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乡亲：建国六十年，回顾毛泽东怎样治党、治官

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原本都是造反起家的，可谓群雄四起。自从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之后，全党有了一条正确的马克思主义路线和明确的信念、宗旨，各路英雄才真正形成一个统一的战斗群体，与广大人民群众结成亲密的鱼水关系，使中国革命不断走向胜利。
但在革命取得全国性胜利后，情况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由于严酷的战争环境的结束，使革命队伍内部那种相互依存、生死与共的关系大大弱化；尤其是在和平环境和管理国家中出现的权利、地位的差别必然会对过去那种革命的、干群一致的关系产生一种离异倾向。有些干部也早就有在革命胜利后要享受生活的念头。历史上的那种“可以共患难、不可以共安乐”的现象是不可避免要发生的。
对于共产党所面临的新考验，毛泽东是最明察和清醒的。这突出地体现在他在建国前夕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对全党的告戒。毛泽东英明指出：“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增长。……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炮弹面前要打败仗。”为此，他提出了两个“务必”的教导。毛泽东的讲话，对当时既将准备欢庆胜利、享受生活、居功自傲的“功臣”们来说，无疑是一个及时有力的警告。更彰显出毛泽东的远见卓识、英明伟大。
勿谓言之不预。果然在建国后有一批功臣、干部出现了贪污受贿、享乐腐化、铺张浪费的风气。为此，党中央在1951、1952年开展了“三反、五反”运动，并依法杀了少数几个不得不杀的功臣，从而也挽救了大批干部。
正如毛泽东在一次谈话时说：“我们杀了几个有功之臣也是万般无奈。我建议重读一下《资治通鉴》。治国就是治吏。礼仪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之不国。如果一个个都贪污无度，胡作非为，而国家还没有办法治理他们，那么天下一定大乱，老百姓一定要当李自成。国民党是这样，共产党也是这样。杀张子善、刘青山时我讲过，杀他们两个就是救两百个、两千个、两万个啊。我说过的，杀人不是割韭菜，要慎之又慎。但是事出无奈，不得已啊。问题若是成了堆，就是积重难返了啊。崇祯黄帝是个好皇帝，可他面对那样一个烂摊子，只好哭天抹泪去了。我们共产党不是明朝的崇祯，我们决不会腐败到那种程度。一旦谁要是搞腐败，我毛泽东就割谁的脑袋。如果我毛泽东搞腐败，人民就割我毛泽东的脑袋。”这里充分体现出毛泽东“治国就是治官”的思想及其反对贪污腐败的决心。
“三反五反”运动对于当时的腐败现象只是暂时的遏制。而掌权后一些官员脱离群众、贪图享乐的总趋势仍在蔓延。五十年代文艺界演出的话剧《刘介梅忘本回头》，六十年代初的《霓虹灯下的哨兵》、《夺印》等剧目，正是反映的建国初干部队伍变化的一种真实情况。当时媒体上称其为“新的阶级斗争”现象，对此人们丝毫没有疑义。在进城以后，在一部分中、高级干部中还出现过一阵子“换妻”现象，即把原来一起患难与共的农民妻子抛弃，再娶城市里的年轻美貌的妻子。有些高级干部甚至先后结婚多次，妻子越换越年轻。这是一种典型的忘本、以权谋私、享乐腐化的表现。在实行“官衔制”和工资制的过程中，有些干部为争个人职位、级别和薪资的高低而闹情绪、哭哭啼啼等。过去旧官场中的那种功名利禄观念、争权夺利的现象在部分干部中出现。
问题虽然表现在部分党员干部中，而关键还在党的领导集团中。毫无疑问，共产党的高层领导成员、将帅们都是经过长期的革命斗争锻炼、出生入死考验而结成的一个英雄群体，不愧是群星璀灿、才干卓著。他们个个称得上是能臣宿将、精英、枭雄，无有平庸附势之辈。然而愈是这样一个富有个性的英雄群体，愈是须要一个具有雄才大略、多谋善断的领袖人物给予统帅和驾驭，否则就不可能形成一个团结一致、紧密配合、共同战斗的集体。
但在和平、执政环境下，要领寻和统帅这样一个群体就变得困难了。在建国前后毛泽东尖锐指出的那种革命到头、停顿起来不想前进的思想，以功臣自傲的情绪、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等，其实首先是在高层领导成员中表现出来的。权力、地位、荣誉、贵族生活方式的侵蚀，更是上层官员所首当面对的，即使功臣、将帅们也再难能保持铁板一块。
