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延中：探索毛泽东晚年的生命焦虑

 
“幸存者”情结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看待毛泽东的这种经历对他本人晚年政治行为的影响呢？或者说，这种经历对毛泽东频频发动政治运动，尤其发动党内的政治运动，有什么直接的相关性吗？我们这样提出问题，这样去探讨问题，会不会是一个荒唐的伪问题呢？ 所以在研究问题的时候，我们不能仅仅凭借于直觉去讨论，要有一定的研究理路和框架的支持。
在这里，我介绍美国著名的病理心理学家和政治心理学家，叫罗伯特·利夫顿（Robert Jay Lifton）。他最成名的一本著作，书名叫《虽死犹生》。[8]在这本著作中,利夫顿教授创立了一个重要的分析概念，这个概念叫做“幸存者”（Survivor）。它的基本意思是说:参与和经历诸如革命、战争、突发事变等等非常规事态的人，往往会表现出与非常规事态相一致的非常规的心态。这种非常规的心态，有两方面的基本内容：
第一方面，“幸存者”会产生某种对死者强烈的歉疚感，这种劫后余生的复杂感情，同时就会释放出很多的能量。这种能量，一是使幸存者敢于直面死亡的焦虑，彻底摆脱死亡的恐惧这样一种控制。既然我的战友已经牺牲了，那么明天我也可能面临着死，所以当自己作为一个“幸存者”的时候，他对于自己的战友的去世有一种强烈的歉疚感，“为什么死的是他而不是我？”因此在第二次再面临战争的时候，他会一往无前地直面死亡。他在研究中间看到了这一方面。
第二方面，“幸存者”也会通过一种“转移”，我们或者叫做“升华”，把个体不可避免的死亡，转变成为某种精神不朽的象征。也就是说，我们每个人总是不免一死，谁也超越不了这个限制，但是我们可以通过一种象征的形式，使我们的这种有限的生命得到延续。这种象征的形式，包括语言、思想、精神、气质等等。所以毛泽东晚年跟他的工作人员说过，“人们常说，‘虎死留皮，人死留名’。我这个人啊，只要为人民留点文就行了。”[9]也就是说，他的生命是有限的，但是他的思想的影响力是无限的。这样的话，他就会通过一种自己的宏伟大业持续不断这样的一种意象，这样的一种预期，使自己有限的生命，在另外的一个角度上，在另外的一个层次上得到延续。
弗洛伊德晚年曾深刻地指出，在本质上，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是“作为一个旁观死亡的人而活着的人”，但大多数人则对此忌讳甚深。因此只有少数真正懂得“死亡”的人，才能最深切地体味出“生命”意义的升华价值。用弗洛伊德的原话说，叫做“你想和平，就得备战（Si vis pacem, para bellum）；你想长生，就需知死（Si vis vitam, para moortem）。”[10]作为一位典型“幸存者”，毛泽东的人格特质中将必然潜含着某种“彻底性”或者叫做“绝对化”的精神基因。仅就“牺牲”一词的庄严性、崇高性和纯粹性而言，不进入某种宗教情结的肃穆祭坛，则不足以表达其甚为深刻的精神震撼力。代价是需要偿还的，丧失生命的灾难必须得到超越生命的事业予以补偿。由此，所谓“死得其所”就绝不可能是一走了之，“所”其何也？用毛泽东的话语体系表达就是：“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但是我们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数人民的痛苦，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11]他不仅要“干净、彻底、全面地歼灭敌人”，而且还要“将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进行到底！”无疑，在此一表达中包含着“拼命”、“持续”、“忍耐”甚至“复仇”等复杂含义。在利夫顿的“心理眼睛”看来，“在压迫比死亡更坏的预设背后，是一种典型的毛主义的超然音调（tone of transcendence），它似乎是启示革命者，对他来说并不真正存在什么死亡，他绝对没有什么可害怕。” 这时，具体的“死”（Death）就已经转化成为抽象的“道”（Word）自身了。[12]
当然我们不必要完全赞同利夫顿教授的观点，但是我们也不否认他的这种视角是一个可供参照的、有意义的分析工具。
“领袖意志”背后的潜意识焦虑
这里我想举几件大事，几件很有名的政治事件。在这个几件政治事件中，我总观察，在它的背后，其实毛泽东都有他的忧虑，他的死亡的焦虑在后面做支撑。
