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难前，学者坐而论道是可耻的

于丹：灾难前，学者坐而论道是可耻的
这些天，我把抗震救灾当成是头等大事，能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我真是有点请愿无路。我给中央电视台从记者到台长很多人都发了很长很长的请战信，我和新闻中心的人说了，只要你们能带一个人去，就一定要把我带到灾区去。
作为学者，如果现在还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城市坐而论道，对我来讲是挺可耻的。我都没有底气去呼吁大家做什么。如果我人不在废墟上，不在瓦砾堆中，我没有资格去呼吁。连呼吁都做不到，那我还能干什么呢？我真是觉得无助啊，很无助啊。
说说这几天的心情吧。5月12日是什么日子呢？那天的前一天是母亲节。母亲们刚刚过完节，就失去了那么多孩子！11日那天，我在江苏参加那里举办的十佳母亲评选活动，那一整天都是在粉粉的颜色中度过的。当我回到家，看到我们家的花瓶里有一束大大的鲜花，中间是浅粉的康乃馨，外圈是深粉的康乃馨，是我的学生送到我家里去的。
这次大震，为什么让我们感情上那么过不去呢？就是因为遇难的孩子太多了。我看电视直播的时候，只要看到播都江堰聚源中学的画面，我就受不了。这个时候，学者、文化名人，这些身份都离我很远，我就是一个老师，一个妈妈。看到学校的校舍从6层楼变成一层楼，这给人心带来的创伤太大了。
说起唐山大地震，我们会说，那是在中国改革开放前，我们的民主进程还没有推进到现在这么好的时代，那是黑白的记忆、史前的噩梦。但2008年对中国意味着什么？是奥运会啊，是我们的国际年啊！
我们很多时候考虑的都是锦上添花的东西，想的是生命的富足、荣耀、光鲜、华美，但与生死的权限相比，原来这一切都微不足道。
我们都在想，在我们的独生子女长大成人的过程中，要给他们什么样的教育，要给他们附加多少课程，要给他们补充多少营养，但想想，一幢教学楼倒塌了，那么多孩子被埋在里面，这给现代文明、给这个时代、给我们的心灵，造成多大的伤害啊。
意外的苦难就像一个放大镜，它把生命中所有的脆弱、无助、悲凉都放大到极致，但同时，它也把人心的悲悯、爱、本初的善意放大到极致。
这是一个追逐奢华的时代，也是一个有些浮躁的时代，还有什么可以让我们这么接近如此裸露、如此脆弱的本质的生命？尽管这个代价太大了，但我还是觉得这一次的灾难让我们触摸到了一些东西。
什么是文化？在我看来，所谓文化，就是我们心里在苦难来临时可以救赎的东西，如果它不能让我们对生命还有信心还看得到光芒，不能让我们在伤害、死亡面前感到生命还有尊严，那么，文化就是孔雀毛，就只是个装饰品。
有一些事情让我觉得欣慰。有一个中学生，他是男孩子，在楼塌的一瞬间他对着大家喊，让大家卧倒，让大家镇静，让女孩子不要哭，让男孩子保持体力去帮助其他人，他一直在废墟里喊话，最后他和他的很多同学都得以生还。
我看报道说，有些孩子是大家一起在废墟中唱歌，最后终于等来了救援队伍。还有个孩子被困时一直手拿电筒在看书，那时候她看书不是为了考试，不是为了背哪位诗人的生卒年月，她也不会再背哪个公式、哪个定理了。那个时候，书就是生命相伴的一份支撑，就是一种救赎。
这场地震不只在汶川，也不只在四川省，这场地震是在每个中国人的心里。它让我们重新审视文明的坐标，审视我们有没有资本可以狂妄自大到蔑视自然，我们有没有强大到可以不需要借助别人的帮助，也不用去帮助别人。
大震一来，整个震区的手机信号都没有了。大震一来，房倒屋塌。可是大震一来，也就是靠人心人性。那么多人十指鲜血淋漓，从瓦砾堆里把人扒出来；那么多人倒下的一瞬间，用自己的脊梁护住别人。
大难来临的时候，就是以心换心，以命换命。有些人，一条命换了几条命。我们活下来的人，一颗心还能再换多少颗心？我们做不了以命换命的事，但我们还能做以心换心的事。这场大灾，整个中国都是灾区，每颗心都受伤。
尽管这个代价太大了点，但它却能完成一次凝聚。
每逢中国有大事的时候，一定都是民心特别凝聚的时候，一定都是众志成城的时候。我们的GDP可以再增长，我们的立交桥、高楼大厦可以再增加，我们可以衣履光鲜，但所有突发的灾难，不会因我们美好的愿望或是文明的发达而停止。
一场苦难唤醒悲天悯人。悲天悯人是什么？它是我们内心一种谦卑的情怀，一种柔软的恭敬。因为我们永远没有狂妄的理由，狂妄一段时间，就会受点教训。除了这种大的天灾，从SARS到禽流感，到手足口病，到各式各样病体的变异，面对这些，我们敢说我们攻克了所有的难关难题吗？
大难来临，人性中的脆弱、卑微和那种尊贵、坚强，都被放大到了极致。
地震发生后，我在北京上了两天课，要去参加韩国的一个大型文化活动，我就跟助理说，我们压缩行程吧，把所有的事都安排在一天，赶紧赶回来。
我们到韩国的时候，当地给我们派了位导游，我认识她也就是一天。她父亲是烟台人，妈妈是当地韩国人，她是中韩混血的华侨。后来她又嫁了一个韩国人，就一直留在韩国。看起来她就是一位特别朴实的50来岁的韩国妇女，非常简朴，穿着很简单。
