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鲁晓夫回忆:斯大林用菠萝罐头厂伤害了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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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1月19日 08:26 凤凰网历史 【大中小】 【打印】共有评论1条
核心提示:赫鲁晓夫如是说:后来,斯大林又突然喜欢起菠萝罐头来了。他立刻指示马林科夫这位始终跟在身边的秘书说:“给中国人发个电报,说我希望他们拿出一块地方来让我们建立一个菠萝罐头厂。”
我在一旁斗胆地对斯大林说:“斯大林同志,共产党刚在中国取得政权,那里已经有好多外国工厂了。如果现在苏联,一个社会主义伙伴国家,也要到中国去建立自己的工厂,那肯定会伤害毛泽东的。”
斯大林很不高兴地瞪了我一眼,我就不再作声了。电报照样拍了出去。一两天后,我们收到中国人的回电。毛泽东说:“我们接受你们的提议。假如你们对菠萝罐头有兴趣,可以给我们一笔贷款,由我们自己来建一个罐头厂。我们用这个厂生产的罐头来偿还你们的贷款。”我默不作声,斯大林则在那里咒骂和发火。恰如我所预料的那样,斯大林伤害了毛泽东。

毛泽东与斯大林(来源:资料图)
本文摘自:《钓鱼台往事追踪报告》,作者:董保存,出版:中央文献出版社
说到中苏关系,就不能不涉及两位历史人物——毛泽东和斯大林。他们之间的关系,为我们勾勒出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的基本脉络。
这其中几多友谊,几多矛盾斗争,今天看来很值得人们深思。
在我们这一代人的记忆里,一些公共场合里总是挂着5个人的画像——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当年天安门城楼上的大厅里,也悬挂着他们的画像。他们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人,是革命导师。
但在大多数人的印象里,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列宁都离我们太远了,他们是“神”。而斯大林和毛泽东是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他们才是真正的导师。
同是革命导师,却又是两个个性十分鲜明的具体的人。像世界上的其他人一样,他们也有优点和缺点,也有他们的脾气和禀性。
他们在一起,也会有友谊和矛盾。
这两个人在长期的交往中给我们留下了多少有意思的故事,留下了多少耐人寻味的情节,自然也留下了深刻的教训,足以令后人惊叹。
——他们在会面之前就神交已久,交往过程也很有传奇色彩。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斯大林破例出席毛泽东主持的招待会。
——在高岗问题上,斯大林给了毛泽东一份非常重要的文件。
——斯大林逝世,毛泽东派周恩来去苏联参加葬礼。
说到毛泽东和斯大林的关系,就不能不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一些情况。
那个时候,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因而要听从共产国际的意见。
那个时候,毛泽东也还没有在党内建立绝对的权威,在一些重大问题上还不能做到一呼百应。
那个时候,斯大林的威望还相当高,中国人对他还有一定的迷信,他的话,他的指示,在中国共产党内有着很大的影响力。
毛泽东对斯大林的印象应该说是有一种敬畏的。他毕竟是当时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领袖,虽然他对中国革命的一些问题的看法并不那么公正。
然而,对斯大林的一些意见,毛泽东采取了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态度,对中国革命有利的,他就听;对中国革命不利的,他根本不予理睬。
这就是毛泽东。
斯大林则是通过王明等人知道了一些毛泽东的情况。王明对毛泽东的看法是不公正的,这也必然影响到斯大林对毛泽东的态度。在王明的眼里,毛泽东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也不是一个列宁主义者,而是一个民族主义者,而且还是一个农民。
农民是不能领导无产阶级革命的!
山沟里能有马克思主义吗?
然而,从山沟里走出来的毛泽东领导的革命成功了,而且是在斯大林的眼皮底下一步一步成功的。
斯大林不能不承认毛泽东。斯大林不能不研究毛泽东。他时常站在地球仪前,看着中国,仿佛是在注视着毛泽东。他曾经多次和他的高级幕僚说过:“毛泽东到底是怎样一个人,我也没有见过他。”
……
要说毛泽东与斯大林建立直接关系,应该从抗日战争时期苏联派来的军事情报组说起。
据当时在中央工作的师哲回忆,这个情报组设在枣园,有一台大功率的电台。不要小看这个电台,毛泽东给斯大林的电报,要从这里发出,斯大林给毛泽东的电报,也要从这里收转。
他们到底有多少电报来往,我们无从统计。但当事人回忆,有几封重要的电报是从这里收发的。
1942年夏天,斯大林来电报,要中共设法抽调一两个师的兵力到内蒙古和外蒙边境地区,苏联方面可提供这一两个师先进的武器。
斯大林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希特勒发动所谓“夏季攻势”进攻斯大林格勒。斯大林想以此吸引敌人的注意。
这个要求对中国的党和军队来说,实在是没有办法做到的。毛泽东的回电把理由讲得十分充分。他指出,武器我们自然是需要的,但要我们调一两个师的兵力去那里接收武器却是不可能想像的。有两个师的兵力通过蒙古草原,我们又没有空军,不等我们的部队到达,就被敌人消灭了。毛泽东明确指出,这个方案是行不通的。
有研究者说,毛泽东和斯大林打交道从一开始就不那么顺利。也有研究者认为毛泽东和斯大林打交道一开始就有独立自主的意识。笔者无意介入这样的争论,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实践证明,毛泽东的决定是正确的。
过了些日子,斯大林又来了一封电报,称:是不是可以派出小型的游击部队到满蒙边界小批量地接收武器,以加强抗敌力量。
毛泽东还是没有同意。
到了1943年初,斯大林第3次来电,建议我党中央在长城一线摆若干部队,这样也可牵制日军力量。
这次毛泽东经过权衡,根据我们的实际情况,把罗瑞卿、杨成武、吕正操等部调至长城一线……
实践证明,毛泽东的这个决策,无论对中国人,还是对苏联人,都是很有意义的。
……
中国的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中国人民面前有两条路:一条是和平建国,一条是打内战。
