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论坛》掀起战略知识分子问题讨论，国内部分学者谈看法

蒋高明
一个伟大时代的兴盛，需要这样一些人，他们是这个时代的引领者，具有远大抱负、远见卓识、学贯中西，深刻洞察时事变迁；一个文明大国的雄起，同样需要这样一些人，他们是国家公民的优秀代表，具有强烈的民族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以人民利益为旨归、以国家兴盛为己任、以国家振兴为关怀。我们把他们称之为战略知识分子。他们是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是精英中的精英。真理往往掌握在他们手中。他们人数甚少，但作用甚大。
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孔子、老子、孟子，及其“以天下为己任”的古代士大夫都是战略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当代美国等西方国家能够称强世界，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他们拥有一批像萨缪尔·亨廷顿、弗朗西斯·福山、约瑟夫·奈等一批青梅煮酒、纵论天下的学者，他们在人类历史的舞台上发挥了他人无法替代的重要作用。
当前，中国正处在大变革、大发展、大转折的历史时期，也是实现中华崛起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战略问题异常突出和重要。我们更加需要一批胸怀宽广、志趣高远，有着雄才伟略的大专家、大学者，为国家民族兴旺付出大智慧。
——摘自《人民论坛》
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1026/12724722.html
最近，人民日报主办的《人民论坛》发起关于战略知识分子及其标准问题的讨论，笔者应邀撰写《我心目中的战略知识分子》一文(全文容以后在科学网博客发表)。这里，转载部分学者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包括几名学者的文章，详细信息请参考以下文章和网址：《中国是否需要战略知识分子》 。
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1026/12724776.html
战略知识分子推动民族历史进程
《人民论坛》战略知识分子调研组整理
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101380/12724841.html
黄稼辉(青年学者、武汉大学博士)：战略知识分子是历史转折期的民族先知，肩负时代赋予的使命，透过历史的层层迷雾，知晓民族(人类)的未来之路在何方的知识分子。因为有了他们，民族才会有无限的创新源泉和原始动力，在他们的指引下，民族才有发展的空间和努力的方向。他们与民族历史进程密切相关，因为有了他们，中华民族才有活力，才会永恒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他们是时代精神的舵手。他们带领人类抢占精神的制高点，开始了一段冒险历程。说是冒险，是由于他们追求人格独立、精神独立和思想独立，所以，他们必将遭到世俗的非难和抵制，也许为世俗不容，也许遭同侪所嫉。但由于他们继承了民族思想的精神世界，而他们又在现实世界中生存，就决定了他们在形而上的理论和形而下的现实两方面都具有责任感和使命感。他们是孤独的智者，忧国忧民，他们以宏观的思维来看待民族与人类、国家与自然、历史和现实的交错，在他们的眼里，一切都是系统的，整体的，而非个人主义和团体主义。他们具有开放的心态，他们脚踏中西文明，以世界公民的身份来分析人类的历史走向，规划民族的历史进程，学习西方的思维优点，改造陈旧帝国的缺陷，振臂一呼，应者云集，开创美好未来。
胡星斗(北京理工大学教授)：很赞同人民论坛的战略知识分子的提法，补充的是：战略知识分子不仅要有战略头脑，而且也要懂得战术技巧；不仅要有战略目标，还要有基于现实的达成目标的可操作的方案。这样，战略知识分子既不同于战术知识分子，也不会沦为空想知识分子或空谈知识分子。
唐任伍(北京师范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导)：人民论坛杂志提出战略知识分子的讨论我觉得很好，他们确实区别于一般知识分子，是知识分子的高端形态，是对整个国家和社会发展产生全局性影响的人。这种知识分子是《人才发展纲要(2010-2020)》中提到的战略性科学家、学者，是能够对时代发展、国家进步、人类文明作出预见性、创新性很强的发现和创造的人，同时本身又是具有渊博的知识、宽广的视野、过人的眼力、高度的责任感的人。
刘京林(中国传媒大学教授)：“战略知识分子”的提法很有意义。不过我个人觉得在中国目前的语境下，“战略知识分子”不好当。倒不是没有这种既有见地又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而是有没有能够接受不同的甚或相反意见的社会环境。
蒋高明(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博导)：关于战略知识分子，这是个很好的话题，春秋战国时期的纵横家就是非常好的例子，帮助秦国成大业的商鞅等都非常出色，当然，他们有些人的结局很惨。
张志学(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组织管理系教授)：战略知识分子的想法蛮不错，中国的建设需要有更多这样的人。
