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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机制如何抑制自私性
侯若石 原创 | 2010-09-21 00:16 |投票投票人
标签：市场机制 企业社会责任 自私性
侯若石 李金珊
无容质疑，连续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验证了中国市场化改革的效率功能。但是，出现了少数人损害多数人利益的现象，某些人的自私性恶性膨胀没有得到有效扼制，市场秩序的混乱已经严重损害公众利益。有人把这些问题归因于市场化，提出了反对改革的主张。其实，这是对市场化改革的误读。市场经济把自利作为动力，是以不损害交易对方的利益为前提的。如果因为谋求自利而损害对方的利益，自利就演变为自私。由此产生的市场秩序的混乱，对市场交易的顺利进行形成障碍，对经济效率构成威胁，因此要从经济学意义上，而不是只从道德角度，研究抑制自私性的问题；探讨市场经济是放大了自私性，还是抑制了自私性。
市场经济的矛盾运动
第一，市场经济的内在矛盾：市场经济原则是用价格信号指引的平等交易，交易双方进行的是等价交换。根据市场平等交易的原则，交易的结果应该达到交易双方各自利益（自利）的均衡点，交易的结果应该是公平的。但是，在交易中为了自己的利益要讨价还价，人们追逐自私性，损害了对方的利益，交易结果势必偏离这个均衡点，它就变成不公平了。于是产生了市场经济中的平等交易原则与追逐自私利益之间的矛盾。市场经济是在维护平等原则和追逐自私性的矛盾运动中发展的。
第二，抑制自私性的经济学意义：为了维护市场平等交易的原则，必须抑制自私性。这不仅仅是道德问题，而是为了保证交易的顺利进行，因此更是经济问题。垂直一体化生产的不可分性，要求生产的连续性和交易的连续性。由垂直一体化生产决定的现代企业制度，使财富积累规模更大，企业内部结构更复杂，要求企业所有者、经营者、劳动者以及其他与企业利益相关的参与者之间的关系能够保证生产和交易的顺利进行。在这个意义上，抑制自私性能够带来效率，或者说是效率的需要，因此抑制自私性具有经济学意义，而不仅仅是社会学意义。
第三，市场经济矛盾的社会经济后果：从经济的角度看，如果把市场平等交易的结果看作交易双方互利而得到的公平，把追逐自私的结果看作追逐者独得的效率，就产生了社会经济活动中的公平与效率的矛盾。公平是双赢或多赢的结果，而独得的效率是一种零和游戏，是在损害他人利益而获得的，甚至可能造成社会不和谐。
第四，解决（或缓和）矛盾的办法：一是从全社会角度，利用国民收入再分配方法，提高社会经济的公平程度。二是坚持市场经济的公平交易原则，采取抑制自私的办法，尽量平衡各交易方的利益。例如，防止卖方以假冒伪劣产品坑害买方，制定和执行产品技术标准，把不合乎标准的产品排除在市场交易之外。再如，为防止企业内部交易方以自私的目的侵害其他方利益，设计和安排企业的治理结构。前一种办法属于法律和规则的范围，可称为社会方法；后一种办法通过合同约束交易双方，可称为市场方法。社会方法和市场方法都在用，缺一不可。国民收入再分配对公平与效率的平衡有积极作用，但它只能用于纠正自私性导致的市场交易不公平的事后结果，不能解决事前产生不公平根源的问题，因而不能彻底解决市场经济的内在矛盾。要解决问题，还要用市场的办法。
第五，关于市场经济内在矛盾的理论研究：经济学研究把经济人的自私性作为假定，是为了防止自私性侵害市场交易的等价原则，是为了抑制自私，而不是放大自私。对市场交易行为的激励是为了发挥自利的动力作用；对市场交易行为的约束是为了抑制自私性，从而使市场交易顺利进行。[1]在这方面，新制度经济学是有贡献的。他们认为，自私性不利于市场交易，纵容自私违反市场经济原则。
第六，一些中国经济学家的认识：他们只看到了效率的经济学意义，无视公平的经济学意义，提出的市场化改革的主张，是从纵容自私性出发的。在他们看来，不明确产权，人们就不会珍惜不属于自己的财产；不用金钱进行激励，也就不会有效率。于是，他们主张用金钱激励国有企业经营者，或者干脆把企业产权送给他们。他们主张放纵自私性，不符合市场经济不断抑制自私性的历史实践，也背离了市场经济理论抑制自私性的本意。这些经济学家把人的自私性视为市场经济的动力，把市场交易的平等原则演绎为反市场化的精英主义教义。他们主张的企业的产权制度和激励机制起到了纵容自私的作用。在社会上，某些人的自私恶性膨胀和市场秩序的混乱，不能不说是他们的反市场化的理论误导的。