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作出了一个很不明智的举动。就在日本人准备在投降书上签字的时候,斯大林和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代表宋子文、蒋经国等人,在莫斯科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在蒋介石看来,中国共产党的后台是苏联,有了这个条约,事情就好办了。他作出了一手打一手谈的架势,给毛泽东发了电报,要他到重庆谈判。
此时,蒋介石的如意算盘是,毛泽东如果不来谈,那么正好把内战的责任推到毛泽东身上。如果来谈,他们也可以利用时间,作好发动内战的准备。
正在这时,斯大林发了一封电报给中国共产党中央。内容很明确:中国不能再打内战,再打内战,中华民族就有毁灭的危险。
不久斯大林就来了第2封电报。这封电报的内容更加有意思,电报称:世界要和平,中国也要和平。尽管蒋介石挑衅想打内战消灭你们,但他已经再三邀请你去重庆协商国是,在此情况下如果一味拒绝,国内国际各方面就不能理解了。如果打起内战,战争的责任由谁来承担?你到重庆去会谈,你的安全由美、苏两国负责。
如果说前一封电报过于武断的话,这一封电报还多少有点讲道理的意思。
毛泽东经过左右权衡,决定飞往重庆。
于是就有了毛泽东和蒋介石的握手。
……
1948年底,毛泽东曾经给斯大林发了一封电报,向他通报了当时中国革命的形势及和国民党谈判的问题。
毛泽东在这封电报中明确指出,和平谈判我们一定要进行,但我们不同国民党政府谈判,我们只分别同有实力的地方政府和部队的代表谈判,同他们或者是谈判停战,或者是谈判起义的条件,我们正在同北平的军事力量雄厚的傅作义进行谈判,并且有希望得到和平解决。如果能和平解决,在华北就没有国民党的势力了。
斯大林对毛泽东的这封电报有何反应,我们没有见到有关的材料,也就不得而知了。
说到这些,人们自然会提到关于斯大林的一个传说,曾经有人说:在解放战争时期,他让我们不要打过长江,而是建立一个“南北朝”划江而治。
据有关专家考证,这个说法根本不是斯大林的创造,而是国民党方面的谈判代表。他们是提出过这么一个方案,我们根本不可能接受。不知道什么原因,把这个说法安在了斯大林头上。
师哲曾经说过,不要说斯大林,就是我们中国人能搞清楚“南北朝”是怎么回事的人能有多少?所以说这是斯大林的错误是没有根据的。
我们追溯中苏关系,特别是解放前的中苏关系,就不能不提到米高扬访问西柏坡的往事。
因为米高扬是苏联的一位高级领导人,当时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在此以前,还没有这么高身份的苏联人访问过中国的解放区。
关于米高扬访华的问题,已有不少著述,这里不想多说,但这与毛泽东同斯大林的交往有一定的关系,还是要提几句。
米高扬是斯大林派来的。
当他穿着黑色的皮大衣,戴着俄国人帽子出现在西柏坡的黄土地上时,人们不免用一种新奇目光注视这位苏联领导人。他也用一种新奇的目光观察着这里的一切人和事。
他的这次来访和毛泽东有着很大的关系。
因为当时中共中央作过决定,让毛泽东去苏联一趟,一方面向斯大林说明中国的一些情况,另一方面也休养休养。
毛泽东也作了去苏联的准备。
但后来,毛泽东还是没有去成苏联。这其中有好多种原因——主要是苏联方面的原因,他们考虑与美国的关系,以种种理由没有同意毛泽东访苏。
此时中国革命发展迅猛异常,在这关键时刻,毛泽东不便离开指挥岗位;再者中国境内交通也有问题,还要通过敌人的封锁钱,也应该考虑到安全问题;到苏联往返的时间太长,也怕影响毛泽东的健康。
由于毛泽东没有去成苏联,斯大林便派了米高扬来中国。据米高扬讲,这次派他来中国,就是要了解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
此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等同志和米高扬谈了整整3天。
毛泽东系统地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一些观点。
首先是革命的形势,说中国的革命进程比预料的要快些。估计过了长江后,用不了多少时间,就可以攻下南京,占领上海等大城市……
毛泽东对米高扬说:我们的军队斗志是坚强的,士气是旺盛的。我们军队的主要特点是成份好,觉悟高,战士指挥员都比较年轻活泼,他们精力充沛,战斗力强,不仅能吃苦耐劳,而且善于发挥自己的特长、主动性和灵活性。只要指挥得当,在战略、策略和战术上都无重大错误,我们取得完全胜利是有把握的。
米高扬对毛泽东的讲话听得很是认真。
毛泽东的讲话也很有感染力,使听他讲话的人都很兴奋。
针对有些人对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一些口号有疑义,毛泽东说,我们的口号、政策都是符合广大人民群众利益和要求的,颇得人民的拥戴。全国工农群众和先进知识分子阶层是同我们站在一起的。后者中的反动分子大多会跟国民党走,或去台湾,或出国。我们目前可以说是人心所向,民心所归。这是我们彻底打败国民党、蒋介石的有利条件和良好机会。时乎,时乎,不再来!这个时机不能失去。其实在1947年蒋军占领延安后,我们在陕北就提出了“打到南京去,活捉蒋介石”的口号。后来还提出过:“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这都是我们的战略性的指导口号,而且要在行动中逐步实现的。我们撤出延安时就说过,蒋军一打到边区来,我们就可以在蒋管区作战;他们占领延安,我们就可以进攻南京。我们对付他们的办法是,针锋相对,寸土不让。
毛泽东不光讲了中国的情况,也讲了他和他的同志们思考了许久的一些问题。
一、胜利后建立政权的问题。它的性质、形式、组成、名称等等。毛泽东说,政权的性质,我们思考了很久,我们是这样确定的:在工农联盟基础上的人民民主专政,而究其实质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不过对我们国家来说,称人民民主专政更为合适,更为合情合理。
毛泽东还谈到它的组成、成员问题:我们认为,它必须是个联合政府。名义上不这么叫,而实际上必须是联合的,有各党派、社会知名人士参加的民主联合政府……
这样一个联合性质的政权,能合得来,能步调一致吗?……工作中的矛盾、磨擦一定会有的,但也一定可以改善和克服的。总之,将来的政府组成大概是这样的,中国共产党是核心,是骨干。这样的政权建立以后,需要不断加强和扩展统战工作。
二、我们一取得胜利,国家一解放,紧接而来的就是恢复生产和经济建设。毛泽东很明确,中国革命胜利后,这个问题不是发出几个口号,几次号召,作出几项决定就可以解决的。必须有正确的政策。特别迫切的是解决人民的衣食住行和安排生产建设的问题。
国家建设这个课题对我们来说是生疏的,但是可以学会的,有苏联走过的路,可以借鉴。中国革命成功后的生产建设工作进展可能会快些,因为中国的处境要比1917年至1918年的苏联要好些,敌人是无法围困我们的。毛泽东告诉米高扬,目前在全国范围内,群众还没有完全组织起来。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艰巨的任务。工人有职工代表大会,妇女有妇女联合会,而青年除了共青团外,还没有别的组织形式,恐怕还得建立学生联合会或其他青年的组织形式。
米高扬说,你们搞几个不同的青年组织,是不是会分散青年的力量?是不是会引起矛盾?是否只要一个青年团组织就行了?
