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观泉《 随感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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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胜利之初,南北交通阻隔,在北京的鲁迅先生的母亲和迅翁的发妻朱安的生活陷入困境。这件事广为流传开去,被国民党中人知道了,向“委座”进言,因此,朱安在收到许广平应急救助之外,竟然收到了蒋介石的一笔不小援款。这个故事如今要说个明白还真困难,我们长话短说,引朱安致许广平的信以昭信实。
许女士:
曾于二十四日有中央党部郑秘书长彦芬来寓,代蒋委员长馈赠法币十万元。我辞不敢收。据云,,长官赐不敢辞,别人的可以不收,委员长的意思一定要领受的,给我治病及贴补日用之需,即请留下。我替代谢就是了。我想郑君言之成礼,也就接受了。……
周朱氏 启    除夕夜(二月一日)
朱氏信中说收了蒋介石的钱。我们不必议论朱安收蒋介石的钱如何如何(朱安是个很有名节的老式妇女),但蒋介石资助一个曾经反对过他的人的家庭,使其摆脱贫病生活,应当说是没有功利观念的罢?
再如:李大钊被张作霖绞死后一直未能入土为安。1933年,大钊生前好友发起厚葬李大钊。大钊遗孀赵纫兰携子女从乡间赶来北京参加。身无分文的大钊夫人,不仅圆了厚葬夫君之梦,大钊生前好友们甚至还为她留下生活费,还为她在大钊身边留寿穴!在众多捐款者中不乏昔年和后来的“阶级敌人”。汪精卫捐款多:1000元,陈公博300元,,戴季陶100元,……曾经看见过善款名录的散木先生在《关于身后的李大钊》文中说过一段很能启发于吾辈的话:“如果用我们久已被灌输成习惯思维的历史观,这就是很难认同的历史事实了。”
所以李大钊年谱就不提及捐款事,鲁迅他的北京的老母和寡妻曾经因活不下去而受过蒋介石的经济援助,当然也不提了。情同此理,陈独秀研究者当然也只得不认账于蒋介石也曾有过的援款了。
以上是经济上的,政治上呢?1933年关在监狱里的陈独秀写信给胡适,要他找寻可靠的翻译家组织翻译《资本论》。胡适欣然同意,回信云::“仲兄,手示敬悉。《资本论》此间已托社会调查所吴半农、千家驹两君合译,已脱稿的第一册有三分之二了。第一分册已在四月前付商务排印。”写于1933年11月2日的胡适的这封信,如习惯于极左思维,岂不是胡适在向共产主义者“提供炮弹”,这可能吗?然而这千真万确是事实。
《中共党史研究》(二月号)上发表的左双方《国民党对晚年陈独秀的资助与陈独秀的态度》一文,也是很可引人深思的。世界上的人的事,复杂得很,孤立看问题本身就缺乏辩证法。好心人以为陈独秀不会用国民党的钱,另一些人呢?就以为陈用国民党钱,不说与其“互动”,至少是“塌台”的事,然而竟然都发生了。我想,人道主义的曙光给残酷的战场一丝光照,总归是可取的。
还是鲁迅先生说得好:”相逢一笑泯恩仇”。谁明白这七个字的深刻含意,谁将心平气和快乐长寿。
(2005年9月23日)
(   附记:这是几年前在网上下载的一篇文章,已经记不清是哪个网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