第九，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思考：还市场经济体制的本来面貌，坚持市场交易的平等原则。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相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该以更大的力度抑制自私。从这个原则出发，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才能柳暗花明又一村。
抑制市场交易中的自私性
经济理论研究有两大主题：生产和交易。具体到对生产组织方式的研究，也就有了两个角度：一是生产角度，主要研究生产是如何被组织的；二是交换角度，主要研究市场交易对生产组织的作用。[5]但是，在交易实践中，人们往往超越自利的底线，为了争取最大限度的自利而损害对方。马歇尔说：“在近代，贸易有了新的欺诈行为的机会。”[6][2] 在西方经济学研究中，对交换的研究一直占主流地位；其中，抑制市场交易中的自私性是人们关注的焦点。在西方经济学家眼中，人是经济人，人之所以追求经济效率，为的是实现个人的经济利益；每个人和每个企业都会在给定的条件下争取自身的最大利益。在这里，自利是指市场交易行为不是施舍，更不是掠夺，而是利益的互惠。[3]正如亚当.斯密所说：“不论是谁，如果他要与旁人做买卖，他首先就要这样提议。请给我以我所要的东西吧，同时，你也可以获得你所要的东西”。“我们所需要的食品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师或面包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4]  市场交易之所以能够实现利益互惠，是因为实行了的等价原则。马克思引用一位西方经济学家的话说：“价值100镑的铅或铁与价值100镑的银和金具有相等的交换价值。”新制度经济学代表人物威廉姆森指出：“追求私利有程度深浅之分。程度最强烈的、也是交易成本经济所关注的，就是投机问题。”“投机指的是损人利己；包括那种典型的损人利己，如扯谎、偷窃和欺骗。”[7]
尽管如此，人们也在不断的克服自私性。马歇尔说：“近代贸易方式一方面包含信任他人的习惯。而另一方面则又包含着抵制欺诈行为诱惑的力量。”他认为，经济学不强调卑鄙的自私政策。[9]他把这些成本统称为交易成本。他说：“交易成本经济学借助有限理性和投机这两个概念，把握住了人类的本质特征。”[10][8]抑制自私需要人具有理性，但人的理性是有限的。威廉姆森用人的领悟能力的有限性和有限的能力来解释。“一旦承认理性有其局限性，我们就会发现，我们原以为可以从经济上合理地加以解决的问题，其实不是很少，而是太多了。”因此，它造成了交易的障碍。“理性有限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因此就需要正视为此付出的各种成本，包括计划成本、适应成本、以及对交易实施监督所付出的成本。”如果有限理性和投机同时存在，那么交易将极端困难；如果两者都不存在，那就是人间天堂了。[11]他不赞成对这两个概念的片面理解。他提出，要“对投机有一个正确的看法”，“我们也无须乎下这样一个断语：人类唯一可信的动机就是贪婪”。[12] “他认为，资本主义的人不都属于非人本主义者；交易成本经济学没有把人说成丧失人性的动物。“如果单从工具主义的方式来看待经济组织，其流毒就将是把人只看成工具。对这种过分的工具主义必须予以检验。”[13]由此可见，威廉姆森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分析，在于如何在有限理性的条件下抑制投机行为，即抑制自私性。
市场交易中的自私性，随着交易变化而不断加强。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在市场交易的实践中，采取了抑制自私的实际措施。19世纪美国小麦现货交易的变化提供了这方面的的例证。
