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小米：邓子恢主政农工部的悲剧

邓子恢主政农工部的悲剧
项小米

入京主政中央农村工作部
1953年1月,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二书记邓子恢离鄂赴京,负责组建中央农村工作部。
到北京后不到两天,毛泽东即在中南海约见了邓子恢,同在的还有原农村工作部秘书长、后成为副部长的杜润生。毛泽东说:“我们不是谈过上下两篇文章吗?上篇搞民主革命,下篇就是搞社会主义,就农村来说,土改已经结束了民主革命,现在是要做第二篇文章。子恢同志,调你来做农村统帅。”邓子恢说:“还是主席统帅,我们当助手。”
中央农村工作部组建就绪,从1953年2月起开始工作。
农村工作部甫建,当务之急便是如何对待和指导农村中的合作化问题。
建国初期的中国农村,呈现出极其复杂的局面。从政治上划分,有老解放区、新解放区及未解放地区;从经营方式上划分,有单干、互助组及合作社形式。对于四亿农民来说,单干仍是当时最主要的一种形式,合作化之于他们,是一种完全新鲜的事物。无论老区和新区,都数量不等地成立了互助组,有的成立了合作社。大多数互助组是农民自发组织同时受到政府肯定和保护的一种共同抵御天灾,解决资金、农具、劳力不足的一种组织形式。这种互助组在解放前就存在,解放后有相当一部分互助组,至于合作社,更不必说了,是在当地干部急于求成、甚至为了用虚假成绩邀功请赏而强迫命令下形成的,如此做法,理所当然地在农民中引起疑虑与不满。这部分农民,主要是中农和土改后的新中农,他们有的是苦挣一辈子甚至几辈子才过上温饱生活,有的是在土改中刚刚分得梦寐以求的土地和农具,锄把还没攥热,突然告诉他们,这一切还要拿回去和贫农们“共产”,他们的抵触和反抗是可想而知的。当然农民们的这种抵抗与民主革命时期对恶霸地主的抵抗有着本质不同,基本是一种自戕:破坏农具、杀掉牲口、砍伐树木,颇有些像毛泽东同志在《反对自由主义》一文中指出的那样,“宁肯大家坐不成,也不让一个人抬了去”。但就是这样的反抗,对生产力的破坏也是相当惊人的。
邓子恢和他的农村工作部所面临的首要问题,便是合作化如何“化”?“化”多少?如何解决合作化问题上求多求快带来的一系列问题?这实际上是一个两难命题,不化不行,化快了也不行。应该说在合作化问题上,邓子恢和毛泽东的初衷本是一致的。1953年2月9日,邓子恢在新组建的农村工作部发表就职演说时曾说:“目前我国农业的基础是小农经济,小农经济不是向社会主义大农业发展,就是向资本主义大农业发展,而资本主义道路是我们坚决反对的,我们不能在完成土地改革之后让我们的农村经济长期停留在小农经济上面。我们的责任就在于要使农民组织起来走大家富裕的道路。发展农业互助合作,是农村工作的主要环节。”邓子恢的这个思想,实际上正是毛泽东以及当时的党中央在中国农村实现农业生产合作化的共同思想,或者说是农业生产合作化的理论基础。
轰轰烈烈的农业生产合作化运动就这样开始了它的最初启动。
“办社!”“办社!”
农业合作化,办合作社在中国这样一个古老的农业国度里从来没有人搞过,没有前人的经验哪怕教训可以借鉴,没有书本,没有理论。在国外,倒是有苏联先于我们搞了集体农庄,然而他们并没有成功。众所周知,1939年的大饥馑给苏联政权造成的严重威胁,人们大批死去、流亡,民族骚乱一起再起……这与斯大林肃反扩大化、盲目搞个人崇拜固然有关,然而忽视农业、集体农庄对生产关系和生产力造成的严重破坏不能不说是一个更主要的原因。在中国,农业合作化怎样搞?对邓子恢、对老一代革命家包括对毛泽东,都是一个没有现成答案的应该慎而又慎的未知数。
对于农业合作化,邓子恢有一套独特的思路。他认为实现农业合作化,关键在于要能够找到一种形式,一种能够使农民稳步地从个体经济向集体经济过渡的恰当的形式,这种形式必须具备如下特点:对于贫困农户,它能够有助于解决生产中的困难,使他们乐于接受;对于中农,它能够保证顺利自然地过渡到集体经济,避免突然变化可能给他们带来的种种损失。邓子恢在农村工作部干部会议上指出:“我们党已经从农民群众的实践中,找到了适合于中国农民特点的具体的过渡形式,即从农业生产互助组,经过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而后进到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为什么要分这三步走,邓子恢有他的理由:在互助组里,生产资料私有制被完全保留,集体劳动,是社会主义因素的萌芽;初级农业合作社在生产资料私有的基础上,土地入社,年终分配给入社的土地以一定报酬,其余部分按劳分配,是半社会主义性质;高级农业合作社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年终按劳分配,是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这三个阶段,必须循序渐进,一方面适应农民,一方面改造农民,使农民一步步从实际中自己尝到社会主义的好处,而决不能凭着社会主义的理想和热情一蹴而就。