罗教讲(武汉大学社会学系主任、教授)：做这一讨论很有必要。战略知识分子与传统的知识分子有什么区别，在全球化背景下，他们应该承担起怎样的历史使命，这些问题的回答对未来中国的发展都是至关重要的。
战略知识分子分为两类
曾康华(中央财经大学教授)：所谓战略知识分子是指具有战略眼光、知识丰富、学术地位崇高、自身处于所从事的科学研究领域前沿的自然和人文科学的拔尖人才。战略知识分子分为两类：一类是在自己从事的科学研究领域内处于统领地位的知识分子；另一类是研究国家科学技术和社会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的知识分子。所以，战略知识分子应当对未来学科发展乃至社会经济发展有比较准确的预见性，在把握未来整个社会经济发展方向和趋势的前提下，能够作出既具有前瞻性、又适合社会经济发展客观需要的科学研究成果，而且这些科学研究成果或科技成就得到业界乃至整个社会公认的领军人才。
知识分子都应“以天下为己任”
《人民论坛》要讨论“谁是战略知识分子”的问题。因为有长于战略思考的专家认为：“毫无疑问，社会中大部分的知识分子致力于解决日常生产和生活中的具体问题，即技术性的、对策性的问题。但也要有少数知识分子思考战略性的问题，或曰战略知识分子。”
但我对此论却有疑问。因为，中国历来的知识分子，无论其战略战术如何，其实都强调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中华文化的基因里，总有一股“君子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这是传统。
“天下”何在？古人的观察是“天圆地方”。君子立于天地之间，就要“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是战略。
这一度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文化理念，因而中华文明也一度成为率先崛起的先进文明。可惜，这个战略没有与时俱进。由于认识的局限，“天圆”的理念一度局限于“地方”的眼界，只看到了看得见的黄土，只看到了自己的大地。中华民族历史上的辉煌，其基础一度是以“陆权”政治为核心权力的全球地缘政治格局。作为欧亚大陆之间联系纽带的丝绸之路，正是这种历史辉煌的写照。中华文明是四大古文明中惟一不曾中断的文明。美国学者费正清认为这种“制度和文化的持续性，曾经产生了体现为气势澎湃和坚守既定方针的惯性”。外来者只有尊重和适应这种特征，才能在中国立足，与“天朝上国”一起，分享“万国衣冠拜冕旒”的古老荣光。但曾几何时，这种惯性成了不可救药的惰性。封闭就要落后，落后只能挨打。中国在GDP处于世界第一位的时候，却愚昧地实行“海禁”，从此走向衰败。1840至清朝灭亡的70多年间，中国被资本主义列强攫取了150多万平方公里领土，如果算上由外国势力策动至清亡后外蒙古独立而丧失的领土，共有300多万平方公里领土丧失。中国早期改良主义代表人物郑观应，只能长歌当哭，以诗言愤：“一自海禁开，外夷势跋扈，鸦片进中华，害人毒于蛊。铁舰置炸炮，坚利莫能拒，诸将多退怯，盈廷气消沮，割地更偿费，痛深而创巨，何以当轴者，束手无建树？”
而近代西方则发现，不仅“天圆”，地球也是圆的，地球70%是水，是大洋，顺着大洋走出去，走下去，从而也就发现了整个世界，从此也就步入辉煌。
中国在这种先进的文化观之前战败了、沉沦了。既是战略的失败，也是战术的失败。既是知识分子的失败，也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失败。
但中华文明毕竟有“天下情怀”的文化基因。既是战略的基因，也是战术的基因。天时、地利、人和，则有众缘合和。今天，当中华民族重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当卫星通讯、数字传输、卫星定位、远程教育、远程医疗等深刻影响和改变着社会生活，当数字化、信息化使地球成为“智慧地球”、中国成为“感知中国”、人类进入太空时代的时候，人们又需要重新认识“天圆”了。整个人类的“天下意识”逐渐强烈起来，中国文化的“天下情怀”可以充实更新，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
为此，我不赞同“少数知识分子思考战略性的问题，或曰战略知识分子”的分类。战略寓于战术之中，战术必有战略导向。心怀天下，是中华民族重新崛起的时代要求，是每个知识分子的良心、责任和义务。用邓小平同志的话讲，就是要“议大事，懂全局，管本行”。(作者为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党组书记、第一副院长)
没有必要再搞一个新概念了
梅然(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根据你们所给出的概念，我觉得有些像是“公共知识分子”，几乎是一个概念。既然如此，就没有必要再搞一个新概念了，而且很多人更喜欢“公共”的叫法，也算国际通用，叫“战略”或许让他们觉得太功利，或者是对自己专业的一种曲解(尤其是搞思想史、文化或哲学的，他们基本不用战略这个词)。
公共知识分子是一个大话题，如果是这个主题，或许做起来也不会那么觉得不习惯，毕竟是一个大家接受的概念。如果非要坚持所谓战略知识分子的概念，那就集中在财经、政治等实务领域吧。不过，如果在这个领域，那些当官的算不算？比如发改委主任之类的？他们可谓是专门考虑“战略问题”的如果把知识分子定义为公共权力部门之外的，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可能会在客观上推动知识界的浮躁