在美国南北战争之前，小麦交易把容积（标准单位是蒲式尔）作为计量单位，它被装在麻袋里用马车从产地运往市场。为了区别不同的农民的小麦，麻袋上写上种植者的姓名，消费者很容易识别不同种植者的小麦的不同质量。19世纪50年代，铁路运输代替了马车，小麦不再用麻袋装运，而是使用铁路的货车车厢，提高小麦运输效率，市场交易量也随之增加。但是，不同种植者的不同质量的小麦混装在货车里，有人以次充好，造成了良莠不齐，消费者很难确定小麦的质量。于是由专营小麦的商人组成的芝加哥贸易局制定了小麦质量标准，并把计量标准从容积改为重量，防止有人把单位容积重量轻的小麦掺进去。从此，产品标准成为抑制自私的手段。但是，这个措施没有彻底解决小麦的质量问题。为了增加小麦重量。一些种植者和商人往小麦里掺沙子等杂物。为解决这个问题，芝加哥贸易局改进了小麦纯净度的质量标准，并开发了新的检验技术，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小麦卖主损害消费者的自私行为。如果卖主能够长期保持小麦的质量，可以获得质量免检的待遇，他就可以申请自己专用的商标，作为保证自己不会损害消费者利益的标志。因此，商标成为抑制自私的手段。
为了克服现货交易中的自私性，人们运用了长期交易合同。但是，出现了新的自私性。例如，1919年，美国通用汽车公司与费舍公司签订了一份购买汽车车身的合同。为了符合通用汽车公司对车身的特殊需要，费舍公司把新增投资用于特殊的生产设备。按照威廉姆森的说法，该公司进行了一项资产专用性投资。在合同的执行过程中，通用汽车公司可能敲竹杠，要求费舍公司下调车身价格，否则将减少购买数量，甚至停止购买。那么，费舍公司生产的车身将无法卖出去，而且它的资产专用性投资也成为无用的设备。它是专门为通用汽车公司的特殊需要投资的，其他汽车公司不需要这种车身，无法改作他用，只能被废弃。为了防止被通用汽车公司敲竹杠，避免资产专用性投资的损失，费舍公司要求在合同中增加特别条款：在10年内，通用汽车公司要尽最大可能购买费舍公司生产的车身，而且价格不得低于一定水平，即以可变成本在17.6%的空间浮动来确定的价格。这个条款使通用汽车公司不能以降低收购价格向费舍公司敲竹杠。但是，费舍公司通过技术改造降低了生产成本，却仍然以合同特别条款的价格把车身卖给通用汽车公司，从而大赚了一笔。通用汽车公司吃了一个哑巴亏。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费舍公司在签约时隐瞒了能够降低成本的信息。这个例证说明，签定条件严密的合同可能抑制一方的自私行为，却可能让另一方钻了空子，因为契约不可能是完全完备的。一般来说，如果一方出现损害对方的行为，另一方可以请法庭来裁决，但并不总是有效的。在这个例证中，通用汽车公司状告费舍公司的官司是肯定打不赢的，只好把哑巴亏吃到底，直至合同期满。看来，为了抑制市场交易中的自私性，还要继续努力。
长期合同签约解决不了的敲诈问题。如果通用汽车公司收购费舍公司，把车身生产纳入自己的企业，把包括车身在内的零部件生产与装配等生产过程统一在一个企业之内，形成了的垂直一体化生产过程，就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新制度经济学用交易成本理论解释垂直一体化抑制市场交易自私性的作用。按照科斯的说法，交易成本是发现价格的成本，是利用价格机制的成本。他认为，由于讨价还价产生了交易双方谋取各自的个人利益的问题，自私性可能被放大；企业取消了讨价还价，就能够抑制市场交易过程中的自私性。科斯说“在企业内部，生产要素不同组合中的讨价还价被取消了，行政命令代替了市场交易。…毋需通过生产要素所有者之间的讨价还价，就可以对生产进行重新安排。”[17]在威廉姆森看来，企业的必要性不仅在于最大限度地获取利润，更在于抑制由资产专用性带来的市场交易过程中的自私性。通用汽车公司与费舍公司签约的例证证明了这个理论的客观性。威廉姆森把资产专用性定义为支持某项特殊交易而进行的耐久性投资。它一旦被用于某种交易中，就无法转移到其他交易中。否则，将发生巨大损失。为了避免这个问题，在市场直接交易的签约中，应该制定内容明确的条款。但是，契约不可能是完善的。一般来说，一旦出现难以预料的成本的上升，生产者只要自行消化，不能通过市场在交易过程中转移给对方。相反，在垂直一体化企业内部发生这类问题，可以通过协商解决，而且很容易搞清成本上升的来源，也就很容易解决问题。因此，弄虚作假的危险比市场交易小得多。[18][14]威廉姆森进一步发展了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论，他认为，如果市场交易对象包括了资产专用性，[15]交易双方产生投机的机会增大，交易成本随之增加。他指出，由于资产专用性，“迫切需要建立组织，原因就在于，把各种交易组织起来，才能经济合理地运用有限的理性（即有限的能力），同时又能保护他们免受投机行为之苦。这样一个命题，比起那个‘最大限度地获取利润’的急功近利的口号来，使我们能够从一个新的角度，以更广阔的视野来看待各种经济问题。”[16]因此，“决定实行垂直一体化的主要因素是资产专用性条件。”
