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外交》白皮书将公布 09外交主打经济金融

《中国外交》白皮书不日将公布，首要任务是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2009年版《中国外交》白皮书将于不日公布。白皮书指出，面对国际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政治、安全等领域的冲击和影响进一步发展，各种可预见和不可预见的风险挑战难以回避，中国2009年将大力开展经济金融外交。另据透露，中国政府已将今年中国外交的中心任务确定为:全力以赴，为国内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发展创造良好外部环境。
盘点2008年 大国关系平稳发展
白皮书说，过去一年，中国外交“全力配合抗震救灾和举办北京奥运会、残奥委会，成功主办亚欧首脑会议”；“大力开展经济外交，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发展同世界主要大国关系”；“深化我国与周边和发展中国家友好合作”；“在全球性和地区热点问题上发挥建设性作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利益”；“营造客观友善的国际舆论环境”；“维护我海外公民权益及财产安全”。
大国关系方面，白皮书归纳指出，中美关系在美国大选年保持平稳发展，其全球影响和战略意义更加突出；中俄关系实现平稳过渡并再上新台阶，两国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得到解决，边境和地方合作取得重大进展，民间友好不断巩固和加强；中欧关系在曲折中发展，政治对话走向深入，各领域务实合作持续发展；中日关系开创新局面，政治、经济、人文和防务等各领域交流合作全面推进。
全方位布局 希望发挥更大作用
展望刚刚开始的新的一年，白皮书表示，中国外交将进一步完善全方位外交布局，推动同发达国家双边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加强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深化同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积极参与多边事务，发挥更大建设性作用。坚决维护中国的主权和安全利益，坚决反对任何危害国家主权和安全的行径，切实保障中国海外人员和机构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大力开展人文外交，积极扩大对外文化、体育、旅游等领域合作和民间交流，进一步增进中国人民同世界各国人民的友谊与合作。
中国外交部部长杨洁篪日前也就此指出，经济外交是新时期外交工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服务的重要体现和内在要求。中国通过重大多边活动积极开展金融外交，参与应对金融危机的国际、地区合作，阐明有关主张和倡议，既维护中国经济金融安全，又推进了国际社会的务实合作。
政策窗口 出版22载
《中国外交》白皮书由中国外交部各地区业务司撰稿、外交部政策研究司主编，每年出版一卷，旨在准确、全面地阐述中国的外交政策和中国对国际形势的最新看法，系统、完整地介绍中国上一年度外交关系及外交实践。作为中国政府阐释外交政策的一个重要窗口，自1987年至今，白皮书已经连续出版了22个年头。
四方面突围 应对保护主义
新快报讯 对于2009年版《中国外交》白皮书提出，中国今年将大力开展经济金融外交，有专家指出，国际金融危机将在贸易、投资等领域引发保护主义不断上升，这将给中国的经济金融外交带来更大挑战。
中国社科院亚太研究所所长张宇燕则建议，中国可以通过调整和利用自己庞大的市场容量；对内和对外投资；对外经济援助的开展；应对气候变化、艾滋病等全球或地区性公共产品的提供；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以及对国际规则和条款制定的参与等方式来积极开展经济金融外交。
也有舆论分析指出，中国的经济金融外交应着重从4个方面加以实施:一是在多边领域参加相关的经济外交活动，参加国际、地区、国家间的合作，以维护经济和金融安全；二是与邦交国深化和扩展经贸合作关系；三是配合展开能源外交、粮食外交；四是为越来越多“走出去”的企业提供更多的外交支撑。
