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背景下国外不同发展模式的困境与选择

2010年11月15日 18:43新华网-红旗文稿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在反思自己的发展模式，也对中国模式或中国道路特别关注，发展模式已成为国内外舆论和理论探讨的一大热点。各国都力图通过发展模式的调整与创新，应对新挑战，争取新发展。
一、发展模式是在历史和现实的选择中建立起来的
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发展模式，要受多种因素制约，国内自然资源情况、产业发展程度、社会政治制度和文化历史传统等,都可能影响发展模式的选择，所以各国发展模式并不相同，各有特色。存在于资本主义制度内并建立在市场经济中的自由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社会市场经济”模式和赶超型工业化发展模式，都是在本国历史传统和现实发展水平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20世纪70年代，随着凯恩斯主义的失灵，以美英为代表的发达国家推行“盎格鲁-萨克逊”资本主义或“自由资本主义”模式。撒切尔、里根执政后，这一模式称为“新自由主义”，主张自由化、市场化、私有化、贸易和资本全球化。苏东剧变后，美国取得“一超独霸”地位，新自由主义借全球化和众多国家向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转轨的有利时机，迅速引领世界潮流并达到巅峰。俄罗斯东欧国家的转型发展模式和拉美国家的负债型发展模式等都是在此背景下盲目接受新自由主义的结果。
西北欧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的主要特征是银行和公司间关系密切，银行以股东和放款人的双重身份对公司实行监督。这种模式又被称为谈判或协商资本主义、“欧洲福利资本主义”，它追求三个目标:创造高利润、利益分配平衡和较高的收入水平。“社会市场经济”模式是社会民主主义价值理念的直接体现，有发达的经济，但没有过高的贫富分化；有私有制，但能实现国家调控，高税收、高福利；搞议会民主制，但公民有充分管理国家的权利，政府相对透明清廉。
对于那些在经济发展初期的国家，由于历史与现实的制约，可供选择的发展模式不多，必须在增长与平衡、效率与公平之间做出选择。迫于现实压力，这些国家往往选择工业化的速度型发展模式。日本模式曾经是“追赶型现代化”取得成功的经济发展模式，形成于20世纪60—70年代。其主要特点是以技术引进创新为前导，产品出口为主导，“贸易立国”为基础，企业发展和员工利益协调一致，企业和政府密切合作，银行与公司交叉持股，在较短时间内，创造了“世界奇迹”。这种模式又被称为政府导向资本主义或“亚洲资本主义”。新加坡、韩国、泰国等亚洲一些国家根据本国实际，很好地抓住20世纪60—70年代发达国家经济结构调整、传统工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这一难得机遇，及时改变以国内市场为基础的“进口替代”战略，实行出口导向战略，国内经济实行全方位开放，放宽外资政策，创办出口加工区，鼓励出口，利用本地劳动力资源优势[2760.80 0.42%]，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出口产品。由于产品大量出口，贸易顺差持续增长，促进了本国经济社会全面发展。
发展模式不仅同本国的历史和经济发展水平相关，而且也是国外许多国家党派政治斗争的主要内容，是不同党派政治博弈的结果。一个国家的左、右翼政党对发展模式有不同的主张和利益偏好，为了抬高自己、打击对手，往往在发展道路和模式选择上做文章，相互“纠偏”。欧洲政坛是左翼、右翼政党轮流坐庄，大选时往往在发展模式问题上相互攻讦，上台执政的党也会对前政府的做法进行矫正，但往往出于党派利益而矫枉过正，都不易做到平衡、持续、稳定发展。
总之，一国发展模式是在不同历史阶段、不同社会制度和不同国情中形成的，各有不同的主、客观条件。不同模式在运行过程中也会遇到各自的矛盾和问题，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调整创新。
二、当前世界主要发展模式遇到的矛盾困境
美英新自由主义模式强调市场自由开放，推崇个人成功和短期经济利益，政府对市场和企业只是间接干预。美国企业制度是典型的公司制，公司企业依靠庞大多变的证券市场生存并由众多股东支撑，股东要求利润最大化，对公司发展有重要影响，因而也有人称之为“股东资本主义”。弹性很强的劳动力和产品市场，低税，激烈的竞争和股东利益最大化等在提高投资效益和实现生产力与经济发展方面起到一定作用。但其弊端也很明显:收入差距悬殊，福利救济水平不高，“公共物品”质量差，公共服务与其社会财富不成比例，低投资率和储蓄率等。20世纪90年代，由于日本经济陷入衰退不能自拔，德国经济受两德统一之累，增长乏力，而美国经济却一枝独秀，使得美英推崇的新自由主义一度在全球泛滥，并多次引发金融危机。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3.59 -0.28%]危机实际上是金融资本自由泛滥、国际炒家不受监管的结果，危机使东南亚国家遭受巨大损失。进入新世纪[26.24 3.06%]后，随着社会信息化和网络化的迅猛发展，美国新自由主义模式也随之飞速扩张。在新自由主义主导的全球化浪潮中，金融资本在全球快速流动，“热钱”在放松管制的国家和地区间无节制地自由进出，“虚拟”资本投机一时泛滥成灾，最终导致国际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