铁路运输的发展验证了威廉姆森的理论。19世纪，当蒸汽机车代替马车作为铁路运输的牵引动力之后，铁路的技术优势突现出来。但是，技术的复杂性也带来了运营协调问题。既要追求速度，又要保证安全和准时，对线路和设备的维修和保养的要求就特别高，因此需要专职的管理人员，这才产生了组织的必要性。而且，最初大约50英里的路段作为一个经营单位，把铁路分割开了。协调各段之间的运输业务，管理长途运输成了难题。最早的管理模式是各铁路企业之间通过市场机制来协调。一是各段之间签定运输合同；二是专业运输公司与铁路签定运输合同。但是，出现了争相压低运价，互相扯皮的现象。按威廉姆森的说法，这是铁路线路的资产专用程度高造成的，执行市场交易合同很难。所以，管理模式从市场交易转变到成立垂直一体化企业。从18世纪40年代到80年代，美国铁路完成了建立现代公司的历程。
抑制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的自私性
垂直一体化企业可以抑制市场交易过程中出现的自私性，但是，在生产经营过程中，企业内外的有关各方也有自私性，一方的自私放大就会损害其他方的利益。
近年来，发达国家大公司制造财务丑闻，高层管理者非法占有公司资产，说明了企业内部自私性在膨胀。继2001年出现美国安然公司营私舞弊案，公司财务丑闻是西方媒体报道出现频率很高的关键词，大公司高层管理者巧取豪夺公司财产的事件仍有蔓延之势。“高管”中饱私囊，肥了自己，害了他人。他们利用手中获得的公司股票和股票期权，从事非法交易，利用其他股东的损失，为自己谋取暴利。大公司财务丑闻的核心问题是做假帐，从而虚报利润。2002年8月，美国《首席财务经理》杂志公布的一项调查表明，17%的财务经理曾迫于首席执行官的压力，在会计报告上做了手脚。18%的财务经理在编制预计账目时，没有遵循通用会计准则。27%接受调查的人称，公司的资产平衡表上并没有反映出所有的负债。5%的人承认，在过去5年中至少一次违反了会计标准。此外，高管把大笔公司财产据为己有，私自使用公司资金进行消费，私吞公司资金。美国通用电器公司前执行总裁韦尔奇在任期间，曾使用通用公司的飞机和在曼哈顿的豪华公寓干私事。2000年2月，英国沃达丰公司收购了德国曼内斯曼公司。曼内斯曼公司的高层管理者要求沃达丰公司向他们支付巨额补偿费作为并购的条件，获得了5600万欧元的补偿费。[19]
如何抑制企业内部有关各方，特别是代理人的自私性，成为市场经济运行必须解决的问题。威廉姆森把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研究界定为企业签约与市场签约。在他看来，企业与市场的区别只是签约的不同。它们之间的差异只是交易成本高低不同。因此，他把企业内部的生产经营过程看作有关各方的交易过程。垂直一体化企业把市场直接交易内部化为企业内部交易，节约了市场交易的成本。但是，由于企业内部有关各方的自私性，仍存在交易成本。因此，要想办法抑制企业内部有关各方的自私性。威廉姆森主张，交易双方自己私下解决签约带来的有限理性和投机问题，而不是依靠法庭审判。[20]他指出：“提出运用私下解决的办法来研究经济组织的问题，其中最主要的特点是把合同（契约，笔者）看作一种治理方式。”[21]为抑制企业内部有关各方的自私性，企业要设计适当的治理结构。他说 “现代公司的核心问题在于其组织形式及其构成”，需要正确处理与企业有关的各个利益集团之间的关系。他说：“长期以来，研究公司问题的学者就在与公司控制问题上的悖论苦苦争斗。起初，这一悖论被称为分散的所有权与经营者之间关系难以协调的问题。尔后，这一悖论又被扩展到要考虑建立一种机制，以保证公司经营者能‘根据劳工、供应商、客户以及所有者的要求正确行事，同时还能自觉地考虑公共利益。’”[22]为解决这个悖论问题，他认为：“事前的交易成本与事后的交易成本是有区别的。事前的成本就是在起草协议及协议谈判中发生的成本。……事后的成本则包括创建治理结构的成本。”[23]这些成本包括监督成本和产生、解决纠纷的成本、不适应成本、讨价还价成本和担保成本。他认为，公司治理实际上是公司董事会的内部签约问题；董事会是公司治理结构的保护者，其主要任务是调整收益分配方案，使各个利益集团按照契约规定的利益完善他们与企业的关系。[24]
