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小伦:叶剑英“流放”湖南前后2010-1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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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小伦:叶剑英“流放”湖南前后2010-11-18
在新中国十大元帅中,叶剑英进入党政军高级领导岗位的时间是比较晚的,直到1966年,虚龄70岁的他才进入中共中央书记处和政治局。1973年,在中共十大上,叶剑英当选为党中央副主席。在“文化大革命”的动乱岁月中,叶剑英多次身处逆境、低谷,甚至险象环生。期间,他经历了1967年的“二月逆流”、1969年的“战备流放”、1976年的“因病”挂职。这段历史,更增添了叶剑英晚年政治生涯的传奇色彩。本文主要记述的就是他被“流放”湖南前后的一段不寻常的经历。

1969年中共九大之后,鉴于中苏关系的紧张,毛泽东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准备打仗”。是年9月,全军召开战备会议,传达毛泽东关于“军队不要松懈”的指示,以防止敌人的突然袭击。10月,根据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统一部署,在北京的一些党和国家领导人、高级干部被战备疏散到外地。10月15日,毛泽东离开北京到武汉。两天后,林彪也以“紧急战备”名义“疏散”到苏州。17日下午,周恩来在北京西郊新落成的首都体育馆休息室,召集董必武、朱德、叶剑英、陈云、陈毅、邓子恢、李富春、张鼎丞开会,宣布毛泽东和党中央关于战备疏散的决定:根据当前形势,决定一些老同志在20日或稍后从北京疏散到外地。18日,刚到苏州的林彪向在北京的军委办事组发出“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由军委办事组以“林副主席指示(第一个号令)”的名义正式下达。当晚,这个号令迅速以电话方式传达到各作战部队,全军立即进入紧急临战状态,并引起了极大震动。第二天,林彪才用“电话记录”(紧急传阅)的方式向住在武昌东湖的毛泽东报告。毛泽东立刻敏锐地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尽管林彪这个“紧急指示”是根据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针对苏军有可能入侵的估计作出的,但这样牵动全局的大事,林彪竟在事先没有得到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批准的情况下做出这样的紧急指示,并立即向全军各大单位下达,造成既成事实,即副统帅可以不经过统帅而在一夜之间调动全军进入临战状态。毛泽东很不高兴,从汪东兴手里接到这个“紧急指示”时,亲手划燃火柴将它烧掉了。
这就是当时战备疏散的特殊背景。然而,既然是紧急战备,准备打仗,却把最富有指挥经验的人“疏散”,林彪集团显然有其不可告人的目的。事先已判断中苏发生大战可能性不大的叶剑英虽然没有说什么,但他却看得明明白白:这是把他们赶出北京,实行隔离监视,分而治之。实际上,许多被“疏散”的中央领导也心知肚明。当时康克清就问过朱德:“真的要打仗吗?”朱德淡然一笑,说:“战争又不是小孩子打架,凭空就能打起来的。大战之前,总会有很多征兆、迹象。现在根本看不到任何战争的预兆、迹象嘛。‘醉翁之意不在酒’啊!”