当时初步设想,在全国成立高级合作社大约要用2——3个五年计划的时间,也就是说,需要10——15年。而在当时,也即1953年的主要任务,是全力办好互助组。我们今天回过头来看邓子恢的这个判断,应该说是完全正确的。
可是农村合作化运动的发展态势,并不像邓子恢想象的那样。1952年冬季以来,合作化运动出现了一股“热潮”,在广大农村中汹涌着一股很强的急躁冒进倾向,有的地方甚至发生了捆绑农民强迫入社的野蛮行为。
急躁冒进倾向的产生,与干部群众中普遍存在的盲目的社会主义热情有关,但相当一部分干部存在的追求形式、盲目攀高的浮夸作风是更大更深也是更主要的原因。
面对农业合作化中出现的狂热,邓子恢感到深深的忧虑,他认为当前农村工作中的主要危险,是急躁冒进的“左”的倾向。一贯襟怀坦白的他,决心将自己的看法直陈中央。
1953年2月24日,他向来农村工作部视察的朱德提出:全国第二次互助合作会议上制订的互助合作发展计划的指标定大了,要考虑。他清醒地指出“我们定大了,地方会更大”。
同年3月3日,邓子恢在部务会议上指出:“互助合作运动不能凭主观,一定要按照群众运动的规律进行。我的意见,十年或十五年或更多一些时间,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不要企图在一个五年计划内完成两到三个五年计划才能完成的事。”
3月8日,邓子恢在向毛泽东汇报时毫不讳言:自52年冬季以来,农业合作化问题上普遍发展的倾向,是急躁冒进。他指出:问题的产生和发展,主要是干部思想认识上有误解,盲目追求高级农业合作社的形式,办社贪多贪大。邓子恢从毛泽东那里没有听到任何反对意见。
邓子恢把这理解为是毛泽东对自己的默许和赞同,接着他采取了一系列行动。
首先,他代中央草拟了《关于缩减农业增产和互助合作发展的五年计划数字给各大区的指示》、《关于春耕生产给各级党委的指示》,代中央为《同意中南局关于纠正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中急躁冒进的报告》作了批示。这三个文件,中央先后于1953年3月8日、14日、16日以中央文件名义下发。
继而,由邓子恢主持、杜润生执笔为《人民日报》撰写了《领导农业生产的关键所在》的社论,于3月26日发表。
1953年3月12日,他参加了华北局的互助合作会议,帮助华北局压缩了1953年合作化的发展计划。
4月13日,他受中央委托召开了全国第一次农村工作会议。会议指出:全部问题的中心,是如何对待中农也就是农民小私有者的问题。互助合作要稳步前进,任何过快过“左”的政策,都会破坏与中农的合作。
1953年4月1日,毛泽东将前面所说的三个文件及《人民日报》社论汇编成册,冠以《当前农村工作指南》的题目下发,要求各级认真学习。今天看得很清楚,这三个文件均出自邓子恢之手,而毛泽东将其汇编成册,无疑是对邓子恢一系列举措的首肯,起码也是一次投石问路。
邓子恢的举措通过农村工作部高速而卓有成效的运转贯彻下去了。邓子恢手下有一班精兵强将,邓子恢之下,有原中央政策研究室的陈伯达、廖鲁言任农村工作部副部长,有“太行四才子”之一美誉的秘书长杜润生,农村工作部是中央农村工作的办事机构,每两月向中央做一次专题报告,要请示的问题单独提出,尾巴上不要“当否请示”字句,用中央名义发布决议、文件。一个这样的权力机构加上一个强悍的班子,邓子恢应该是得心应手的。
经过一段紧张艰苦的整顿,1953年农村中的急躁冒进倾向得到纠正,买卖宰杀牲口、砍伐树木的现象停止了,农民情绪逐渐趋于稳定,农村生产恢复正常。各级干部转变了重合作社轻互助组的认识,一度沉寂的互助组重新活跃起来,到53年11月,参加互助组的农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42%,比1952年增长20%,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到1.4万多个。秋后,农民们看到互助组、合作社收成普遍都比单干好,务实的农民对合作化产生兴趣。到此可以说,合作化运动初步展示出令人心悦的前景。
可惜的是那段日子太短了,短得不足以完成一段美好的梦想。
毛泽东说办合作社要“韩信点兵,多多益善。”
