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时代故事

文革时期的所见所闻（二）
再说人民生活，在这个问题上，左派和右派的说法有共同的地方，就是文革时期“物质匮乏”。
的确，和现在相比，那确实是个物质匮乏的年代，虽然我没大有切身体会（我爸当兵，家在军区大院，供应还算不错），但社会上的情况我是看得见的。表现在城市，就是买东西要票，定量供应。其中最重要的是粮票、油票、肉票、煤票和布票五种，都是城市生活必需品，缺一不可。这些情况大家都知道，我不再多说，讲几个小故事。
一个是酒鬼的故事。
山东人爱喝酒，特别是工人阶级，酒鬼超多，哪个单位都有一伙嗜酒如命的老大哥，就像孔庆东他爸。可那时若大的省会济南，平日市面上卖的酒，只有一种，叫“景芝白干”。商店里只有白干儿，酒鬼们也只能白干儿复白干儿。要是谁能搞到一瓶“北京二锅头”，那都跟现在中大奖似的。
有一年“八一”节，我爸分到两瓶酒，一瓶“阳河大曲”，一瓶“双沟大曲”，这对于酒鬼来说可是极品啊（大家现在问问上年纪的酒友，就可知这两种酒在当年的份量）。接着，我妈左邻右舍前楼后楼跑了一圈，又搞来三瓶，这样一共就是五瓶。我家没人喝酒，我妈搞酒是给她工友的，人家经常给我家帮个忙下个力的，我爸分了稀罕东西，也常送给他们一些。但东西不能往厂里带，粥少僧多。于是悄悄告诉两个“见了酒比见了爹还亲”的酒鬼，来家里拿酒。下班后两人提着皮包兴冲冲地冲进我家，一见阳河双沟，眼都绿了，二话不说扑上去一人两瓶塞进皮包。可接下来不好办了，还有一瓶。两人你看我我看你，谁也不说话。僵持了足有半分钟，终于一人嗓子眼儿里挤出句“要不你拿着”？话音还没落，另一人伸手将酒塞进皮包，放下钱就走。我妈赶紧拿起钱追出去，剩下这个一脸苦笑，拍着我的脑袋说：“么子（济南称呼小孩），跟我喝两盅去吧”？
再一个是老师的故事。
我从小就不爱学习，上课交头接耳，做小动做，在课本上涂画，挖空心思策划一大堆理由不写作业。所以，老师对我一向横眉立目，罚站、叫办公室、请家长都是常有的事，回家挨揍也是免不了的。几年下来落下个毛病，一听老师喊我名字就浑身发毛，心跳过速。我现在每次体检，医生都说我心脏跳得快，想必就是那时候埋下的病根儿。
有一天下课，算术老师喊我名字，叫我跟她走。我心立刻跳到了嗓子眼儿，一边走一边想：我又犯什么事了？可左思又想怎么也想不出来。而且我刚刚交过一份决心书，决心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早日加入红小兵，热乎劲还没过呢，怎么会犯事儿呢？想着想着走到了楼头停了下来，老师和蔼的问我能不能给她帮个忙！她说：“我爱人要去上海出差，想给孩子买点衣服回来，你能帮我换点军用布票吗”？
当时布票有地方和全国之分，山东的布票只能在山东使用，而军用布票全国通用。
听了老师这话，我心里别提多激动了。一是打消了疑虑，心里石头落地。再者，像我这样天天挨熊的不良少年，能给老师办事，那是多么光荣啊！回家一说，我爸我妈也都高兴得很。老师说七八尺就够，我给她换了一丈五！
第三个是“狗不理”包子的故事。
1970年代中期，济南街头饭馆很少。离我家不远的地方，有个“东方红”商场，原来叫“大观园”，是1940年代济南商人仿照上海大世界修建的，吃喝玩购一体。那有一家饭馆，专营“狗不理”包子（后来曾与天津狗不理打过品牌官司，败诉）。在当时，那可是令人垂涎的美食，再加上方圆十几里就这么一家饭馆，所以人总是满满的，连窗台都有人占领。我爸每次带我去，不论早晚，都得等座位，就是看看谁快吃完了，站在旁边等着。人家坐着吃，我们站着看，那滋味实在太难受了。好不容易等人家吃完，我便占下座位，我爸去买牌（一种编着号的小木牌），然后拿着牌取包子。但问题是，吃的人太多，包子蒸得供不上，还得排队等！就这样，吃一顿包子有时要花两小时。