威廉姆森还提出了企业的其他交易方参与治理的问题。他说，在就专用资产签约时，信息披露非常重要，因为如果签约一方能获得有关的信息，就可以事先防止投机的损害。就参加董事会而言，工人参与是为了获得公司经营的信息，而不是为了获得投票权。供应商和客户与企业的关系可以通过市场签约进行协调，向企业大型专用项目提供产品的供应商可以进入董事会；企业所在的社区的利益可以采取专门的措施，例如为保护社区的生态环境不被企业污染，可以向企业征收排污税。这个问题说明企业行为可能损害企业之外的有关方面的利益。于是，提出了如何抑制企业自身的自私性问题。那么，抑制市场经济中的自私性就任重而道远了。
过去，一台电脑由一个企业完整地生产出来；今天，任何一个电脑企业只能生产电脑的一部分，多家企业合作才能生产出完整的电脑。由于技术的进步，数字化技术和模块化技术的进步，大型垂直一体化企业被分解，设计、开发、营销、服务等生产过程被分到不同的企业。从而出现了企业之间的生产工序之间的分工，形成了企业之间的紧密合作关系。威廉姆森把这种现象称作新的混合组织形式，它不同于垂直一体化企业。关于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他认为，在企业之间的交易关系中，如果购买方要分享供应方的创新收益，就试图收购供应方企业，实现垂直一体化；而供应方企业担心购买方的收购行为损害自己的利益，于是失去了创新的积极性。如果双方交易的内容包括资产专用性，供应方就更不愿意被购买方吞并，因此保持了企业之间的交易关系。但是，由于企业自身的自私性，[25]问题回到垂直一体化企业出现之前。那么，就要有新的办法抑制企业自身的自私性。
近年来，企业要担负社会责任成为全球热门话题，它的具体内容是制定和执行企业的社会责任标准。道·琼斯公司搞了一个企业社会责任指数，《财富》杂志也编制了有关的指标。发达国家的政府间政策咨询研究机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制定了跨国公司治理指导原则。根据企业社会责任标准，一些跨国公司检查和监督供应方企业担负社会责任的情况。这些公司向公众发表年度财务报告，也发表执行社会责任的年度报告。有人把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仅仅看作社会良知的呼唤和社会道德的要求。实际上，它是抑制企业自身的自私性的新举措。
企业之间的合作关系必须以信任为前提。信任如何建立？办法是制定一系列标准，产品符合标准的企业才值得信任。但是，这是事后的标准。在合作之前，如何解决信任的问题？如果一个企业能善待员工，能善待附近的居民，即保护生态环境，这个企业就是值得信任的。于是，产生了企业的社会标准，即劳工标准和环境标准。如果一个企业能实施这两个标准，这个企业基本上可以信任。因此，社会标准的产生是企业之间合作所必需的条件。如前所述，抑制自私性，不仅仅是道德问题，而是为了保证交易的顺利进行。企业担负社会责任不但有利于交易的顺利进行，也是保证企业自身的生产连续性的需要。那么，企业要担负社会责任，就不只是社会良知的呼唤和社会道德的要求。
综上所述，市场经济制度一直在谋求抑制交易各方的自私性，经济学家们一直在研究如何克服自私性；新制度经济学继承和发展了传统理论，提出了在交易过程中抑制自私性的办法。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一书中，威廉姆森的研究集中在已确定的交易方之间的交易过程，即在企业主体之间的交易关系中如何执行合同，由于交易各不相同，抑制自私性的治理结构也不同。[26]
中国的一些经济学家反其道而行之
他们以新制度经济学的名义研究国有企业改革，但与该学说的研究对象不同：他们的研究是确定交易方的依据，并不涉及交易方之间的交易过程。一位中国经济学家说：“在我看来，更为基本的问题是谁应该是代理人？为什么资本家成为代理人？”他说：“要从企业内部寻找委托人”。“每个个体将由经营能力、个人财富和风险态度为变量的三维向量来定义，职业的选择即取决于这三个变量因素。”[27]这些话说明，他研究的是如何确定企业内部的交易方、企业家、工人、管理者和资本家。