此外，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战略研究室主任沈骥如表示，国际金融危机的蔓延，不仅影响发达国家，也令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受到冲击。面对危机，世界各国需要就危机产生的原因、克服危机的办法进行交流，取得共识，然后再分别采取行动，共渡难关。在此过程中，中国需要积极开展经济金融外交，与世界各国加强对话，消除误解，达成共识。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金融研究室主任高海红则表示，从中长期看，中国在全球金融体系改革中扮演的角色要与自身发展和长远战略结合起来，要考虑到什么时候、参与到什么程度对中国最有利的问题。
软实力博弈 力拓人文外交
新快报讯 最新版《中国外交》白皮书说，2009年，中国将大力开展“人文外交”，积极扩大对外文化、体育、旅游等领域合作和民间交流。分析人士指出，“人文外交”曾是中国外交困难时期最重要的“武器”，不过现在已被赋予提升中国国家软实力的新任务，在这一方面，中国仍有很大潜力。
去年8月，北京奥运会的空前盛况，一直被外界视为中国“人文外交”成功的一个高峰。巧合的是，刚刚由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现代化报告2009——文化现代化研究》也认为，中国的文化影响力指数已跻身全球第7位，排在美国、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之后。
近年来，中国政府一直在强调和提升“人文外交”这一软实力外交的作用。事实上，鉴于软实力对社会有更加持久的渗透力，“人文外交”正成为国与国之间竞争的利器。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纷纷调整文化政策，制定国家文化发展战略，在“知识经济高地”进行战略竞争的同时，又在“文化经济高地”展开了新一轮竞争与博弈。美国、欧盟、日本、韩国、新加坡等都是这一轮文化软实力竞争的积极推动者。
有国际问题专家建议，中国可以进一步通过在世界各国举行文化节，扩大民间外交接触，增加与非政府组织的联系，更深入地介绍和推广中国文化，全面深化国际社会包括各国公众对中国的了解和认识，全方位拉近外部世界同当代中国的距离。
据香港《文汇报》
中国控制稀土出口引发美日两国利益博弈
包头稀土尾矿坝，既污染了环境，也造成资源浪费。中国周刊记者／李佳蔚 摄
稀土是一组金属的简称，包含化学元素周期表中镧、铈、镨等17种元素，目前已被广泛应用于电子、石化、冶金等众多领域。几乎每隔3-5年，科学家们就能够发现稀土的新用途，每六项发明中，就有一项离不开稀土。
稀土保卫战
中国收紧稀土出口的讯息，让日美等国着实紧张。这种神奇的稀缺资源，引发了一场没有硝烟的国际战争。
中国周刊记者 李佳蔚 北京、内蒙古报道
如果将中国稀土出口的数量和价格分别比喻为两条铁轨，你会看到前一条铁轨直线向上 ,后一条铁轨曲折向下，彼此相对的只是它们愈行愈远的背影。两者从来就没有过相交，甚至连并行不悖都算不上。
前不久，中国向前一条铁轨举起了限速的黄牌:工信部已开始修订稀土工业发展规划，从2009年到2015年，将严控稀土出口配额的总量，限额在每年3.5万吨以内。同时，仍旧严禁稀土初级材料出口。
至于限速的黄牌未来会不会变为一张禁行的红牌，这就要看“列车长”中国和几个“大旅客”日美欧盟之间博弈的结果——是大幅度提高票价，还是换另外一辆车。
扭曲的市场
稀土到底有多重要，何以引起各国之间的搏杀？
一个常用的比喻是，如果说石油是工业的血液，那稀土就是工业的维生素。
在稀土矿产及相关产业的发展之路上，中国是名副其实的“稀土之列”列车长。
中国稀土矿藏丰富，雄踞着三个世界第一:储量第一，生产规模第一，出口量第一。同时，中国还是唯一一个能够提供全部17种稀土金属的国家，特别是军事用途极其突出的中重稀土，中国占有的份额让人艳羡。
但是“列车长”也有自己的惭愧之处:能够提供如此全方位、高规格的服务，但是票价却一直很低，甚至卖多少钱都不是自己说了算。
从1990年到2007年，中国稀土的出口量增长了近10倍。然而，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出口价却被压低了36%。长期以来，稀土定价权掌握在日美等国手里，中国却因国内企业内斗等原因让本该属于自己的定价权旁落。