例如，建国初“高饶”的宗派、分裂主义集团就是在党的高层领导中出现的，它说明了在高层领导中一些争权夺利、阴一套阳一套行为的存在。在革命与反革命、功臣与罪人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界线。
有的领导成员离开艰苦奋斗精神，出现铺张浪费现象；有的领寻成员违背当时党中央决议而发表巩固、发展私有制的讲活；有的总想扩大个人的权威，在分管领域搞“独立主义”和“分散主义”，例如在末经批准的情况下就以中央名义发文件、电报等。这些都受到过毛泽东的多次批评。例如毛泽东在一个批示中指出：“过去数次中央决议不经我看，擅自发出，是错误的，是破坏纪律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80页。）在五六十年代毛泽东多次提出反对“分散主义”的问题。还批评有的领导成员多年中“不向我汇报工作”，“闹独立王国，许多事情不与我商量”等。这说明，在和平掌权情况下治党、治官，这是关系国家长治久安的重大问题。
在五十年代后期，西方政治家对社会主义国家制定了“和平演变”的新战略，即以推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的途径促使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变质。他们明确地提出要把希望寄托在共产党的第三代、第四代身上。在这一战略阴谋的影响和渗透下，苏联、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党出现修正主义，不同程度地离开了马列主义和人民群众。这使中国共产党领导集团面临着严峻的形势和挑战。
“和平演变”战略的提出，的确说明了西方政治家们的老谋深算。但是对于共产党来说毕竟还是外因，“打铁还看自身硬”。而共产党内一部分人总想以权谋私，离开广大劳动群众自己想及早先富起来，享乐腐化，这才是根本的危险。毛泽东说：革命胜利后，工人农民没有停止，他们要前进，“而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作了大官了，要保住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毛泽东文稿》第13册第487页。）这实质上还是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所讲的“功臣们”居功自傲、贪图享受、搞特权的问题。他还说：“有些人挂着共产党员的招牌，但却不代表工人阶级，而是代表资产阶级。这一点必须看到，否则我们是要吃亏的”。后来苏联、东欧国家的剧变证明，共产党如果背弃了人民群众，那么它也必然要被人民群众所抛弃，导致亡党亡国。
为此，毛泽东在观察分析形势变化的基础上，审时度势，在六十年代提出了“防此和平演变”、反对修正主义、坚持继续革命的理论，提出了社会主义国家的主要危险来自执政党自身、“出问题还在共产党内部”的论断，制定了重点加强执政党建设、大力整治干部队伍的战略方针，从而把反腐败和治官的思想发展到更高阶段。
治理国家千条万绪，什么是最关键的问题？在毛泽东看来，这就是干部，即国家的官员。建设一个廉洁的、为人民服务的干部队伍这是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保障；而党和干部队伍产生官僚特权和腐败也会葬送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成功是不可能仅靠发展经济取得的，仅靠加强法制也解决不了“历史周期律”问题。国家大计，根本的是把干部队伍整治好，实行一条真正体现广大劳动群众利益的路钱。这也是毛泽东积几十年思考对“历史周期律”的一种最终回答，也是对当时西方战略家提出的“和平演变”阴谋的一种回应。这成为毛泽东治国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和鲜明特征。
回顾毛泽东几十年对治党、治官的一系列实践探索，谈以下几点具体内容。
一、以身作则，率先垂范，限制官员特权
治官首先要治其身。几十年历史证明，在领导集体中真正高瞻远瞩、站在整个党和国家、民族的命运、前途的大局考虑问题、真正对广大平民百姓负责的唯有毛泽东。为此，他在建国后继续保持密切联系群众、艰苦奋斗的传统，谨防以权谋私。为了影响和带动整个中央领导集体，他在重大问题上都严格自律、率先垂范。例如在朝鲜战争爆发的严峻形势下，毛泽东亲自把自已的长子毛岸英送上战场，致其不幸在异国战火中捐躯。为国家做出了最大牺牲。