在新制度经济学看来，企业的作用是抑制市场交易各方的自私性。一位中国经济学家以财富作为确定企业交易方的标准，他提出的关于的企业起源的说法，与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完全相反。他说：“做企业家的优先权被给予资本家，是因为富裕的人做企业家的选择比之于穷人做企业家的选择，在显示经营能力方面更具信息量。”[28]越是富有的人越没有积极性谎报自己的能力（或者说，越是贫穷的人越有积极性谎报自己的能力），因此，让资本所有者拥有当企业家的优先权是保证真正具有企业家才能的人占据企业家岗位的重要机制”，“只有这样一种机制可以保证经营工作由称职的人选来承担。相反，…… 企业家市场将会充斥着‘伪劣商品’。”这个主张绝对不符合企业经理人市场的运行实践。根据财富标准，他提出企业只不过是精英们的作品：“个人经营决策能力上的差别，是企业的起源。”“高能力者被称为管理者，从事经营活动，而富人被称为“持股者”，有权索取剩余并负责挑选合格的管理者，这便是股份公司的起源。” [29] “
如前所述，威廉姆森反对“经营者权利至上论”，他主张公司经营者要根据劳工、供应商、客户以及所有者的要求正确行事，同时还能自觉地考虑公共利益。而这位中国经济学家却提出了“经营者权利至上论”和经理利益最大化的主张：“由于监督经理是需要成本的，股东只要求一个"满意利润"，只要企业利润大于这个满意利润，股东就没有兴趣干涉经理，经理就可能随意地支付超额利润。”于是，主张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经济学家们强烈要求向国有企业经理赠送企业股权。有人说，企业经营者被奖励、被授予股份时，一定要接受，否则就是妨碍更多的人去干事业。他还说，这样做，最大的受益者是全社会。[30]另一位经济学家提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必须由"老板"进行,也就是由所有者进行。最好的办法就是把股权送给"打工者"（即经理人）。”在提出这个主张之后，他们进一步提出国有企业应该卖给管理者，这就是所谓的MBO，即管理者收购。精英可以掌管一切，至于如何抑制精英们的自私性，他们只字不提。于是，市场交易的平等原则被这些经济学家演绎为反市场化的精英主义教义。
中国的一些经济学家反对市场化改革
按照他们的主张，把国有企业改革的方法定义为产权交易。其实，无论是一般商品交易，还是企业产权交易，都是财产所有权的交换，因此产权交易必须遵循市场等价交换原则。首先，交换是在交易双方之间进行的。即使确定了交易方，也只是指定了买方，即管理者和民营企业家。[31]那么，卖方是谁？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方法，有人说：“这不是最初任何一个人的精心设计，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被逼出来的，是在实践中，包括政府部门、企业界和学界在相互碰撞当中逐步形成的一种思路。”根据这段话，他似乎是说卖方是政府部门。这个判断不是简单的推论。在实践中，国有企业产权交易就是在买方（管理者和民营企业家）和政府之间进行的，即在精英们之间进行。其次，在产权交易过程中，即使买方和卖方已经确定，还要确定交易程序，以保证市场等价交换原则的贯彻。因此，如何定价成为国有企业产权交易的关键问题。他们宣称“改革要利用腐败”，[32] “官员索取剩余可能是一个帕累托改进：因为它有利于降低监督成本，调动官员的积极性”。[33]这无非是在说，作为精英的买方和卖方可以共谋。国有企业产权交易中的腐败现象可以说明精英共谋是存在的。那么，他们所主张的“产权交易”就是抢夺，而不是交易。因此，他们说要进行市场化改革，却违背了市场交易的平等原则；他们主张中国国有企业私有化，但出的招是非市场手段。他们不但不主张抑制市场交易各方的自私性，反而纵容自私性，放大自私性。他们举的是新制度经济学的旗帜，却背离了新制度经济学抑制自私性的本意。按照他们的主张行事，市场交易无法顺利进行。频频发生的煤矿安全事故已经验证精英主义理论的反市场化本质。