仅仅在两个月前,农村工作部下发的一系列纠正急躁冒进的文件,都还是以中共中央名义并得到了毛泽东的认可,然而两个月后,事情却在毛泽东那里起了变化。
1953年6月15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正式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稍后,毛泽东约见了邓子恢、廖鲁言、杜润生并留他们吃饭,毛泽东说:“总路线的含义是什么?总路线就是过渡到社会主义。”“农民是小资产价级,富裕农民走上社会主义不一定是自愿的。”
10月15日,邓子恢在南方考察期间,毛泽东在北京同陈伯达、廖鲁言谈话中说:“办合作社只要合乎条件,那是韩信点兵,多多益善。”“一般规律是从互助组再到合作社,但是直接搞社,也可允许试一试。”“合作社不能搞大的,搞中的;不能搞中的,搞小的;但能搞中的就应搞中的,能搞大的就应搞大的,不要见大的就不高兴。”“对于农村的阵地,社会主义如果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就必然会去占领。”
邓子恢在上海收到了廖鲁言关于这次谈话的来信,他敏锐地感觉到毛泽东对纠正急躁冒进的看法发生了变化。他很清楚,三大文件、《人民日报》社论下发之后,急躁冒进倾向得到纠正,农村形势已经发生很大变化,中农普遍安心了。这一形势必须要稳定住,决不能再翻回去。而这一切,毛泽东清楚吗?强烈的责任感驱使邓子恢连夜给中央写报告,在报告中他坦诚地谈了自己的看法,在讲清了农村目前形势之后,他仍坚持“合作社发展仍应在数量上有所控制,从小到大,逐步发展。”
1953年10月26日,全国第三次互助合作会议在廖鲁言主持下召开,会议传达了毛泽东10月15日的谈话,各大区负责人原本准备就如何纠正合作化问题上的急躁冒进倾向作发言的,突然听到毛泽东这个讲话,一时不知所措。但这时是建国伊始,正是毛泽东威望如日中天之时,会议很快转为对毛泽东讲话的理解和讨论。大家一致认为“农业生产合作化在整个互助合作运动中日益显出重要的地位”。会议结束前一天,毛泽东又一次同陈伯达、廖鲁言谈话。这一次谈话的分量要严重得多。毛泽东说,“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现在是既需要,又可能,潜力很大”。“纠正急躁冒进,总是一股风吧,吹下去了,吹倒了一些不应当吹倒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确保私有’,是资产阶级观念。‘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惠,难矣哉’。‘言不及义’,就是言不及社会主义”,“不搞社会主义,想从小农经济做文章,靠在小农经济上行小惠,而希望增产粮食,解决国计民生的大计,那真是‘难矣哉’!”“有些人想从小农经济做文章,因而特别反对对农民干涉过多。不能把需要做,可能做的事,做法又不是命令主义的,也叫干涉过多”。毛泽东的这两次谈话,十分明显,都是针对邓子恢的。
此时,正在福建农村调查的邓子恢得知了毛泽东的谈话内容,心情非常沉重。毛泽东矛头所指,他心里很清楚。但令他担心的,并非自己的意见遭到曲解与否定,而是刚刚好转起来的农村形势又将全面回潮。
果然,第三次互助合作化会议之后,合作化热再度升温。
“合作化的速度要慢下来。”
1954年10月10日,全国第四次互助合作化会议召开,会议宣布,到1955年,全国农业生产合作社将发展到60万个。
1955年1月,全国已办起新社30多万个,并且发展势头越来越猛。农村工作部调查组向邓子恢汇报,东北有50%的社没有完成建社程序,5%的农户可能退社;山东新建社够条件的只有20%——30%。与此同时,粮食统购全面铺开,由于54年夏季的严重水灾,粮食生产计划没有完成,而收购却比原计划多了100亿斤,原因是许多干部为了超额完成收购指标,强迫农民交粮甚至收了农民的口粮,严重侵害了农民利益,于是又一次引起农民的恐慌和不安,宰杀牲口、砍伐树木的现象再度出现。
1955年1月初,邓子恢分别向刘少奇、周恩来口头、书面汇报了这些情况,他仍然坚持稳步发展的原则,认为当务之急是将群众情绪尽快稳定下来,在巩固中求发展。刘少奇、周恩来均未表示不同意见。之后,邓子恢代中央起草了《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关于整顿和巩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通知》两个文件,1955年1月10日以中央文件发出。接着,邓子恢又于1月5日至2月初赴鄂湘粤三省考察,考察结果,全国农业生产合作社已发展到58万个。相当一些地区办得不错,但同时存在很多问题,主要表现为过快过滥、严重脱离实际。当时河北已发展到10万个,山东8万,安微3万,浙江4万,这些地区情况都很紧张。经过与地方严格论证,冀鲁皖三省均缩减了发展指标。在全国财经会议上,形成中共中央《关于迅速布置粮食统购工作、安定农民生产情绪的紧急指示》文件,经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子恢等修改,于3月3日由毛泽东签署发布。