毛泽东表示不同意他的观点,米高扬赶忙摸摸自己的耳朵,说:我只是带耳朵来的,我不发表意见。
毛泽东谈的第3个问题是军队问题,他说,目前我们的军事力量发展较快,青年们踊跃参军,加上大批大批地收容和改造俘虏,部队力量的扩充很容易,很快,我军不止俘虏人员很多,而且缴获的武器、物资也是不少的。毛泽东对米高扬说,我们战争的武器就是靠缴获得来的。
他们还谈到军队目前的任务,谈到起义部队的改编改造,谈到部队将来的正规化建设……
毛泽东在和米高扬谈到国际关系和中国对外政策的总方针等问题时,非常生动地说了一段很著名的话:
我们这个国家,如果把它比作一个家庭,它的屋内是太脏了,柴草、垃圾、尘土、跳蚤、臭虫、虱子,什么都有。解放后,我们必须认真清理我们的屋子,从内到外,从各个角落到门窗缝里,把那些脏东西统统打扫一番,好好加以整顿。等屋内打扫清洁干净,有了秩序,陈设好了再请客人进来。我们真正的朋友可以早点进来,也可以帮助我们做点清理工作,但别的客人得等一等,暂时还不能让他们进门,我想打扫干净,陈设好了,再请客人进门,这也是一种礼貌,不好吗?
我们的屋子本来就够脏的,因为帝国主义分子的铁蹄践踏过,而某些不客气不讲礼貌的客人再有意无意的带些脏东西进来,那就不好办了,因为他们会说,“你们的屋子本来就是脏的嘛,还抗议什么?”这样我们就无话可说了。我想朋友们进我们的门,建立友好关系,这是正常的,也是需要的。如果他们又肯伸手援助我们,那岂不更好吗?
毛泽东强调说,对我们探头探脑,想把他们的脚踏进我们屋子的人是有的,不过我们暂时还不能理睬他们。至于帝国主义分子,他们抱着不可告人的目的,一方面想进来抓一把,同时也是为了搅浑水。浑水便于摸鱼,我们不欢迎这样的人进来。
毛泽东对米高扬的谈话,是很开诚布公的,他谈了中国解放后会遇到的困难,谈到了台湾问题、西藏问题,谈到了美军并不想卷入中国的内战,谈到了中国的华侨问题,也谈到了城市就业和农村土改问题,谈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谈中国的民族问题,谈中国共产党的内部斗争等等。
在和米高扬的交谈中,毛泽东时而风趣,时而严肃,给这位苏联领导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米高扬回国后,向斯大林作了认真的汇报,这为后来毛泽东和斯大林的会谈作了一定准备。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上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很快,斯大林就发来电报,承认共产党领导的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的政府。
反应之快,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是空前的,在全世界更是空前的。
那时候我们真的是同志加兄弟。
正因为如此,也就有了毛泽东第一次访苏。
1949年12月,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后不久,毛泽东第一次离开这块生他养他造就他的土地。
列车在茫茫的西伯利亚雪原上奔驰,毛泽东站在车窗口,向外望去,思绪万端……中华人民共和国百废待兴,海南等岛屿还没有解放,他有多少工作要做?他有多少事情要处理?
但考虑最多的还是他的此次苏联之行。
虽说和斯大林有过不少的电报交往,但毕竟是没有见过一面,斯大林会有什么样的表示?他们在一起能谈得来吗?
终日的劳累,使得他在一个叫作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的小站散步时,忽然头晕,有些站立不稳,出了一头的冷汗。医生说是有点感冒,但和他的过度劳累肯定有关。
对这次访苏,毛泽东是作了充分准备的。
他研究了大量有关苏联的材料,也读了不少有关斯大林的书刊……
不久前,刘少奇到苏联访问后,向他作了十分详细的汇报。他本人也曾接待过苏联的代表团,同苏联人的交谈中,他也了解了不少的情况……
刘少奇访苏实际上是为毛泽东访苏作准备,他传来的信息当然都是很有价值的。
刘少奇告诉毛泽东,斯大林并不像有些传说的那么不容易接近,他很多的时候还是笑容可掬的,对中国同志的态度也是谦虚的。
当刘少奇说到请斯大林作指示的时候,斯大林笑着说,我们是兄弟不是上下级,我怎么能指示呢?正因为是兄弟党,互相关心,对于中国同志的一些事情,我们有时谈点看法,提点意见,供你们参考。对不对不一定。你们可千万不能当成什么指示,当成什么必须执行的东西,那可就不得了了!
斯大林还就一些问题作了自我批评,他问刘少奇,我们是不是妨碍过你们?