有一次，人实在太多了，我和爸决定冒个险，我等座，他排队买包子。这样做的火候很难把握，一旦买了包子没座的话，你连个放盘子的地方都找不到。而且，灌汤包必须趁热吃，否则汤会凝固或靠进皮里不好吃。眼看着我爸快排上了，我这边呢，座上两人盘子里只剩下一个包子，可他俩不吃也不走，抽着烟说话。这可把我急坏了。再看我爸，已经把木牌递给服务员了。我想毛主席教导我们用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你俩不仁别怪我不义，于是擤了把鼻涕就往桌上抹。
最终我胜利了。但现在想想，也就是我小人家让着我，要是我爸这么干，非打起来不可。
以上几种情况，都是“物质匮乏”的结果。但当时却很少有人感觉生活困难。非但如此，多数人都感到很幸福。这里面有极左教育的因素（也就是右派所说的“愚民政策”）。但我觉得，真正的原因是，人们食不丰盛但吃得饱，衣不艳丽但穿得暖，老有所养，病有所医，有教无类。这对于一群从旧中国走过来仅仅二十多年的人来说，能不感到幸福吗？
右派们可以去考查一下，旧中国的工人能天天喝景芝白干吗？去上海买过衣服吗？知道狗不理包子是什么味道吗？　都说凡是参加造反的都是有想法的，于是民主运动也就有了。
（未完待续）
饥荒数字质疑-与邻居老周谈到饿死三千万的事情。
信阳事件是60年饿死人最多地方之一 。当时的信阳包括现在的信阳市和驻马店市，几乎半个河南南部都是信阳。信阳事件是全国饿死人最典型的事件。60年时老周已经在某厅当副处长。老周说，60年初就有人反映信阳地区闹饥荒，但被吴芝圃给马虎过去了。李先念的一个姑姑托人把信交给了李先念，中央严令调查，老周是工作组成员。老周说，确实饿死了很多人，最惨一家7口剩了一个。老周说，即使中央叫查，也还是有隐瞒。说：上报的是整个信阳地区饿死26万5千人，其实很多实际也是饿死的最后按病死的剔除了，实际饿死人数有27万8千多，也就是小28万。但谁敢说呀！
贫道说，现在说饿死了3千万，会不会是真的。老周想了想，说不会吧，当时饿死人最多的是河南、安徽、四川、山东和湖南，河南最典型，主要还是信阳。河南其他地区加起来也不会比信阳多。河南就算饿死了50万，全国也顶多二三百万，肯定算错了。问贫道怎么算的。贫道说是用当时的出生、死亡人口推算的。老周说那都是胡诌的数，不能信。
看来，有些事情还是当事人比较清楚。当时的信阳地区很大，占河南人口20%，当时人口有900万。饿死28万，大约占信阳地区人口3.1%。这个比例已经很高了。但信阳地区是河南乃至全国最典型地区。全国饿死3千万，要占人口5%。只此一点，就说明不按实际数字，只凭人口数字推算是很无聊的事情。这就像前几天贫道推算按人口统计数字算太平天国死亡1亿多人（总人口从革命前的4亿多人变成3亿多人是不可能的一样。照总人口降低的数字来分析直接死亡人数是不太科学的。因为在极端情况下，人会自动不去生育，孩子太小也就养不活。事实上，当时机械的按照人口的多少分配口粮，小孩子吃的少，死亡率也并不太高。
 
2004年搬到新小区里，邻居老周就成了朋友。老周比贫道大10岁，花白头发，但精神头比贫道不差上下，到现在开车还经常跑到140公里。
老周爱交朋友。今天在门口洗车，老周见了也提了水桶洗，洗完后要贫道到他家里喝茶聊天，天南地北，其中有些事情贫道觉得很有意思，记录下来，有兴趣的可以看看。