1969年10月20日,叶剑英乘坐一架苏制“伊尔14”飞机离开北京,同机还有原内务部长曾山。出发前,周恩来曾亲自向湖南省领导人打电话说明:叶帅到湖南要搞些调查研究,要尽量照顾好他的生活。然而,林彪集团却通过部队系统交代:对叶帅要保持距离。因此,叶剑英在湖南期间,当地领导人对他很冷淡,除四十七军军长黎原和副政委李振军外,很少有人来看望他。1981年10月15日,叶剑英在一份有关材料上批示说:“我二月逆流贬居长沙,当时黎原同志任四十七军军长,驻长沙。我在长沙受到各方面歧视,而黎原同志尚敢与我公开来往,在看人看事上有独到见解。”叶剑英在战备疏散近300天的行踪和驻址,大体如下:1969年10月21日至12月16日,在长沙住省委招待所蓉园1号;12月17日至23日,到岳阳调研;1970年1月下旬,经向周恩来报告,离开长沙南下广州医治牙病,农历除夕看望董必武;2月中旬,从广州返回长沙;3月,被以毛泽东要来长沙为由,从长沙迁往湘潭,住军队招待所;7月16日,接到中央通知,从湘潭赶到长沙机场,飞回北京。

战备疏散期间,叶剑英遭遇到许多前所未有的不如意的事情。
时任长沙军医大学校长赵云宏回忆说:“1969年冬天,叶帅‘战备疏散’到长沙,住在省委招待所”,“身体不好……医生护士都没有。因为我过去在上海和叶帅见过多次,比较熟悉。随行人员特地来找我去看他,了解了病情,便从学校派医生潘令嘉去帮他看病,第二天又派了护士。但是,省军区医院对他很冷淡。不仅不派医生护士,药品也不给,都由我们学校解决。有的急需的药,临时去买。又不能报告北京,那时总后由邱会作掌权,那就更不好办了。工作人员要叶帅尽量避开外界,总后系统是邱会作领导的。我们也得避开。”
被抽调到叶剑英身边当专职警卫员的胡家虎后来多次谈到叶剑英被“疏散”在湖南的情形,他回忆说:“叶帅到湖南时,已是深秋。突然从干燥的北京到阴冷潮湿的南方,叶帅很不适应,时常患感冒,并反复引起肺部感染。当地领导不重视,医院也没有好药,使他的病久治不愈,身体状况日渐衰弱。叶帅身边没有一个亲人,很孤独,加上长期疾病缠身,当地领导又对他很冷淡,他的心情可想而知。”
谈到叶剑英在长沙、湘潭的日常生活,胡家虎说:“一次我拿着几套叶帅的衣服到省接待处缝纫组去熨,并顺便把几条裤子的裤腰放宽改肥。走在路上,碰见一位负责保卫工作的领导,也是我的顶头上司,问我干什么去,当他知道我是去为叶帅缝改衣服时,很生气地说,你做好自己的工作就行了,管那么多事干什么?你不知道他是‘二月逆流’的干将,是‘老右’吗?他是下放来改造的,以后不要对他照顾得那么好!”“叶帅被赶到湘潭以后,境况更为凄惨,当地领导没有人来看他……生活上没人关心过问,给他做的饭菜也不可口,时常吃不好饭,没有办法,我就上街买回电炉,又买些小铝锅、大茶杯、勺子之类的炊具以及小米、面条、藕粉、鸡蛋、盐等食品,早晚给他做点稀饭、面条、蛋糕、藕粉等食物充饥。这就是后来叶帅曾经说的‘在湘潭自己采购、自负盈亏’的由来。”
胡家虎回忆说:“到湘潭大约半个月后的一天,叶帅对我说:‘我想到×××兵工厂去看看生产情况,你去把我的要求向当地有关领导反映一下。’我随即将他的要求转告当地一位负责保卫的干部。那位保卫干部向湘潭有关领导报告了叶帅的要求,等了几天后,没有回音。那位保卫干部又向有关部门询问,得到答复说:‘这个工厂不能让叶剑英去看。’当那位保卫干部把这个答复告诉叶帅时,他老人家陷入沉思,久久没有说话。”

战备疏散期间,叶剑英尽管备受冷遇与屈辱,而且体弱多病,但他依然心系党的前途、国家的命运和百姓的疾苦。他先后到长沙曙光电子管厂等单位进行调查研究,了解生产情况和工人的收入、生活情况,并把了解的情况亲自整理写成调查报告报送中央,或向省市领导人提出建议。为了搞好调查研究,他专门买了工作手册,除记下工厂的一些情况外,还特别记录了湖南省人民广播事业发展的一些情况。当他了解到湖南全省将近80%的公社和生产队没有广播站,不通有线广播这个情况后,便向湖南省革命委员会建议“要发展人民广播事业,普及农村广播网”,并提出了一些具体措施。在岳阳调研的一周时间里,叶剑英先后参观了岳阳榨糖厂、岳阳橡胶制品厂、城陵矶造纸厂、岳阳五七渔场等基层单位。他同干部、工人、农民亲切交谈,勉励大家搞好工农业生产。在城陵矶造纸厂,他详细询问了生产和工人生活情况后,对该厂厂长和工人们说:“你们工厂规模很大,是远东大厂之一,生产能力很强,应当把生产搞上去!”在五七渔场,他参观后对渔民、农民说:“你们的鱼和鸡都养得很好,一网可以捕捞上万斤鱼,我还没见过。特别是你们的良种鸡,应该大力发展!”在参观岳阳榨糖厂后,叶剑英紧接着又去岳阳橡胶厂。到了工厂后,他没有休息,一个车间接着一个车间认真参观,对原料来源、价格、生产成本、生产质量等,都很仔细地进行了解,还询问了工人们的工资收入和生活情况。到了中午开饭时间,他执意要到职工食堂看看工人们的伙食情况。问问工人们的粮食定量是多少?一顿吃几两饭?菜的价格是多少?
