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斯人同归 ——小论《岳阳楼记》的古仁人所指与写作目的

与斯人同归
——小论《岳阳楼记》的古仁人所指与写作目的
范仲淹，一个贤相，一个四镇统帅，他的威名在当时就已经确立了。朱熹称范为“天地间气第一流人物”，宋朝以来评为“本朝（即宋朝）人物第一”。他的文名一直被其“出将入相”的威名所盖。这与他提出改革文风，要求文学必须具有“规谏”、“劝戒”的意义有关，他的文章（多为谏或奏）用当时人的话来说就是“有质无文”。《岳阳楼记》改变了这一状况，一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不仅使洞庭湖和岳阳楼具有了“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的美誉，而且还令范仲淹的文名一直与忧国忧民的文人形象共现。对于他改革文风，我们也认为他上继李杜，下开欧、曾、苏、王，与穆修、刘开同其功，不应该出现太多“有质无文”的求全责备。而记、楼与人则成为了优乐的共生体。
“噫，微斯人，吾谁与归？”对于这个斯人，我们会有一番争论。如果紧从字面上去解释的话，我们只能想到的是上文的古仁人。这个古仁人与迁客骚人相对照而出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进亦忧，退亦忧”是其特点，“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其行动指南。迁客骚人则是窥探到外部世界是一片霪雨连绵，阴风阵阵的世态时，就会为自己“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到极度的悲伤；当他目睹春光融融，艳阳高照之下的一片充满生机活力的太平时，就会“心旷神怡，宠辱皆忘，把酒临风”为盛世感到无比的喜悦。
难道斯人就真的是与迁客骚人相对的古仁人吗？
从两段“人化自然”的写景可以推测，这个古仁人也可以是一种朦胧化了的虚写。具体可以是某一位人士的泛化。而通观全篇368个字，我们最容易看到的是在开头叙写作记缘由时提到的那位谪守巴陵郡，用不足一年时间把岳州治理得政通人和，百废俱兴的滕子京。滕子京乃是与范仲淹的好友兼政治上的伙伴。他在贬到岳州之后，仅用了3年时间，就做了重修岳阳楼增加文化底蕴，兴办义学促进教育，发展水利造福农民等三间大事，被同朝的司马光称为“治为天下第一”。他有资本喜，却是“负大才，为众所嫉”，喜不得。当他因为遭奸佞诬陷，“带罪”被贬之后并没有意志消沉，也没有自怜命运的不幸，而是投入政治建设，服务人民的事业中来，在岳阳楼重修落成之日，他只想到“痛饮一场，凭栏大恸十数声”而已，没有用其他的方式去消磨自己的锐气和精神，此种悲痛又有谁能了解呢？大概这大恸十数声，也可以原谅为“忍辱负重”的不以己悲的吧。所以有人主张，这里的古仁人特指是滕子京，认为他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种精神的践行者，范仲淹则是这种精神的宣扬者。
但是问题很快就暴露出来了，对于“只待凭栏大恸十数声”的理解，出现了不同的意见，宋代周煇在《清波杂志》卷四中说放臣逐客，一旦弃置远外，其忧悲憔悴之叹，发于诗什，特为酸楚，极有不能自遣者。滕子京守巴陵，修岳阳楼，或赞其落成，答以‘落甚成，只待凭栏大恸数场’！闵己伤志，故君子所不免，亦岂志是哉！”宋代祝穆编的《事文类聚续集》卷七亦云：“滕宗谅子京左宦远守巴陵，重修岳阳楼，极雄伟。范文正公为之记。郡僚禀落成之日，子京云：‘落甚成！待痛饮一场，凭栏大恸十数声而已。’”这两条材料在情感指向上无不表现出了滕子京身处逆境时的悲观怨愤之情。而对“负大才，为众所嫉”也有不同的理解。与滕宗谅同时代的范公偁的《过庭录》说到了滕子京求记和范仲淹做记的原因：“滕子京负大才，为众忌嫉。自庆帅谪巴陵，愤郁颇见辞色。文正与之同年友善，爱其才，恐后贻祸；然滕豪迈自负，罕受人言，正患无隙以规之。子京忽以书抵文正，求《岳阳楼记》，故记中云：‘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其意盖有在矣。”范公偁是范仲淹的玄孙，他的话当可信。这样子，滕子京如果作为古仁人的争议是非常大的。如果撇开滕子京，那么这古仁人又该是谁呢？
我们的作者范仲淹是古仁人的不二人选，而且从来都不存在异义。范仲淹经历了被贬的三光（劝皇太后还政一光，谏皇帝不要废皇后一光，用《百官图》揭发吕夷简提拔亲信，朋比为奸一光），且是五胆忠臣（一胆敢于指责朝政，二胆敢于斗权贵，三胆敢于举腐败，四胆敢于用清官，五胆敢于不留财）。他面对守旧势力，应皇帝之邀推行“庆历新政”，从新激发了这个国家的生命活力，虽然改革失败了，但是推行改革的勇气和信念没有丢失。成为王安石变法的基础和精神储备。他还是谋略深远的大军事家，他掌握西北军权时，西夏惧怕这个小范老子而不敢轻举妄动，最终只能以议和收场。在为官为将期间完全不把自己的安危当成是决定政见的标准，且把个人荣辱恩怨摆脱，做到了真正的独立人格，面对强权不奴颜不屈膝。有着一个正直的政治家的宽阔胸怀，又有着一个硬朗的军事家的豪迈气概。他只着眼于君国，百姓，天下，虽然个人的经历或喜或悲，他从来都没有放弃过一肚皮的圣贤心地，圣贤学问，庙堂中忧民，江湖中忧君，时刻不放弃进言献策的时机。《岳阳楼记》也有传言是由一封要呈上的谏文改写而成的，这个更加神合了一个先忧后乐的古仁人形象。
如果按照滕子京是古仁人这一推断的话，那么这篇文章的写作目的则是在于赞颂滕子京先忧后乐的精神，勉励自己要与斯人同归，以他为榜样，学习他的古仁人之心。可是对于滕子京这种在历史上也是颇具争议性的人物，我们很难甄别古仁人的标准。
如果按照范仲淹是古仁人这一推断的话，那么这篇文章的写作目的就成了抒发作者本身以天下为己任的宽阔胸襟和不以得失论喜恶的情怀，不以外物的悲喜改变自己的志向的思想感情。这是比较妥帖合适的，也是最为人所接受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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