左学金(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我对“战略知识分子”的提法有一些保留，原因有三。第一，战略与战术问题是相互联系，相互转化的，很难截然分开。第二，我们这个社会已经有些浮躁，许多人热衷于做轰轰烈烈的大事，而甘于寂寞，潜心研究的人却较少。我担心将知识分子分为战略知识分子和战术知识分子可
能会在客观上推动知识界的浮躁。第三，我国已经有了许多正确的战略，大的如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小的如解决看病难看病贵，平抑大城市过高的房价等。但是我们所需要的，倒是切实可行的，能将这些战略付诸实现的战术安排。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我们不宜以战略研究和战术研究来分高低。
提出重视和加强战略性思考和研究来得现实，少争议
马克(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从分工的意义上讲，我觉得这个概念提出意义不大，倒不如提出重视和加强战略性思考和研究来得现实，少争议。因为一方面分工已经定位了知识分子，再冠以某种新概念不过是“一碗豆腐”和“豆腐一碗”；另一方面，战略和战术问题是有区别又有联系的问题，离开战略思维纯粹的战术，战术研究也不会走得太远(除非工匠意义上的战术)，离开战术的把握，战略研究也会空泛无力。
在当下犬儒主义、工匠主义流行的情况下，提倡、重视、加强战略性研究与思考很重要，但没必要进一步对知识分子划分，内容总是比单纯追求形式重要。
提法不妥，还是不要自创名字为好
竹立家(国家行政学院公共行政教研室主任、教授)：战略知识分子这个概念我不太认同。因为只要是知识分子他就可能是战略的或者是公共的，战略一词让人觉得不好理解，公共知识分子有着明确的概念，在国外也已经运用的比较成熟，如果没有翔实的论证，我认为还是不要自创名字为好，以免引来很大的争议。
这个称呼可能不妥
周宪(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院长)：我的意见是，战略知识分子这个称呼可能不妥，照此分类，那还有战术知识分子或非战略知识分子？区分战略和非战略似乎没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知识分子就是超越了专家限制而关心大叙事或大问题、并对公众而非官方发表言论的人。而战略知识分子这个称呼有政府或官方“智囊”或“思想库”之嫌。
恐怕不易被知识分子群体以及公众接受
朱学勤(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我个人认为“战略知识分子”这一说法，恐怕不易被知识分子群体以及公众接受。与此概念接近的有“公共知识分子”、“政策研究型学者”以及国际政治、外交领域里的专业工作者，都沾点边，但又不宜把他们称为“战略知识分子”。举个例子，最接近这一说法的大概是基辛格与亨廷顿，但在美国、中国以及与此相关的学者，难以想象会把他们称为“战略知识分子”。如果这样分类，他们自己恐怕也会觉得怪异。
赵立波(青岛行政学院教授)：知识分子概念是苏联留下的、意识形态很强的概念，我国政策早已用人才取代其概念。9年前我做课题时曾专门向政策部门询问确切内涵，回答是知识分子不要细究，大家大致知道指的是哪些人即可。但学术研究依然有人用。
你们提到的战略知识分子提法，我第一次听说。人才是第一资源、战略性资源是基本共识，战略性人才资源，说法有，可以了解战略性人力资源管理有关内容。建议再仔细斟酌此概念。
乔新生(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在我看来，中国学者大体上可以分为知道分子、知识分子和公共知识分子三种类型。所谓知道分子也就是各个领域的技术专家，他们在各个行业对已有的知识进行认真的总结梳理，从而能够给人以启迪；知识分子则是一种社会性或者政治性的表述，知识分子应当理论联系实际，而不仅仅专注于技术领域，所谓理论联系实际更多的是强调知识分子分析社会问题的能力，很遗憾的是中国当前没有知识分子；公共知识分子的影响力，不仅表现在知识界，而且表现在改造社会的能力方面，他们振臂一呼，群起响应，成为社会的伎俩，改造社会的先锋。战略知识分子大体上属于公共知识分子。因此，我不认同战略知识分子的提法。
并非“踱方步”，“战略知识分子”尚无定论
向春玲(中央党校教授)：“战略知识分子”的提法欠妥当，还不是特别科学。习近平校长的“踱方步”提法是针对我们党内部的干部来说的，是非常必要的，也是非常及时的。现在有这种现象，就是部门利益固化比较严重。“踱方步”的人是一种具有战略眼光、善于从宏观层面把握问题、善于理论思考的人。至于“战略知识分子”，我觉得尚无定论。不好发表观点。
不能准确表达“踱方步”的人的内涵
王君超(中央党校教授)：“战略知识分子”的提法不太好说。听起来不顺溜，不贴切。这个概念和“踱方步”的人是有区别的，战略知识分子不能准确表达“踱方步”的人的内涵。
我可以谈谈自己对“踱方步”的人的理解。这样的人首先是思考宏大问题的人，比如国计民生、社会发展，有一种忧国忧民的情怀。其次，这样的人是指具有超前意识和思想的人，即思想的深度和预见性。再次，这样的人还是有理性的精神的人，不能急功近利。
还有一个问题需要指出来，“踱方步”的人也指我们党和政府的官员。官员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从事事务性的工作的，这类人主要的任务是执行。另一种是“政治家”，他们就是“踱方步”的人。当然，我们需要创造一种体制来保证大家都能有机会思考深远的问题。比如乡镇长也需要考虑宏观的长远的问题。踱方步的人是那些能够从日常事务中超脱出来的人，是不局限于眼前利益的人，不是光打小算盘的人。
可提公共知识分子，战略和战术的概念，太过于局限专业
