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当今社会问题的唯一办法是推进基层政治民主建设

解决当今社会问题的唯一办法是推进基层政治民主建设分类：内政战略
我国经济经过金融危机洗礼，仍然保持着快速发展势头。保障经济继续较快发展，再用十几年时间实现工业化，是我国头等的大事，是大局。影响大局的因素不是国外的军事威胁和市场动荡，也不是国内的经济问题，而是国内的社会稳定问题。影响社会稳定原因是公共供给、公共服务不足导致的社会不公、法治不彰、官员腐败、违法违纪问题，百姓利益得不到切实保障引起的社会不满问题。这些问题大量地发生在基层，却不能得到及时的解决。因此上访成为很普遍的现象，严重的就发生群体性事件。连续发生的小学、幼儿园安全事件不仅说明社会矛盾化解机制存在问题，也说明社会矛盾和问题日益尖锐化。采取有效措施化解基层社会的矛盾和问题是当前紧迫的任务。
在法治不健全的环境下，如果村长贿选都无法有效查处，想在全国范围实行普选那只能导致国家的混乱。即使选举能够顺利进行，也无法保证不发生钟摆式的社会动荡。泰国就是如此，经济发展受到影响，现在人均产值基本被我国赶超。台湾情况有些类似，人均产值已被韩国赶超。从一些国家的历史来看，发展基层政治民主，是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的有效措施。日本一百多年前实行基层民主，经济快速发展，国民凝聚力世所罕见，官场腐败风气相对并不严重，所以“二战”前日本用总督制能够有效统治台湾。国民党接收台湾，带去了官场腐败风气，社会动荡不已，最严重发生了2·28起义。自五十年代中期开始，台湾实行基层民主，政局稳定，经济快速发展。韩国“二战”后至民主改革之前，没有实行基层政治民主，整个社会动荡不已，发生多次流血冲突和政变。因此基层政治民主能够化解社会矛盾、保障社会稳定，实现经济快速发展。美国在上世纪初开始进步运动时，城市化率达到50%，经济快速发展，但社会财富迅速增加与官员廉洁、社会公德相背离，社会冲突不断。进步运动过程中实现了市政自治，社会由粗放管理转为集约管理，实现了社会转型。进步运动之后的一百年，已经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强国。
中国的问题在基层，着眼点要放在基层，要积极发展社会主义基层政治民主，努力将社会的矛盾和问题化解在基层。公立企业、学校、医院，其效率的提高也严重依赖于基层政治民主。当前我国最重要而又紧迫的改革莫过于推进基层政治民主，以实现社会管理由粗放型转变为集约型。对省级区域进行大规模的调整现在不合时宜。市管县体制实行分离也不是很急的事情，对解决基层的矛盾和问题帮助不大。互联网络的普及为推进基层政治民主建设提供了有益帮助，也更加显示出加快基层政治民主建设的紧迫性。 “邓玉娇事件”和“上海钓鱼执法事件”不仅是民权兴起的标志性事件，更是开启了一场社会进步运动，这场运动将持续十年左右，最终以实现基层政治民主为标志完成社会转型。社会转型之后，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我国成为世界一流强国，乃至成为世界第一强国。在转型过程中，公权力运作将不断受到约束，并不断朝着更精准的法治轨道上前行。公权力与民权的对弈事件将是社会关注的焦点，并引发社会的争论和反思。中央在这一过程中既要保持社会稳定，避免发生激烈的社会动荡，同时要放开言论，鼓励争论和反思，根据社会关注焦点和反思取得的共识，积极推进各项改革。近年来，“官员财产公示”不断地被讨论，现在舆论有一个基本共识，可以对新提拔的官员实行财产公示，至少可在县乡两级试行。现在的一些基层领导，平时听惯了阿谀奉承的话，被网络批评几句就受不了，就动用公权力对批评者加以惩处，轻则跨省追捕，重则判刑。古代尚且“子产不毁乡校”，依赖于政治家的个人智慧，现代宽松的社会舆论则要以法治为基础。福州马尾的“严晓玲案”，三位网民以诬告陷害罪被公诉，一审被判诽谤罪。该案可看出公权力与民权的激烈博弈，也可看出公权力的强势、民权的弱势。全国类似案例还不少。如果全国各地公权力都如此强势，那么社会转型就要夭折了。民权发展的最终结果，必然是实现基层政治民主，对民权的最佳保障，不是在民权被侵犯之时，而是在公权力产生之时。
推进基层民主建设第一阶段，是充分发挥县级人大代表的作用。当前基层的矛盾和问题，很大原因是县级人大代表没有发挥应有作用造成的。老百姓作为弱势群体，如果问题得不到人大代表的反映和交涉，其权益将无法得到保障。上海钓鱼执法众多个案中，老百姓先后五次提起行政诉讼都败诉，如果有强势的人大代表出面交涉，上海执法部门会更为收敛，矛盾不至于扩大化到需要通过社会舆论来解决。
当前县级人大代表在工作的责任心、主动性、积极性方面都不能满足当今社会化解矛盾的需求。县级人大代表在春季开完会提完案后，就没什么事了，提案交给了政府，认为就是政府的事，没能够代表老百姓深入地与强势单位沟通协调交涉。县级人大代表主动性不足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兼职，没有时间和精力投入到沟通协调交涉当中，另一方面是县级人大代表的级别明显偏低，见乡长、局长就象下级见上级，如何能够沟通协调交涉。
工业社会因专业分工，个人、组织相互之间存在大量的利益交换，在强者与弱者对弈过程中，弱者的权益容易被强者侵犯，即使在合法的范围内，利益的平衡点也将朝向强者一方。为维护弱者的利益，就必须强化人大代表的作用，让人大代表作为弱者的代表与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等强者对弈。强强对弈才有公平可言，是建立法治的基础。
要发挥人大代表作用，人大代表必须要有一定的级别，代表的选区范围要适当，乡人大代表级别太低，县级人大代表最合适，但现有级别偏低，需要抬高，至少不能比乡长、局长低。选区的县级人大代表必须专职化，有工资保障和工作经费，这样才有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大量的沟通协调交涉工作当中。选区的县级人大代表必须通过民主以竞争方式产生，如果仍由上级在小范围选定，县级人大代表将导致官僚化倾向，甚至容易被强势单位收买，就不会尽力为百姓做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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