第一件事，我们叫做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1953年3月5日，斯大林去世了。三年以后，1956年苏共召开了二十大。在这个二十大上，赫鲁晓夫--苏共的继承人发表了著名的“秘密报告”。这个“秘密报告”揭露了斯大林在世的时候，对于党内不同意见的同僚们的一种残酷的肉体消灭。当时虽然是“秘密报告”，但是西方世界马上就知道了，引起了大哗。那么这个“秘密报告”到了中国以后，引起了中国共产党的警觉。1956年3月17日由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议题是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的反斯大林报告。毛泽东发言的主调是：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值得认真研究。现在看来，至少可以指出两点，一是他揭了盖子，一是他捅了娄子。所谓“揭了盖子”，是讲苏共、斯大林并不再是一切正确的化身了；所谓“捅了娄子”，就说讲，这个秘密报告可能会给共产党的形象造成负面影响。1958年3月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描述自己当时的心情是“一则以喜，一则以忧”。 [13]高兴，忧虑。毛泽东对于“秘密报告”的反应处于一种矛盾的状态中。1956年9月13号，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七中全会，紧跟着就提出了一个中央设一个主席，四个副主席，一个总书记的建议，这个建议最早实际上涉及到接班人的问题。毛泽东当天说：“‘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这样就比较好办。除非一个原子弹下来，我们几个恰恰在一堆，那就要另外选举了。如果只是个别受损害，或者因病，或者因故，要提前见马克思，那末总还有人顶着，我们这个国家也不会受影响，不像苏联那样斯大林一死就不得下地了。我们就是要预备那一手”。 [14]所以在1956年提出中央政治结构的改革，就其动机而言，这样的一种政治举措实际上是毛泽东对于赫鲁晓夫在斯大林逝世以后的所作所为的一种反应。[15]1961年9月毛泽东在武汉东湖会见了英国元帅蒙哥马利以后，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共产党没有王位继承法，但也并非不如中国皇帝那样聪明。斯大林是立了继承人的，就是马林科夫。不过呢，他立的太晚了。蒙哥马利讲的也有点道理，斯大林生前没有公开宣布他的继承人是马林科夫，也没有写遗嘱。马林科夫是个秀才，水平不高。1953年斯大林呜乎哀哉，秀才顶不住，于是乎只好来个‘三驾马车’。其实，不是‘三驾马车’，是‘三马驾车’。三匹马驾一辆车，又没有拉缰绳，不乱才怪。赫鲁晓夫利用机会，阴谋篡权。此人的问题不在于用皮鞋敲桌子，他是两面派：斯大林活着的时候，他歌功颂德；死了，不能讲话了，他做秘密报告，把斯大林说的一塌糊涂，帮助帝国主义掀起十二级台风，全世界共产党摇摇欲坠。”[16]在毛泽东的心理中，对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可谓“念念不忘”。
值得注意的是，史料显示，毛泽东在“大跃进”从亢奋到消沉的时期，1958年2月、1962年7月、1963年3月、1963年7月，曾4次阅读邹容的名著《革命军》。并在此书邹容的肖像旁抄录了章太炎狱中赠邹容诗。因邹容只比毛泽东大8岁，故将原诗第一句“小弟”改为“小友”。诗曰：“邹容吾小友，被发下灜洲。快刀剪除辫，干牛肉作糇。英雄一入狱，天地亦悲秋。临命当掺手，乾坤只两头。” [17]
解读此诗，寓意深厚。或许我们甚至可以把它看成一个带有强烈毛式思维印迹的“思想事件”，因为通过邹容形象的记忆和夸张，“死亡”实际上已成为了“突破”和“超越”的重要表征。所以，“大跃进”运动的发动，除了意识层面上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以外，在潜意识里则明显隐藏着关于“死亡”的主题。青年英雄邹容死了，如何死？为何死？死之意义是什么？如何使贫弱的中国在邹容之死中获得永生？…… 这难道与即将来临一场政治大冒险没有任何可能的关联吗？
我们现在看到的材料，除了1958年5月17号和5月20号，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两个长篇讲话中谈到死人的话题外，同年12月9日，在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更为明确地谈到了这些问题，他说：“‘人生七十古来稀’，总是要灭亡的，活不到一万年。人要随时准备后事。我讲的都是丧气话，人皆有死。…… 要死就死，至于社会主义，我还想干他几年，最好超美以后，我们好去报告马克思。几位老同志不怕死。我是不愿意死的，争取活下去。但一定要死就拉倒”。虽然这个讲话目前并未公开发表，但毛泽东的“讲话提纲”则已清除地反映出了这个问题。[18]
我们注意到，毛泽东在做这个话讲的时候，时间正是大跃进处于高潮之中。为什么在一个大跃进的高潮之中，在一个他把亿万人民群众都动员起来而形成的一个集体亢奋的过程中，他突然谈到死呢？这个问题都值得我们思考。
