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派谁与共产党秘密通信？

宋子文接受蒋介石与延安联络的任务后，在上海找他的姐姐宋庆龄商议，委员长交办的与中共联系的任务还未进入实质性阶段，需要派一名使者直接进入陕北送信，与中共中央取得直接联系，希望宋庆龄姐姐帮助。
宋庆龄说有一个人可以担当此任。
宋子文问是谁？
宋庆龄说董健吾呀！
宋子文说董健吾？
董健吾既是我地下党员，又与宋子文是上海圣约翰大学同学，又名周健吾，江苏青浦人，公开身份为上海圣彼得教堂牧师，曾经与东北军将领李杜联系，帮助毛岸英、毛岸青赴苏联，他有很好的隐蔽身份。
宋庆龄说你不要多问，他保证能完成任务。
宋子文完全相信他的姐姐，答应了。
董健吾行前，宋庆龄为了使他工作方便，让财政部长孔祥熙委任为“西北经济专员”，保障旅途安全。
吕振羽与中共北方局接通关系的同时，还同地下党员左恭联系找上海共产党的关系。两条线同时与中共方面发生了联系。
左恭向上海党组织报告此事，上海党组织介绍地下党员张子华。张子华假称是中共长江局系统的黄同志。中共上海党组织决定张子华与董健吾一起进陕北苏区。
然后，谌小岑请示了曾养甫。曾养甫报告蒋介石同意后，二人同行，千里迢迢前往陕北。
他们到西安后，冰雪遍地，寒风刺骨，无法到达陕北。
董健吾拿他的“西北经济专员”证件到张学良公馆找张学良帮助。
张学良慨然相助，派飞机把他们送到延安。
东北军派部队把他们送到红军边防司令部。
红军司令员李景林派部队把他们二人送到了瓦窑堡。
瓦窑堡是陕北的交通要道，是一个物资集散，商贩云集的城镇。
朔风在雪地上呼叫。
林伯渠、张云逸、袁国平等在瓦窑堡城门口迎接上海来的稀客。
第二天，林伯渠带董健吾单独见了政治局委员博古。董健吾把宋子文的信件交给了博古。
瓦窑堡把上海来人的事情立即报告了在吕梁山区的皱褶中张家塔村指挥红军作战的毛泽东。
毛泽东觉得国民党方面来人到陕北，毕竟是一件大事。从上海来的两个地下党人员汇报的情况，应该让负责与张学良谈判的李克农与闻，他掌握情况越多越好。
2月28日，他与彭德怀从山西前线致电李克农，通报董张二人到瓦窑堡的情况，告诉李克农：董和张说，蒋系的陈果夫是主张联红反日；特务头子曾扩清主张联日反红；孙科、于右任、张群、冯玉祥等主张联俄联共，蒋介石也有与红军妥协反日的倾向。
3月1日，毛泽东与彭德怀军次石楼北端山沟中的李家塔村。
毛泽东感到从白区来了两位同志，带来了蒋介石、宋子文的重要信息，很不容易，是很重要的事情。
他想亲自听听白区的情况，了解许多事情，对中央决策有利。
他电周恩来从清涧来石楼。
2日，他同张闻天、彭德怀致电博古，要他和林伯渠、高福源（被俘东北军团长）、董健吾、张子华一块来山西前线石楼，听取汇报，讨论我党的外交问题，对日作战的战略和策略，主力红军下一步的发展方向等问题。
博古接到毛泽东的电报，找董健吾商量。
董健吾向博古表示，他不可在陕北久待，恐怕时间长了不利，想马上回去复命。
博古赶快报告了毛泽东。
3月4日，毛泽东收到博古的电报，与张闻天等在山西前线的政治局委员研究，同意董健吾先回南京。但要在瓦窑堡等待把中央的意见带回。
毛泽东在给博古的电报中说，“同意董健吾先回南京。兄偕高福源、张子华2人来此开会”。
东北军的驻地与陕甘苏区毗邻。红军同他们打过不少仗。