叶剑英在湖南期间,虽然身处逆境,但他始终保持着旺盛的斗志和乐观的情绪。他白天坚持学习,即使在病中也不放下书本。他读书的内容很广泛,古代、近代、现代的诗词和论著等都读,并且读得很认真。凡是他读过的书,许多句子后面的标点用笔重新点上,重要的段落内容都用笔划出或用圆点圈上,有的还作了眉批。他除了读书外,还坚持每天看报纸。叶剑英看报纸时特别注意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国内的生产形势,其次是国内外的政治形势。他尤其对《参考消息》特别关注,总是把国际上发生的大事摘抄下来,按不同国家和不同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分类整理备忘。从北京带去的一台半导体收音机,是叶剑英了解国内外大事的重要渠道。他每天总是按时收听广播。为了及时收听到广播里的新闻,他将广播电台播出新闻的时间,用笔在纸上记下来。每个电台的波段频率位置,他都逐个找出来,并分别用红、蓝、黑等不同颜色在收音机相应波段刻度上划上记号。

叶剑英在湖南期间,时刻牵挂心头的还有受自己连累的几个子女,尤其让他揪心牵肺的是二儿子叶选宁。叶选宁在下放天津某农场改造时,右臂被卷进机器,受了重伤,并一直没有脱离危险。叶剑英亟须了解儿子的病情,而在叶剑英的住处只有一部老掉牙的手摇电话机。叶剑英等了很长时间,好不容易接通了电话,却因电话线路不好,杂音干扰很大,根本听不清声音。叶剑英在电话里请求湘潭军分区总机的接线员能否帮忙想想办法,减轻些干扰,却遭到那个接线员的粗暴呵斥,直到最后,他始终没能与家人说上话。在一旁的胡家虎看见叶剑英的手在抖,眼睛里含着泪,脸上的神情焦急却又无可奈何。打电话不方便,叶剑英只好选择用书信与子女联系。5月31日,叶剑英在叶选宁夫妇的复信中写道:
馨儿、铃戈:
五月二十七日信,今收到。对于你的伤情,爸一直在惦念,不知结果如何?读来信,看来还是要手术。所谓观察三个月,进展甚微。是用什么方法诊断出来的?X光是看不见的,还有其他科学方法吗?陈中伟医生是很高明的,我们都相信他。记得今年一月二日有两位同志到叶办打电话时,说到五条神经断在根部,联系到大脑,手术必须慎重云云。现据来信证明,有三根全断,两根重伤,正考虑手术,陈中伟医生只拟制方案,到今天为止,我还没有得到他们的消息。正如来信所说:从组织到医生都关心、慎重,爸应当放心。爸的想法:如果脑、手不能两全,还是保护脑。不让在神经根上手术时伤及脑,这是关键。大丈夫一舌尚存,还可以闹革命,何况全部身心都健全,只差一只手,决不气馁。当然,依靠科学依靠掌握了毛泽东思想的医生,精心设法,估计可以得到康复。
爸也想到上海,不知你何时动手术?也不知“人大”何日开?北京有些同志又劝我相信医生,不一定要去。总之正在考虑中。望与陈中伟医生商量一下,大概何时手术?给一个大概的时间,以便进一步肯定。目前养伤期间,千万注意饮食起居!