即使是在今天,仍能感觉到《紧急指示》发布时表现出来的那样一种急迫。《紧急指示》开篇即言:“目前农村情况相当紧张,不少地方,农民大量杀猪宰牛,不热心积肥,不积极准备春耕,生产情绪不高。应该看到,这种情况是严重的……它实质上是农民群众,主要是中农群众对于党和政府在农村中的若干措施表示不满的一种警告。”《紧急指示》将全国粮食征购任务减为900亿斤(后来又两次减低),并决定把合作社步骤放慢。
《紧急指示》签发后,毛泽东找邓子恢谈话。毛泽东说:“五年实现农业合作化的步子太快,合作化的速度要慢下来。”“到1957年入社农户达到1/3就可以了,不一定要50%。”毛泽东把速度一下子放到如此之慢,是邓子恢没有想到的,因为在农村工作的计划中,57年达到50%农户入社还是可能的。邓子恢兴奋地说:“到今年秋后停下来。”毛泽东说:“干脆现在就停下来,到明年秋后再看,停止一年半。”
这次谈话后不久,毛泽东又一次听取了邓子恢、廖鲁言、杜润生关于农村工作的汇报。毛泽东说:“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否则生产力就会起来暴动,当前农民杀猪宰牛就是生产力起来暴动。”谈到合作社发展方针时,毛泽东说:“方针是三字经,叫一曰停,二曰缩,三曰发。”
邓子恢感到毛泽东的看法终于与自己趋于一致了,内心的喜悦是可以想见的。正如他的担心不是为着自己一样,他的喜悦也同样不是为着自己。
在农村工作部的全力调整、干预下,仍然没能遏制住农村合作化的不断“升温”,到1955年,已呈现无法控制的趋势,以浙江省为最。1954年春,浙江省入社农户只占全省农户总数的0.6%,到1955年猛增到30%,农业社发展到41880个,另有自发社15000个。由于粮食问题的更加突出,省委忙于抓粮食统购统销,农村出现失控局面。农业社普遍缺少农机具、牲畜、种子和口粮,贫农没有种子,而中农宁肯把粮食卖掉、牲口杀掉,也不愿将它们拿去充公。农业社的大批早产,使得它的肌体十分脆弱,稍遇风吹雨打便可能夭折,加上不少社是在干部的强迫命令下硬凑起来的,根本没有凝聚力,不久,便有很多合作社垮了台。
农村工作部在作了大量的调查之后,向中央反映了浙江农村的紧张局势,并于1955年3月25日以中央农村工作部名义给浙江省委农村工作部发了《对浙江目前合作化工作的意见》的电报。电文说:
据已知材料,你省农村紧张情况仍在延续和发展着,农民生产情绪很不稳定,除粮食工作之外,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发展过猛,步子迈得过大过急(由千分之六发展到百分之三十几),也是促成紧张的重要因素之一。据此,特建议你们对合作社数量分别地区实行压缩,有条件巩固的必须加以巩固,无条件巩固的,应主动有领导地转回互助组或单干经营,能巩固多少算多少,不要勉强维持虚假成绩……
同《紧急指示》一样,仅从这份电文的开头部分,就可以清晰地嗅到当年浙江农村的紧张气息了。这份电文,经邓子恢修改、陈伯达报毛泽东审阅。陈伯达很快回话:“主席同意。”
浙江省委接到电文后,一致同意:“全力巩固,坚决收缩”方针,并立即召开全省四级干部会作了布置。会后,全省进行了合作社整顿,干部纷纷下乡宣传互利、自愿政策,侵害中农利益的现象得到纠正,消除了群众认为合作社就是“合伙平产”的误会,问题大的社,根据农民意愿,由社转回互助组或转为单干。经过整顿,全省合作社由53144个减为37507个,减少15607个。6月21日,谭震林在浙江向中央报告:“浙江收缩了一万多个社以后,合作社生产都很好,绝大部分增产有把握。”
浙江及全国收缩合作社的原因及其作法,邓子恢分别在1955年4月和6月向毛泽东和刘少奇作了汇报,毛泽东对此表示了赞同,刘少奇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批准了邓子恢《关于全国第三次农村工作会议的报告》和报告中提出的1956年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计划,按照这个计划,在55年65万个社的基础上,到56年春发展到100万个社。刘少奇说:“明年春发展到100万个,关一下门,办好了,让中农自愿前进敲门。”
