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经国上海"打虎"与杜月笙对垒始末

打开中国作战地图，现在国民党军队除了控制若干大城及连接各城的铁路沿线之外，黄河以北已经赤焰处处。然而，就许多中国人来说，当前头号大敌是通货膨胀，物价飞腾，而不是共产党。战争费用创造出巨额预算赤字，投机客借机操纵图利，助长通货膨胀，大火燎原。上海趸售物价由1945年9月至1946年2月，增加五倍，一年之后又涨了三十倍。政府采行各种措施，包括把工资盯住生活费用运动、冻结物价与工资，工业物资及消费物品实施配给，等等，但是统统不能奏效。一包米在1948年6月售价法币六百七十万元，8月份已涨到六千三百万元。
8月18日，国民政府颁布命令，要求老百姓交出所有的金、银及旧钞“法币”，换取新钞“金圆券”。兑换率是三百万法币换一元金圆券。同时，政府禁止工资与物价上涨，也不准罢工及示威游行。这时候，民心普遍希望（虽然还不到相信的地步）政府这次言出必行，会严格执行法令规定。政府的三大经济管制区集中在上海、广州和天津。上海管制区还涵盖南京市及江苏、浙江、安徽三省，可以说是成败利钝的考验关键。如果经济改革在上海能成功，其他各地也可能成功。
8月21日，蒋介石任命俞鸿钧为上海经济管制督导员，赋予警察权。俞鸿钧出身上海富商家庭，曾在美国密歇根大学念过研究所。不过，俞鸿钧只是名义上的督导员，蒋经国奉派担任他的副手，但大家都晓得真正担纲做事的是蒋经国。蒋介石在日记里记下：“虽然我晓得这个职位可能使经国遭到忌恨，甚至断送前程，但是我必须派他去。经国是可以承担此一任务的唯一人选。”
蒋经国8月20日抵达上海，立刻投入工作，当地英文报纸形容他是“在上海打经济战的主帅”。他第一道命令就是要王升把戡乱建国第六大队带到上海。戡建第六大队抵埠之后，蒋经国以上海市复员青年军注入，扩大编制员额，也派出其他大队分驻辖下三个省。蒋经国不信任上海市官僚，派戡建大队人员进驻各个治安机关，如上海市警察局、上海警备司令部、铁路警察局等单位。
上海各地旋即出现公告，凡检举违反经济管制者，经查属实，可以得到没收的黄金、银子、外币或囤积物资价值之三成作为奖金。老百姓也可以把密报消息，投进设在街头的建议箱，各方报告开始涌进蒋经国设在中央银行内的办公室。同时，大批青年男女亦主动支援警察及王升的戡建大队检查工作。上海街头到处突检市场、仓库、工厂囤积的物品，查核申报存货与现场实际数量是否吻合。
蒋经国和部属审阅检举函，必要时即对可疑设施突击检查。对奸商速审速决，罚款、坐牢，不予宽待。官吏贪污，刑罚最为严重。财政部一位秘书（译按，陶启明）和上海警备部两名军官 （译按，张亚尼、戚再玉）经特种刑庭判处死刑。
孔宋家族成员孔令侃在上海经营一家扬子公司，从事进出口贸易，孔令侃在商界的诨号是“南京老虎”，他和青帮首脑杜月笙关系不错。杜月笙的绰号是“大耳杜”，有时候被称为“经济老虎”。
杜月笙不但是黑社会头子，在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也位居要职。他长久以来和宋子文、孔祥熙有密切往来，传说跟蒋介石还是拜把兄弟。当经国抵达上海时，杜月笙请他吃饭，小蒋婉谢。杜月笙可不习惯被人这样谢绝。
另一只“老虎”是杜月笙的“外甥”万墨林，因为日本占领时期从米粮上赚得大钱，绰号“米粮老虎”。蒋经国的检查小组一开始就逮捕万墨林，罪名是非法囤积稻米，迫使米价上扬，不当侵占政府米谷贷款。蒋经国更放胆逮捕了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屏，理由是投机炒作、囤积居奇，非法在股市交易。同一天（9月3日），他逮捕了一家棉纺厂和一家香烟公司经理，宋子文投资的永安棉纺厂经理也不能幸免，甚至棉布商公会、纸商公会、食用油商公会以及米商公会会长，统统抓起来。戡建大队喊出“我们只打老虎，不拍苍蝇”的口号，赢得“打虎队”的美誉。