……在湘潭,庙子很大,和尚只有一个。暮鼓晨钟,悠然自得。如果不从全人类出发,至拘于目前小事,那么头发不仅要白,而且要掉光了。
叶选宁当时尚未脱离危险,因当地医疗条件差,他被转送大医院抢救,后来决定到上海第六人民医院进行手术治疗。叶剑英接到儿子和儿媳来信的当天便写了这封信,信中对儿子的伤情非常关切,并提出了手术的原则和细节意见,信中还反映了叶剑英在湘潭的环境和心境。
6月9日,叶剑英又写了一封复信。
馨儿、铃戈:
六月六日来信,及玖子来信,收到。
会诊结果,结论要手术,经肌电图证明了。认识了必然,就产生自由。爸同意手术。叶大夫提出,手术前,先做技术上的准备,这一关键,特别重要。要研究好:如果在神经根部受伤,如何接法,会不会伤脑神经。万分之一接不上,右手如何处理,让它麻木地存在?还是要截除?五根神经如果接上一根的话,整个手膀会不会萎缩?可以这样保持下去吗?如果接上一根还不够,那么接上几根——一根、二根、三根,就可以活动?
医生们“救死扶伤”,救人如救己,热忱可感!但手术前要把各种问题都想到,问明。六月天热,本来不大适合,不过久了又恐神经萎缩,以致手术增加困难。所以时间的决定,也要斟酌。当然最后还是听医生的。机关只奉行政手续罢了。
胡叔不通音信。我在湖南不出大门,大家也老死不相往来,落得个清静,很好读书。因此胡叔来湘否,不知道。我很希望见到他。胡子闲不得,我也闲不得,这是相同的,只是他闲了就要跑,我闲了就要坐,在这点上有点差别。其实光跑不行,光坐也不行。光坐是我的缺点了。不过现在不比从前,东道主的神气,“势利眼”的恼人,还是少走为妙。
文珊来信说,六月她去不了上海。不过她究竟什么时候满役?一说现在,一说一九七一年初,不清楚。她想争取入党,志气可嘉。不过从她来信写的字看来,“鬼画葫芦”似的,一片放荡不羁、粗心大意的神情,活跃纸上,还得长期锻炼才行。文珊不能来,铃戈一个人迢迢千里,来往不便,阿宁临到手术期,好好招呼,保持健康,达到顺利地、胜利地做好手术,恢复健康,是件大事,如何?望善为计议慎妥行之。
狗仔来信,我不另复了。谢谢她的关怀。祝贺馨儿和狗仔的手术,一样顺利康复。原有去南昌的想法,不过从今旧两年在广州、长沙情况看来,我亦怯于行动了。因此,去沪问题,也会联想到这些。不过馨儿手术,爸应去沪参加会诊。“老大夫”也许有些外行人的建议,会是合理的。万一来不成,请馨儿原谅这个“逆流”的老爸爸吧!
在上海缺些什么?还有钱吗?馨儿手面宽,现在要“细水长流”。没钱用,望来信寄去。就写到此。祝胜利地康复!

六月九日
和第一封信一样,叶剑英在信中对儿子倍加关注,感情真挚,自然而然地流露了一个革命家的亲子情怀。值得注意的是,这时叶剑英的生活环境和政治空气更加恶劣了,甚至连老人想去上海参加儿子的手术会诊都难以成行。叶剑英的这些苦衷,从他的家书中可见一斑。后来,叶选宁的右臂最终还是无法保住。失去右臂后,他用左手苦练书法,练出一手遒劲有力的好字。

1970年7月16日,叶剑英由长沙乘机返回北京,结束了近300天的“流放”生活。他刚刚到驻地二号楼,周恩来即打来电话,表示欢迎和慰问。随后,叶剑英到京西宾馆连日开会,为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做准备。
8月20日,叶剑英和其他中央领导人同机飞抵九江。8月23日下午,叶剑英到庐山礼堂出席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开幕式。毛泽东主持开幕式,周恩来宣布全会讨论修改宪法等三项议程后,问主席台上的其他几位常委:“现在还是请哪一位讲呀?”这时,事前并没有正式打过招呼的林彪拿出讲稿,发表了长篇讲话,就修改宪法问题谈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他说:“这次宪法修改草案,表现出这样的特点,就是突出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在全国的领导地位。肯定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这种地位。”还着重地强调:“我们说毛主席是天才,我还是坚持这个观点。”显然,林彪的这篇讲话是事前经过精心设计的。林彪发言后,康生表示:“完全同意,完全拥护。”