在甘泉附近的劳山和榆林桥，徐海东指挥红15军团，同王以哲的67军作战，俘虏了几千人，其中有东北军619团团长高福源。高福源是张学良的亲信，脖子上有一个疤痕，外号叫“高疤脖子”，作战剽悍勇猛。红15军团同他作战伤亡很大。所以，他被俘虏后，徐海东打了他两个耳光子。他一直待在瓦窑堡。
毛泽东长征到瓦窑堡后，同他谈话，问了很多情况。
毛泽东、张闻天等在前线研究决定，让董健吾带回中共中央“愿与南京开始具体实际之谈判”的意见。
博古收到政治局的意见后，立即转告了董健吾。中共中央的5项意见是：“甲，弟等十分欢迎南京当局觉悟与明智的表示，为联合全国力量抗日救国，弟等愿与南京当局开始具体实际之谈判。乙，我兄（指董健吾）复命南京时，望恳切提出弟等下列意见：1，停止一切内战，全国武装不分青红皂白，一致抗日；2，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3，容许全国主力红军迅速集中河北，首先抵御日寇迈进；4，释放政治犯，容许人民政治自由；5，内政与经济上实行初步与必要的改革。丙，同意我兄即返南京，以便迅速磋商大计。”这时，红军与王以哲军的互不侵犯与经济通商口头协定已经订立。毛泽东同时把以上意见发给在洛川王以哲军中的李克农，让他通报王以哲，由王再转告张学良。
国共两党的这个秘密通道的建立很不容易。
第二天，董健吾带着中共中央的意见启程回上海。
3月，董牧师回到上海后，到宋庆龄公馆，向宋庆龄汇报他的陕北之行情况。然后说，去年12月，张学良来上海秘密会见了东北抗日义勇军将领李杜。张学良委托李杜帮助寻找中共中央的关系，商谈联合抗日问题。
宋庆龄听后，想起史沫特莱和艾黎曾经送一位“周先生”来她的公馆躲避警察搜查。“周先生”是个很有学问和阅历的共产党员，很合适去办这件事情。然后就让董健吾约“周先生”见面。
“ 董周”一见面，双方都认出来了，所谓“周先生”者乃中共特科工作人员的阙尊民，是四川南溪人，在浙江省立高等工业学校学习期间加入青年团，在欧洲留学时经朱德介绍转为共产党。回国后在上海中共中央军委保卫局和浙皖苏区从事秘密工作。
二人哈哈一笑，开门见山。
董健吾问阙尊民可否代表张学良找中共联系共同抗日的事情。
阙尊民几年不见董健吾，有点狐疑，怕上了国民党的当，说他需要找到党的关系请示，考虑两天后答复。
他回去后考虑，张学良找中共，是大事，是大局，即使其中有诈，有危险，自己牺牲，也应该在所不辞。他答应了董健吾，化名刘鼎准备到西安见张学良。
李杜电告张学良：“寻找的朋友已经找到”。
这时，张学良刚刚会见了李克农。张学良很重视李杜介绍的关系，派高级参议赵毅专程去上海接刘鼎。
赵毅顺利地把刘鼎接到西安，在金家巷张公馆见到了张学良。
没有想到张学良对刘鼎的作风和谈吐印象极佳，他认为他仪表堂堂，思维敏捷，学识渊博，谈吐坦诚，学过理工，留学德国、苏联，在上海搞过秘密工作，在苏区参加过战争，见识甚广，阅历不凡。
他对刘鼎说：“刘先生的见解不同凡响，你是我请来的朋友，就住在我这里。”
然后，张学良带刘鼎一块到洛川67军军部，住了十几天，天天与张学良、王以哲同桌共餐，品茗神聊，无话不谈，国内国外，军事政治，抗日策略，公事私事，海阔天空，云山雾罩，只谈到餐后不愿离席，接着又上了第二餐。张学良觉得遇到了知己。晚饭后，晚照中，他们在城墙上并肩散步。张学良由对刘鼎的好感，延伸到对共产党的好感。
有时候，他怀疑“刘鼎就是王稼祥吧”？
他交代他的部下考察这个人是不是就是大名鼎鼎的王稼祥。
4月9日，张学良与刘鼎飞到延安。张学良见到周恩来和李克农。