当刘少奇客气地说没有妨碍的时候,他又说:“不,是妨碍过的,我们对中国的许多情况不了解,有时好心也做了错事。”
他还说:“中国同志总是客气的,讲礼貌的,老实说,我们觉得我们是妨碍过你们的。你们也有意见,不过不明说出来就是了。当然你们应该注意我们讲话的正确与否,因为我们常常是不够了解你们事情的实质,可能讲错话。不过如果我们讲错了,你们还是说出来好,我们会注意的。”
……
刘少奇还向毛泽东讲到,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许多看法是很有建设性的。
毛泽东的确受到了斯大林的礼遇。
他到达莫斯科的当天,斯大林就在克里姆林宫与他举行了会谈。
斯大林那天显得很精神,一身笔挺的军服。他破格地站在了厅门口,而且是几乎所有的政治局委员都在这里列队,这在苏联是不多见的。
还有一件事也是罕见的,斯大林竟然没有要一名苏联的翻译,只是由中国方面的翻译师哲一个人全权代表。这足以看出斯大林对中国方面的信任。
当毛泽东出现在大厅门口时,斯大林迎了上去,他紧紧握住毛泽东的手,说:“您好!您很年轻,很了不起!很了不起!”
毛泽东说:“见到了斯大林同志十分高兴!”
斯大林对毛泽东非常赞赏,他接连说了好几句:“伟大,真伟大!你是中国人民的好儿子!你对中国人民的贡献很大!我们祝你健康!”
会谈的气氛的确十分热烈。但也出现了一些不和谐的音符。关于这次会谈,师哲有一段详细的回忆:
毛泽东同志说:“我是长期受到打击排挤的人,有话无处说……”
不等主席讲完,斯大林立即插话:“胜利者是不受审判的,不能谴责胜利者,这是一般的公理。”斯大林的这句话使毛主席没有把内心的话说出来。
大家边谈边徐徐入座,斯大林坐在主席的座位上,苏方官员列坐在他的右侧,毛泽东及我坐在左侧。
正式会谈开始了。斯大林关切地询问毛泽东的健康状况,希望他多保重。斯大林说:“中国革命胜利在望,中国人将获得彻底解放,共产党的力量是不可战胜的。中国革命的胜利将会改变世界的天平,加重国际革命的砝码。”
“恢复经济和建设国家将是你们头等重要而艰巨的任务,但你们有最宝贵、最丰裕的人力,这是取得最后胜利和向前发展的最可靠的保障和力量。你们获得全面胜利是无疑的。但敌人并不会甘心,也是无疑的。然而今天敌人在你们面前是无能为力的。我们全心全意祝贺你们的胜利,希望你们取得更多更大的胜利!”
双方的谈话海阔天空,从前线的军事情况谈到经济建设、粮食收获、土地改革以及群众工作等。从一开始就使人感到斯大林在揣摩毛泽东此行的意图和愿望。谈话历时两个多小时,苏方只有斯大林一个人说话,其他人都未插话。
斯大林再三问毛泽东:“你来一趟是不容易的,那么我们这次应该做些什么?你有些什么想法和愿望?”
毛泽东表示:“这次来,一是为祝贺斯大林同志的70寿辰,二是看一看苏联,从南到北,从东到西都想看一看。”
斯大林说:“你这次远道而来,不能空手回去,咱们要不要搞个什么东西?”
7月份斯大林和刘少奇谈话时已经表示要等毛泽东到苏联后签订一个条约。这次我感觉到斯大林不愿先提出自己的想法,以免日后有人说他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他可能考虑到过去他对中国革命出了些不正确的主意,有些不妥的做法,因此表现得很谨慎。
毛主席说:“恐怕是要经过双方协商搞个什么东西,这个东西应该是既好看,又好吃。”
这话充满了哲理和幽默,但是如果我直译出来,苏联同志肯定不明白,所以我在翻译时作了解释:“好看就是形式上好看,要做给世界上的人看,冠冕堂皇;好吃就是有内容,有味道,实实在在。”
然而苏联人仍然不理解那是何物,全都目瞪口呆,只有贝利亚失声笑了起来。
斯大林不理解东方人的智慧,但他沉着冷静,婉转地继续询问。
毛泽东不肯明说,他认为苏方有经验,应该主动提出帮助我们,不提是不诚恳的。他对斯大林说:“我想叫周恩来总理来一趟。”
斯大林表示惊讶,反问道:“如果我们不能确定要完成什么事情,为什么还要叫他来,他来干什么?”显然斯大林在刨根问底,但毛主席没有再回答。
斯大林和毛泽东都没有猜透对方的心理和意图,因而发生了某种误解。有一种说法是:斯大林的内心打算是,不管中苏双方签订什么条约或协定,都得由他亲自签署,对方必须是毛泽东签字,这样才门当户对,冠冕堂皇。这是斯大林内心的最大愿望和如意算盘。但毛泽东却一心要把担任总理兼外长的周恩来请到莫斯科来完成这项任务。斯大林虽是总理(部长会议主席)却非外长。他不能理解,为什么毛泽东不愿意代表5亿人民签署这样的条约?
这是双方首次会谈所遇到的难题及产生的隔阂和不愉快。
这些隔阂和不愉快,是通过斯大林的让步而解决的,当然也埋下了中苏关系的一些不和谐的种子。
这期间,斯大林派了好几个人来摸毛泽东的底,还亲自打电话来询问毛泽东的一些具体想法。
毛泽东又一次表现出独特的个性。有一天他对来看他的科瓦廖夫发起了脾气,他说:“你们把我叫到这里来,什么事也不办,什么事情也不谈,难道我是来这里天天吃饭,天天来拉屎、睡觉?”