周维宏(北京外国语大学日本学研究中心教授)：关于战略知识分子的概念，我不太熟悉，个人意见，我主张提公共知识分子。战略和战术的概念，太过于局限专业，我们有时很难区分哪个专业是战略的，哪个是战术的，战略这个词似乎有军事的味道。而公共的意思，是说不仅在自己的专业里活跃，还在公共领域里活跃。
在国外有一种说法，就是公共知识分子，其实在我看来也属多余。知识分子绝对不等于有知识的人，而真正的知识分子都是公共的。
知识分子就是具有公共关怀和敢于说出真相的人。目前教育和科技体制的发展带来的最大问题，就是专家正在被自己的专业领域的各种专门知识所局限，知识分子正在消亡。当然，还有其他更复杂的原因，这里不用多说。
与公共知识分子有所交叉
范玉刚(中央党校文史部教授)：个人认为“战略知识分子”的提法还不是特别完善。这个概念与公共知识分子有所交叉。核心意思我理解是那些善于从全局考虑社会和人类发展的知识分子。
个人认为，习近平校长提到的“踱方步”的人，是指我们党内应该有更多的善于理论思考、理论创新的知识分子。中央党校在一定程度上承担了培训、培养长于理论思考的人才的功能。“踱方步”的人同时还应该包括那些善于从宏观从大局出发，善于理论创新的党的官员。我们党内有很多知识型的官员。他们也是“踱方步”的人，可以肯定的是，我们党还需要大量这样的官员。
强烈反对
李德顺(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院长)：知识分子还有战略策略之分吗？这么蹩脚的名字哪来的？
张鸣(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太恐怖了，怎么还有这种称谓？求你们了，别鼓噪这种恐怖的概念。
周志强(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我很反感“战略知识分子”这种提法，我觉得中国目前的政治问题不是合作与否的问题，而是政治管理机构“专业化”、“综合化”与“民主化”的问题，大家争当所谓“战略知识分子”，不过是又多了一些新的不公平。校长、院长又会成为新的战略知识分子，批评者被作为不合作的人，用各种方法边缘化.
知识分子与战略问题
《人民论坛》对知识分子有无战略型和战术型之分进行讨论，很有意思。无论看法如何、结论怎样，倡导知识分子思考战略问题，并充分发挥知识分子在战略谋划中的作用，是有积极意义的。
知识分子有无战略型和战术型之分战略，作为全局性的谋划、部署和博弈，其使用范围以及研究主体，有一个逐渐扩展的过程。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提出和制定了一系列大小、层次不一的战略。不仅最高层思考战略问题，对领导干部也提出了“培养战略思维”的要求。战略概念广泛普及，思考和研究战略问题的人也越来越多。
从知识分子来说，总体上是比较善于思考战略问题的。党和国家研究制定各种战略，知识分子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如果没有知识分子的参与，要制定和实施任何战略，都几乎是不可能的。
但是，知识分子有没有战略型(性)和战术型(性)之分呢？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恐怕不能简单地以“yes”或“no”来回答。
知识分子是一个集合性的大概念。其中包含着从事不同专业、学科，从不同角度开展研究、教学，在不同岗位以不同时间量承担不同任务的多种类型的人士。他们与战略谋划或研究的关系，大致有四种情形：
第一种，某些知识分子，离开了自己的专业，发生岗位变换，直接或间接从事领导、管理等治国理政的有关工作，或者本系统、本领域带有全局指导性的工作。由于工作需要，他们要经常思考和谋划治国理政中的战略问题。这种人，称之为战略型知识分子、或专门的战略谋划人才，是符合实际的。
第二种，仍然直接从事某个特定专业，但比较关注和着重研究一些比较宏观的问题，如跨学科跨专业的全局性课题，或者本学科本专业前沿性课题。研究的成果和发表的见解有较大影响。将这些人称之为战略型知识分子，也还是可以的。
第三种，更多的知识分子，大都从事本学科本领域比较专门的工作。比如，专门研究一种生物、一种基因、一种机械、一种天气、一种社会现象……。穷其一生，孜孜以求，除此之外，别无所好。他们也许并不对党和国家全局性的问题发表见解，甚至并不关心这些问题。这种知识分子，战略型称不上，但能否统统称之为战术型呢？好像不是那么简单。因为，他们直接研究的对象是具体的、微观的、甚至是很小很小的。但他们所选择的课题或方向，在该领域内应该都有一定的前沿性。他们在确定这一课题时，必须认真分析学科发展现状，总揽学科发展全局，从中选择走在学科前列、一旦突破会有较大意义的方向和课题。这种思考的过程，就是一定意义上战略思维的过程。也许他们钻研的是常人不屑一顾的“牛角尖”问题，但一旦成功，说不定就能对学科、专业、国家、社会、甚至人类带来影响和变化。如果真的出现这种结果，谁能说他们仅仅是战术型的知识分子、作的是战术性的贡献呢？
第四种，还有大量的知识分子，主要不是从事研究，而是教学、医疗、媒体、工程等带操作性、服务性的工作。他们对战略问题的思考和关心也许更少一点。但如果说他们完全与战略无关，好像也并非如此。比如铁路工程的建设者，从事的是一件件非常具体、细致的工作，但某种意义上是在实施着某种大的战略，是为这种战略发挥着作用。对这些人，该如何划分呢？
当然，我们也可以用主要精力是从事战略性还是战术性问题来划分。但是，工作、选题与最后的影响、结果并不一定都是一致的。耗费大量时间精力从事战略研究，也可能一事无成。终身从事极其微观的工作，甚至本人都不指望产生什么影响，但也可能“无心插柳柳成荫”，一举产生轰动效应。科学史和人类文明发展史上，这种事例是不胜枚举的。