在建国后实行“官衔制”、工资制时，毛泽东不接受“大元帅”的称誉，还把自已的工资级别下降一级。毛泽东向来珍视劳动人民的成果，体恤群众的疾苦，一生中生活俭朴，从无铺张奢华，衣物多次修补还在使用，始终保持着劳动人民的本色等。
毛泽东一贯对其子女严格要求，不准其有特殊表现。上学时一律住校与同学共同生活，毕业后下基层锻炼，不以权为子女、亲属谋取职位等。作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位者，其子女中既无高官、又无富翁，都是一介平民，甚至连自己的夫人也无以庇护。这些在党中央领导人中孰能与之相比！
建国后根据毛泽东的多次指示，中央明确要求：不准为党的领导人祝寿、送礼、塑像、修故居，不准以党的领导人的名字命名，不准将毛泽东的名字与马、恩、列、斯并列等。正是毛泽东的严格要求和率先垂范，为共产党树立了优良的传统和作风，教育了各级干部，为治党、治官奠定了根本条件。
二、政治学习常抓不懈，重点解决干部的世界观问题
在治党中毛泽东首先抓的是干部的看书学习、政治思想教育，主旨在于使干部树立共产主义信念和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自觉抵制剥削阶级思想对干部队伍的侵蚀。为此，学习马列主义、学习毛泽东思想，尤其是老“三篇”—《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等。还学习革命先烈的英雄事迹，学习焦裕禄、雷锋、王进喜以及大庆、大寨精神等。那个时代全党的学习运动接连不断。每个时期的学习内容和篇目都由党中央制定。干部的学习以集体为主，并与群众在一起，以发挥学习的表率和带头作用。
当时的干部学习，与后来的所谓“寄教于乐”、“知识性、趣味性”的学习不同，主要是强调联系个人的思想、工作和作风实际，认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后来进一步发展到“斗私批评”、“触及灵魂”等。在学习理论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批判个人主义、利已主义、享乐主义、特权思想等对干部的影响。因此使干部中一直保持着大公无私、艰苦奋斗、与群众同甘共苦的优良传统，任何情况下莫敢有谋取私利的念头。当人们谈论毛泽东时代的干部具有过硬的思想和作风时，不能不说与当时那种严格的教育有关。
集中学习的时间一般都放在晚上，以不影响生产和工作。因此，那时的干部是决没有吃吃喝喝、酒场不断、迎来送往、所谓“革命小酒天天醉”这种闲功夫的，更没有进歌厅、赌场、洗浴中心这种条件。
有人说：“领导干部也是人”，这话其实不错。这说明不能相信领导人的觉悟、品行本来就比普通群众高。而多数领导者之所以显得高大、可敬，只是因为他们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和更严格的管治而已。
三、坚持干部参加劳动的制度，永葆劳动人民的本色
毛泽东指出：“世界上一切坏事，都是从不劳动开始的。”（转自毛主席语录1965年12月28日）因此，特别强调干部必须坚持深入基层参加劳动的制度。他把这个问题看成一件具有根本性和战略意义的大事，作了大量论述。如：“必须坚持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制度。我们党和国家的干部是普通劳动者，而不是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干部通过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同劳动人民保持最广泛的、经常的、密切的联系。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一件带根本性的大事，它有助于克服官僚主义，防止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转引自1964年7日14日《人民日报》）还说：“干部不劳动了，就会变质，甚至变成国民党，修正主义就有基础了。”（引自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等问题的指示）