昨天她陪了我们一天，今天一清早，她赶来送我们。坐在车里，她非常严肃地跟我说，于老师，我拜托您一件事。这是她的一个信封。（递给记者看一个信封）她的落款是“韩国首尔市华侨王丽娜”。她跟我讲，这里面是10万韩币，她说，我们这里也有募捐的，但我怕太晚了，怕大家用不上，你今天就要回国，能不能尽快帮我把这点钱带回去。她说，我本来想换成人民币，但是你们走的时间太早了，来不及，我就只有这10万韩币，拜托你帮我带回去。
我拿着这个信封，心里非常感动。10万韩币，大约相当于700多元人民币，数额不大，但却是一位韩国华侨沉甸甸的爱。所以我在想，什么叫凝聚力，如果不是苦难当前，我们可能感受不到这么大的凝聚力。她在韩国定居了那么久，中国对她意味着什么呢，她不生在中国，也不长在中国，但在大灾面前，她就觉得自己是个华侨，她的署名就是一个普普通通中国人的名字。
我真的太尊敬她了，我们周围的好多人也都是这样。这场大震让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都颤了一颤，抖了一抖。
从地理上讲，这场大震的余震会越来越少，越来越小，但我不知道我们心理的余震还会有多少。救出一个孩子，或者挖出一个孩子的遗体，不管他是呼吸的，还是停止呼吸的，我们心里怎么能不震颤。
我今天坐飞机回来的路上看报，哭了一路。报上说，有一位妈妈，她拿着牛奶在操场上等了那么长时间，最后看到被挖出的孩子遗体，她流着泪把牛奶洒在瓦砾堆上。她这个时候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唉，人同此心哪。
在今天这么文明的时代，我们真的可以相信太多外在的东西，但到最后就只有一点，就是相信人心无敌。
前两天，我给学生上文学课。上课前，班长问我说，老师，这门课快结业了，给我们说说怎么考试吧。我说，你们来问我怎么考试，其实我想说，你学文学也罢，学影视也好，学音乐、美术、舞蹈，你学一切一切，只不过是为了不泯灭人心，为了能够唤醒人心的悲悯和善良。
我刚好在地震之前讲杜甫，杜甫之前是讲李白。我说，这一个月，我们的魂魄一直徘徊在巴山蜀水，我们跟着诗圣、诗仙走在大地中，感受“花近高楼伤客心，万方多难此登临”，看见“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李白的心，杜甫的心，他们的巴蜀，就在此刻，成了什么？你看看他们的故里，再看看今天的绵阳，在一片废墟的时候，你们问我怎么考试，我会考你李白是哪年出生、哪年去世的吗？我会问你杜甫什么时候做了左拾遗吗？我都不会。
杜甫、李白他们在当时是怎么看古人，怎么寻访古人的呢？杜甫寻找诸葛亮的时候，“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宫城外柏森森”。他心中的忐忑、无处寻觅，内心的那种虔敬，我们今天能触摸吗？他去探访王昭君，他说“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名妃尚有村”，他忐忑地追问，今天的村庄还在吗？
实际上，杜甫怎么去寻找古人，我们就在山水岁月中怎么去寻找他们。你能寻找到所有这一切，就只因为一个理由，那就是你已经把这种寻找变成了生命中慈悲的力量。
刘禹锡说，“人生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有时候，山川依旧，物是人非。杜甫说，“人生有情泪沾臆，江水江花岂终极。”即便是大震之后，草木还是萌萌绿绿，这个季节还有遍野的山花。“以乐景写哀，倍增其哀”，大自然繁花丽景的时候，生命一瞬间就没有了，很多还是孩子。这就是我说的考试，就是以生命的名义，去考验一种情怀，而这种情怀不光是垂泪，它必须是行动。
我不知道我还能做多少，我感到特别无奈。我和助理说，从19日开始，我要待命，我要随时准备去灾区。我后面所有的安排都放下，所有的讲座都不讲了。本来21、22、23日的讲座都排满了，助理挨个跟人家发信息，说现在都不讲了。有人给我发信息说，于老师，您现在不讲了，当地都安排了，都发通知了，我该怎么跟人家解释啊。我跟他说，以生命的名义，有什么不能解释，有什么需要交代的呢！
大灾当前，我就是想去废墟上陪陪他们。我不能说我敢做什么事，我就是想去陪陪那些没了孩子的妈妈，还有那些刚挖出来的孩子，我是个老师，我想去陪陪他们。所以，现在再让我坐而论道去讲些什么，我讲不出来，我不在状态。
我刚才给央视新闻中心直播组前线记者打了个电话，问他们我能不能去。他们说，于老师，我们新闻中心10个人报名请战，现在只批了两个名额，目前前线物资紧缺，记者去得太多了不合适。
在北京的时候，有人跟我说，放心吧，北京没有余震，不会殃及的。其实啊，整个中国都在震区，每个人都受伤，每颗心都受伤。（本文系于丹口述，记者尹欣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