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延中:探索毛泽东晚年的生命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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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07月29日14:27《史林》萧延中我要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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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隔多年之后的1967年2月3日,毛泽东在同阿尔巴尼亚代表团团长巴卢库谈话时就曾说:“1962年1月,我们召开了七千人的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大会,那个时候我讲了一篇话,我说,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30]毛泽东在这里使用了“推翻我们”这样非常危险的词汇,显然是夸大其词了。因为他明确地知道,刘少奇既没有这样的意图,也没有这样的能力去推翻他的领导。当然这样的一种预期,只限制在毛泽东还活着的时候,一旦毛泽东本人去见马克思了,那么事情就很难说了。所以他有这样的一种忧虑,不是忧虑于他活着的时候会怎么样,他真正担心的是他不在了以后政治会怎么样。
第四件事,我们叫“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就是著名的“四清”。1963年至1966年,我们说发动了一个“四清”的运动。这个运动的第二年,1964年是关键的一年。在这一年中,我们看到毛泽东和刘少奇两个人,在对于运动的对象究竟是什么和用什么方法去实施这次运动的问题上,产生了不同的想法,甚至严重的分歧。1964年的6月16号,毛泽东在北京的十三陵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请大家注意这个地点,很偶然,是“十三陵”。在这个会议上正式地提出了培养接班人的问题。他说:“关于培养接班人问题,我想的不完全,今晚你们开会研究一下,…… 不要认为世界上只有自己行,别人都不行,如果世界上没有自己,地球就不转了,党也没有了,自己死了无办法了。死了张屠夫,就吃活毛猪?!什么人死了也不怕。说什么死了一个人是很大损失,我就不相信。你看嘛,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不是死了吗?死有各种死法的。敌人打死,飞机摔死,游水淹死,枪打死,包括原子弹炸死,细菌钻死,不钻也老死。要准备随时离开自己的岗位,随时准备接班人”。[31]在1964年7月中旬,毛泽东在修改著名的“九评”这篇文章的时候,在上边增添了一大段非常引人注目的内容。他说:“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问题,从根本上说就是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所开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事业,是不是后继有人的问题,就是将来我们的党和国家领导能不能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家手中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子孙后代能不能沿着马克思主义所指引的正确道路继续前进的问题,也就是我们能不能胜利地防止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在中国重演的问题”。 [32]在这里,毛泽东连续用了四个,“就是”、“就是”、“就是”、“也就是”的这种强势的语调,突出地说明,在他的心目中,他的革命事业能否持续的焦虑已经达到了一种顶点。
而正是毛泽东在做了这个批示的三个月后,1964年的10月16号,赫鲁晓夫正式下台。赫鲁晓夫和毛泽东两个人一直在争论,激烈地辩论。赫鲁晓夫下台,苏联认为是一个转机,中国也认为是一个转机。这个时候,以周恩来为团长、贺龙为的副团长的中共代表团,参加了在莫斯科举行的纪念十月革命47周年的庆祝活动。在11月7号晚上苏联政府举行的招待酒会上,苏联的国防部长马林诺夫斯基元帅公然对贺龙元帅说,我们现在已成功地把赫鲁晓夫搞掉了,你们应该效法我们,把毛泽东搞掉,这样我们就能和好。[33]我们可以想象,毛泽东听到了这种消息以后会有什么感觉。
1965年1月19号,毛泽东在北京接见了他的老朋友、美国记者艾德加·斯诺,两个人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其中的主题之一仍然是死亡。毛泽东说:“…… 也许我这辈子没有希望了,我快见上帝了,也许你们有希望。按照辩证法,生命总是有限的”。斯诺说:“我看主席的身体很健康。……”斯诺问到:“客观条件使革命变成不可避免的,现在没有这种条件了。现在中国条件不同了,下一代将怎样?”毛泽东回答:“我也不知道,那是下一代的事。谁知道下一代干些什么事,无非是几种可能:一是把革命继续发展;一是否定革命,干坏事,跟帝国主义讲和,把蒋介石接到大陆上来,同国内百分之几的反革命站在一起,这就叫反革命。你问我的意见,我当然不希望出现反革命。将来的事由将来的人决定。从长远来看,将来的人要比我们聪明,如同资本主义时代的人比封建时代的人要聪明、要好一样。美国没有封建主义,可是欧洲是有的”。 [34]斯诺回忆,这次谈话结束以后,毛泽东表现出了一种非常凄苍的情绪。斯诺写到:“毛泽东声音低下去了,他半合上眼睛。他说,人类在这个地球上的处境变化越来越快了。从现在起一千年以后,所有我们这些人,甚至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在内,大概会显得相当可笑吧!”[35]随着年纪的增大,毛泽东对自己身后的事情是越来越不放心,应该说叫“疑心重重”。
