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深度报道碎片史:那些人那些事

2007-12-14 14:55:09网友评论 0 条点击查看
1999年，中国青年报刘万永去山西绛县采访"三盲"（文盲法盲流氓）院长姚晓红。"中央领导做三次批示，第三次才派人去抓，他跑了",后来公安抓住了他。当时刘万永觉得，写篇报道能抓个贪官，新闻还是有力量的。后来才逐渐发现，好不容易喂饱一个贪官，又来一个更贪的。
 
【方进玉】联产承包、生产队长
80年代中期，全国各地正广泛开展联产承包责任制。刚到《瞭望》做记者不久的方进玉，去山东烟台农村采访，却听到一些村民“反对”的声音：我们不要一刀切地搞分户承包，要在集体组织下搞汽车运输队、海滩养殖队、城市建筑队……去挣钱。可是，上级非要分田到户，结果，这个大队的农民造了假：把分田名单交上去，实际上把农田集中起来承包给几位种田能手去种。一位生产队长说：“运动来了，我总是落后分子。”在新华社做新闻很多年，方进玉有时会非常痛苦。“因为你希望能实事求是去报道，但未必能这样”。
【崔丽】评报栏、旧食堂、大圆桌
1993年，崔丽走进北京东直门海云仓胡同的中国青年报社，感觉编辑部大楼破旧的像个仓库，用的也是竹子筒的圆珠笔，但空气里“好像都充满着一种新闻的气息”。进报社的地方，有个评报栏，贴得花花绿绿，谁都可以在上头写意见。中午吃饭，食堂有个大圆桌最热闹，大伙端着饭盆在那儿神侃。作为小小字辈，她的主要任务是听别人讲。当时，李大同肯定是演讲主角，“他说起话来很有感染力，很有张力。”十多年过去了，报社的食堂搬到了新建大厦的二楼，桌子都是规规整整，四个人面对面坐，吃完饭就走人，旧食堂、大圆桌永远退出了历史舞台。
【江艺平】消费广场、曹西弘、东白
据南方报业集团现任副总编江艺平回忆，90年代的南方周末报社内，有两个人特别较真：曹西弘和鄢烈山。曹是流浪记者出身，具有赤子情怀，时任“消费广场”版编辑，当时的“消费广场”从个案入手，读者和市场的认同度最高。1997、1998年，有关公民维权的报道惊动了信息产业部，一些被监督的企业通过各种关系施压……上面要求，这个人不能留在报社。“当时大家就跟他商量，委屈他变个名字”，曹西弘就用了“东白”作笔名。社长也装糊涂，上面问起这个人是否还在报社，打个马虎眼就过去了。当时，江艺平强烈地感觉到，“这样的人对周末实在太珍贵了。”
【迟宇宙】过堂、笔记
1998年，刚从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的迟宇宙，来到《南方周末》当记者，第一次出差去湖南江永采访，象“过堂式”的跟县委班子聊，当时还以为“当记者、做舆论监督这么容易”。之后遭遇的挫折才让他意识到，做新闻是件很挑战的事。从那个时候起，迟宇宙养成一种偏执的习惯，每次出去采访严格要求自己，笔录手写、不少于20页、周期不少于7天……他说，“写作是我这辈子最想干的事情”。
【邓飞】潜伏、垃圾袋
2000年，湖南大学的邓飞刚毕业，去了长沙《今日女报》，之后选择到《凤凰周刊》当记者，编辑部在北京，而他的战场主要在湖南。2005年，他在家乡“潜伏”了三四个月，拿出了一篇“猛料”：关于湖南省高院院长被双规的文章，叫《吴振汉落马》。文章出来后，《凤凰周刊》在长沙十分畅销，平常只卖1000多本，当期增调了3000多本，都卖光了。现在，《凤凰周刊》在长沙街头的报摊几近绝迹，个别摊主卖杂志，还要用个黑色的垃圾袋包着。跟邓飞一个班学新闻的有48个，现在象他一样做调查记者的只有三四个，他说自己“善良而执着，无限忠于自己的职业和内心”。
【何华峰】茅台酒、红包、金箔
2001年，从厦门大学毕业的何华峰在英国路透社上海站当新闻助理。有一天，茅台酒开新闻发布会，给每个记者发了不少东西：一瓶茅台、一个几百块钱的红包，还有一块金箔。打电话“请示”首席记者后，把红包、金箔都给退了，酒拎回去后就放在办公室。同去的《南华早报》记者耿必儒，就没拿任何东西。但是，绝大多数中国媒体的记者都拿了，在何华峰看来，“这就是差别”，而在他眼中，“红包”是这个圈子潜规则，但实际上不合法。
【李海鹏】梦、才力、上校
2003年5月31日，在辽宁省体院当门卫的前亚洲举重冠军才力，由于心血管系统并发症，先是意识丧失，随后心脏停跳。《南方周末》记者李海鹏去采访，才力母亲商玉馥说，凌晨4点布谷鸟刚叫起来的时候，她梦见儿子喊：“妈呀，妈呀，你给我蒸俩肉馅包子吧，给那俩人吃。”这个梦一下让李海鹏想到了马尔克斯的小说《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跟那个被国家抛弃的上校一样，那种孤独感噩梦般的感觉一直充斥在小说里。”于是，他在《举重冠军之死》的特稿开头，就写了才力母亲的这个梦。“我只是知道一种方法写一个梦，然后噩梦的感觉和孤独感就在整篇报道里弥漫开来，就把那种调子定了，就把宿命感建立起来。”
 