8月24日下午,全会收听林彪23日讲话录音后,各小组进行分组讨论。在小组会上,陈伯达、叶群、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分别在华北组、中南组、西南组、西北组发言,宣讲“天才”语录,要求设国家主席,并且提出有人“反对”毛主席,煽动要“揪人”。陈伯达在华北组会上大讲了一番“天才论”,闪烁其词地说:“有人利用毛主席的谦虚,妄图贬低毛泽东思想。”还手舞足蹈地边比划边说:“有的反革命分子听说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欢喜得跳起来了。”
25日上午,各组继续讨论。反映华北组讨论情况的全会第六号简报也发到各组。简报上写有这样的话:大家“认为林副主席的讲话,对这次九届二中全会具有极大的指导意义”。还说:大家听了陈伯达等发言后,“知道了我们党内竟有人妄图否认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表示了最大、最强烈的愤慨”。“这种人就是野心家、阴谋家,是极端的反动分子,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是帝修反的走狗,是坏蛋,是反革命分子,应该揪出来示众,应该开除党籍,应该斗倒斗臭,应该千刀万剐,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一时间,会议的气氛骤然紧张起来。
叶剑英意识到会议气氛的诡异、紧张,因此非常低调、冷静。他很注意从会议简报中观察会议的动向。据他的随从人员王守江回忆说:“有一次,叶帅说:‘你看看这几份简报。’我看了感到很意外。因为开这次全会,毛主席本来说主要是研究经济问题。但从简报上看,各小组发言的却都是大讲‘天才论’,‘国家应设主席’。这同主席召开这次会议的主题完全不一样。于是,我向叶帅汇报了我对简报中发言的看法。叶帅说:‘你也看出问题了。看来这股风还不小!以后要注意看简报!’”
从8月26日到30日,全会各小组一直休会,休会这几天,毛泽东、周恩来不分昼夜地找人谈话或开小会,进一步了解情况。在这期间,毛泽东每天工作达十二三个小时,有时到凌晨两三点钟才返回住所。经过几天的调查研究,毛泽东心里已大体明白了。
8月30日,毛泽东召见了叶剑英。王守江回忆说:“晚上10点多钟,周恩来总理打电话给我,问:‘叶帅睡了没有?’我告诉总理,他刚睡下。总理说:‘你把他叫起来,在家等着,我派车去接他。’我答应了。把叶帅叫起来后10多分钟,中央警卫局的两位同志就到了。总理为什么要派车接叶帅呢?因为这天晚上天阴,雾特别大,人与人相距一两米都看不清。庐山的路很狭窄,两旁又有水沟、大树,雾天行车很危险。”
从叶剑英的住处到毛泽东所住的芦林一号,短短的两公里,开车却花了40分钟的时间。毛泽东看到叶剑英进来,站了起来,问他近来身体可好,湘潭习惯不习惯?叶剑英没有讲下放湘潭的种种苦衷,只是笑着说,去年11月他和曾山等一起从湘潭去韶山的事情。毛泽东开玩笑地说:“你一去再去韶山,不要把我搞成什么天才哦!”“不,您是我们的领袖和导师。”叶剑英发自肺腑地说。毛泽东认真地说:“还是那句话,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林彪和陈伯达说我是天才,其实发现天才的人,才是天才。我多次说过不设国家主席,别人偏偏要设国家主席。这个国家主席,哪个想当就当,他们想设国家主席嘛,搞突然袭击。”叶剑英频频点头,表示坚决拥护毛泽东的意见。这次深夜召见,是毛泽东即将重新对叶剑英付以重任的一个信号。
毛泽东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后采取的包括批陈整风运动在内的一系列措施,使林彪集团的权势遭到削弱,也打乱了他们的阵脚,使他们陷于被动的境地。林彪集团眼见形势对他们不利,决心铤而走险,策划武装政变。事情败露后,1971年9月13日,林彪夫妇和儿子林立果乘飞机北逃,在蒙古温都尔汗机毁人亡。9月24日,根据毛泽东的决定,叶剑英重新主持中央军委工作。
来源:《党史纵览》2010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