蒋经国命令各业公会会长转令会员厂商，“以8月19日的市价，将货品上市供销”。譬如，永安就被控，在实施物价管制后，把生产的布匹囤积在仓库。除了杜维屏等少数人之外，这些商人准予交保释回。次日，又有许多商界闻人一一被请进牢房。9月7日，上海银行公会同意，市内全体商业银行把持有的外币和金块交给中央政府。蒋经国掌握情报后，赶往南京，坚持逮捕财政部钱币司司长戴铭礼。据报导，戴铭礼供出许多高级官员和金融界人士，非法由上海的银行私运外币、黄金到香港。
上海的外侨对于这些表现大为赞佩。英文《华北日报》9月11日指出：“过去三星期的经验，让老百姓觉得现况有了更张，产生相当大的希望。”
此时，经济改革实施已近一个月，物价明显稳定下来。这段期间趸售物价指数，只上升了百分之六，有三千多名套利者被捕。但是，蒋经国认定通货膨胀不是关键问题，国民党若要扭转颓势，唯一的方法是不再扮演既得利益团体的政党，要再度成为社会革命政党。9月12日，他在上海体育场对五千名复员青年军群众演讲，并率领群众唱《两只老虎》歌曲，呼喊口号“打倒奸商、投机客！”“搞革命！”“扫除腐败势力！”全场热情澎湃。
蒋经国明白宣示，他的目标不只是控制住物价，还要终结全国财富分配不均的问题。他在演讲中只有一次提到“**”，讲话重点集中在富人的巧取豪夺：
我们过去和外国敌人……帝国主义者……作战，现在我们在国内有了新敌人，就是乡村的土豪劣绅、城市里的奸商、投机客……政府颁布的经济新政策，不仅只是法令，也有心发动社会革命运动，象征着实现民生主义的开端。稳定物价只是技术工作，我们的目标是终止财富分配不均。明白地说，我们应该防止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现象。
有人批评说，经济管制可能迫使工厂关门，蒋经国提出驳斥：“有钱能买香水、吃许多猪肉的人毕竟是少数。如果猪肉、香水从市面上消失，没有什么问题。只要老百姓不饿肚子，所有的百货公司、大餐厅关了门，不会有问题。”
蒋经国在日记里对富人的不齿更加鲜明，他写下：“他们的财富和洋房，是建立在人民的骨骸上。”他向商界保证，政府会持续保护私有财产、鼓励民间企业，但是他也抨击“所谓的经济学家声称，要解决经济问题，就应从经济观点着手”的看法。他说，这种人错了，“经济结构是以社会、政治力量为基础”。
这一时期，蒋经国还在读马克思主义书籍，某个星期天上午，有位部属到他住所进见，看到他在读俄文本的《列宁全集》。蒋经国也替遍贴全市的海报，亲撰口号，其中有一句是“打倒豪门资本！”一般解读，这是影射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于是他把它改成“打倒官僚资本”，这又是一个左派词语。
蒋经国最得意的口号是，“搞革命，双线作战！”照他的解说，“搞革命”就是实行总理遗教，支持总裁，依据三民主义完成国民革命。“双线作战”就是反共，同时还要和国民党内贪污腐化反动势力，以及土匪恶霸作战。
蒋经国对于中国人民面临的挑战，用很简单的话表述：“中国是资源丰富、人力充沛的优秀国家。如果在能干的领导人率领下充分利用这些资源，中国不仅可以成为强大的国家，还可以领导世界。”考验的时刻即将到来。他对友人说：他们此举“成败关系到国家命运……以及我们团体的命运”。
一年之前一般还认为国民政府不可能败北，此时却似乎风雨飘摇，岌岌可危。国军在东北的辽沈战役惨败，局势逆转。毛泽东发布格杀人民公敌之令，名单中当然少不了蒋介石、蒋经国父子，以及宋庆龄除外的全体孔、宋家族成员。共产党地下组织、煽动者在市内甚为活跃，甚至渗透到蒋经国的办公室。可是，经国并没有强调共产党颠覆渗透的危险。他在公开场合讲话时，除了偶尔例行性地称他们为“**”之外，继续避免针对中共政治谩骂。他不希望重复父亲1927年在上海清共的大动作。更重要的是，他认知到任何大规模清共屠杀行为，都会引起反弹。
虽然蒋经国每周七天，天天辛勤工作，夜里却往往与朋友饮宴酬酢。有时候，莫斯科时期的同学王新衡（当时在上海市负责军事统计调查局的情报活动）会安排上海电影明星和“社交花蝴蝶”，参加聚会。蒋方良偶尔带子女到上海相会，但大部分时间住在杭州。然而，据一位亲信副手的说法，蒋经国在上海这段期间并没有婚外情。