针对精英主义教义，有人指出,新制度经济学理论“首先是支持‘交易’而反对‘抢劫’的，它只能比较各种交易方式的成本，而不能比较交易与抢劫的成本。因此，这个学派主张的是用市场交易方法研究企业内部的交易。科斯的一个经典说法是：工人为什么不自己到市场去出卖产品和劳务，而要受雇于企业？就因为企业这种组织形式能降低交易费用。……如果把这些工人都抓起来进行奴隶制生产，根本不让他们有讨价还价的权利，‘交易成本’会不会更省？这并不是荒唐的假设，因为福格尔等人曾证明，美国南北战争前南方奴隶制经济在成本与效益方面并不比北方自由经济差。但是无论科斯还是福格尔，都不会用‘交易成本’来为奴隶制辩护。应当说，这并不仅仅是出于道义上的限制，而且也是学理上的逻辑使然。因为，有规则的交易与无规则的抢劫之间即使在技术意义上也是无法比较‘成本的’。举例言之，如果甲乙二人在市场上反复讲价而仍达不成交易，于是甲干脆拔出刀来把乙给抢了，这是否会使‘产权转移的成本’降低呢？无疑，如果乙束手任抢，也许会的，但若乙也拔刀相抗，那"成本"可就不堪设想了。……可见即使是‘不道德的经济学’因技术的理由也不能把‘交易成本’用在这种场合。但是，有人宣称：由公共资产的看守者在不受监督的条件下监守自盗是一种"交易成本最低"的私有化方式。即使不作道义上的反驳，人们也会问：你凭什么断言‘公共’会对此一声不吭，任凭看守者做这种‘无成本交易’呢？”[34]即使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中，为了防止所有者和经理人的自私性损害劳动者利益，处置企业产权都要经过劳动者同意，何况社会主义！
结论和遗漏
实行市场经济体制，我们不否定自利的作用，但必须贯彻市场交易的平等原则。因此，必须抑制自私性，绝不能纵容自私性，甚至放大自私性。抑制自私性是为了保证交易的顺利进行。现代化生产要求生产过程的连续性和交易过程的连续性。这个意义上，抑制自私性能够带来效率。是效率的需要，也是公平的需要，因此抑制自私性，从而力求公平和效率的均衡，具有经济学意义。那么，批评中国一些经济学家提出的嫌贫爱富的主张同样具有经济学意义，而不是如某些人所说的仅仅是价值判断。
从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我们看到，人们为抑制自私性作出了不懈的努力：从用产品标准和商标抑制现货交易过程中的自私性，到利用合同抑制长期交易的自私性；从利用垂直一体化抑制市场直接交易中的自私性，到运用公司治理结构抑制企业内部各方的的自私性；从抑制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的自私性，到利用企业社会责任抑制企业自身的自私性。在这个进程中，经济学家的贡献不可抹杀，而新制度经济学的本意就是抑制自私性。
在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争论中，中国某些经济学家试图以价值判断为借口封住公众对他们反市场化观点的批评。从经济学意义上分析，他们主张纵容自私性和放大自私性，已经被实践证明对经济体制改革有百害而无一利。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没有错，错就错在一些经济学家打着市场经济理论的旗号反对市场经济的平等交易原则，从而搞乱了市场秩序。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还市场经济体制的本来面貌，坚持市场交易的平等原则，抑制自私性的力度应该比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更大。
本文没有囊括抑制市场经济中的自私性的全部内容。本文的遗漏，需留待今后的进一步研究。
第一，抑制自私性的社会方法，特别是法律和规则。合同法、公司法、劳动法、公平交易法和各种标准等等，都能够抑制市场经济中的自私性。但是，私下解决和法律解决之间的关系，我们尚不清楚。
第二，技术进步对抑制自私性的作用。每当新技术被应用，就会出现自私性表现的新机会。例如，本文所举的铁路的例证。同时，新技术又为抑制自私性提供了新的手段。例如，生产流水线技术催生了垂直一体化企业，对合同执行中出现的自私性有抑制作用。但是，对技术进步中的矛与盾此消彼长的过程，我们还不知晓。
第三，从生产角度抑制自私性。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产生不平等的根源，归结为劳动（即生产过程）过程中资本家无偿占有工人的劳动，而单纯的商品交换是等价的。本文从交易角度研究市场经济中的自私性，没有分析生产过程中的自私性问题，因此没有说明如何克服市场经济的内在矛盾，资本主义经济制不断抑制自私性，却无法消灭自私性。只有全面分析生产过程的自私性和交易过程的自私性，才能认清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的内在矛盾及其变化发展规律。第四，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经济基础。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不和谐的根源是劳动分工的强制性。进一步研究在劳动分工不断深化的条件下如何抑自私性，才能更全面地认识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经济基础。