这期间发生了一件没有料到的事情。英国路透社发了一条耸人听闻的消息:毛泽东在苏联被斯大林软禁起来了,据说消息来源还很可靠。
这一下子苏联方面紧张起来了。他们大概也感到10多天没有毛泽东的消息,没有办法向世界交代,就急忙派员来和中共方面商量,怎样对待这条消息。
还是中国驻苏联大使王稼祥想出了一个主意,说以毛泽东个人的名义发表一个答记者问,这样谣言也就不攻自破了。
……
斯大林同意周恩来来苏联。
于是,周恩来率领一个很庞大的代表团赶到了莫斯科。中苏双方的会谈又正式开始了。
对外公布的情况自然是外交辞令,说这次会谈是在诚挚友好的气氛中进行,双方利益一致云云。但据我们日后得到的材料看,这次会谈既有很大的成果也暴露出一些明显的分歧。当时参加这次会谈的一些人,事后作如下的记述:
毛泽东首先发言,阐述了在新情况下中苏两国的合作关系应以条约形式固定下来的意见。他认为,条约的内容是密切两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外交的合作,以共同制止日本帝国主义再起及日本或与日本勾结的其他国家的重新侵略。
斯大林同意这一意见,并谈了签订条约问题,即同盟条约问题、中长路问题、旅大问题、贸易及贸易协定问题、借款问题、民航合作问题等。
毛主席提议中长路、旅顺及大连问题写在一个协定中。
斯大林说:“中苏条约应该是一个新的条约。雅尔塔协定可以不管它。旅顺口问题的解决办法,一个是限期归还,在对日和约缔结后撤兵;一个是现在撤兵,但过去的条约形式暂不变更。”
毛主席同意前一个办法。
谈到大连问题时,斯大林说:“可由中国自己处理。”
关于中长路,因为我们原无变更中苏共同经营之意,所以只提出缩短年限,改变资本比例由现在的中苏各占一半,改为51∶49和由中国任局长等3项意见。苏联方面同意缩短年限,但不同意改变资本比例,仍主张资本各半(50∶50),并提出双方人员改为按期轮换制,轮流担任正副局长。
关于贸易问题,毛主席说,我们准备的出入口货单并不十分准确,因此和贸易有关的问题只能作出大概的规定。
斯大林还提出不允许第三国居民进入和在中国的东北、新疆地区居留的问题,由于这个问题提得突然,谈话有些冷场。
周总理随即反问道:“东北住有很多朝鲜民族的居民,他们算不算第三国的公民?更不用说外来的蒙古人了。”
斯大林对这一反问措手不及,一时哑口无言,后来说明他的本意是禁止美、日、英等帝国主义国家进入东北活动。
在这个问题上曾出现不愉快的气氛,因为苏方提出这个问题,干涉了我国的内政。
关于聘请苏联专家的问题,苏方提出了一些苛刻的条件。这些条件既不符合中苏友好的原则,又带有明显的不平等性质。这些条件对苏联专家待遇要求过高(后来连专家自己也承认这一点),还规定苏联专家在中国犯了错误时,中方不能处理,而应交苏方审理和处理。他们这样做,其实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讨好俄罗斯民族,使国内的人们看到他是在为俄罗斯人民的利益着想,为俄罗斯人民办了一件有利可图的好事。所以,包括俄罗斯族在内的人都说:斯大林的大俄罗斯主义精神比俄罗斯族表现的还要强烈。
列宁过去在这个问题上对斯大林的批评,看来是十分准确的。
大国沙文主义不仅表现于此,还表现在3月27日中苏两国签订的《关于在新疆创办中苏石油股份公司协定》、《关于在新疆创办中苏有色及稀有金属股份公司协定》和两国互设领事馆的问题上,可以说苏方承袭了沙皇政府的老政策。所以在斯大林去世后,1954年赫鲁晓夫第一次访华时,主动提出取消所有4个中苏合股的公司。
……
当时谈判的情况大致如此,在中国方面的努力下,双方在求同存异的前提下,会谈达到了一致,取得了应有的成果。
在毛泽东和斯大林的交往中,有一些矛盾是正常的事情,对这些矛盾,我们没有必要掩饰。对于他们性格上的一些特点,我们更不必要求全责备。而在赫鲁晓夫的眼里,这些东西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赫鲁晓夫如是说:
斯大林对毛泽东始终是很不满的。他给毛泽东加了一个头衔,根据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恰如其分地形容了他。斯大林常称毛泽东是“麦淇淋式的马克思主义者”。
当毛泽东的革命军队打了胜仗逼近上海的时候,他命令部队停止前进,不要拿下这个城市。斯大林问毛泽东:“为什么不打下上海?”
毛泽东回答说:“那里有600万人口,要是占领上海,我们就得给这些人吃的,我们到哪里去弄这么多粮食?”
“好,我问你,这像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说的话吗?”
……
毛泽东掌握政权后不久,他和斯大林的关系就在贸易、工业合作和意识形态等领域变得紧张起来了。斯大林曾同中国签订了一个在新疆联合开矿的协定。斯大林这样做是错误的。我甚至可以说这对中国人来说是个耻辱。好多世纪以来,法国人、英国人和美国人都剥削过中国,现在苏联也步其后尘了。斯大林的这个做法是不好的,但也不是没有先例:他在波兰、德国、保加利亚、捷克和罗马尼亚就建立过类似的“联合”公司。后来,我们把这些公司全都取消了。
还有一个类似的例子。有一天,斯大林把我们3位召集起来,问谁知道中国在什么地方有金矿和钻石矿。当然,我们谁也不知道。我们没有这方面的知识。后来我们常常拿这件事悄悄地开玩笑。贝利亚说:“你们知道谁知道吗?科兹洛夫斯基!因为他经常唱这首歌‘你无法数清这些宝石……’(歌剧《珍珠渔人》中的唱词)。”贝利亚喜欢煽动斯大林,说中国的宝藏多得很,只是毛泽东瞒着我们不讲,他说如果我们给他一笔贷款,他就得给我们一些东西作为偿还。
又有一天,我们在斯大林的房间里围坐着,就解决我们橡胶工业上的需要研究如何才能不向资本家购买生胶的问题。我建议向毛泽东提出要求,让我们在中国建立一个橡胶园,交换办法是由我们向他们提供贷款和技术援助。我们把这个想法打电报告诉了毛泽东。中国人回电说,如果我们肯给他们贷款,他们就让我们在海南岛建立橡胶园。我们草拟了一个协议,但后来发现,他们给我们在海南岛的地方很小,不可能建立起一个像样的橡胶园,这件事就算告吹了。
后来,斯大林又突然喜欢起菠萝罐头来了。他立刻指示马林科夫这位始终跟在身边的秘书说:“给中国人发个电报,说我希望他们拿出一块地方来让我们建立一个菠萝罐头厂。”
我在一旁斗胆地对斯大林说:“斯大林同志,共产党刚在中国取得政权,那里已经有好多外国工厂了。如果现在苏联,一个社会主义伙伴国家,也要到中国去建立自己的工厂,那肯定会伤害毛泽东的。”
