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化对传统婚俗的冲击

星岛环球网 www.stnn.cc 2009-06-17
1842年（清道光二十二年）8月29日，清政府在英军炮口威逼下，与英国签订了结束鸦片战争的中英《南京条约》，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处为通商口岸。1843年11月17日，英国首任驻上海领事巴富尔与上海道台宫慕久宣布上海开埠，允许英商租地居留。以此为标志，上海社会风俗由原来的乡村形态逐步向都市形态转化，在婚俗方面，也出现前所未有的变化。“中西合璧，土洋混合”，成为上海婚俗的主要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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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埠后，西方传教士带来西方习俗导致上海传统婚俗日渐式微，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圣经》打开了中国传统婚俗的第一个缺口。
西方的天主教、基督教在上海的传播于明末清初就已经开始，当时，利玛窦等一批耶稣会传教士来到中国，传播宗教，也传播西方的科学技术、文化、生活方式。他们活动在北京、南京、南昌、苏州等地，上海也是其中一个重要地方。不过当时的洋人在华传教，得不到中国政府切实有效的保护。但上海开埠以后，情况变了，洋教在华传播都受到条约的保护。随着外国教会势力的侵入和资本主义文明的传播，上海传统的婚俗受到了冲击。
首先，男女在教堂共做礼拜，就在上海市民中激起阵阵涟漪。开埠前的上海，也像中国其他地方一样，向来尊崇男女有别、男女之大防的古训。因此，在开埠以后的上海，每逢看到西人之男女在公开场合无所避忌地自由交往，有很多非议。及至看到每逢礼拜日，西人男女混杂，共聚教堂做礼拜的习俗更是不能容忍。当时有人在《申报》上发表竹枝词对此进行讽咏：“天主堂开法界中，七天礼拜闹丛丛，男和女杂混无耻，乱道耶稣救世功。”男女交往尚且受到舆论谴责，至于在上海的西方侨民包括上海的中国教徒在教堂举行婚礼，那更是被当时上海人嘲笑辱骂，认为这种违背中国传统婚俗之举，简直是离经叛道，无法容忍。
1846年（清道光二十六年），上海天主教神父郎怀仁对教友结婚作出规定：对家长指腹为婚、买卖式婚姻，凡教徒一律禁止；禁止童养媳制及童年订婚；凡教徒婚礼由神父主持，在教堂举行。教徒在结婚前应通知本堂神父，神父不能亲往主持，则有神父给以免单，并指定证婚人。在天主教的婚礼仪式中须诵读规定的经文，男女双方须彼此握手，高声表示同意，并接受神父的祝福。许多信奉天主教、基督教的中国人不顾世俗的嘲笑和辱骂，以虔诚的态度自愿接受这种礼仪的规定和约束。到1851年，也就是上海开埠后仅八年时间，上海天主教董家渡主教公署在非正式会议上达成一项共识，即“应该严格遵守天主教有关婚礼的种种规章条例”。这种婚礼虽然只是局限于教徒内部，但是它对中国传统的婚俗的冲击力和影响力都是很大的，可以说这是中国传统婚俗之围墙被西方的《圣经》打开的第一个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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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来移民带来了西方的婚姻观念
上海开埠后，英、法、美在上海先后划定了租借地，外国商民开始渡洋过海，来上海经商居住，这些人便成为上海租界的第一批移民。在开埠的最初十年，由于实行“华洋分居”政策，租界内人口增加不多。1853年，由于小刀会起义，占领了上海县城，城内的中国居民为避战乱而纷纷涌入租界，打破了“华洋分居”的局面，租界人口也随之增加。同时，1853年太平天国建都南京以后，太平军席卷东南诸省，只有上海未遭战乱，于是，这些地区的大量流民为避战乱而源源流入上海，形成一股人口迁移潮。
在上海的大量移民中，除了中国人以外，还有大量外国移民。包括英、美、法、意、德、日、俄等。据统计，到了1900年，上海外侨人口已经超过了1.5万人。
