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国家崛起，国民崛起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5 19:47:57
1840年，是意味深长的一年，它被视为中国现代化转型的开端。就在同一年，年仅35岁的法兰西青年托克维尔在漂洋过海、充分考察了美国的政治制度后出版了《论美国的民主》(下)。此前，在《论美国的民主》上卷中，托克维尔曾以寥寥数百字，概括了大国崛起的两种模式：
“当今世界上有两大民族，从不同的起点出发，但好像在走向同一目标。这就是俄国人和英裔美国人……美国人在与自然为他们设置的障碍进行斗争，俄国人在与人进行搏斗。
“一个在与荒野和野蛮战斗，另一个在与全副武装的文明作战。因此，美国人的征服是用劳动者的犁进行的，而俄国人的征服则是靠士兵的剑进行的。
“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美国人以个人利益为动力，任凭个人去发挥自己的力量和智慧，而不予以限制。
“而为此目的，俄国人差不多把社会的一切权力都集中于一人之手。前者以自由为主要的行动手段，后者以奴役为主要的行动手段。”
托克维尔像预言家一样指出，“他们的起点不同，道路各异。然而其中的每一个民族都好像受到天意的密令指派，终有一天要各主世界一半的命运。”
托克维尔无缘像生活在20世纪的人一样见证这两种模式如何演变为两个超级大国，更无缘看到曾经主宰世界一半命运的纳粹德国、军国日本与极权前苏联的倒掉。历史给这些国家开了个残酷的玩笑——所谓“大国崛起”，对于它们来说，不过是在国家主义的威权之下集全国之力空放了几个一毁俱毁的大礼花。
进一步说，根据各自实现的价值目标，“崛起”实际上可以细分为两种：一是国家崛起，二是国民崛起。前者是国家权力的崛起，后者是国民权利的崛起；前者信奉外表的强力与统一，后者注重内心的自由与幸福；前者信奉国家道德上团结，后者注重个人思想上创造；前者使社会走向封闭，后者使社会走向开放；前者表现为一种反向运动，国家崛起的过程，也是民权衰弱的过程，后者却是正向运动，国民崛起丰富了国家，使国家不至于凌空蹈虚，徒具虚名，并在适当时候使这一政治工具得到修理。
如国际历史学会会长于尔根·科卡所说，德国的现代化很大程度上是从上而下由国家发起和实现的，而美国和英国却主要是由社会来推动的，其动力来自于社会。有学者们用这样的语言来形容德国：这是一个奇妙的国家，它要么考问世界，要么拷打世界。当它用思想来考问世界时，它是伟大的；当它用战争来拷打世界时，便有了上个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见《大国崛起》解说词)
用思想来考问世界，就是以思想为犁，以建立思想共和国为价值指引；而用战争来拷打世界，则滑向刀剑共和国。在此意义上，后冷战时代前苏联的土崩瓦解与美国的继续繁荣，是思想共和国对刀剑共和国的胜利。应该看到的是，今人对于美国以枪炮谋求全球霸权的忧惧，正是看到了历史上所有刀剑共和国都零落成泥碾作尘。
“国家是一个珠宝盒”。国民是珠宝，国家是珠宝盒，意味着国家若不以国民价值为第一价值，则国家毫无价值，国家崛起若不以国民崛起为前提和保证，就会闹买椟还珠的笑话。
国家崛起，政府何为？
美国总统肯尼迪曾留下一句疑似不朽的名言：“不要问你的国家能为你做些什么，而应该问你能为你的国家做些什么。”就在人们以饱满的热情四处传播、赞扬肯尼迪的爱国主义时，经济学家弗里德曼洞见了这个明星总统话语里的黑暗——正是个体与国家职能的倒置，在肆无忌惮地腐蚀一个国家自由的根基。