斯大林很不高兴地瞪了我一眼,我就不再作声了。电报照样拍了出去。一两天后,我们收到中国人的回电。毛泽东说:“我们接受你们的提议。假如你们对菠萝罐头有兴趣,可以给我们一笔贷款,由我们自己来建一个罐头厂。我们用这个厂生产的罐头来偿还你们的贷款。”我默不作声,斯大林则在那里咒骂和发火。恰如我所预料的那样,斯大林伤害了毛泽东。
我在担任领导期间则从未签发过(政府也没有签发过)这类电报给毛泽东,从未向他提出过剥削中国的建议。在中国人事实上起来整我们之前,我们一直十分注意绝不伤害中国人。当然,当他们真的开始整我们的时候,我也决不做耶稣基督,不需要给人打过左脸以后再把右脸转过去让他打。
后来,竟有人恶意造谣说,我要对苏中争吵负责!使我特别感到惊异、恼怒和痛苦的是,尤金也在散布这类无稽之谈,他说是我把毛泽东刺激成了现在这个样子。好吧,假如,尤金在这里当面对我讲这番话的话,我一定会拿出文件来向他证明,第一个使我们跟毛泽东发生冲突的人实际上就是他自己!开始争吵的时候,他就是我们的驻华大使。假如尤金强使我参与这场不愉快的相互指责,我可以完全有根据地指出,尤金在哪个国家当大使,我们就肯定会跟哪个国家闹翻。尤金在南斯拉夫当大使,我们跟铁托翻了脸;把尤金派到中国,我们又同毛泽东翻了脸。这并不是巧合。
……
尽管人们可以对当时的中苏关系有各种各样的说法,但毛泽东的这次访苏还应该说是比较成功的。这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许多年后的今天,我们都应该这样作出评价。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在毛泽东、斯大林等人的共同努力下,终于要签约了。
仪式在斯大林办公室一旁的一间会议室举行。
中方参加的签字仪式的有:毛泽东、周恩来、李富春、陈伯达、王稼祥、赛福鼎等;苏联方面有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马林科夫、米高扬、赫鲁晓夫、贝利亚、卡冈诺维奇、布尔加宁、葛罗米可、罗申等。
代表双方签字的是周恩来和维辛斯基。
这也是毛泽东的一个“胜利”,要是依了斯大林,一定要他和毛泽东签字的,但毛泽东坚持要周恩来和维辛斯基签。
在这个仪式上,毛泽东和斯大林是站在后头的,斯大林没有毛泽东的个子高,为了在照片上不显得比毛泽东矮,他在照相时总要往前移一下,这样出现在照片上的他就和毛泽东一样高了。
对于这一点,毛泽东是看得比较清楚的。他也不会计较这种事情的。
在大家的热烈掌声中,签字仪式结束了。
紧接下来就是斯大林为庆贺条约的正式签订而举行的宴会。
斯大林举起酒杯和毛泽东互致祝贺。大家热烈鼓掌,为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的关系掀开新的一页而欢欣鼓舞。
席间,毛泽东对斯大林说:“来而不往非礼也,再过几个小时,我们就举行一个答谢宴会,希望你能够出席我们的宴会。”
苏联当时有个规矩,就是斯大林不能出席在克里姆林宫以外的宴会,这也是出于对他的安全考虑的。
斯大林看着盛情的毛泽东,说:“我历来不出席在克里姆林宫以外的宴会。这次,我们的政治局研究了你们的邀请,决定破例接受。也就是允许我出席你们的宴会。”
毛泽东当然很高兴,他说:“如果你的身体不支,你可以随时退席。”
斯大林说:“哪能呢,既然去了,就要坚持到底。”
当晚9时,中国党和政府的答谢宴会以中国驻苏联大使王稼祥的名义在克里姆林宫附近的米特勒保尔大旅社举行。
毛泽东、周恩来、李富春等站在大门口迎接客人。这也是空前的。
斯大林是个很守时间的人,9时刚过,他的车子就出现在旅社的门口。他的后面是苏联共产党政治局的全体成员。
那时斯大林的行动十分秘密的,除了几个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以外,别人都不知道斯大林要来这里,所以他的出现,使这里的气氛顿时热烈起来。
毛泽东和斯大林并肩进入了宴会厅。掌声和欢呼声连成一片。
这又是一个历史性的场面。
中国方面由周恩来致祝酒词,他不要稿子,讲得洋洋洒洒,颇具魅力。
他说:“我们两国所签署的条约和协定,将使中国和苏联的关系更加紧密,将使新中国人民不会感到孤立,将有利于中国的生产建设和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有利于世界和平。”
周恩来说,我们将永远记住苏联“老大哥”的无私援助,我们将永远向“老大哥”学习。
周恩来的祝酒词,一次次被热烈的掌声所打断。
最引人注目的,还是斯大林的讲话。他已经不过多地在这种场合讲话了,所以一旦开口,人们就很注意。
他说话的声音并不高,也不慷慨激昂,但还是引人注目。
他说:“今天这个场面热烈非凡,洋溢着友谊和团结精神,预示着欣欣向荣的未来。中苏友好兄弟情谊要保持下去,周恩来说过了,也代表我的意思。”
在这样的场合,他还是不忘那些反对他的人。他说,本来社会主义大家庭也应该像周恩来讲的那样,更团结更完美些,但遗憾的是南斯拉夫的大使没有出席。因为没有邀请他们,这个责任在他们身上,因为他们自己脱离了这个大家庭,要走自己独特的道路。可这条路是行不通的。南斯拉夫人民迟早要醒悟过来,回到大家庭里来的,他们是有这种力量和信心的,我们可以耐心地等待他们清醒过来,我们应该更加团结一致,迎接新的更大的胜利。
正因为斯大林的讲话与众不同,所以在他讲话时,场上的气氛是很安静的。
毛泽东很注意宴会的气氛,他不失时机地举起酒杯,祝斯大林健康长寿。
斯大林也举起酒杯,祝毛泽东、周恩来身体健康,祝中苏两党两国友好关系万古长青。
这个宴会一直持续到午夜。
毛泽东访苏以后,中苏两党两国关系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那段时间里,毛泽东和斯大林保持了良好的同志关系,他们经常就国际形势交换意见,各自国内的重大事情也相互通报。我们从当时的历史档案和一些资料里,可以看到他们这种互相尊重的态度,可以感受到他们同志加兄弟的情谊。
只要看看那时的报刊杂志,就会对他们的这种关系深信不移。难怪当时有的西方报刊说:中国和苏联正在度蜜月。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好像是平静了那么一阵子。
老百姓想平静,但有人不想让你平静。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
战火很快烧到了中国的大门口,逼得中国不得不作出反应。
情况十分紧急!