老周老家是河南太康人，穷地方。爷爷以前是几个县有名的医生，也是大地主，抗战前被土匪绑票杀死了。于是父亲这一辈儿就败落了。败落的原因很简单，自商鞅“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的政策出台，加上“诸子均分”传统，几百亩地的地主，五个儿子一分，就成几十亩地的中农了。老周四岁时父亲去世，母亲拉扯他们兄妹7个（一个大伯家的堂哥，大伯一家饿死了）。老周讲了几个有意思的事情。
太康、杞县等地是新四军6师，彭雪枫的地盘，抗战期间就是拉锯地方，共产党、日军、伪军你来我往，村民们参加共产党的有，参加国民党的也有。老周的二叔抗战期间就是新四军了，说是彭雪枫黑马团团长。所谓黑马团总计26匹马，比白马团多两匹。也就是两个团才有50匹。估计他二叔也就是个连长，白马连连长。他二叔主要在当地混。后来国共在这个地方拉锯，他被几个还乡团“捂”住了，跳到马上的时候，一个还乡团已经拉着他一条腿。他抽出马刀把那家伙的胳膊砍掉跑了。后面就照着他用机枪打，把他打伤了。回到家养伤，他二叔指着大衣对老周说：看，左边领子打没了，右边领子3个洞，要是机枪子弹从中间过就完蛋了，可惜这好好的大衣打坏了。老周那时也就五六岁，说他看见二叔还痛得偷偷哭。问二叔哭什么。老周说他二叔没说。
渡江的时候二叔已经是团长，觉得再往前走就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老家了，于是拉着一个营长和几个连长（都是本地人）逃回来了。因为老家已经分了地，觉得还是老婆孩子热炕头，三十亩地一头牛比别的舒服。开始他们还没敢直接回家，怕抓逃兵，跑着做生意。后来安定了回老家分了地。由于毕竟混到团长过，回来以后就当上村干部，支部书记。文革期间造反派说他是叛徒，他跑到郑州躲。老周这时已经是个处级干部，说：你这叫逃兵，不叫叛徒。于是给太康书记写个条子说明情况。他二叔还疑神疑鬼地觉得不知道惯用不。结果书记看了条子就让他当了公社革委会副主任。他到处给亲戚们吹：看我侄子，一个二指宽的条子，我就当公社副主任了。
想起前些天强坛右派议论关于造反问题，都说凡是参加造反的都是有想法的，都是“统治集团忽悠无脑的小左们”的伎俩。造反有理是荒唐的。农民造反确实很难讲究竟是什么道理，不想饿死，就去抢了，偷了。你不给，就“暴力”了。什么有理无理，根本不管那么多。等觉得可以有吃的了，团长也算个逑（渡江时迟浩田还是个连长），回家种地多好。中国每次这样的造反，几百万几千万的人也杀了。所以贫道总是说，证明造反有理呀没理呀都不重要，论证地主没剥削也不管用的。右派对此一个个长吁短叹显得很傻。
老周的堂哥父母早饿死了，在老周家长大的。老周母亲说这家伙是白眼狼，喂不熟。十一岁就跑到大别山去跟着李先念造反了。国民党占领他们村时候，把老周的娘捆在树上，要她交代老周堂哥去哪里了。大妈不紧张，说：“这是我一个侄子，父母早死了，在我家吃了几个月饭跑了，我怎么知道”。大军南下时已经是这家伙个连长营长的了，队伍走到老家时，离村3里就下马，三步一叩头，一直磕到老周家，见了老周母亲纳头便拜，一把鼻子一把泪。老周说警卫员和其他干部跪了一院子。老周说她娘一直不原谅，还说这是个白眼狼，喂不熟。后来老周堂哥官当到兰空司令员。
老周见过国军新五军。说一色钢盔闪闪亮，大炮汽车。过他们镇子时在镇子头机枪一架，哗哗哗子弹顺着街筒子就打过去，威风得很。问共军啥样子，是不是穿的像老百姓一样破。老周说，屁，比老百姓穿得还烂。后来新五军还是在东北被共军打没了。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我还是个没上学的小孩子，但对那个饥饿的年代还是有一些模糊的记忆。