第二件事，我们说1959年7月，著名的庐山会议，即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虽然这个会议的前半截毛泽东也不高兴，但是他并没有想立即做出反右倾机会主义，打倒彭德怀这样的一种决定。我现在看到的材料，他在这个会议开了一半以后，就觉得不满意嘛，他就想走，就说提前下山，你们自己再去吵吧，我先走了。他把自己的书什么的都收拾好了，准备走。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彭德怀上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所以在1959年7月23号，这个毛泽东这个会议上发表了一个现在非常有名的即席讲话。毛泽东说自己前一天晚上一连吃了三次安眠药但仍不能入睡。在会场上他抑制不住激烈的情绪，说了很多在党的会议上其实不应该说的话：“你们看，‘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我无后乎？按中国的习惯，男孩叫有后，女孩不算。我一个儿子打死了，一个儿子疯了。我看是没有后的。…… 始作俑者是我，应该绝子灭孙。……”[19]会议当事人、李锐先生回忆说：“7月23日，毛泽东对彭德怀的批判发言中，讲到‘始作俑者’时，在场的人无不为之动情，……老帅劝说彭德怀作检讨时，这样说道：主席在时，你尚且如此，若主席不在了，谁还管得住你。”[20]会议的另一位当事人黄克诚大将在《自述》也说：“早有一次，主席对彭开玩笑似地说：老总，咱们定个协议，我死以后，你别造反，行不行？可见主席对彭顾忌之深，而彭并未因此稍增警惕，依然我行我素，想说就说。”[21]1959年8月1日在庐山中央常委会上，毛泽东当面对彭德怀说：“我66岁，你61岁，我会死在你前头。许多同志对付你有此顾虑，怕难于团结你。”[22]由此可见，在复杂纷繁的政治事件背后，毛泽东对自己身后之事的重重顾虑，是影响这个政治结构以及政治进程的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
进入了60年代以后，毛泽东言谈之中涉及死亡词汇的频率逐渐地增加，某种担忧似乎深深地压抑在他的心头。
1959年刘思齐在毛岸英牺牲10周年的时候到朝鲜为亲人扫墓，回国后就大病一场，持续了一年之久。1960年1月15日，她突然收到了毛泽东写来的一封亲笔家书。在信中毛泽东说：“思齐儿：不知你的情形如何？身体有更大的起色没有，极为挂念。要立雄心壮志，注意政治理论。要争一口气，为死者，为父亲，为人民，也为那些轻视仇视的人们争这一口气。我好，只是念你。祝你平安。父字 一月十五日。”[23]显然，上述信中的若干段落，话说得很重。我个人理解，其语义已远远超出了“家书”的限度。
1961年9月毛泽东在武汉再次接见蒙哥马利元帅。在24日的交谈中，他第一次正面地谈到了自己的死亡问题。毛泽东说：元帅是特别人物，相信能活到一百岁再去见上帝。我不能。我现在只有一个五年计划，到七十三岁去见上帝。我的上帝是马克思，他也许要找我。蒙格马利则说：马克思可以等一等，这里更需要你。这样毛泽东就说了那句话：中国有句话，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己去。蒙哥马利说：中国现在还有许多事情要做，很需要你。你现在不能离开这条船不管。毛泽东说：暂时不离，将来学邱吉尔的办法，随时准备灭亡。紧跟着毛泽东谈了预测自己死亡的五种死法：第一被敌人开枪打死，第二坐飞机摔死，第三坐火车翻车被压死，第四游泳时被淹死，第五生病被细菌杀死。毛泽东说，这五条“我都已准备了”。 [24]
第三件事，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会”。我们说的中国开了一个县委书记以上的大会，在这个大会上，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产生了不同的意见。例如，1月18日，当会议讨论到“大跃进”谁应当负责任时，彭真提出：我们的错误，首先是中央书记处负责，包括主席、少奇和中央常委的同志，该包括就包括，有多少错误就是多少错误。毛主席也不是什么错误都没有，三五年过渡、食堂都是毛主席批的。我们对毛主席不是花岗岩，也是水成岩。毛主席的威信不是珠穆朗玛峰也是泰山，拿走几吨土，还是那么高。现在党内有一种倾向，不敢提意见，不敢检讨错误，一检讨就垮台。如果毛主席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错误不检讨，将给我们党留下恶劣影响。第二天，1月19日，陈伯达就针对彭真以上言论发难，说：我们不要做乱七八糟的事情。我也胡说八道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