1950年10月2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
我们决定用志愿军名义派一部分军队至朝鲜境内和美国及其走狗李承晚的军队作战,援助朝鲜同志。我们认为这样做是必要的。因为如果让整个朝鲜被美国人占去了,朝鲜革命力量受到根本的失败,则美国侵略者将更为猖獗,于整个东方都是不利的。
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们决定将预先调至南满洲的12个师于10月15日开始出动,位于北朝鲜的适当地区(不一定到三八线)。一面和敢于进攻三八线以北的敌人作战,第一个时期只打防御战,歼灭小股敌人,弄清各方面情况;一面等候苏联武器到达,并将我军装备起来,然后配合朝鲜同志举行反攻,歼灭美国侵略军。
几乎是在给斯大林发电报的同时,中共中央召开了政治局会议,研究有关抗美援朝问题。
没有等到斯大林答复,毛泽东就派出周恩来等人秘密访苏,和斯大林商谈有关抗美援朝的问题。
周恩来到达莫斯科的当天就拜会了斯大林。
周恩来说明了中国方面的考虑:中国由于长期战争,现在许多国计民生的问题急需解决,如果再卷入战争,将会遇到更大的困难……
斯大林听了以后,比较肯定地说:如果朝鲜没有后援,至多只能维持一个多星期的时间。与其如此,还不如早点主动撤退。
斯大林很清楚,如果美国人占领了整个朝鲜,中国和苏联就不会有安宁的日子。特别是中国的东北,随时都可能受到美国人的骚扰……
斯大林还说,如果朝鲜同志支持不下去,眼看着他们白白牺牲,那还不如告诉他们作有组织、有计划的撤退,并答应他们把主要力量撤到中国东北,而把老弱病残、伤员撤到苏联境内……总之我们两家承担起这个重担。
斯大林要把这个想法马上告诉金日成,一点也不要拖延时间。
当时正在苏联养病的林彪也参加了这个会议,他认为不必撤走有生力量,而是留在那里打游击。
斯大林不同意这种想法,他认为游击队存在不下去。他又提出了有关抗美援朝的想法。因为苏联已经声明在朝鲜没有军队,现在出兵有困难,等于和美国人直接交战了。因此他提出,苏联提供一部分武器,必要时出动一部分空军作掩护……
他们谈得很有成果。就在这次会谈的当天,周恩来收到了毛泽东发自北京的电报。
毛泽东告诉他,你们走后,我们继续开会,政治局同志多数人主张出兵。
经过和斯大林协商,抗美援朝就这样决定了。
就在中国人民志愿军整装待发的时候,斯大林突然变卦了——他通知中国方面,苏联的空军还没有准备好,暂时还不能出动。
这是怎么回事?
这不能不引起中国方面的猜疑。
据有的专家分析,斯大林可能是出于如下的考虑:首先是中国和朝鲜能不能打得过世界第一军事强国美国?担心苏联直接和美国对抗会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
斯大林是犹豫的……
就在这时,金日成致电毛泽东,请求他尽快出兵。
毛泽东毕竟是毛泽东,他在分析了各方面的形势之后,毅然决定,不管有没有苏联空军的支援,中国也要出兵。他在给周恩来的电报中说:
“我们认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
接到毛泽东的电报之后,周恩来马上约见斯大林。
斯大林左右为难,如果不答应派出空军出战,等于自己食言,如派空军出战,则完全有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危险。
他以种种理由推迟会见周恩来。
周恩来有周恩来的办法,他干脆用电报的形式通报了毛泽东的决定:中国一定出兵朝鲜!
这就是毛泽东的性格。
当斯大林再约见周恩来的时候,他对毛泽东的决定也只能是点头称是了。
朝鲜战争打起来之后,苏联还是动用了相当的物力和财力,支援了这场战争。
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一道,接连打了3个战役,把美国及其盟国的军队打得晕头转向,不得不退到37度线以南。
这种情况下,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和苏联驻朝鲜大使发生了一场争论。
这位大使认为应该一鼓作气,一直打到海边去,他说彭德怀不会指挥作战。
彭德怀却和他的看法完全相反,彭德怀认为,虽然我们取得了一定的胜利,但目前远不是速战速决的时候。
这位大使不仅当面指责,还给斯大林发了电报,讲了彭德怀的不少坏话。
彭德怀知道后,也给毛泽东发了一封电报,阐明了自己的观点。
很快,斯大林来了电报。他认为,彭德怀的意见是对的,应该支持,而那位大使的意见是不对的,应该批评。
不久,这位大使就被调走了。
……
最后朝鲜战争以中朝人民的胜利而结束,美帝国主义不得不坐在了谈判桌前。这一事实教育了很人,也使世界对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刮目相看。
后来,斯大林对毛泽东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大加赞赏。他说,你们能打败美国,实在是了不起的事情。
1953年的初春,斯大林突然发病了。
实在是突然!前一天的晚上,斯大林还兴致勃勃地和马林科夫、贝利亚、赫鲁晓夫等人一起看了一场电影。他还把这些人送到了走廊上,说话的声音很高,一点身体不适的迹象都没有。
第二天,苏共中央政治局的主要领导人接到电话,说是斯大林出了点事。
其实,何止是出了点事!斯大林于前一天晚上得了严重的中风。
这一年,斯大林74岁。
斯大林生病的消息是保密的。但这秘密又能保多久?