1966年5月5日,毛泽东在会见谢胡率领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时说:“我的身体还可以,但是马克思总是要请我去的。事物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马克思、恩格斯就没有料到手创的社会民主党在他们死后被他们的接班人篡夺领导权,变为资产阶级政党,这是不以马克思、恩格斯的意志为转移的。他们那个党开始是革命的,他们一死变成反革命的了。苏联也不以列宁的意志为转移,他也没有料到会出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鉴于这些情况,我们这批人一死,修正主义很可能起来。”“我们是黄昏时候了,所以,现在趁着还有一口气的时候,整一整这些资产阶级复辟。”“总之,要把两个可能放在心里:头一个可能是反革命专政、反革命复辟。把这个放在头一个可能,我们就有点着急了。不然就不着急,太平无事。如果你不着急,太平无事,就都好了?才不是那样。光明的一面现在看出来了,还有黑暗的一面。”“不要怕反革命。有的时候我也很忧虑。说不想,不忧虑,那是假的。但是睡觉起来,找几个同志开个会,议论议论,又想出办法来了。”[36]1965年6月8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要把他的话“传达下去。传达到县,如果中国出了赫鲁晓夫怎么办?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各省委要顶住修正主义中央。”[37]在1965年9月18日至10月20日召开了中共中央工作会议。10月10日,毛泽东在同大区第一书记谈话时明确提出:“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应该造反。英国革命、巴黎公社都是在中央搞起的。”“如果中央搞得不对,所谓不对,不是讲小不对,而是讲大不对。如果出了赫鲁晓夫,那有小三线就好造反。中国人好造反,我们这些人还不是造反?跟宋江差不多。”“现在也要提倡破除迷信,不管是中央的、中央局的、省的都要看对不对,小的迷信要破,大的更要破,比如修正主义。” 10月12日,毛泽东又在这个会议上又说,“中国如果出了军阀也好,修正主义也好,总而言之,不是马克思主义,就要造反,不造反,犯错误”。这天,当彭真在会上讲话时,毛泽东插话说了几句很重的话:“我快要去见马克思了,怎么交代?你给我留个修正主义尾巴,我不干!”[38]晚年毛泽东不止一次地说过:“建立新中国死了多少人?有谁认真想过?我是想过这个问题的。” “我多次提出主要问题,他们接受不了,阻力很大。我的话他们可以不听,这不是为我个人,是为将来这个国家,这个党,将来改变不改变颜色、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我很担心,这个班交给谁我能放心。我现在还活着呢,他们就这样!要是按照他们的作法,我以及许多先烈们毕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诸东流了。”[39]
1966年5月18号,林彪在中央会议上发表了著名的“518讲话”。他在讲话中强调,苏联出了修正主义,苏联出了赫鲁晓夫,全国就变了。我们现在拥护毛主席,毛主席百年之后,我们也拥护毛主席,毛泽东思想永远传下去。毛主席活到哪一天,90岁,100岁,都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他的话都是我们行动的准则。在他身后,如果有谁敢做赫鲁晓夫那样的秘密报告,一定是野心家,一定是大坏蛋,要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应该说,这样的讲话是为毛泽东好的,是向毛泽东表态的,但在实际的心理效果上,很可能会产生副作用,就是说,它可能会使听者联想到一些自己本身非常不愿意联想的问题。所以,6月10号,毛泽东接见胡志明,两个人谈了很多的问题,其中毛泽东再一次谈到了死亡。他说:“我是今年、明年就差不多了。因为我们中国说七十三、八十四。我明年七十三了,这关难过,阎王爷不请我自己去。…… 我们都是七十以上的人了,总有一天被马克思请去。接班人究竟是谁,是伯恩斯坦、考茨基,还是赫鲁晓夫,不得而知。要准备,还来得及。总之,是一分为二,不要看现在都是喊‘万岁’的”。在这里,毛泽东说了一句后来我们后来经常引的话,叫做“上帝请我喝烧酒,他那里也有茅台酒呢,请我去喝呢。”[40]针对林彪的这个讲话,毛泽东在同年7月8日给江青的信中也说了一句话:“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41]以往学术界研究此信,从未谈及毛泽东“感觉不安”的因素中应包括林彪谈到他死后事情的这一情结。[42]现在看来,对此信的含义似乎应当更深入地予以解读。
我们看到,1966年,毛泽东72岁,而按中国传统习惯的虚岁则是73岁。正是在第一年,或许毛泽东认为他自己已经闯过了这一生命“难关”,这时,“文化大革命”的烈火已经如火如荼地燃遍了整个中国。[43]
没有结束的结语
最后我想说一点,在一个心态史学的特殊层面上,政治“幸存者”情结,可能是致使毛泽东在政治上敢于冒天下之大险,而誓死不回头的这样的一种不容忽略的心理要素之一,以至于在1976年6月,他因心肌梗死而休克,当被抢救过来以后,他说了一段很有名的话,我个人认为,这段话是毛泽东的政治遗嘱。毛泽东说:“ ‘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岁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做‘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了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了几个海岛上去,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疑义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唧唧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岛屿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会‘腥风血雨’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44]
毛泽东晚年,他想到死亡的时候,说了很多的话。比如刚才说,1975年的10月1号,毛泽东心里很不安,是吧。毛泽东在他晚年,曾反复吟咏唐代刘禹锡的词,叫做“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也就是说,这个船要沉了,那个破船在那儿放着,但是别的船照样走;老树死了,新树还会出来。所以他对死亡是不惧怕的。他是信奉新陈代谢之自然法则的,但他放心不下,无法超越那个渴望神圣的不朽。所以我说,伟大的毛泽东打遍天下无敌手,但是他确确实实地也输给了一个无比强大的敌人,这个敌人就是他认为那个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自我”。
今天我们的讨论就到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