与此同时，中国“稀土之列”拉上了越来越多的乘客:2002年以前，购买中国稀土的只有日美法等国，2003年购买国家和地区达到56个，2004年再增至74个。
卖越多的票，拉越多的人，车费却少得可怜。中国一些稀土企业称，按照目前的价格，利润率只有1%至5%。此时，甚至有的国家趁价低囤货。
早在1983年，日本就出台了稀有矿产战略储备制度，其国内83%的稀土来自中国。值得一提的是，曾有媒体报道称，日本在购得大量稀土后，并不急于使用，而是将之存于海底，以应对未来能源之需。
再看美国，它的稀土储量仅次于中国，但其从1999年开始，就采取封存等手段逐步停止开采本国稀土资源，转而从中国大量进口。
新政下的日美决策
如此看来，中国这个“稀土之列”如果一直这样开下去，必有倾覆之危险。好在中方已经意识到了危险。
其实，在工信部划定稀土出口红线之前，今年6月29日，商务部就下达了《关于稀土2009年度第二批一般贸易出口配额》的通知，规定稀土配额量再度减少8%。这是中国连续5年减少稀土出口。
中国稀土“老大哥”的一举一动，都冲击着日美等国低价买稀土的习惯。这让他们难以接受。
日本国际未来科学研究所认为，中国收紧稀土出口，就等于掐住了日美的咽喉，没有这些稀有金属，就无法制造精密的制导武器。
美国则联合欧盟就中国限制钨、锑和稀土等稀有金属出口问题，向WTO提起诉讼。
对此，中国学者则表示，在2001年中国加入WTO签订的入世议定书中，确有承诺取消适用于出口产品的全部税费，但是有84个税后的商品不在其列，稀土即是其中之一。
在唇枪舌剑之外，日美已经着手寻求另外的解决方式。
据媒体报道，日本政府近日制定了一项《海洋能源与矿物资源开发计划》，将从今年开始对其周边海域的稀土矿进行调查并进行开采；在企业层面，日本住友商社开始在哈萨克斯坦参与从铀矿中提取稀土的商业活动。丰田通商则表示:除了在印尼从事从锡矿中提炼稀土资源的活动之外，还将在蒙古、越南开发矿山。
与日本不同，对后期稀土市场供应和价格均有较高预期的美国，则开始考虑重启封存的稀土矿。
路透社报道称，为了取代中国成为稀有金属生产大户，总部设在科罗拉多的利矿产公司计划重新开采长期闲置的采矿场，高盛公司等机构则表示对此进行数亿美元的期权投资。
同时，据环球网引述美国《防务新闻》周刊报道，国会要求五角大楼在2010年4月前通知议员，美国武器系统中使用了哪些稀土。
事实上，围绕包括稀土在内的稀有金属暗战早已展开。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周世俭向记者介绍说，近两年，日本在中国的稀土采购策略与方式均发生了明显变化，从大量、公开、集中采购转为多批、少量、分散采购。日方担心的是大量采购会引起中方警觉。
周世俭认为，日本之所以这样做，“其目的一是转移视线，另一方面巧妙利用采购时间差，扭曲正常的供求关系，打压和操纵市场价格”。
攘外必先安内
攘外必先安内。这句话对于稀土产业，再恰当不过了。
面对愈演愈烈的稀土争夺战，早在2003年，中国就一度推动建立南北两大稀土集团以提高行业集中度。以中铝、包钢为领头企业的南、北两大集团筹备组确也相继成立，但后因企业、地方政府间难以平衡利益关系，努力无果而终。
“主动总比被动好，”包头市市长助理苏文清对《中国周刊》记者表示，“成立两大稀土集团的初衷是好的，这证明了国家层面对于稀土的重视。”
但在部分专家看来，仅仅将稀土作为稀有金属是不够的，必须上升为战略金属的高度，以国家名义进行储备和控制。
可喜的是，稀土国家战略储备制度已经被正式提出。徐光宪院士在今年8月召开的首届中国包头稀土产业发展论坛上建议，我国每年可以拿出10亿美元的资金用于储备稀土和不可再生的稀有金属，这样还可分散购买大量美国国债的风险。
而接受《中国周刊》采访的大部分专家则表示，资金问题是国家对稀土进行战略收储的主要障碍，短期内难以真正有效实施。就在此时，市场上突然传来中投公司将与包钢联合开采、收储稀土的消息，虽然包钢方面于9月24日予以辟谣，但此传闻足以反映稀土市场对资本的渴望。
此外，也有专家提出，市场博弈还存在着另外一种结果——中国停止“卖票”，日美等旅客请“下车”。
其实，早在2008年9月，北京大学博士青岩的一篇文章就已提出类似的建议，文章标题无比明确——《中国应该立即停止稀土出口》。
毛泽东如何巧用心理战术镇住张国焘？
1935年9月10日凌晨2点，长征路上的中共中央反对张国焘的南下主张，率中央红军单独北上。当时情况异常紧急，叶剑英在出发时，不仅忘了随身携带手枪，甚至竟然还来不及通知自己的机要秘书和机要科的骨干，就独自上路了。