不得已,苏共中央向全世界公布了这一消息。
这对很多人来说,都是一个震惊的消息。
这个消息,对整个社会主义阵营来说,也是不幸的。
毛泽东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当然也很着急。他很快召集了中央政治局的会议来研究有关对策,并给斯大林发去了慰问电……
人们希望斯大林能够好起来,斯大林本人当然也希望自己好起来,但命运不断地和人们的愿望作对。斯大林的情况越来越糟。
他生命的最后的日子是很痛苦的——他不能说话,无法表达自己的思想。
3月5日晚,他的病情急剧恶化。脸色青紫,呼吸急促。他仿佛有什么话要对他身边的人说。他伸出左手,比划了一下,但什么也没有说出来,就闭上了眼睛。
第二天,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苏联部长会议和苏联最高苏维埃向全世界宣告:
1953年3月5日晚9时10分,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斯大林因病逝世。
听到这个消息以后,毛泽东许久没有说话。
他连饭也不想吃了,只是一个劲地吸烟。当时他身边的警卫人员并不知道这个消息,只是感觉到主席的情绪有些反常,没有平时的谈吐,也没有了平时的兴致。他们都不知道为了什么。
直到毛泽东指着报纸告诉他们,他们才恍然大悟。
“是斯大林逝世了。”
就像当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苏共中央当天就发来电报一样,也在当天,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收到了毛泽东签署的唁电。
毛泽东的手笔是别人代替不了的,他的文字是很有特点的,其情也切切,意也切切。
他说:“中国人民、中国政府和我自己,怀着无限悲痛的心情,获悉了中国人民最亲密的朋友和伟大的导师斯大林同志逝世的消息。这不仅是苏联人民而且也是中国人民和整个和平民主阵营以及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的无可估量的损失。我现在谨代表中国人民、中国政府,并以我个人的名义,向苏联人民和苏联政府表示最沉痛的哀悼。”
“……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和斯大林同志30多年来不断的关怀、指导和支持,是完全分不开的。在中国人民革命胜利后,斯大林同志和在他领导下的伟大的苏联人民和苏联政府,对中国人民的建设事业,又给予了慷慨无私的援助。斯大林同志对于中国人民这样伟大的深厚的友谊,中国人民永远感念不忘。斯大林同志的不朽光辉,将永远照耀着中国人民前进的道路。”
同一天,毛泽东向全国发布命令:从3月7日至3月9日全国下半旗志哀,这期间,停止一切娱乐活动。为一个外国人举行这样的活动,在中国还是史无前例的。
还不仅如此,毛泽东又于3月9日发表了《最伟大的友谊》为题的纪念文章。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以东方人的观念,不计较斯大林曾经有过的失误,说他“充满了对于东方被压迫人民的热情。‘不要忘记东方’——这是斯大林同志在十月革命之后的伟大号召。人们都知道,斯大林同志热爱中国人民,认为中国革命的力量是不可估量的。在中国革命问题上,他献出了崇高的智慧。”
毛泽东派周恩来去苏联参加了斯大林的葬礼。
那段时间,毛泽东很少说话。事后人们知道,他在思考一个问题:斯大林以后的苏联怎么办?
对评价斯大林,毛泽东坚持三七开。
斯大林怎么也不会想到,他去世后不久,一向对他十分尊重的赫鲁晓夫会作一个否定他的“秘密报告”。
他更不会想到,苏联大地上会出现一个大规模的平反运动。
究竟怎样评价赫鲁晓夫的这个报告,是历史学家的任务,不用我们说东道西。但这个报告给世界带来的震动,是人所共见的。
有人为这个报告拍手叫好,说:“苏联终于解冻了!”
也有人大声疾呼:“这是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开始,这是全盘否定斯大林!”
……
事情往往是矫枉过正的。
既然要批评斯大林,就会有人把斯大林说得一无是处,就要全盘否定这个人物,这一点也不奇怪。奇怪的是作为苏联的领导人不仅不注意把握尺度,反而推波助澜,这不能不叫人想到他们中间有别有用心的人。
当这个报告送到毛泽东手上的时候,他不能不感到震惊。这在他的经历中也是不多的。
据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那个夜晚他没有睡好,吃了安眠药也没有睡好。中南海丰泽园的灯光一直亮到了东方发白。
赫鲁晓夫的报告没有一点道理吗?
非也!
赫鲁晓夫也有一定的道理,要不怎么能在苏联的中央全会通过他的报告呢?而且还有那么多的人鼓掌?
对斯大林,毛泽东也有自己的看法,他也觉得斯大林有不少错误,也应该批评。哪有没有错误的人?
关键的问题是,究竟应该怎样对待斯大林的错误。
毛泽东越想越觉得不对头——
这不只是苏联的问题,这是关系到整个共产主义运动的大问题。
这否定的不仅仅是斯大林,很可能是否定整个社会主义!
还有,这样重大的问题,事先也不和有关的党和国家通一通气,也没有这样的先例。
在大是大非面前决不让步的毛泽东不会等闲视之,他要在一个特定的场合进一步表达自己的想法。
4月6日,中国人民熟悉的米高扬来了。中国还没有解放的时候他就来过。
毛泽东明明白白地告诉他:
斯大林功大于过。你们采取的方式、方法不好,缺乏全面分析,缺乏自我批评,事先没有和兄弟党商量。不联系当时的历史背景、时代特点,简单地说成一个人的罪行,这不对,这不好。
毛泽东的这种态度,自然会使赫鲁晓夫不高兴,以致两党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
毛泽东不仅给苏联人讲,也给中国人讲,在他著名的《论十大关系》报告中,他的说法更加明确,他说:
“苏联过去把斯大林捧得一万丈高的人,现在一下子把他贬到地下九千丈。我们国内也有人跟着转。中央认为斯大林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总起来还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按照这个分寸,写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三七开的评价比较合适。斯大林对中国作了一些错事。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抗日战争初期的王明右倾机会主义,都是从斯大林那里来的。解放战争时期,先是不准革命,说是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打起仗来,对我们半信半疑。仗打胜了,又怀疑我们是铁托式的胜利,1949、1950年两年对我们的压力很大。可是,我们还认为他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这是公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