大量外国移民在上海生活的同时，也带来了他们的文化、生活方式、社会习俗，使上海的社会风俗出现了向多元化发展的趋势。在婚俗方面，受西方风俗的影响，上海人逐渐开始摒弃中国传统封建社会中一贯奉行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结亲方式，出现了自由恋爱、文明结婚等新型婚姻风气。如上海早期的华人牧师颜永京、宋耀如、吴虹玉的婚姻都突破传统社会“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框框而自主选择。颜永京的妻子出生于浦东农家，曾在上海西门美国教会学校上学，订婚后颜永京送她到香港进修一年，以提高英语水平。宋耀如的妻子倪桂珍是徐光启的后裔，徐光启的女儿嫁到倪家，倪家世代信奉天主教。由于倪桂珍的父亲倪蕴山改信基督教，倪桂珍也随父改信基督教。
同时，由于上海中外杂居，一些西方人的婚姻家庭观念，引起了人们的议论。如《申报》1877年有一文，记述了上海租界有一美国妇人控其夫不给赡养之资，并已有外室，因而请求离婚，领事准其所请，“并令其夫给妇五百金，以贻讼费”一事，上海有一位论者大不以为然，撰文予以批驳。因为在他看来，如果中国也遵行此例，妇女便会纷纷控夫请离，势必造成婚姻家庭轻易解体，从而引起社会的混乱。上海的这位论者这派危论真是杞人忧天，但从这些可看出，外国人的婚姻观念已对上海的婚俗造成了不小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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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媒体对西方婚俗的宣传和推波助澜
上海最早的中文报纸是1861年创办的《上海新报》。这份报纸由西商创办，时常刊登对于包括婚姻习俗、家庭生活在内的社会时事新闻与感想，受到人们欢迎。1872年4月30日，由英商美查在上海创办的《申报》是旧中国历史最久的报纸。创办之初，思想比较保守，但随着社会的变革、市民思想的变化，这张报纸多次载文抨击中国传统礼教，为妇女在旧的婚姻制度中受到的不平等待遇而鸣不平。如1892年9月9日的《申报》刊物《论女摊》，批评传统礼俗“偏重夫男，贱视乎女，一作女子，即终身闲置闺中，无复有吐气扬眉之一日”。文中说：“古先王定制，有三从之义，从父、从夫、从子”，论者对于这种片面要求妇女终身都要服从于男子的礼俗，深为不平。
《申报》还载文介绍西方男女自由交往和婚姻自主的习俗。1887年2月10日的《申报》刊登《原俗》一文，文中说：“西人婚姻必从男女之所自愿，使男女先会面，若朋友然，往来数次，各相爱悦，然后告之父母，为之婚配。”西方的这种婚俗同中国传统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大相径庭，媒体的这种宣传、介绍，对于上海人慢慢了解西方婚俗，无疑起到了启蒙作用。
《点石斋画报》是我国最早的时事画报之一。1884年（清光绪十年）5月8日在上海创办。画报经常介绍外国风情，包括介绍西方的婚俗。在“择偶奇闻”、“跳舞结亲”、“恰斯送行”、“女塾宏开”等题目下，引进男女交往新的观念，主要包括：婚姻为当事人双方的契约行为；男女婚前应有充分的社交活动，待感情成熟后再行婚礼；女校教育对造就女性人才关系重大；展示凸显西方女性美的容貌特征和服式：卷发、天足、窄袖、细腰等。这种图文并茂的方式，给市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07年一本由中国驻法二等参赞刘式训翻译的《泰西礼俗新编》在上海中新书局印行。译者的主旨在系统介绍欧美礼俗，但在涉及女性观的内容时，不时抨击中国鄙视女性的传统观念，输入西方尊重女性独立人权，爱护女性的新观念。如借西人之口否定中国女子未嫁而殉夫，或登门守寡之举。针对中国人以寡妇再嫁为丑闻的陋俗，介绍西方文明：“泰西寡妇再嫁视为常事，皇家贵族往往有之，无以为可耻者。”只是规定：“夫死，妇应穿孝二年，故寡妇再嫁，宜在二年之后”；“惟婚礼较简，教堂内不扎彩铺花，亦不唱歌”，寡妇再嫁之衣饰不宜用灰色或棕色、玫瑰色，帽上也不插菊花（菊为寡妇花）。这种简单的婚礼与中国民间对寡妇再嫁的种种歧视有着质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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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妇女走向职场，女艺人粉墨登台