回顾20世纪国家主义的狂热，生活于今天的人们不会忘记“爱国”如何一度沦为肮脏的字眼。在弗里德曼看来，肯尼迪此言前后两部分都没有正确表达合乎自由社会的理想以及公民和政府之间的关系。家长式的“你的国家能为你做些什么”意味着政府是保护者而公民是被保护者，而“你能为你的国家做些什么”意味着政府是主人或神，公民是仆人或信徒。然而，对每个自由人而言，国家只是自由人的集合，而不是超越于自由人之上的东西。自由人对共同继承下来的事物感到自豪并且对共同的传统表示忠顺，但是从本质上说，政府仍不过是手段和工具。政府既不是给我们带来恩惠与礼物的人，也不是使我们盲目崇拜和为之服役的主人或神灵。
在此基础上，弗里德曼断言，“除了公民们各自为之服务的意见一致的目标以外，他不承认国家的任何目标；除了公民们各自为之奋斗的意见一致的理想以外，他不承认国家的任何理想。”进一步说，大国崛起并非政府工作的首要目标，政府应以服务具体的国民而非抽象的国家为天职。大国崛起之“大公”，不可高于国民谋求自己幸福自由、有保障生活的“小私小利”，而大国崛起之结果，不过是公民们借政府这一工具谋求自己利益最大化时的意外惊喜与额外所得。
从国家解放到社会解放
显而易见，以目前的人心与大势，中国当不会也不可能重蹈德国的覆辙。理由是，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国家”吞并“社会”的主义，在复兴与复仇的狂热中形成并且壮大，其崛起伴随着由开放而封闭的过程。与此相反，今日中国努力接驳世界，却是从封闭社会走向开放社会。这也是笔者时常强调中国有希望的原因所在。
应该看到，由封闭而开放，既暗合“社会”从“国家”体制中逐步获得解放，同样见证了“社会”从“社会主义”中被发现的过程。任何试图否定改革开放或要求国家重新集权的人，都不可能从根本上推翻这样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即，近30年来中国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正是拜解放思想与解放社会之所赐。我们谋求“新新中国”，即是在中国实现“国家解放”后再谋求中国的“社会解放”，而中国若要“和平崛起”，就必定要请社会“和平出山”。
笔者以为，所谓“国家解放”以及紧随其后的“社会解放”，不过是飞机起降的两个阶段。此一情形，恰似一场始于战乱的飞行。当人们拿着各自的行李物品，挤上了一架租来的救援飞机，赶往自己的逃生之地时，前一阶段，为了更好地逃生，机组人员让所有人进了飞机，以逃避外面的祸患，是谓“国家解放”；后一阶段，当飞机着陆，抵达安全地带时，人们走下飞机，每个人都有权取回属于自己的行李，是谓“社会解放”。从关紧舱门到打开舱门，事实上也是国家与社会由封闭走向开放的过程。在此意义上，所谓转型就是从“国家解放”转向“社会解放”，其成败关键就在于如何使此一过程有条不紊地缩减到最短。
既然独立思想者是一国最宝贵的财富，重建社会的第一步就是让每个公民都有条件、有能力拥有自己头脑的主权。那么，国家的崛起，必先决于国民的崛起。任何致力于焕发本民族创造力的政府，理应不遗余力地促进各个领域杰出头脑的崛起，不断发现社会、培育社会，激发社会创造。而社会解放，既意味着社会努力从国家体制中尽力抽身，也意味着在自强的道路上努力前行，借此完成人之上升与社会之上升。回顾20世纪的历史得失，不可否认的是，一个开放社会的形成，更是避免一个国家“盲目崛起”及“一崛不振”的不二之途。
“当今世界上有两大民族，从不同的起点出发，但好像在走向同一目标。这就是俄国人和英裔美国人……美国人在与自然为他们设置的障碍进行斗争，俄国人在与人进行搏斗。
“一个在与荒野和野蛮战斗，另一个在与全副武装的文明作战。因此，美国人的征服是用劳动者的犁进行的，而俄国人的征服则是靠士兵的剑进行的。
“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美国人以个人利益为动力，任凭个人去发挥自己的力量和智慧，而不予以限制。
“而为此目的，俄国人差不多把社会的一切权力都集中于一人之手。前者以自由为主要的行动手段，后者以奴役为主要的行动手段。”