当时，张国焘孤注一掷，甚至在中央单独北上后还敢于另立中央，开除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的党籍，通缉杨尚昆与叶剑英。那么，当时张国焘为何没有动手以求一逞？许多人猜测原因在于中央红军是在半夜秘密出走，张国焘并不知情，所以避免了武装冲突。然而，事实恰恰相反，其实张国焘对中央准备单独北上的行动知道得一清二楚。
1935年9月9日24时，也就是在中央即将出发前两个小时，张国焘致电中央，再次要改变中央北上的正确路线，他认为“左右两路绝不可分开行动，弟忠诚为党、为革命，自信不会胡说，如何？立候示遵。”
当时，中央已经决定独立北上，并即将开始行动，张国焘的来电显然是在暗示中央，表明他已经掌握了中央的动态。事实上，张国焘此时明明已经密令部队南下，却还在装模作样地向中央表示“立候示遵”，这其中显然有试探和麻痹中央的用意。
10日凌晨，张国焘又向林彪等人发出了一封转中央的电报：
林、聂、彭、李(富春)转恩、洛、博、泽、稼：
闻中央有率一、三军单独东进之意，我们真不为然。一、四方面军已会合。忽又分离，党内无论有何讨论，决不应如是。只要能团结一致，我们准备牺牲一切。一、三军刻已前开，如遇障碍仍请开回。不论南进北打，我们总要在一块。单独东进恐被敌击破。急不择言，幸诸领导干部三思而后行之。候复示！朱、张 九月十日四时
这两份电报的时间紧贴中央单独北上行动的前后，说明张国焘当时已经完全掌握了中央红军的动态，根本就没有被蒙在鼓里。这就更令人云里雾里了：当中央红军北上时，张国焘为什么非常嚣张，大有剑拔弩张之势，可偏偏就在关键时刻慌了手脚，没了底气？
早在1935年9月9日下午，毛泽东在听取了陈昌浩关于张国焘来电要求右路军准备南下的汇报后，给左路军红军总司令部发出了一份电报：
国焘同志并致徐、陈：
陈谈右路军南下电令，中央认为完全不适宜的。中央现在恳切的指出，目前方针只有向北是出路。向南则敌情、地形、居民、给养都对我极端不利，将要使红军陷于空前未有之困难环境。中央认为北上方针绝对不应改变，左路军应速即北上，在东出不利时，可以西渡黄河，占领甘、青、宁、新地区、再行向东发展。如何速复。中央 九月九日
这份电报除了中央坚持北上方针的内容外，有一个最关键的信息，那就是“陈谈”二字。这两个字隐藏着两个对张国焘极其重要的心理暗示：一是告诉张国焘，陈昌浩已经把张国焘9月8日22时命令右路军准备南下的秘密电报口头报告了中央；二是这份电报同时发给张国焘、徐向前和陈昌浩。把陈昌浩向中央的报告同时发给张、徐、陈三人，表明中央光明正大，所述内容绝对属实。
可想而知，张国焘看了这样的电报一定会对陈昌浩的立场产生极大的怀疑。因为他知道中央在组织上有着绝对的权威，毛泽东又聪明过人，尤其擅长思想说服工作，谁能保证陈昌浩不会转而支持中央。为此，张国焘担心夜长梦多，就立刻在当晚分别给陈昌浩和中央各发出了一份电报。前者是命令陈昌浩第二天，即9月10日就率领左路军南下以制造既成事实。后者就是前述给中央所谓“自信不会胡说”的电报，试探中央是否已经掌握自己命令右路军立刻南下的计划。结果，毛泽东的回电使张国焘大惊失色。
原来，在1935年9月9日晚，叶剑英突然收到张国焘独自以红军总政委的名义给右路军前敌总指挥部陈昌浩政委的密电，后来将这份密电交给了毛泽东。据杨尚昆回忆，张国焘的那份电报内容是“速令右路军南下”。
于是，中共中央立刻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抢先单独北上以争取主动，避免冲突。会后，毛泽东作为对张国焘9月9日24时来电的回复，发出了第二份电报。
这份电报内容几乎与前一份电报雷同，但实际上，这份电报有个最关键的信息，那就是第一句“阅致徐、陈调右路军南下电令”中的“阅”字。这个字强烈地暗示张国焘：陈昌浩不仅向中央进行了汇报，还给中央看了张国焘的第二份秘密电报。
这下张国焘的思路和计划全乱了。张国焘当年之所以敢向中央叫板，就是依仗由陈昌浩指挥的四方面军主力。一旦陈昌浩的态度有变，张国焘就成了孤家寡人。根据毛泽东在两份电报中的暗示，张国焘必然会认为：陈昌浩最终被毛泽东说服了。如此机密的电报，陈昌浩都向中央汇报，张国焘又岂敢相信陈昌浩会再执行他的命令？又岂敢再命令陈昌浩阻拦中央的单独北上？陈昌浩立场的转变，将完全改变双方的力量对比。这样一想，张国焘确实立刻就失去了底气。
当然，在慌乱中的张国焘没有注意到毛泽东的这份电报是只给张国焘一个人的，而陈昌浩完全被蒙在鼓里。如果让张国焘与陈昌浩及时通气，历史也许就会是另一种情形了。
摘自《党史纵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