所以，我觉得，可以提倡一些知识分子主要从事战略性的谋划。这些人也不妨称之为战略型的知识分子，或战略谋划人才。但如果将所有的知识分子都分成战略性和战术性两种类型，恐怕比较困难和牵强。硬要分类，不仅免不了会生拉硬扯，划线站队，而且可能会有意无意贬低一些知识分子工作的意义和价值。学者对此做些讨论无妨，但党和国家似乎不必这么做。
知识分子应该有人专事思考和研究战略问题
战略，对国家和社会的发展至关重要。因为战略具有全局性、长远性、根本性和博弈性的特点。一个正确的战略，能够最恰当地调度和配置社会资源，动员和组织千千万万的人们，按照最适当、最有利的路径，更好更快地实现一定的奋斗目标，推动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越来越重视战略问题，并已逐步形成了大小、宽窄、层次有别的战略体系。但是，在战略问题上，我们的不足和弱点还很多。我们的很多战略并不都是十分完美的。党和国家发展的很多长远问题、根本问题、深层次问题，还没有得到深入的研究和思考。我们制定战略的水平和质量也不能说都已经很高。新形势下，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之中，党和国家面临着十分繁重的任务。要更好地治国理政，就必须进一步重视战略问题，组织更多的力量开展战略研究，把对关系国家长远发展的战略问题的研究、制定和运用提高到一个更高的层次。
要提高战略谋划的水平，就需要有一批人专门从事战略思考和研究，能从全局上制定战略、实施战略、运用战略，解决战略性的问题。知识分子，是掌握科学文化较多的主要从事脑力劳动的社会阶层，是先进生产力的开拓者和教育文化工作的基本力量，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继承者、创造者和传播者。知识分子承担着重大的社会历史责任，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知识分子由于其基本的素质、能力和视野，比较能够走在时代前列，因此，能够在很多战略的谋划和实施中发挥重要作用。知识分子，虽然并不需要都来思考和研究战略问题，但知识分子中还是应该有一部分人，能够专门或侧重于思考和研究战略问题。他们占知识分子的比例不可能很高，但绝对数也不能太少。
善于和专事谋划战略问题的知识分子，应该是各个领域、行业的拔尖人才。他们除了具有扎实的专业基础和研究水准外，还应该熟悉国情、党情、世情，熟悉国际国内重大问题的发展动向，有比较开阔的眼界和深刻的战略思维，善于从战略上思考和研究问题，能够抓住关系国家发展的关键，找到解决问题、推动发展的正确路径和最佳方案。这些人，应该有较多的独到见解，甚至可以有一点奇思异想，所考虑和预见的应该比常人更远一点、更深一点，还应该有较多的点子，能够提出对党和国家事业有重要价值又切实可行的意见和建议。
这些人，应主要分布在党和国家中上层面，但也不可能都在一个层面和一类岗位上工作。大多数还是分布在各个领域、各个部门，研究和谋划着不同层面、不同类型的战略。有些，可以是全局性、长远性的；有些，可以是专业性、单一性的。这些人，可以是通才，也可以是专才。一般来说，都不能仅限于谋划单纯的专业问题、技术问题，而是要能够跨越学科、时空的藩篱进行多维思考。特别是参与制定国家层面重大战略的人，一般都应该是通才。作为战略组合的研究机构或组织，其中既要有通才，也要有很多专才。专才与通才相结合，发挥最佳的整体效应。
如果有一批或一大批这样的人，那党和国家研究、制定和实施战略的水平将会大大提高，党和国家的发展将会更加健康、更加顺畅、更加快捷。
当然，战略问题要处理好少数人谋划与更多人参与的关系。在某些特定环境中，战略问题只能由少数人谋划，有的为了保守秘密，达到出其不意的效果，甚至连知道内情的人都很少。但在现代条件下，多数战略问题，是可以组织较多的人参与研究的，甚至是可以发动、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共同参与研究制定的。所以，除了有一部分知识分子专门从事重大战略问题的研究和制定外，其他知识分子，也可以从不同角度发表对于战略问题的意见。集思广益，更多知识分子的创造性、开拓性可以得到更好的发挥。
充分发挥知识分子在战略谋划中的作用
战略问题不同于技术问题、专业问题。它是一种长远性的谋划，具有很强的目的性、计划性、预见性和创造性，是客观可能性与主观能动性的高度有机的结合。无论是制定战略，还是实施战略，一般都是有组织的行为，而不是个人行为。特别是涉及党和国家重大现实和长远发展的问题，都需要由较高甚至最高层面来拍板决定、组织实施。因此，知识分子，除非已经成为掌握重要权力的领导者，其他人员，他们在战略谋划中的作用能不能真正发挥、他们的意见和建议能不能被接受，都需要由掌握权力的领导者们来决定，由一定的制度体制给予保障。因此，这就提出了一个如何充分发挥知识分子在战略谋划中的作用的问题。
首先，要着力发现和扶持战略研究人才。我们通常说的培养干部、培养人才，多多少少是把干部、人才当作了外力“培养”作用的结果。但其实，人才的出现，内因才是根本，而外因则是条件。特别是战略谋划人才、善于从事战略思考和研究的知识分子，主要并不是“被培养”出来的。所以，我们领导者和干部人事部门的主要任务，并不是去“培养”，而是去发现。要广开眼界，到各个领域、各个部门、各个单位搜寻具有战略眼界和战略思维，能够从事战略研究、并已取得一定成就的人士，给他们以适当的岗位、适当的任务，更好地发挥他们的作用。如果说“培养”，创造条件让他们发挥作用，这才是真正的培养。
第二，要广辟选用战略研究人才的渠道。能够从事战略研究的人才，可能在领导身边，但多数肯定不在领导身边。领导身边的工作人员，可能是战略人才，也可能不是战略人才，而仅仅是事务工作者。所以，搜寻战略人才，不能仅仅盯着领导身边的几个人，更不能单纯依靠领导身边的几个人。而要打开思路，到更广阔的领域寻找。除了看政治外，着重看素质、看能力、看已经取得的业绩。还要打破实际上存在的干部和人才的部门所有制。不能光从自己下属和分管的部门里选拔干部、任用人才，形成实际上自我循环的小圈子。而要以广阔的胸襟，跳出这样那样的小圈子，真正从党和国家的战略需要识才、爱才、用才。