在六十年代毛泽东曾先后对山西省昔阳县和浙江省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材料写了批语，其中指出：“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是使无产阶级能够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不然的话，……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毛泽东对浙江省七个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材料的批语）
当时的干部参加劳动，决不是走走形式、做做样子，而是真正扎下身子实干，与群众实行“三同”（即同吃、同住、同劳动），并在劳动中向群众学习，认真改造自己的世界观。过来的人们都知道，那时的干部真正在机关蹲办公室的时间很少，每年都有几个月的时间自带铺盖卷到基层去生活、劳动，参加诸如学大庆、学大寨、搞社教、生产抗旱工作队等，与群众一起搞农田水利建设或工业项目大会战等。那是真正的出大力、流大汗啊！的确把干部们搞得很苦。在那种情况下，干部谁还能有机会搞特权、搞腐败？干群关系能不密切吗！
四、让群众参与管理，防止权力和管理阶层官僚化
从来的执政、管理职能，都为政府官员和管理阶层所专有，劳动群众只是被管治的对象。而在社会主义国家，劳动群众参与管理，行使其当家做主的权力，这是国家生活的一个基本特证，也是人民群众对权力行使监督的一个重要方面。
列宁说：“如果真是所有的人都参加国家的管理，那么资本主义就不能支持下去。”还说：“当社会全体成员或至少绝大多数成员自己学会了管理国家，自己掌握了这个事业，并对极少数资本家、想保留资本主义恶习的先生们和深深受到资本主义腐蚀的工人们‘调整好’监督的时侯，对任何管理的需要都开始消失了。民主愈完全，它成为多余的东西的时候就愈接近。”（《国家与革命》第89、91页。）这也说明：权力愈是集中，愈是为少数人专有，那么它就愈容易谋私和走向腐败；而只有让群众参与管理，管理才能成为公开、透明的东西，权力才能真正受到监督，那么个别人的谋私和腐败也就难以发生了。
毛泽东进一步说：“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利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总之，人民自己必须管理上层建筑，不管理上层建筑是不行的。我们不能够把人民的权利问题，了解为国家只由一部分人管理，人民在这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等权利”。（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上册，第275页。）明确地提出了劳动群众必须参与管理，打破领导与群众、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绝对界线的主张。
1960年，鞍山钢铁厂在实践中总结了一套新的管理方式，其基本内容是实行“两参一改三结合”。即工人参加管理，干部参加劳动，干部、技术人员与工人群众相结合，改进管理、大搞枝术革新等。此经验受到毛泽东和党中央的高度重视，被称为“鞍钢宪法”的管理原则，向全国推广。“鞍钢宪法”是社会主义民主在管理方面的重大体现，称得上是迄今最进步的管理方式。它对于打破那种单纯由领导干部说了算或“专家治厂”、物质刺激的管理方式、依靠工人阶级搞好企业，具有根本意义。
由此前进，让工人农民代表进各级领导机构，直接参与决策和管理，是毛泽东所作的进一步探索。在“文革”时期成立的各级管理机构“革命委员会”，一律以“三结合”的原则组成，其中以工人农民为主的群众代表占到三分之一。在当时召开的党的九大、十大以及全国第四届人大会议上，工人农民和其他劳动者身份的代表占到半数以上。在1973年党的十大选举产生的中央委员会中，工人、农民、解放军以及其他劳动者身份的委员合起来占到67%。（《毛泽东传》1949一1976（上）第1665页。）在1975年召开的全国第四届人大会议上，代表人数共2864人，工农兵代表就占72.2%，其中工人占28.2%，农民占22.9%。如此多的普通群众身份的人进权力机构、参政议政，这在历史上是从来无有过！参照中央的做法，省、地、县、公社各级党委中工人农民身份的也是占多数。在教育、文化部门，干部、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曾实行所谓“掺砂子”的办法，建立“三结合”的管理组织，让工人、贫下中农代表参与其领导和管理。毛泽东还多次提出，要提拔优秀的工人农民进党中央、国务院，并任党中央的副主席、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这在“文革”期间也进行了大胆尝试。这些试验就当时看是否取得成功，尚属争议，但其方向十分明确，就是为了打破权力、管理职能为少数官员所专有，防止权力脱离群众，让劳动群众参与管理。