[1]例如，亚当.斯密写了《国富论》，又写了《道德情操论》；马歇尔说：“经济动机不全是利己的”，“经济衡量的范围可以逐渐扩大到包括许多利他的活动在内”。
[2]消费也是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对象。但是，研究生产组织方式的经济理论一般不涉及消费。
[3]本文只涉及经济人概念中的自利和自私，不涉及它们的道德伦理和社会学含义。
[4]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商务印书馆，2004年，14页。
[5]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50页。
[6]马歇尔：经济学原理，华夏出版社，2004年，7页。
[7]威廉姆森：《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第71-72页，商务印书馆，2002年6月第一版。
[8]马歇尔：经济学原理，华夏出版社，2004年，第7页，第19页。
[9]同7，第69-70页。
[10]同7，威廉姆森：《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第67页，商务印书馆，2002年6月第一版。
[11]同7，威廉森借用别人的话说，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人有高度的领悟能力，而且不大追求自私。见威廉姆森：《资本主经济制度》，第78页，商务印书馆，2002年6月第一版。
[12]同7，第540页，544页。
[13]同7，第564页。
[14]科斯：社会成本问题，载陈昕主编《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 产权经济学派与新制度经济学派译文集》，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21页。
[15]威廉姆森把专用性资产划分为四种：第一类是专用场地，例如，紧密相邻的货场，可以节省存货和运输成本。第二类是专用实物资产，例如生产零部件所用的模具。第三类是专用人力资产是指在特定企业生产过程中形成的特定人力资产，如专用技能。第四类是特定用途资产。投资于特定用途的资产是为了满足特定顾客的特殊需求，它只是为提高生产的通用能力（而不是专用能力）进行的分期投资。
[16]同7，第51页。
[17]同7，第121页。
[18]同7，第210页。
[19]同7，The Economist,May 16st 2002
[20]企业契约论者詹森和梅克林的看法是，企业只是一种法律机制和合约关系的联结体。在这里，威廉姆森批驳了他们的观点。
[21]同7，第65页。
[22]同7，第414页。
[23]同7，第541页。
[24]同7，第413页。
[25] 2003年，世界经济论坛请盖洛普公司就公众对各种组织的信任程度进行了调查，结果是公众最不信任的就是大型企业，原因是企业自身的自私性损害了公众利益。
[26]同7，第64页。
[27]张维迎：《企业的企业家 契约理论》，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页，152页。
[28]同上。145页。
[29]同上。第123、146、211页，115页。
[30]www.bec.org.cn
[31]他们主张的私有化，把国有企业卖给民营企业家。
[32]腐败损害公众利益，说明了自私性的危害。
[33]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5年01月10日　《价值》
[34]这段文章引自一个友人发来的e-mail，是一些人在网上传播的。笔者没有找到出处，也就无从知晓作者的尊姓大名。如果作者看到本文，请与笔者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