从55年1月初邓子恢代中央拟的《关于整顿和巩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通知》下发以后,全国合作社进行了几个月的整顿。在此期间合作社有“缩”也有“发”,两者相抵,在原有的67万个合作社基础上减少了2万多个。“文化大革命”期间一度流传的邓子恢在1955年砍掉20万个合作社的说法,与事实是有着天壤之别的。
风云突变
1955年4月,毛泽东视察了南方。身穿白色衬衣、头戴草帽的毛泽东亲自察看了地里庄稼的长势,听取了省里干部的汇报,对形势作出了新的估价和判断。
毛泽东说:“我沿途看见,麦子长得半人深,生产消极吗?”“所谓缺粮,大部分是虚假的,是地主富农以及富裕中农的叫嚣,”“中央农村工作部反映部分社办不下去,是‘发谣风’”。
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柯庆施向毛泽东反映说,他经过调查,县区乡三级干部中,有30%的人反映农民要“自由”的情绪,不愿意搞社会主义。下边有三分之一的干部对待合作化存在右倾消极情绪,这和上边有关部门不无联系。他所说的“有关部门”,指的还是邓子恢领导下的中央农村工作部。柯庆施的话引起了毛泽东的警惕,使得毛泽东不得不再次使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重新评估农村中各种阶层和势力。
柯庆施到北京参加省市自治区党委会议时,有意将浙江省委常委林乎加给中共中央上海局的电话汇报交给了毛泽东。这份汇报应该说基本上是实事求是的,关键在于听取汇报的人对汇报内容的“取”“舍”。汇报说:“我们认为坚决收缩是正确的,但在收缩中有缺点,这就是把一些可以不收缩的也收缩了……部分农民吃了亏,伤害了他们的积极性。”毛泽东对汇报的后半部分非常重视,当即印发到会领导人手一份,并在“我们认为坚决收缩是正确的”一句上加了批注:“这种估计不对。”
继而,毛泽东在1955年《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中指出:“浙江由于采取‘坚决收缩’的方针(不是浙江省委决定的),一下子就从五万三千个合作社中解散了一万五千个包括40万农户的合作社,引起干部和群众的不满,这是很欠妥当的。这种‘坚决收缩’的方针是在惊惶失措的情绪支配下定出来的。这样一件大事不得中央同意就去做,也是不妥当的。”面对这样严厉而不公的批评,邓子恢内心很难平静。事情的对与错姑且不论,单凭“不得中央同意就去做”这一点,对邓子恢就是不公的。基本事实是,中央农村工作部制订的每一件有关农业政策法规的大事,都经过审慎的讨论并经过中央反复研究批准。但尽管如此,邓子恢凭着高度的党性和委曲求全的博大胸怀,还是以中央农村工作部名义,将被毛泽东批评的这一切承揽了下来,分别向中央和浙江省委作了检讨。
1955年5月17日,在杭州召开的全国省市委书记会议上,毛泽东要求各省发展农业合作社的数目都比上年翻一番。毛泽东回到北京后约见邓子恢谈话,根据自己在南方考察得出的印象和省、市委书记会议听取的汇报,毛泽东提出:到1956年春耕前将全国农业合作社由现在的65万个发展到130万个。邓子恢当时没有表态,他在经过认真思索后,第二天见到毛泽东时坦诚地谈了自己的看法。邓子恢认为上年由11万发展到65万个社已经太多了,发生了冒进的问题。下年按计划发展到100万个,都要巩固下来更不容易,如果发展到130万个,将大大超出条件许可的程度,还是维持100万个的计划比较好。为此,邓子恢同毛泽东发生了激烈的争论。邓子恢的根据是:第一,整个合作化运动应与工业化进度相适应;第二,根据各地反映,现有65万个社存在问题很多,巩固任务尚很繁重,如果再过多过快发展势必影响质量,合作化威信下降,反而欲速不达;第三,应接受苏联、匈牙利合作化过急的教训,避免重犯他们的错误。毛泽东则认为邓子恢对群众中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认识不足,过分强调办社条件。双方争论持续了几个小时,没有取得一致意见。
这次谈话的情况部机关很快就知道了,许多人暗暗替邓子恢担心,有人找上门劝邓子恢部长:“何必为30万个社的数字同毛主席争论呢?有什么必要冒这个险呢?”邓子恢坦然地说:“要紧的是,主席认为那些办社的条件都是不必要的,这怎么能够不讲清楚呢?这可不是几十万个数字的问题。”
7月11日,毛泽东在颐年堂约见邓子恢、陈伯达、廖鲁言、谭震林、杜润生,重申了自己对农业合作化的主张。邓子恢仍然坚持自己的意见,毛泽东生气地对邓子恢说:“你的思想要用大炮轰!”