欧洲一些奉行社会民主主义的执政党，一直高举公正、民主、平等大旗，基本上实行以自由竞争为基础、国家适当进行干预的社会市场发展模式，提出提高社会福利、维护劳工利益、保护弱势群体、“超越资本主义”的政治主张。“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保障制度一度是这一模式的主要标志。然而，在国际竞争日益加剧的全球化背景下，“福利国家”的问题和弊端不断显露:社会福利开支居高不下，国家财政捉襟见肘，经济增长持续低迷，失业等社会问题日益突出。
东亚模式是以赶超、速度型发展为特点的，政府充当了国家工业化、现代化的实施者，直接介入经济与社会发展过程，在制定经济发展规划、规范市场秩序、协调劳资关系等表现出自己的优势。但在这种模式下制定的出口导向型政策易受国外市场制约，市场风险很大，在金融危机中易受冲击。如新加坡2008年第二季度GDP出现负增长，成为亚洲第一个步入衰退的国家，全年GDP由2007年的7.7%骤降到1.2%，预计2009年的GDP增长率为-5%，陷入60年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另外，追求高速度往往会带来经济与社会发展不平衡，工业化发展带来资源依赖、自然环境恶化与社会贫富分化等问题。
一些发展中国家实行的资源依赖或负债型发展模式目前也陷入困境。如委内瑞拉和厄瓜多尔曾靠丰厚的石油收入来维持较高水平的公共福利支出，以此来赢得国民对左翼政府的支持。当石油价格上涨，国家财源滚滚时，日子好过。一旦石油价格暴跌，政府不得不减少支出，推迟或放弃原来承诺的社会福利和公共设施建设的投入，就会引发经济和社会危机。
三、发展模式的调整与创新
进入新世纪[26.24 3.06%]，各国发展模式都遇到了不同程度的挑战，需要不断发展和创新。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非西方发展模式越来越受到重视，各国都在不断地总结和学习其他模式的成功经验，调整和改革本国发展模式。
1.在发展理念上普遍强调发展是经济、社会、自然环境之间的和谐发展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一些国家的左翼政党宣称要与传统资本主义彻底决裂，一些右翼政党也呼吁重塑资本主义，建设更负责任、更道德的新资本[1.31 -11.49%]主义。事实上，发达国家右翼执政党在这次危机中也对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进行反思，提出了一些与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和其他左翼政党相似的主张，强调实体经济高于虚拟经济，强化国家对市场的调控，努力做到效率与公平、国家与市场、经济与社会的平衡发展。欧洲一些国家的执政党在对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的反思中，认识到发展不仅是为了追求资本利益的最大化，而且也是为了实现经济、社会和自然环境之间的协调发展，那种只追求经济增长，牺牲中下层民众利益和破坏自然环境的“野蛮”发展应抛弃。
环境和气候变化已引起世界各国的普遍重视。一些发达国家提出了发展绿色经济、保护生态环境、限制金融行业高级管理人员过高薪酬、反对过度消费、缩小贫富差距等政策。从发展趋势看，实行福利国家发展模式的西欧北欧国家在这次金融危机后，将特别重视并努力寻找一种可持续发展的模式。无论是执政党还是在野党都提出绿色经济、绿色政治等主张，保护生态环境，实现人与自然友好相处的可持续发展模式，将成为这些国家发展模式调整的目标。
2.在选择和调整发展模式上避免左、右翼两个极端，走适度平衡的“中间道路”
在资本主义国家，左、右翼政党主张的发展模式是与本党长期奉行的意识形态主张相一致的，左翼党偏重政府作用，右翼偏重市场作用。
长期以来，法国左翼政党和右翼政党的发展理念及政策主张是不一样的，两者在相互争斗和“纠偏”中轮流执政。由于社会党执政时推行“福利国家”政策，使得国家财政不堪重负。2003年法国社会福利开支占GDP的30%以上，退休金缺口和医疗保险赤字逐年增加，政府难以承受，社会党主导的政府因此被右翼的法国人民运动联盟所取代。希拉克上台后，推行以削减社会福利、增加劳动力市场灵活性和减税为重点的经济社会政策，以促进经济增长。萨科齐进一步强化了这一政策模式。然而，右翼推行的改革遭到工薪阶层和中下层群众的反对，近年来，学生抗议教育改革、移民反对政府限制移民的政策、工人罢工浪潮不断，特别是金融危机爆发后，多次发生上百万人的游行示威活动，以表达对政府削减社会福利改革的不满。金融危机后，法国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政党都着眼现实，应对危机的政策主张逐步接近，在发展理念上淡化左、右色彩，避免走极端。
20世纪90年代中期，英国工党上台，布莱尔首相吸取保守党和工党过去执政的经验教训，提倡“第三条道路”，坚持政府调控与市场机制相结合，既最大限度地利用市场的动力机制，又重视公共利益；实行新型的混合经济，在私营部门和公共部门之间建立协作机制，主张用“社会投资型国家”取代“福利国家”，把更多的资金用于人力资源开发，强调建立积极的公民社会。