毛泽东向来反对“精英治国”、“一长制”、读书人做官之类的主张。除非证明你是真正与工农群众相结合、被劳动群众所认可的。所谓工人农民“没有参政议政的能力”，必须请精英们为之代表这一说法以及领导工作中的所谓“潜规则”、“暗厢操作”等方式更不可能存在。
五、定期开展整党、整风运动
毛泽东时代对干部的管治，除了采取抓学习、抓教育，深入基层实践锻炼等措施外，还有一个最强有力的机制就是定期开展整党、整风运动，发动群众起来揭发、批判干部中的错误。在毛泽东看来，中国革命胜利靠的是广大人民群众；同样，治理国家、反对官僚特权和腐败也要靠发动群众。在建国以后，开展了一系列群众运动，如1953年的“三反、五反”、1957年的“整风”、1958年后的反“五风”、1963年的“四清”运动以及后来的“文化大革命”等，其基本内容都是反对官僚特权和腐败，是以整党、治吏为重点的。
在毛泽东看来，共产党的权力只是用来为人民服务的，而不是用来谋私和养尊处优的。对于干部和当权者就是不能让他们安逸和舒服了。一个十分简单的道理：如果让官员们舒服、宽心了，没有怕着的，他们必然会为所欲为、想着办法对付老百姓，使老百姓不能安生。因此，除了平常加强学习、教育、深入基层劳动锻炼外，还要发动群众对党员干部、当权派定期整一整，并罢除一部分有问题的干部；以此形成对权力阶层的强大威慑力，充分体现人民群众当家做主的地位和作用。
正是在那些运动中，广大群众充分行使自己的话语权，得到畅所欲言发表意见的机会。一切污秽、腐朽的东西都统统暴露在阳光之下。一切争议、问题都摆在当面，解决在当面。形成一种强大的民主智慧和力量。
整党整风既是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运动，又是一次审干、惩治腐败的运动。尽管它属于一种摆事实讲道理的“文治”的方式，但对于党员、干部来说也是一次大浪淘沙。在运动中广大干部充分认识到群众的威力和作用，进一步摆正自己与群众的关系，再不可不拿群众当主人。由于干部平时工作、生活在群众之中，群众对干部的行为、作风最清楚，腐败行为要逃过群众的眼睛也是不可能的。因而只有广泛发动、依靠群众，才能全方位、多视角地审查干部，起到单靠纪检和法制部门起不到的作用，使任何腐败分子难以漏网。
由于党的干部的权力是属于人民的，因此在工作中受到群众的批判、监督和审查是一种正常现象。党对犯错误的干部向来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批判教育从严、组织处理从宽”以及“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的方针。在那时，有些干部昨天可能是领导，甚至是位置显赫的领导，而今天就有可能被批判、作检讨或免职下放到群众中去接受改造。如果表现好了，后天有可能又官复原职或被提拔升迁。如今不是讲干部要“能上能下”、“打破终身制”吗？真正的能上能下也只是在毛泽东治下做到过！而党员、干部真正有威望、被群众所信赖也是在那个时代！
六、批判等级、特权观念，实行干群平等
毛泽东的治吏、反对官僚特权的思想，显然是出自一种平等观念，是以建立一个劳动群众当家做主的平等社会为目标的。只有消除人与人之间的高低、贵贱之别，实现社会平等，才能真正有人民的民主，国家长治久安才有基础。
1958年初他曾说：由于资产阶级法权的残余存在，在“所有制改变以后，人们的平等关系不会自然出现的”，这还要靠整党整风。“整风以来，资产阶级的法权制度，如等级制度，领导与群众的不平等关系，差不多破坏完了，领导干部不靠威风，不靠官架子，而是靠为人民服务、为人民谋福利，靠说服”。“马克思主义关于平等、民主、说服和人们相互关系、打成一片的思想，没有发挥。人们在劳动中的关系，应当是平等的关系，是领导和群众打成一片的关系。苏联在十月革命后没有做好，旧的法权（等级）制度没有彻底破坏，劳力与劳心是分离的，教育与生产是分离的。”（引自《毛泽东传》1949－1976（上）第833页。）