第三，要统筹和组织战略研究人才。战略性人才，或善于从事战略谋划的知识分子，不可能都集中到最高层的组织和机构里。大多数，还是分布在各个领域、各个部门和各种岗位上。怎样更好地调动他们研究战略问题的积极性？怎样为他们从事战略研究创造更好的条件？或者怎样在一定程度上将他们适当地组织起来？都是领导者和领导部门需要考虑的问题。各方面的战略人才，应该统筹协调，分工合作，在不同的领域和层面上，共同为党和国家的战略研究贡献智慧和才华。
第四，要鼓励创造性的战略研究。战略研究是一种创造性的工作。它不是简单地执行上级指示，而是要对客观存在的形势、问题、环境、条件等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和估量，对准备采取的措施方案进行利弊得失的比较和权衡。在战略研究中，领导当然掌握着拍板决断的权力，所以，领导的倾向和意见是十分重要的。但是在战略谋划的过程中，决不能仅仅看领导的脸色说话，顺着领导的倾向思考。在决策尚未作出之前，特别是在内部场合，应该鼓励发表不同的意见，为此，就要创造良好的战略研究的气氛。参与谋划的人员，要有敢于说话的勇气；谋划的团队和场合，要有鼓励说话的氛围；主持谋划和拍板的领导，要有让人说话的雅量。只有让大家的智慧充分发挥出来，我们的战略谋划才能达到更高的水平。(作者为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
呼唤战略知识分子 化解“钱学森之问”
从知识分子到战略知识分子不仅仅是名称的简单替换，更重要的是战略知识分子拥有一般知识分子所不具备的前瞻性、系统性和社会性。
20世纪初，国家命运虽值飘摇，但在文学、建筑、历史等众多领域呈现出百家争鸣、群星闪耀之局面，他们的思想影响到现在，有些思想至今还是学界巅峰，无人超越。2005年，钱学森先生面对温家宝总理直言：“回过头来看，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中国的大学为什么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钱学森之问”不仅对温家宝总理，对我们整个中华民族都是一个很大的刺痛。
2010年7月末的一天，中国力学之父、著名教育家钱伟长先生远逝。大师远去，“三钱”不再，但大师留下这个振聋发聩的问题尚未破解。究其原因，就在于如今之教育不可与当年之教育相比，当年的教育纯粹；如今之知识分子不可与当年的知识分子相比，当年的知识分子以救国救民为己任。现在，中华民族已经摆脱了民族存亡的危机时刻，迈进了民族复兴的新时代，知识分子们却缺少了一份国将不国的危机感。提升知识分子的综合素养和使命感，培养战略知识分子，是破解“钱学森之问”的迫切需要。
知识分子是一个历史的文化的范畴，产生于人类发展的特定阶段和特定文化历史背景之下。在不同历史时期和文化背景下，人们对知识分子的界定存在差异，其身份、特征和功能等也一直处于不断的变迁与演进中，从知识分子到战略知识分子不仅仅是名称的简单替换，更重要的是战略知识分子拥有一般知识分子所不具备的前瞻性、系统性和社会性。
知识分子具有一定的政治和文化功能。在中国古代，与近代“知识分子”涵义相近的概念是“士”或“士大夫”。“士” 位居士、农、工、商“四民之首”，占据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中心位置。通过血亲宗族、学校会馆和乡约民俗等社会组织，士在民间依然占据主导层。因而，在一般社会心理中，“士”是所接受的道德培养和知识训练使他们成为治理国家和领导社会的唯一人选。真正近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产生于鸦片战争之后，受工业文明的影响，并伴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从封建士大夫中脱胎而来的。他们或传播新思想、新知识，或从事近代学术研究，或创办近代企业，或致力于现代化建设。梁启超，严复，张謇，詹天佑等人可以算作中国第一代知识分子的代表。
今日的知识分子，固然不限于孔庙，也不限于学校，而是分布在各行业、各部门。1980年代中期，随着大众价值取向与生活观念的变化，越来越多的青年知识分子涌向技术专家的领域，高科技与经济管理成为他们的职业首选。其结果是出现了以技术为基础的新的社会阶层和群体，新崛起的直接从事经济或技术活动的企业家阶层和中产阶层人员最引人注目。1990年代以来，人文知识分子阵营的内部也发生着分化：秉持传统精神而未与市场或大众融汇的人，保持着自己学院知识分子的身份；另一部分则适时调整了自己的价值立场和话语方式，面向市场为大众生产快餐式的“知识”和文化产品，兜售“文化口红般”的随笔散文、“心灵鸡汤式”的人生哲理和“擅术弄权”的历史故事等等。这些人被称为媒介知识分子或电视知识分子。
在社会改革的大潮中，知识分子与社会各种阶层和群体的联系日益加强，也使大量的知识分子打破行业、地区、单位界限参与社会流动，他们职业与身份的经常变动，使其群体结构呈现多样化、复杂化。这种分化，使得同是知识分子的个人在经济收入、社会地位、公众影响力等诸多方面产生巨大差异。反映到知识分子群体意识上，则是身份认同的不一致性日益加剧，甚至形成某种对立倾向。知识分子越来越缺少纯粹性，分化与精神缺失现象日益普遍。
纵观历史，知识分子功能和角色的变迁，以及知识分子的群体性缺失，都对现今的知识分子提出更高的要求。注重提升自身的战略素养——前瞻性、系统性和社会性，显得尤为重要。