然后，张学良说“我这里还有一位共产党的代表刘鼎先生”。
周恩来一阵错谔。
然后一看，这不是阙尊民吗？“原来是你呀，想不到在这里见面了！”
刘鼎1930年从苏联回国就是向周恩来报到的。然后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在敌人的眼皮下心脏里坚持斗争。周恩来到苏区后，4年没有见面了。
张学良见周恩来与刘鼎都很熟，更觉得刘鼎在共产党里是有地位的。
第二天，刘鼎随周恩来与张学良道别，大雨中先到十里铺，再到瓦窑堡。向博古等领导汇报了从上海到张学良处工作的情况。
博古立即通报了吕梁山中的毛泽东、张闻天。
毛泽东和张闻天认为刘鼎的工作很有成绩，与张学良建立了很好的关系，不容易，决定派刘鼎任驻东北军的代表，继续做东北军的工作。刘鼎出发前，李克农和他约定了两套电报密码，试用了几次，准确无误。刘鼎再次出现在洛川的张学良面前，张学良喜出望外，说：“我估计你会回来，也盼望你回来，果然你就来了。”张学良诚恳地说：“你在名义上是李杜的代表，也是我的随从军官。你要在东北军内部多活动，多多帮助我。”
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大风雪中，博古、林伯渠、高福源、张子华在警卫部队的护送下，从瓦窑堡骑马出发，到延川，过黄河，到了山西前线交口镇。
周恩来已经从清涧过河到了交口镇。
民房里，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博古、凯丰、林育英、彭德怀、林伯渠等开会讨论与蒋介石谈判的条件与策略，分析国民党各派对抗日的态度，对胡汉民、陈立夫等英美派人物有联俄联共抗日倾向的工作问题。
然后，毛泽东单独同高福源谈了话。
毛泽东请了高福源一枝五台牌香烟，说，高团长，希望你多做红军与东北军共同抗日的工作。
高福源说，没问题，希望我找谁，我就找谁。
毛泽东问，你不怕回去，东北军治你的罪吗？
高福源说，我不怕。我们东北军有国仇有家恨，就是枪毙我，生能为抗日死，亦足矣。
毛泽东拍拍他的肩膀说，好呀，高团长，我对你寄予很大的希望。
然后，毛泽东又单独与张子华谈了话，了解了南京政府高官的派系和白区很多情况。
然后，博古、林伯渠一行离开前线回到了瓦窑堡。
后来，红军西征时，彭德怀的前线指挥部在甘泉附近。
毛泽东给彭德怀打电话，说我把高福源送到你那里，要好好优待他，他愿意回去就让他回去。
高福源一到彭德怀的指挥部，彭德怀就让高福源同他住在一个窑洞里，同炕而眠，同他彻夜谈心。
甘泉县城住在一个“塬”上，我军围困已经很久，就是打不下来。彭德怀就让高福源爬在一个坟地里向东北军的师参谋长喊话。参谋长不信，说你是被枪顶着呢！要求红军同他一起进土城谈话。彭德怀就派方面军政治部秘书长周桓（解放后东北局书记处书记）一块进城谈。城里有王以哲的电台，王以哲要他们二人到洛川去见王以哲。
到洛川后，高福源同王以哲谈得很融洽。王以哲是黑龙江省宾县人，曾任东北军第19师中将师长，“九一八”事变时率第7旅驻守沈阳，接不抵抗命令后，转入大山中，向北平方向转移。张学良率领东北军进驻陕西后，王率部进入陕西任67军军长。这以后，张学良命令王以哲把住甘泉的部队撤走了。红军占领了甘泉，成为红军一个基地(作者根据2009年解放军出版社版<毛泽东出兵山西>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