上海开埠后，给妇女的生活带来了一个革命性的变化。妇女不再是养在深闺，而是跨出了家门，竞相到职场谋生。在上海开埠二三十年后，上海就出现了最早的一批女工，她们先是在茶栈、丝栈做工，其后成为缫丝厂和纺织厂的工人主体。据统计，从1882年到1894年，上海有外商丝厂4家，华商丝厂8家，共有工人9600人，其中女工占90%。以后，上海女性越来越多地进入纺纱厂、卷烟厂等各种行业工作。
另外，还有大量村妇进上海市中心当女佣。这支女佣大军不光解决了租界迫切需要的家务劳动力，同时也使都市男女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使婚俗出现了新的特点。
更有甚者，有些佣妇不仅追求衣饰打扮，还进而出外游玩，上茶园，甚至与男人私相交际。有记云：“乡间妇女至沪佣工，当其初至时，或在城内帮佣，尚不失本来面目。略过数月，或迁出城外，则无不心思骤变矣。妆风雅，爱打扮，渐而时出吃茶，因而寻拼（姘）头，租房子，上台基，无所不为，回思昔日在乡之情事，竟有判若两人者。”
上海开埠后，消闲娱乐行业日益兴旺。由于女子演出比男艺人更受听众欢迎，所以，女艺人数量大增，使说书演变为以女艺人为主的行当，人们称说女说书艺人为“女唱书”，或谓之“女弹词”。此外，男女合演的花鼓戏也大受上海市民的欢迎，“男敲锣，妇打两头鼓，和以胡琴、笛、板，所唱皆淫秽之词，宾白用土语，村愚恶能通晓，曰‘花鼓戏’。演必以夜，邻村男女键户往观。”
正是由于花鼓戏这种男女合演的特点，使得其在上海这种充满世俗气、“男女之大防”已渐坏的环境下大受欢迎。
女艺人的活跃茶楼、舞台，引起了上海文人的注意，有的文士还与这些通文墨的弹词女私交甚契，诗文往还。如19世纪80年代有一位名叫叶蓉生的弹词女略通文墨，一位雅号“瘦鹤词人”的善诗之士与其“最相契合，一日不见，便赋‘采箫’之诗。常谓胸中虽有万斛牢愁，得词史一言，即可冰消瓦解，殆一服欢喜丸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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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社交公开，男女接触成风
上海开埠以后，随着工商业的快速发展，文化娱乐业也迅速繁荣。茶馆、戏院、夜总会等日渐增多。这些娱乐场所一开始还只是男人光顾和消遣，但是以后渐渐地就有女性出入了。妇女冶游出入最多的地方一是茶馆，有诗描述在繁华的商业街上，一过午后，打扮入时的妇女们纷纷来到三层大茶楼丽水台上喝茶消遣的景象：“茶馆先推丽水台，三层楼阁面河开。日逢两点钟声后，男女纷纷杂坐来。”
二是烟馆。1874年《申报》载有一人谈论女烟客的来稿，记述他曾每晚于晚饭后，与游人“遍游沪北著名之大烟馆”，在这些烟馆里常可看到有女烟客与男烟客“携手而来，并肩而卧”，“双枕同眠，一灯对吸”的情形。
三是入戏馆看戏。有竹枝词咏妇女们痴迷于看戏：“演戏刚逢十月朝，家家妇女讲深宵。看台宜于戏台近，吩咐奚奴预作标。”
后来，一些新兴的娱乐业中，也可以看到妇女的身影。如1883年有竹枝词题咏女子也到新流行的弹子房去打弹子的情形：“何从世界觅清凉，士女相将趁热肠。玉手轻抛银弹去，打球肯让醉三郎。”在当时的时事画报上，也可以看到描绘有妇女在弹子房围在一起打台球的画面。如1893年吴友如绘《飞影阁画报》，题“明眸皓腕”就是描绘这种情形的。
1851年，英国侨民组成跑马会，购买民间土地，建造了一个宽阔的跑马场。后来每年春秋两季都要在这里举行赛马活动，成为上海租界的例行活动。每当西人举行赛马之时，中国居民也不分男女老少，纷纷前往观看，人数大大超过西人。特别是那些闲居无事的妇女，更是邻里相呼，结伴而往，为之空巷：“三天跑马亦雄观，妇女倾城挈伴看。”
在妇女社交公开的浪潮中，起到急先锋作用的是女佣和娘姨。她们一有空就上茶馆喝茶谈天，有的还利用茶馆与相好的男子见面约会，有竹枝词道：“侍儿心性爱风华，奔走街头笑未暇。寄语阿郎来订约，松风阁上一回茶。”松风阁为当时上海的一座著名大茶楼。可见这时，仆妇、娘姨上茶馆已相习成风。
在此风气之下，一些小户妇女、商家女眷也时有出入。如1872年10月18日《申报》刊有竹枝词云：“荆钗裙布越风流，独步城隅秉烛游。扮作女堂倌样子，好听花鼓上茶楼。”
从1843年上海正式开埠，到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帝制，由于西方传教士、西方移民和大众媒体的影响，在婚俗方面，中国固有的传统壁垒有所松动，西方风情在上海人心中有了一定的生存土壤，但总体上看，中国传统婚俗仍然占据着上海人婚俗的主流。
摘自《上海婚俗》 邓伟志 胡申生/著 文汇出版社2007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