7月18日,毛泽东要杜润生将全国第三次农村工作会议各项材料送他一阅,着手撰写《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报告》,在报告中准备用大炮轰邓子恢了。
中央定于7月底召开全国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专题讨论农业合作化问题。会前中央书记处召集农村工作部负责人开会,邓小平传达了毛泽东原话,看来像邓子恢这种思想,他自己转不过来,要用大炮轰。
在毛泽东调阅了第三次农村工作会议材料和邓小平“吹风”之后,邓子恢也在着手准备他的《农业合作化的几点意见》,这是为即将召开的省、市、自治区书记会议准备的发言稿。已经是泰山压顶了,他仍以一个真正共产党员的忠诚和坦率,坚持发展100万个合作社的意见,并在发言稿中阐述了为什么要这样做以及怎样做的种种理由和办法。
7月31日,毛泽东在全国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作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正是在这个报告的一开始,毛泽东情绪激奋地讲了那段“文革”中我们倒背如流但在当时莫名所以的话:“在全国农村中,新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高潮就要到来。我们的某些同志却像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老是埋怨旁人说:走快了,走快了。过多的评头论足,不适当的埋怨,无穷的忧虑,数不尽的清规戒律,以为这是指导农村中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正确方针。”“否,这不是正确的方针,这是错误的方针。”
毛泽东把他同邓子恢的争论在全党面前公开了。
8月26日,毛泽东指示:“通知中央农村工作部:在目前几个月内,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电报,由中央直接拟电答复;并告批发此类来报的同志,不要批上‘请农村工作部办’的字样。”
共和国分管农业口的副总理、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自此由农村工作的决策者降为执行者。中央农村工作部也随之大权上交。
10月4日,中共七届六中全会扩大会议开幕,248篇发言或书面发言,一致拥护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批判了合作化运动中的“右倾机会主义”,对于邓子恢定性为“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无一人持异议。会议热烈而亢奋地批判了合作化问题上“反急躁”、“反冒进”等等“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此情此景,在四年后的庐山上几乎如同拷贝似的重映了一遍,而被批判的主角,是同样忠诚、同样铁骨铮铮的、真正替人民说话的共产党人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
最后一次冲浪
继56年批邓子恢“反冒进”、57年反右、58年大跃进、人民公社化、59年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之后,全党全国陷入一股愈来愈丧失理智的极“左”狂潮。当人们欢欣鼓舞,敲锣打鼓,以为共产主义指日可待的时候,一场巨大的灾难正伴随着极“左”狂潮接踵而来。不仅粮食、棉花、食油连带轻重工业生产全面下降,国民经济滑至崩溃边缘。城市居民实行粮食限量,浮肿病肝病流行,就连中南海里的领袖们,也把每餐的肉类卡到最低限度。最惨的当然还是农民。在农村,出现大量非正常死亡,浮夸风愈盛的地方死人愈多,河南信阳地区仅正阳、新蔡两县就死亡18万人,1960年一年,全国人口净减1000万。
粮食!粮食!
党内一些仁人志士又在幻想着补天了。这些人里当然包括了邓子恢。
61年春,邓子恢带工作组去福建龙溪县做调查,在漳州与先期在闽西做过调查的张鼎丞相遇。张鼎丞向他反映了闽西龙岩地区自“大跃进”以来出现的严重情况,告诉他江山公社饿死了许多人,劝他回龙岩看看。邓子恢自离开龙岩后,只在56年回过一次乡,出于对自己职务和“避嫌”的考虑,一般情况下他是不会轻易回乡的。但他想到在北京时曾接到不少家乡来信中反映的严重情况,便决定回去看看。
回乡的20多天里,邓子恢亲眼看到了大跃进、瞎指挥和浮夸风给家乡农民带来的灾难。他在内战时期开创闽西苏区根据地领导农民最早暴动的后田,当年的接头户陈东坑老人双手捧了一碗用糖精拌的蕉芋粉端到他面前说:“绍仔(邓子恢乳名绍箕),你难得回家,本应好好招待你,过去你来,我可以招待你吃白米饭,现在没有白米了,我没有什么招待你,这碗蕉芋粉是家里最好的东西,你吃了吧。”
面对着这位曾为革命做出过贡献的白发苍苍的老人,邓子恢心里说不出的难过,是什么滋味我们不难揣摩。正是这片土地,当年为革命捐献出了那么多鲜血和儿女,而革命给了他们什么呢?解放12年了,老区人民居然只能用蕉芋粉来待客!邓子恢不顾自己身患严重的糖尿病,也不顾身边医务人员的劝阻,含着眼泪喝下了拌着糖精的蕉芋粉。
在邓子恢的出生地东肖的邓厝,邓子恢将托人从龙岩城买来的面条下进了几口大锅,用面条招待来看望他的父老乡亲。几个老人对他说:“绍仔,面条我们吃了只是一顿饱,回去又怎么办?帮我们大家想想法子吧。”
近40天的闽西农村调查,邓子恢将自己的所闻所见,所思所想于5月13日向中央写了《闽西农村调查报告》,提出公社食堂应全部停办、应允许社员开荒、粮食包产利多害少、山林问题等许多大胆的、建设性的意见。这些意见,在修改后《农村工作六十条》草案中,全部被吸收进去了。
从龙岩回北京的路上,邓子恢特地在安徽省合肥作了停留,与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就“责任田”问题作了一番交谈。
邓子恢是在中央广州会议期间听说安徽“责任田”的情况的。3年困难时期,安徽、河南人情、地情差不多,但由于政策不同,情况就大不相同。农村工作部去安徽调查的干部回来后讲了这样一则真实的故事:
河南新蔡的农民实在饿得活不下去了,跑到安徽颍上去要饭,河南农民对安徽农民说:“老乡,我实在饿得不行了,能不能用我的棉袄换你一点粮食吃?”安徽农民说:“这样,你饿是饿不死了,可你就不怕冻死吗?”安徽农民给了河南农民十几斤粮食,把棉袄还给了他。
邓子恢听后兴奋不已:“这就是政策的原因啊!”
