路员工家属,形成了一片有上百户的棚户区,并接通了电线,设立了给水站(公用自来水),铺了部分下水道,市政部门编了门牌号码。几年后,铁路扩建,缩小了我家与围墙间的距离。但与此同时我们这些棚屋也开始蚕食剩下的空间。纷纷合法地或违章扩建。前者是打申请报告,经政府部门批准,还可凭批文购买木料、水泥等建材。后者自然只要自己动手。如我家合法地搭了阁楼,又自行扩展,将围墙当了我家的后墙。结果整条弄堂成了仅供一辆自行车通过的窄巷,幸而没有发生过火灾,否则救火车是无论如何无法进入的。
不过与上海真正的棚户区相比,我家所在地实在微不足道。闸北区的大部分都是成片的棚户区,而在普陀、杨浦等区和苏州河沿岸也有大片棚户区。1965年我当中学教师后,我的不少学生都住在棚户区,几乎都讲苏北话,家长大多在铁路、码头、纺织车、运输部门工作,有的原来是三轮车、黄包车夫,找不到教师、职员或干部。在家访时我还惊异地发现,一位从来只讲苏北话的学生,母亲却一口常州话。原来因从小生活在苏北人聚居区,不会讲苏北话会受歧视,那学生竟连“双语”的能力也没有。这些成片棚户区,有的以前属租界与华界的交界地,有的是由苏州河水路迁入上海的集散地,有的处于工厂区附近,有的是日本侵略军轰炸焚烧的废墟。解放后,政府采取了一些措施改善棚户区的条件,如通电,通水,铺路,修公共厕所等,其中最大的手笔是拆除了几片“滚地龙”(低矮简陋的芦席棚)、棚户区,建成了多层的工人新村。其中的“蕃瓜弄”是一幢幢拥有水、电、煤气和厕所的四五层楼房,一直是供外宾参观的样板,也是阶级教育的基地。1958年起,上海已不许外来人口自由迁入。随着阶级斗争的深入,流动人口不时受到管制和驱逐,新的棚户区不再出现。但由于尚未实行计划生育,加上居民普遍属青年型人口,棚户区内的人口数量依然在迅速增加,而有机会从棚户区迁出的人口很少,区内的人口密度和建筑密度者越来越高,有的还在向周围艰难地扩展。直到上世纪末,这些棚户区才陆续被新建住宅所取代,直到今天尚未完全消失。
除了外来的底层贫民,层次稍高的外来移民或流动人口则在棚户区外寻找合适的栖身地。如文学青年租亭子间(石库门房的二楼后间,一般处在厨房与晒台之间),小职员从二房东手里租厢房间、阁楼,烟纸店(或“夫妻老婆店”)等小店老板晚上睡店堂,技工、中级职员或许能住进企业的公房。有的人虽然有幸居住在“上只角”,如淮海路、南京路或别墅区,住的却是大楼顶上搭的简屋、半地下室、汽车间、老式弄堂、残留农舍,或成为“七十二家房客”(多家合住一幢房子)。这部分人虽也处于城市边缘,但随着层次的升降,或者迁入更高层次的居住区,或者沦落到棚户区,甚至不得不迁离上海。
可见近代以来,无论是像上海这样的特大城市,还是中小城市、集镇,出现处于边缘地位的外来移民和流动人口的聚居区是不可避免的。改革开放以来,大量外来人口涌入城市和集镇,各类棚户、简屋、城中村、农民工聚居区应运而生,贫民区的存在已是既成事实。既然这类贫民区还会长期存在,甚至还会不断出现新的贫民区,那就不妨了解和研究以往的的事实,制订切实可行的改善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