馒头被抢
有一天，奶奶在家蒸了一锅馒头。正准备吃中午饭时，邻居家的大孩子喊我，说外面有个路倒，快去看啊。我不明白什么是 路倒，就顾不得在家吃饭，抓了一个馒头就跟着跑出去看热闹。院外的马路边围着一群人，我从大人的腿缝里挤了进去。看见一个衣衫褴褛的人坐在地下，正靠在电线杆子上啃一个干玉米棒子。正惊讶地看着那个面色荒灰的人用力地啃着那个没有一粒玉米的干棒子，心里跟着揪揪地难受，没想到这个饿得摇摇欲坠的人突然一把把我的馒头抢了过去，我还没反应过来的是怎么回事，他就三下五除二地吃了下去。我被吓得赶紧退了出去，听到身后的人在喊：抢馒头了。我急忙跑回家去，担心奶奶会生气。谁知告诉奶奶馒头被抢后，奶奶却说：抢就抢了吧，也许你这个馒头能救一个人命呢。那个时候，经常有山东人来要饭，不管家里多困难，每次奶奶都会给他们一口吃的。奶奶告诉我，他也是从山东要饭过来的，7岁就被哥哥挑着来东北了。
窝头被偷
还有一次，奶奶招呼经常给我剪头的那个师傅来家里给我剪头。这个师傅我到现在也还有印象，是个瘦高个，脸上的胡子比较重，看起来 老实巴交的中年人。每次他一来院里我们就知道，因为他总是用一个奇怪的铁夹子弄出一种翁翁的声音。和往常一样，剪完头后奶奶给他倒杯水，然后给他剪头钱。可这次这个人没有喝水，而是收了钱就赶紧走了。奶奶还在收拾地上的头发，没顾得送他。
晚上吃晚饭的时候，奶奶发现下午蒸的窝头少了一个。我听见奶奶和我母亲小声嘀咕，窝头肯定是被剪头的偷走了。我们家的房子没有正规的厨房，炉灶就在过道上，肯定是那个师傅走的时候顺手拿了一个。我记得母亲对我奶奶说：人都饿疯了，这么老实的人也偷东西了。
半只野鸭子
由于普遍的饥饿和对饿死的恐惧，各单位都组织人员自救，记得母亲好像是去乡下开过荒，那是城里长大的母亲第一次到农村劳动，因此小时候总听母亲讲菜地里的虫子怎么吓她的事。父亲的单位则组织员工去打猎。父亲也不知去了什么地方，几天后回来给我们带来了半个野鸭子，因为单位规定，去打猎的一半人要分给没去打猎的一半人一半猎物。父亲只打到一支野鸭，自己分了半个回来。父亲一进屋就急忙脱下背心，光起膀子，让母亲给他挠后背上一个挨一个的大红包，原来父亲他们去沈阳郊区的苇塘里打野鸭子，结果被同样饿疯了的蚊子吃了个够。
想不起那个半个野鸭子是怎么吃的了。那个年月能吃上鸭子肉应该是全家的一次盛宴了。
一颗大白菜
有一天晚上，我们哥几个都已睡下。忽然外面刮起大风，刮得家里得木头窗户哗哗地响。正在水池子洗衣服的母亲好像听见什么异常的声音，爬在窗户上往外看家里晾在外面窗台上的白菜。突然，只听母亲喊了一句：哎呀，白菜掉楼下了，就慌忙跑了出去。 好半天，母亲才抱着一颗白菜回来。奶奶问：怎么去这么半天呀？母亲皱着眉头说：我下楼的时后把脚扭了。后来母亲多次提起这件事。 说她当时为了一颗白菜连脚扭脱臼了都不顾了。原来，当母亲慌慌张张往楼下跑 的时候，不小心踩空了楼梯，一下子把脚扭脱了臼，整个脚都拧到后面去了。结果一心想着白菜的母亲，忘了疼也忘了怕，一股激劲，竟然一下自己把脚给掰回来了。每次说起这件事的时候，母亲都说，如果放到平时，别说把自己的脚掰回来，就是吓也吓瘫了。
每当回想这些往事，我都庆幸自己那时还是一个孩子。如果当时我是一个养家糊口的家长，看着自己的孩子饥饿难耐、嗷嗷待哺的样子，心里该是什么样的煎熬啊!
但愿挨饿的日子一去不复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