前瞻性首先包含思维的前瞻性；系统性是指战略知识分子必须具有系统的知识储备；社会性是指战略知识分子必须拥有普遍的社会关怀。
培养战略知识分子，促使优秀人才成为杰出人才，是我国培养“大师级”人才的迫切需要。而优化社会条件，创新机制体制，营造成长沃土对于培养战略知识分子尤为重要。(作者为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博导)
古代战略知识分子的当前借鉴
有志于为中华民族的未来做出贡献的中国知识分子，应激活古人的智慧。
鲁迅先生在论及改造国民性，建设新文化时曾说：“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人生意义，致之深邃，则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坟·文化偏至论》)，这是极为中肯的见解。
今日中国知识分子对“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或“别求新声于异邦”大都无异议，而对接续前人之“血脉”则或有保留，其实如何激活古人智慧，使传统文化成为今日中国文化建设之宝贵资源，同样是当今中国知识分子应该思考的大问题。那么，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哪些是今日中国知识分子不应失去的“固有之血脉”呢？
中国文化像延绵不绝的长江大河，浩浩荡荡，日夜奔流。在中国文化千百年的历史演变中，中国古代知识阶层——从商周的贵族到秦汉之后的文人士大夫，或可称古代战略知识分子——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们为了中华民族的生存与发展殚精竭虑，为了解决各种各样的社会政治问题、道德伦理问题、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国与国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关系问题，贡献出自己的聪明才智，创造出一座又一座文化丰碑，使得我们中华民族古老而灿烂的文明受到世界各民族的尊重与敬仰，至今依然发出熠熠光辉。
在前辈的辉煌面前，当今有志于为中华民族的未来做出贡献的中国知识分子，面对今日来自各方面的问题与挑战，应该有大气魄，有大志向，有大作为，而为了有所作为，应汲取前辈的经验、激活古人的智慧，使中国古代知识阶层千百年来积累起来的宝贵精神财富获得现代价值。
继承“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精神
对于当今日益专业化、技术化的知识分子而言，中国古代士大夫阶层那种“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精神是首先应该学习的。面对“礼崩乐坏”、诸侯混战的动荡局面，以孔子为代表的先秦思想家们开出了一个又一个救世药方。诸子百家之学于是乎勃然而兴。作为两千多年来中国思想文化的源头，诸子之学本身正是新兴士人阶层“以天下为己任”精神的体现。无论是老子的“小国寡民”还是孔子的“克己复礼”，无论是墨子的“兼爱”、“尚同”还是孟子的“王道”、“仁政”；无论是倡导“富国强兵”的法家，还是主张与民“并耕而食”的农家，诸子百家之学本质上都是政治学或政治哲学，都是为解决社会政治问题而产生的。
尤其值得赞扬的是，诸子百家之学都不是为了一家一姓、一个诸侯国服务的，而是为整个“天下”服务的，所要解决的乃是所有诸侯国的问题，这便是“以天下为己任”精神之体现。后代士大夫阶层继承了先秦士人的这一伟大精神，总是在国家民族面临危机时挺身而出，承担起拯世救民的伟大历史责任。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之说、顾炎武的“亡国”与“亡天下”之辨，林则徐“苟利社稷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之志，都是“以天下为己任”精神之体现。
清末民初，在列强环伺之中，在世界现代化潮流的冲击裹挟之下，中国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于是那些刚刚从传统文人士大夫变成或正在变成现代知识分子的读书人再一次激发起“以天下为己任”之志，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呕心沥血、肝脑涂地。正如先秦诸子为了救世开出许多药方一样，现代知识分子的政治主张，无论是自由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是保守主义还是无政府主义，是革命还是改良，是西化的还是国粹的，它们有的有效，有的无效，有的适应历史发展，有的有悖于世界潮流，但无论如何，它们都是救世的药方，骨子里都是八个字：“救亡图存，振兴中华！”而这八个字背后蕴含的灵魂正是那延绵了千百年的“士以天下为己任”！当然 ，随着时代的变迁，“天下”概念的外延也应该逐渐变化，当今的中国知识分子应该有全球意识、人类观念，应该有志于为人类的未来做出应有的贡献。
顺时达变与中庸精神
在策略层面上，顺时达变与中庸精神乃是古代士人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变化思想在中国古代源远流长，一部《周易》本质上就是讲变化的书。天地氤氲，万物化生，在古人眼中，天下万物，大至宇宙苍穹，小至蝼蚁纤尘，无物不变，无时不变。因此有能力“赞天地之化育”的人就应该顺时达变——根据形势的变化来改变自己的行为策略与方式。