图中为辽宁本溪蔬菜公司女工关广梅
【卢跃刚】改革、年广久、关广梅
80年代后期，《中国青年报》编辑部内部开始反思关于改革人物报道中存在的问题。1988年开始，卢跃刚陆续采访了年光久、关广梅等典型。1月份，他发现著名的“傻子瓜子”创始人年广久正在违法，“卖霉变瓜子给消费者，严重损害了消费者利益。”同时，又吃惊地发现，《经济日报》影响深远的“关广梅现象”新闻是制造的，所谓“来信”是记者和当地政府制造的，问题的讨论也是制造的。关广梅也不懂法律，成立东明商业集团，却不去工商局注册。卢跃刚问她，你们为什么不注册？你是不是一个独立承担责任的企业法人？她说：“我们注册干嘛啊？市委不是已经开过大会了嘛。”可惜的是，他写的大型报道《“关广梅现象”之怪现象》被枪毙了。“当时，我们就已经觉醒了，不能把改革作为一个基本的价值尺度……我们要建立一个法制的社会，结果发现改革者违法、改革者走向改革的反面、改革者的价值是颠覆的。”
【刘万永】“三盲”院长、200个电话、贪官
1999年，刚入行一年的《中国青年报》记者刘万永去山西绛县，采访报道“三盲”（文盲、法盲、流氓）院长姚晓红。“中央领导做了三次批示，第三次才派人去抓，他跑了。”刘万永找到案组副组长、运城地区检察院副检察长采访，得知从检察院开会决定抓人到去他家抓捕期间，一共有200多个电话打给姚晓红，提醒他快点出逃。“可笑的是，他不是逃跑，而是拿着一堆获奖证书来北京找中央警卫局的人给他说情。后来，公安部门通过他手下人打电话叫他回去，才抓住了他。”当时，刘万永觉得，写篇报道就能抓个贪官，新闻还是有力量的。后来才逐渐发现，好不容易喂饱了一个贪官，又来一个更贪的。
【沈亚川】21世纪环球报道、停刊、黄金时代
2003年3月，《21世纪环球报道》突然停刊，上海站的同事们心事重重，主编赶紧在内部BBS上安民告示：各位同人无须惊慌。记者沈亚川感觉，停刊的过程犹如王小波小说《黄金时代》里说的，“是一个缓慢受锤的过程”。没人说这个报纸吊销刊号了，也没有人说要立即解雇大家，报纸虽然停止出版，但南方集团还继续给记者发工资。“这种有点古怪的状况一直持续了好几个月”，后来到CCTV《社会记录》任编导的沈亚川在一篇回忆帖“追忆《21世纪环球报道》”里有这样的一段描述：大家感觉梦一下子醒了，却还心有不甘，坊间却已经开始嘲笑我们还在围着已然死去的报纸“奸尸”。
【李菁】高耀洁、裹小脚
2003年年底，《三联生活周刊》记者李菁去河南采访“年度人物”、中国著名的民间防艾人士高耀洁。她在高家采访，连续三天，早上去、晚上回，真正地跟采访对象生活在一起。在近距离的观察中，李菁发现这位老太太“非常不可亲”，对丈夫不够关心，又遭到子女抱怨。“正是因为特别需要全心投入事业，所以她才在生活中显得那么不近人情。”她还注意到一个细节：高耀洁原来是裹小脚的，裹了段时间又给放了。后来，这篇报道《人道主义者高耀洁》的导语是这样的：“这双小脚曾是旧世界的一个象征，但在这一刻，高耀洁，这位勇敢的老人，却成了中国民间抗击新世纪人类共同面临的新灾难——艾滋病的伟大象征。” 一个细节，把一位英雄还原成“一个活生生的人，一个我们身边的人。”
【朱玉】早产儿、卫生部、中华医学会
2004年元月，新华社记者朱玉写了篇关于早产儿氧中毒失明情况的稿子，叫《一千零四十小时》。大年三十，她抱了一摞资料跑到卫生部医政司司长办公室，把资料放到桌子上，对他说：“这些早产儿没有一个是我的孩子，也没有我的亲戚，也没有一个是你的孩子，但既然材料到了你的手里，拜托你好好看一看，咱们能解决一点是一点。”后来，领导作出批示，春节以后，卫生部和中华医学会联合召开了两次专家论证会，出台了一个早产儿用氧指南……朱玉说：“做了一些事情之后，我在意稿子的影响力”。
【刘畅】胡劲草、唐山大地震、圈子
2006年，适逢唐山大地震30周年，《中国青年报》记者刘畅发短消息问CCTV《新闻调查》执行制片人胡劲草去唐山采访的感受如何，收到短信，内容很悲凉：“历史被肢解得支离破碎了，我们最近的唐山节目让所有人遍体鳞伤。”刘畅回短信，这样写道：“历史被真实记录，需要让记录者付出艰辛和代价，值此特殊的纪念一日，以同行的相互温暖和问候，积蓄支撑我们前行的心灵力量。”差不多从2003年起，北京的一些调查记者之间的联络多起来，“大家没事通个电话，每年春节必吃一顿饭”。小圈子建立起来以后，确实让大伙感到相互支援的温暖力量。（注:此文摘自《记者如何专业:深度报道精英的职业意识与报道策略》一书"序二"，张志安/著，南方日报出版社，2007年11月即出）【已有0位网友发表了看法，点击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