就在邓子恢认真思考“责任田”问题的同时,中央领导层中主张“责任田”和“包产到户”的呼声也日益高涨。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在湖南农村调查听到农民反映“包产到户”好,回京后向刘少奇、陈云、邓小平等汇报调查情况时,谈了自己对“包产到户”的看法和主张,得到一致肯定。
邓子恢于1962年接到安徽宿县符离集区委书记武念慈的来信,向他谈到“责任田”给当地农民带来的好处。从61年实行责任田,当年粮食就增产18%,农民非常欢迎,但到了62年3月,省委突然作出了改正“责任田”做法的决议。武念慈在信中表示非常苦恼,想不通。邓子恢清楚,62年七千人大会上,曾希圣因为“责任田”问题受到批判,改正“责任田”正是毛泽东的意思,这是省委也无力回天的事情。邓子恢内心矛盾得很,过问“责任田”,肯定要再次担当风险;不过问,下边干部的期望会落空,“责任田”也必定会夭折。思索再三,他还是派出农村工作部副部长王观澜率领工作组南下安徽。
6月16日,邓子恢看到了王观澜写的《安徽省当涂县责任田情况调查》,随后又收到了符离集区委全体同志《关于“责任田”问题的汇报》,两份材料针对“责任田”情况均做了详细汇报,认为责任制把产量与社员的个人利益结合了起来,社员的劳动热情空前高涨,解决了合作化以来一直存在的社员劳动态度消极、不顾质量的问题,对恢复生产起到极大作用。
为稳妥起见,邓子恢叫王观澜再度到符离集所在县安徽宿县调查。两次调查的结果完全一样。由于粮食产量增加,农民们纷纷表示:“包产到户责任田越干越有奔头,最好一辈子不要再变。”他们一再表示:“一不怕蒋介石,二不怕自然灾害,就怕改变责任田。”县、区、公社三级党委书记也再三要求:不要给他们戴方向性错误的帽子,允许试验三年,粮食过了关再改。
农民的呼声和干部的要求,真如同字字泣血,砸在邓子恢心上。然而这决不是感情用事可以解决的。55年距离此时不过才7年时间,前车之鉴记忆犹新。七千人大会上已给曾希圣和“责任田”戴了帽子,在这个时候要提“责任田”问题,风险将有多大可想而知。但面对中国农业如此严峻的形势和农民,如此急切的呼声,他又不可能无动于衷。思来想去,他无法卸下肩上的责任,他准备再一次涅了。
6月下旬,中央书记处开会,听取华东局农村工作部关于安徽“责任田”问题的汇报。邓子恢认为:“责任田”没有改变所有制性质,只是集体经济经营管理的一种形式,不应该说成是方向性错误而全盘否定,邓小平支持邓子恢的意见,认为“责任田”是新生事物,可以试试看。刘少奇要求华东局转告安徽省委,对“责任田”不要下结论太早,可以由中共中央中南局搞一个“包产到户”的文件,在北戴河工作会议时再议。有一个看法大家是一致的,必须改变大锅饭的做法,大锅饭再不能吃下去了。
“责任田”能否实行,关键只在一个人了——毛泽东
7月17日,从邯郸回到北京的毛泽东约见了邓子恢。邓子恢在向毛泽东汇报《关于当前农村人民公社若干政策问题的意见》以及符离集《关于“责任田”问题的汇报》内容时,坦诚地陈述了自己对“责任田”的看法。他说:“责任田”是一种联产计酬的责任制,适应农村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和广大农民的需要,有强大生命力,广大农民不愿改变。一个半小时的汇报,毛泽东只是静静地听着,一言不发,直到邓子恢临走时才说了一句,把你的汇报和符离集的报告送来,我要看看。事后毛泽东曾对董必武说:邓子恢向我保荐责任田,我跟他谈了一个半钟头的话,我就受了一个半钟头的训。不是什么谈话,是受训。
对于这次谈话,邓子恢清楚要承担风险,但没有想到一场雷霆暴雨会这么快就骤然而至。
1962年7月25日,中央北戴河工作会议召开。按原计划,这次会议应先讨论农业、粮食、商业等问题,然后为八届十中全会准备文件。8月6日,毛泽东在大会上作了关于阶级、形势、矛盾的讲话之后,风帆便再一次转向了,转为讨论阶级斗争问题和批判三股风: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
毛泽东把“责任田”、“包产到户”说成是“单干”,一下把问题提升到是无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高度。毛泽东说:“还是到社会主义,还是到资本主义?农村合作化还要不要?还是搞分田到户,包产到户,还是集体化?主要是这样一个问题。现在就有闹单干风,越到上层越大。”毛泽东讲话打开闸门之后,批判的洪水立刻汹涌起来。有些人批判邓子恢的报告,有些人把未经整理的邓子恢的讲话记录拿来批判,还有一些人干脆断章取义指鹿为马,翻手云覆手雨,昨天还在主张“责任田”也可以试试,今天脸一变就像不认识了似的,大骂主张搞“责任田”的人是断定要在农村搞资本主义。