顺时达变达到极致便是“中庸”的境界了。以往人们常常误解“中庸”的意思，以为就是“调和”、“不走极端”之意，实则不然，“中庸”乃是古代儒家士人追求的最高行为准则，其基本精神是在顺时达变的前提下坚持自己的理想与原则。
万事万物永远处于变化之中，而儒家士人“仁政”的社会理想、“君子”和“圣人”的人格境界却是不变的价值追求，如何解决这“变”与“不变”的矛盾呢？儒家士人的解决办法就是“中庸之道”。
何谓“中庸”？其实就是朱熹注的“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之意。但作为立身处世的原则，“中庸”却绝非“两边讨好”，“两边不得罪”，“和稀泥”，“中间路线”的意思，而是说，在充分尊重事物和条件发展变化的基础上寻求最佳处事方案。所谓“最佳”是以儒家的基本价值标准，即社会理想与人格理想的角度来衡量的。这就意味着，“中庸”本质上是如何有效地坚持原则的问题，是如何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把事情办好的问题，是原则性与灵活性如何统一的问题。
“中庸”的对立面则是两种极端：一是抱残守缺、胶柱鼓瑟；二是随波逐流，蝇营狗苟。当今世界上的事情都是波诡云谲，瞬息万变的，小到个人身边的人事关系，大到国家之间的关系，道理可谓一以贯之：我们只有既坚持原则，固守底线，又能顺时达变，方可找到最佳处事之道。
在政治思想上，古代知识阶层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可资我们借鉴
中国传统文化的“轴心时代”是春秋战国时期，此其产生的诸子百家之学成为此后两千余百年间各种学说与文学艺术取之不尽的“武库”。这是一个王纲解纽，诸侯并立的时代，各种学说思想往往从一个角度窥见某种真谛，而整体观之则难免偏颇，所谓“不该不遍，一曲之士”(《庄子·天下》)。因此善于博采众家之长或许是今日知识分子对待古人智慧的合理态度。
譬如儒、法两家的根本目的都是治国平天下，使社会从无序走向有序，重新建立社会价值规范。但二者采取的路数却是大相径庭：儒家设计的是“仁政”之路，即一个诸侯国通过“制民之产”使人们丰衣足食，幼有所育，老有所养，进而通过统治者们“与民同乐”政策，使上下一心，大家和睦相处，于是该诸侯国大治，人民幸福。其他诸侯国的百姓看到这种情形，就会从四面八方纷纷前来归顺，这样一来，不用战争便天下太平。
法家的办法则不同，主张采取“奖励耕战”、“严刑峻法”的办法，让人们“勇于公战而怯于私敌”，有功必赏，有罪必罚，以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然后再通过战争兼并其他诸侯国，最终达到天下统一。
从历史的角度看，儒家的治国方略有许多合理之处，在某些特定地区或时期也曾经发挥重要作用，但总体言之是难以实施的；法家的办法经常能在短期内起到巨大作用，但从长远来看则不能使国家长治久安。
从今天的政治制度建设角度看，则儒法两家均有可取之处：儒家的“仁政”可以为“人性化”政治理念与管理方式提供借鉴。人是情感的动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即使是政治的或法律的关系也应该是符合人情事理的，而不应该是与人情相悖的。法家思想则可以为我们的法制建设提供借鉴，在一个社会共同体中，总需要制定一些最基本的行为规范与关系准则，只有在“有规矩”的社会中人们才能相安无事、和平共处。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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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标题：
发表评论人：理论思维 [2010-10-25 15:17:25]
我多次提出:把马克思主义与当代自然科学的前沿问题与成果的交叉研究结合起来,把坚持科学革命与推动体制改革,首先是科研体制改革结合起来.
因为众所周知,有些提倡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网站离开了科学发展的时代特点讨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另一方面在社会包括学术界有些人公开表示了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否定态度.
[3] 标题：
发表评论人：[游客]df [2010-10-25 11:00:07] ip:59.59.150.*
萨缪尔·亨廷顿、弗朗西斯·福山、约瑟夫·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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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人都是西方国家体制所扶持的人物。没有人在下面给他们抬轿子，即使他们再天才，也不过是像康托一样发疯的下场。
[2] 标题：
发表评论人：[游客]ABC [2010-10-5 22:40:10] ip:221.10.76.*
提出这样的说法，恰好说明了“上面”对目前知识分子有需求——战略。
[1] 标题：
发表评论人：[游客]wen hai [2010-9-16 23:20:25] ip:128.186.0.*
历史上最著名的“战略知识分子”是 秦侩 － 知识分子玩战略，国家死翘翘。 （ 死翘翘引自王铮老师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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