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不谈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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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不谈体制”
作者:傅一河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0-11-18
本站发布时间:2010-11-18 9:4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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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视著名主持人白岩松对记者说:“不要给我谈体制。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哪儿不在体制内呢?在任何一个地方,想把事情做好,都会有它的方式,跟是否体制内、体制外没有关系。”
我尊敬白岩松,有思想,有才华,有风度。诚哉斯言,“哪里都有体制,你不也是体制里吗?”然而,这是个什么体制呢?还是个“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体制,因此谁都离不开。但是,拿了美国等国护照的除外,把老婆儿子送出国的除外,把孩子生在美国、法国的除外,做裸官还要除外。因为这些人可以见风使舵,左右逢源,进退自如,既在体制内,由超乎之,春风满面皆朋友,内外双修皆得利。而我等移不了民的“屁民”,才真的是在体制内,它想怎么收拾就怎么收拾。记者,“你是为党说话还是为老百姓说话?”不为党说话,记者证会不会被吊销?律师也要讲政治。不听“招呼”接了“敏感官司”,执照年审会不会过关?商人“给政府作对就是恶”,访民准备上访就是罪……
用体制整人,毛泽东可谓冠绝古今。“黑五类”暗无天日,“红五类”也受到监督与控制。农民的自留地被当作“资本主义的尾巴”割了,鸡屁股银行也没了。城里人有单位,有户口,衣要布票,食要粮票、肉票、糖票、菜票。戴“红笼笼”的大妈“阶级斗争的弦”蹦得紧紧的,听个广播被举报“收听敌台”,无妄之灾从天而降。文人不能写文章卖钱,全中国就只有毛泽东一人拿稿费。当年鲁迅卖字相当于挣了前几年的四百万元人民币,他仅仅用400块大洋就在北京买了一套四合院。文革中没有商人,没有当铺。即使祖上是太监藏有宫中宝贝,也被红卫兵“破四旧”抄了,烧了,流失了。因此有历史学家认为人类史上两大灾难:一是纳粹,二是“文革”。
这个体制阴魂不死。没有受到监督的权力已经出现失控,一些地方政府利用“维稳”而打压民众正当权利的群体性事件层出不穷。党内、政府内出现了特权利益庞大的集团,出现了百分之九十七的官员反对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出现了特殊利益集团阻扰政治体制改革的不可小视的力量。这一点,不能谈?
《公务员法》规定,公务员降级的受处分期是二十四个月。平顶山市“6.21”矿难事故死亡76人、受伤14人,被认定负有领导责任的市委原副书记、原市长李恩东被停职,这一处分恰恰是“降级”,然而在停职四个月后,他已经出任河南省水利厅副厅长,级别仍为正厅级。这说明什么?在这个体制中,法规一纸空文,人治代替法治。
郭德纲说相声红了,腰包鼓了,他不缺钱,他看不起体制,以为在体制外依然可以呼风唤雨,自由无限风光,殊不知,体制内的力量只是动了根小指头,他就陷入了四面楚歌,弟子李菁、何云伟宣布离开德云社,一转眼就上春晚,与小沈阳同流合俗,不尽金钱滚滚来。
真凶出现老天爷开眼,熬出监狱算命大,佘祥林不再上访,赵作海不再告状,吴大全有冤不申诉。严刑酷法使无辜者认罪,蒙冤者臣服。这就是体制的威力。据说,前些日有一刊物发表了没被“过滤”的文字,结果主编大人被撤职了。近日,湖南郴州千人“散步”反对限摩,传警方抓 12人。不准公民“散步”吗?
2010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秘鲁文坛巨擘略萨,被称为“文学的良心”。他的代表作《城市与狗》和《绿房子》,敏感地批判和揭露官僚腐败现象、贫富差距悬殊等现象。如果中国文学老是出现“鬼词”与“洗面”,老是象王蒙说的“现在是中国文学的最好时期”,那么中国永远与诺贝尔文学奖无缘。先是离开这个体制而功成名就、后年老色衰而躺倒在这个体制内养尊处优的杨振宁先生说:“20年内中国大陆可出诺贝尔奖得主”。得了吗?得的是什么?
截至10月,中国政府财政收入达到7万个亿,又超过日本成为世界老二。可是老百姓小菜都喊吃不起了。民歌《春天里》唱得国人泪眼朦胧:“也许有一天我老无所依,请把我留在在那时光里;如果有一天我悄然离去,请把我埋在这春天里。”
我认为,白岩松同志说的“不要给我谈体制”,象给自己设立了“防火墙”似的。这位体制中人、央视“一哥”,多年“双十佳”,可不是浪得虚名的。他在体制外与体制内,都有不错的口碑,难能可贵。他比曾经是“中国第一脸”的赵忠祥更有涵养。一个中学语文老师出自好意指出赵大叔文章中的错别字,“赵太爷”就破口大骂人家是“苍蝇”,“破坏安定团结”。
我相信,白岩松并不是一个明哲保身、爱惜羽毛的人。说实话,他留在体制内,也就是在现在的岗位上发挥的作用,比离开这个体制发挥的作用更大。他的不少评论我是赞同的,有血性,敢怒敢言。对比其他的人,我是不能要求他再怎么做更好,我没有这个权利。每个人都有选择的自由。我的看法是,不谈体制,怎么会有体制改革?不谈改革政治体制,哪里有百姓的好日子。用什么来谈体制?民主选举与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