一些好心的同志悄悄劝邓子恢:会上不要硬顶了,适当做些自我批评。邓子恢表示:“对‘责任田’,我现在还是这样看。”
8月12日,毛泽东在一个文件的批示中说:“邓子恢同志动摇了,对形势的看法几乎是一片黑暗,对包产到户大力提倡。这与他在1955年夏季会议以前一贯不愿搞合作社;对于搞起了合作社,下令解散了几十万个(作者注:这也许就是‘文革’中号称邓子恢砍掉20万合作社的出处),毫无痛惜之心;而在这以前则竭力提倡四大自由,所谓‘好行小惠,言不及义’是相联系的。”“他没有联系1950年至1955年他自己显然还是站在一个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立场上,因而犯了反对建立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错误。”以后,毛泽东在一系列会议上多次批评邓子恢是“资本主义农业专家”,中央农村工作部“搞资本主义”。面对这种局面,邓子恢无法做任何解释。
八届十中全会之后,1962年10月5日,邓子恢心情沉重地步入农村工作部会议室,在这里参加了他在农村工作部十年里的最后一次会议。会上宣布了中央撤销中央农村工作部的决定,理由是:中央农村工作部十年来没有干一件好事。
两年之后,1965年1月,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邓子恢被免去国务院副总理职务。
一个人从30年代开始的辉煌,就这样熄灭了。
“文革”来临,我党又多了一个默默无言的老人
1966年,一场更大的风暴降临。对于这场风暴,很少有人能够幸免,更何况身上已遭数次重创的邓子恢。
党内斗争的机密流向社会,红卫兵纷纷涌向万寿路10号邓子恢的住所,轮番揪斗这个当年敢跟毛主席唱对台戏的党内“老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常常一斗就是几个小时,弯腰、戴帽,有人还动手打他。66年的邓子恢已是古稀之年,常因批斗时间太长站立不住而瘫坐在地上,每次批斗之后回家都几天起不了床。
1967年1月,在戚本禹唆使下,农大学生闯进邓子恢家,企图抄出55年至62年期间的文件档案。红卫兵气势汹汹,而警卫人员似乎也接到了什么指示,口称“不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而对红卫兵装作视而不见。眼见红卫兵砸开了一只铁皮柜,幸亏里面没有文件。情况紧急,邓子恢拿起红机子与中南海通话,要求对他的住宅、主要是对文件加以保护。两天之后,造反派依然自由出入,而红电话机却被撤走了。
特供被取消了,房子要收回,寒冬来临,农林口机关造反派居然停了邓子恢家的暖气。邓子恢患有严重的肺炎,最重时一年发作11次,犯一次就加重一次。滴水成冰的季节里撤掉他的暖气,险恶用心不言自明。
邓子恢更沉默了。已是风烛残年的身体,一天天坏下去。终于,他的肝病、糖尿病、肺病、脑萎缩几病并发。曾经在北京医院看病治病的“特权”也被取消,邓子恢只能由儿子陪着,到北大医院门诊挂号看病,护士在诊室门口大呼“邓子恢”的名号,所有人都睁大惊诧的眼睛,唯独不感到惊诧的,只有儿子和他自己。
70年邓子恢病情加重,经请示中央,终于得以住进北京医院,但只能住进副部级病房,护理、药品与过去的待遇相比都要差许多。由于长期的腹泻、发烧,他的身体已经非常虚弱,走起路来东摇西晃,如果摔在坚硬的水泥地上,后果不堪设想。夫人陈兰几次恳求医院给加铺一块地毯,都被拒绝了。
政治歧视就像瘟疫一样传染到社会各个角落。邓子恢是个宽厚的人,更不是吃不得苦。三年游击战争那样的苦他都吃过来了。人不怕伤皮伤肉,怕的是伤心。
正是这块地毯,成为邓子恢致命的原因。陈兰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
1972年12月8日,邓子恢在病房跌倒,后脑重重地撞在水泥地上,造成颅底粉碎性骨折,两天之后,辞世而去。
1981年3月中共中央为邓子恢在建国后受到的两次错误批判平反,恢复名誉。
(责任编辑 致中 萧 徐)
《炎黄春秋》2006年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