毛泽东还说：要“打掉官风，实事求是，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以真正平等的态度对待干部和群众。必须使人感到人们互相间的关系确实是平等的，使人感到你的心是交给他的。……人们的工作有所不同，职务有所不同，但是任何人不论官有多大，在人民中间都要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决不许可摆架子。一定要打掉官风。”领导干部要随时准备挨骂。（《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354－355页。）“靠做大官吃饭，靠资格吃饭，妨碍了创造性的发挥。因此，要破除官气，要扫掉官气，要在干部当中扫掉这种官气。谁有真理就服从谁，不管是挑大粪的也好，挖煤炭的也好，扫街的也好，贫苦的农民也好，只要真理在他们手里，就要服从他们。如果你的官很大，可是真理不在你手里，也不能服从你。……官气是一种低级趣味，摆架子、摆资格、不平等看人、看不起人，这是最低级的趣味，这不是高尚的共产主义精神。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则是一种高级趣味，是高尚的共产主义精神。”（同上书第378页。）“不论你官有多大，无非是当主席，当总理，当部长，当省长，那么大的官，但是你只能以一个劳动者的姿态出现。这样，你的官更好做，更多得到人民拥护。”（引自《毛泽东传》1949－1976（上）第787页。）
“干部和群众、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必须打成一片，也能够打成一片，对于这一点的任何忽视和怀疑都是错误的和危险的。目前国家干部队伍有几百万人，加上他们的家属有几千万人，他们的思想、作风影响着国家生活的各个方面，使这个队伍完全同劳动群众打成一片就具有非常重大的政治意义。因此，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认为除了一部分干部己经下放到农村和工矿企业进行劳动锻炼外，今后主要应当使全体在职干部每年都分出一定时间去参加工农业劳动生产。”（摘自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的决定。1958年9月25日）
六十年代初，毛主席曾尖锐地批评当时的卫生部“是城市老爷部”，说：“只给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十五工作,而这百分之十五中主要还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生,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对此，毛泽东提出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他甚至说：“城市医院应该只留下一些毕业一、二年的医生，本事不大的医生，剩余的都到农村去。”这样显明的平民意识、反权贵思想，如此仗义执言为广大老百姓说话，自古至今还有第二人吗！
从这一系列讲活和论述看出，毛泽东对建立社会主义的平等关系，反对官僚特权的态度是多么坚定、明朗，讲得多么尖锐、切中时弊，真是良药苦口、义正词严啊！
贯彻毛泽东的这一思想，当时党和国家在制度和政策上也积极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如在分配上对干部采取低薪制，实行干部与工人大体相当的工资标准，并全部取消了干部的职务津贴和奖金等，连加班费也没有。部队军官取消了军衔。干部在办公条件、住房、乘车等方面也没有多少特殊，几个人在一个屋里办公，打水扫地自己动手，一个县委和县政府总共就一两辆公车。在干部使用上“能上能下”。更不准干部的家属、子女享受特殊待迂。在教育、医疗卫生、文化等事业上都向农村基层倾斜，强调为普通群众服务，决不搞所谓“重点学校”、“优等医院”之类带有等级影响的试验。
尤其是对干部的子女，更是毛泽东担心较多的问题之一。他多次指出干部子女有优越感，脱离群众，他们将来会变成贵族阶层。所以，对包括自已的子女在内都要求十分严格。当时党中央高干的子女，上学期间一律在校与同学们一起集体食宿，毕业后全部下基层、下边疆锻炼，上山下乡，接受群众教育。毛泽东说：“苏联共产党员多数是干部子弟，普通工人农民提不起来。所以，我们要寻找自已的道路。我们一定要把干部子弟赶到群众中去，不能有近水楼台。”（同上书第833页。）
时光己经过去了三四十年，当人们现在重温毛泽东的这些论述时，岂不是更加体会到他的深谋远虑、远见卓识吗！眼光何其明察、高远，古今何人能比！随着时代的发展越来越看出这些论断的伟大而宝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