蒋经国取得父亲的同意，他在上海的基本政策可以放手去做，但是要让俞鸿钧和上海市长吴国桢知情。基本上，他主持上海的经济、金融、商业和相关警察功能，不需请示别人。吴国桢毕业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与蒋夫人关系密切，他觉得没有面子，向蒋介石提出辞呈。蒋介石不准，退回辞呈。另一位上海吴先生——蒋经国的老师吴稚晖则支持经国，鼓励他坚持下去。有一天，有位受到调查的商人持吴稚晖的信到经济管制处拜会蒋经国。这封信要求经国不要对持函人被指控之经济犯罪施惩。半小时之后，吴稚晖派人送来另一封信，说明吴老所认识的这个生意人登门求助，还说吴老若不写信给经国替他求情，他就要自杀。吴稚晖要经国不理会第一封信，凡事依法处理。
9月下旬，经国一度陶醉在他希望把赣南经验，搬到上海，乃至华中成功推动的喜悦心情中。据“中央通讯社”报道，上海工人狂热地相信，“只要‘小人物的大朋友’与他们站在一起，他们就可以放心，不会再受到大投机客的压榨”。然而，“中央社”也报道，“大企业和权势家族”正在酝酿搞走蒋经国。
谢伟思此时已调到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任职。他向华盛顿报告，青帮头子杜月笙非常生气儿子遭到逮捕。为了向经国证明他儿子是被刻意挑中、打击，杜月笙提出“四大家族”以及若干华北军事将领在上海从事经济犯罪的证据。隔了几天，谢伟思又报告，宋子文派妻子到上海，劝经国对永安案宽大处理。
蒋经国向父亲报告逮捕杜维屏的始末，9月24日，蒋介石发电报给杜月笙，电文却见诸上海《申报》：“我兄若能协助经国在上海经济管制工作，无任感荷。”这似乎等于老先生公开声明，他不会介入，让杜维屏获释。这里面的内情含混不清，但是，显然杜月笙接到电报后，前往拜会经国，抱怨他们父子被挑出来遭受刻意打击，他交给经国一份非法囤积物资的公司名单（包括孔令侃的扬子公司）。
几天之后，蒋经国的朋友贾亦斌对上司捶桌抗议：“如果孔令侃没犯法，还有谁犯法？”经国没有回答，但是事后告诉贾亦斌：“我无法忠孝两全。”贾回到旅馆，给经国洋洋洒洒写了十四页的长信，叙述他的失望：“我原本认为国民党已经没有希望，但仍寄希望在君身上……但是这件事点醒我，君只拍苍蝇，不打老虎。”
贾亦斌离开上海。在当年年底之前，就与中共取得联系，开始秘密和共产党合作。过后不久，蒋经国根据杜月笙提供的资料，控诉扬子公司经济犯罪，逮捕孔令侃若干职员。据一个说法，经国把孔令侃软禁，基于礼貌，通知了蒋夫人。宋美龄闻讯立刻赶到上海，和经国及外甥一起见面。她对两人说：“你们是手足，没有理由互斗。”孔令侃暗示，经国如果不撤销控诉，他会不惜暴露让蒋家及政府难堪的事。最后，孔令侃做出和解，据说交给政府六百万美元，然后前往香港，再转赴纽约。杜月笙也离开上海，前往香港，不久，杜维屏缴了大笔罚款给政府，获准结束事业，前往香港和父亲会合。永安公司以低于成本四分之一的价格，抛售囤积的大量棉花。永安的大股东郭氏家族，也移居香港，上海终于扫除了孔、杜家族。但是，这时候蒋经国的经济管制措施已在瓦解，一般印象是，他在扬子公司一案被迫屈服。
10月底，蒋经国对中国之命运忧心忡忡之际，接到父亲紧急命令，召他到南京开会。行政院决定解除全国对物价冻结之前令，这道命令还画蛇添足地声称，日后将与商界研商，再依据生产成本冻结物价。次日，蒋经国的办公室发表一纸声明，他向上海市民道歉，告诉他们业已清楚的消息——他的任务失败了！他承担起让上海市民痛苦加剧、而非减轻的全部责任，然而声明的口气挑衅大于后悔，他说：“我绝不愿将自己应负的责任，推到任何人身上去……我坚决相信，自己所指出的（9月21日演讲的）《上海何处去》的道路，是绝对正确的。我恳切希望上海市民应用自己的力量不再让投机奸商、官僚政客和地痞流氓来控制上海，我始终认为上海的前途，一定是光明的。”
11月5日，蒋经国回到上海，召集亲信开会。他说：“现在，我们失败了。我不晓得我们应该往哪里去，也不晓得我们应该做什么。我们以后可能就知道。将来各位应维持纪律，照顾好自己。我不确定我们是否会再一起工作。”他和众亲信话别时，痛哭流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