与“第三条道路”相似，当时执政的德国社民党提出“新中间道路”，主张对过去“莱茵模式”中的廉价福利体系和高昂用工制度进行结构性改革，提出经济发展战略及计划要由企业、政府、银行、工会等共同协商制定。欧洲社会民主主义推行的“第三条道路”或“中间道路”改革，对推动欧洲经济发展起到一定的作用，但这种以私有化和政府放松管制为着力点的改革，并没有实现其目的，结果仍被右翼政党取代而偃旗息鼓。
过去，北欧模式较好地解决了提供社会保障与保持经济发展的关系，兼顾了公平与效率，并将绝大多数人纳入社会福利体系，国家在教育、医疗、养老金等社会保障方面起着主导作用。但北欧模式的高福利是靠高税收支撑的，高福利曾带来“北欧病”，影响了经济活力。90年代中后期，为适应经济全球化发展，北欧国家进一步调整政策，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取消了对农业的补贴和对农产品[20.70 1.07%]及食品的价格控制，取消对境内外投资的限制，放弃对信贷金融市场长达50年的行政控制，政府放弃对国有企业负有特殊责任的要求，国家放松对民航、铁路、电信、电力等领域的控制，关闭长期亏损的国有企业，降低税率一半左右，下调带薪病假、产假、儿童、住房等补贴，提高政府和公共机构的透明高效和廉洁度。多次福利政策调整，使北欧国家经济增强了活力。目前，北欧模式仍面临全球化、人口老龄化、移民等问题的挑战。对此，挪威工党总书记约翰逊强调指出，没有一劳永逸的模式，北欧模式只有不断变革才具有生命力；只有在实现经济增长的同时带来充分就业和高福利的模式，才具有生命力和竞争力。
3.根据本国发展阶段和比较优势，创新发展模式
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而言，发展模式是与本国历史发展阶段和基本国情相联系的，必须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来选择适当的发展模式。原苏东地区在转轨时期，一度不顾国情，照搬新自由主义模式，结果水土不服，以失败而告终。当然，国情相似并实行相同发展模式的国家并非意味着结果相同，如曾实行“负债增长”模式的巴西和阿根廷就有差别，前者获得了较快增长，后者却屡发债务危机。这次世界金融经济危机的惨痛教训，让许多发展中国家痛定思痛，纷纷反思和调整过去多年不变的发展模式。泰国改变外向依赖型经济模式，开始实行扩大国内市场需求与促进出口并重的“双向型”发展战略。俄罗斯开始反思过去的发展模式和单一经济结构的缺陷，创新发展模式，降低对能源出口的依赖，对教育、基础性产业和实用性研究领域大规模投资，在充分利用其资源能源优势，加快远东和西伯利亚地区的能源开发的同时，全面推进以教育、住房、医疗、农业“四大工程”建设，不断改善民生，使经济多元化发展。
4.在发展模式调整创新中重视科技和人才的作用
重视科技和人才已成为当今各国的共识。1997年亚洲金融[3.59 -0.28%]危机后，新加坡、韩国等国以打造世界一流全球企业为目标，积极进行产业结构调整，重视研究开发、人才引进和国际化经营，迅速摆脱了危机困境并实现了经济跨越式发展。科技和人才不仅对于新加坡、以色列等能源资源稀缺的国家具有战略意义，在那些发达国家和资源富裕国家同样得到高度重视。2000年，欧盟通过《里斯本战略》，提出要使欧盟成为“以知识为基础的最具竞争力和最有活力的经济体”；2005年，欧盟又通过了“创新行动计划”，提出整合欧盟各国科技资源，发挥整体优势的设想，要求成员国从政策和资金方面加大对科研投入，营造有利于企业开展创新活动的市场环境及良好的法律、税收和金融条件。近年来，法国、英国等国纷纷制定长远发展战略，重视提升自身的科研创新能力和竞争能力，重视对科研活动的宏观规划，积极培养和引进科技人才，通过人才和科技创新，走技术密集型道路，实现经济持续增长。日本现在掀起“太阳经济革命”的浪潮，通过发展新型的太阳能产业，终结过去“石油经济”增长模式，突破能源和环境的制约，从根本上改变社会、经济发展方向。重视科技和人才作用，走科技和人才立国道路，已成为发展模式创新的必然选择。
5.在选择与创新发展模式中重视政府在市场中的作用
市场经济本来就是由市场竞争和政府管理相结合的经济，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的政府不对市场进行干预，只是干预的程度、范围、方式不同而已。削弱政府的作用，必然导致市场经济的混乱，造成经济下滑。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各大发展模式的运作都离不开政府和市场，都需要处理政府和市场作用问题，其差别在于处理这两者关系的不同，因而在不同阶段其表现各有千秋，各有优势和缺陷。美英推行的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提倡大市场、小政府，自由放任，弱化政府作用，放松监管，结果是资本投机猖獗，市场无序发展，虚拟经济泡沫越来越大，最终演变成这次大危机。危机给世人的一个重要教训是，在发展模式的选择与创新中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重视政府的作用，政府必须对于市场进行严格的适度监管，不能由市场来决定社会的命运和发展方向。(柴尚金/中国当代世界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