托克维尔像预言家一样指出，“他们的起点不同，道路各异。然而其中的每一个民族都好像受到天意的密令指派，终有一天要各主世界一半的命运。”
托克维尔无缘像生活在20世纪的人一样见证这两种模式如何演变为两个超级大国，更无缘看到曾经主宰世界一半命运的纳粹德国、军国日本与极权前苏联的倒掉。历史给这些国家开了个残酷的玩笑——所谓“大国崛起”，对于它们来说，不过是在国家主义的威权之下集全国之力空放了几个一毁俱毁的大礼花。
进一步说，根据各自实现的价值目标，“崛起”实际上可以细分为两种：一是国家崛起，二是国民崛起。前者是国家权力的崛起，后者是国民权利的崛起；前者信奉外表的强力与统一，后者注重内心的自由与幸福；前者信奉国家道德上团结，后者注重个人思想上创造；前者使社会走向封闭，后者使社会走向开放；前者表现为一种反向运动，国家崛起的过程，也是民权衰弱的过程，后者却是正向运动，国民崛起丰富了国家，使国家不至于凌空蹈虚，徒具虚名，并在适当时候使这一政治工具得到修理。
如国际历史学会会长于尔根·科卡所说，德国的现代化很大程度上是从上而下由国家发起和实现的，而美国和英国却主要是由社会来推动的，其动力来自于社会。有学者们用这样的语言来形容德国：这是一个奇妙的国家，它要么考问世界，要么拷打世界。当它用思想来考问世界时，它是伟大的；当它用战争来拷打世界时，便有了上个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见《大国崛起》解说词)
用思想来考问世界，就是以思想为犁，以建立思想共和国为价值指引；而用战争来拷打世界，则滑向刀剑共和国。在此意义上，后冷战时代前苏联的土崩瓦解与美国的继续繁荣，是思想共和国对刀剑共和国的胜利。应该看到的是，今人对于美国以枪炮谋求全球霸权的忧惧，正是看到了历史上所有刀剑共和国都零落成泥碾作尘。
“国家是一个珠宝盒”。国民是珠宝，国家是珠宝盒，意味着国家若不以国民价值为第一价值，则国家毫无价值，国家崛起若不以国民崛起为前提和保证，就会闹买椟还珠的笑话。
国家崛起，政府何为？
美国总统肯尼迪曾留下一句疑似不朽的名言：“不要问你的国家能为你做些什么，而应该问你能为你的国家做些什么。”就在人们以饱满的热情四处传播、赞扬肯尼迪的爱国主义时，经济学家弗里德曼洞见了这个明星总统话语里的黑暗——正是个体与国家职能的倒置，在肆无忌惮地腐蚀一个国家自由的根基。
回顾20世纪国家主义的狂热，生活于今天的人们不会忘记“爱国”如何一度沦为肮脏的字眼。在弗里德曼看来，肯尼迪此言前后两部分都没有正确表达合乎自由社会的理想以及公民和政府之间的关系。家长式的“你的国家能为你做些什么”意味着政府是保护者而公民是被保护者，而“你能为你的国家做些什么”意味着政府是主人或神，公民是仆人或信徒。然而，对每个自由人而言，国家只是自由人的集合，而不是超越于自由人之上的东西。自由人对共同继承下来的事物感到自豪并且对共同的传统表示忠顺，但是从本质上说，政府仍不过是手段和工具。政府既不是给我们带来恩惠与礼物的人，也不是使我们盲目崇拜和为之服役的主人或神灵。
在此基础上，弗里德曼断言，“除了公民们各自为之服务的意见一致的目标以外，他不承认国家的任何目标；除了公民们各自为之奋斗的意见一致的理想以外，他不承认国家的任何理想。”进一步说，大国崛起并非政府工作的首要目标，政府应以服务具体的国民而非抽象的国家为天职。大国崛起之“大公”，不可高于国民谋求自己幸福自由、有保障生活的“小私小利”，而大国崛起之结果，不过是公民们借政府这一工具谋求自己利益最大化时的意外惊喜与额外所得。
从国家解放到社会解放
显而易见，以目前的人心与大势，中国当不会也不可能重蹈德国的覆辙。理由是，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国家”吞并“社会”的主义，在复兴与复仇的狂热中形成并且壮大，其崛起伴随着由开放而封闭的过程。与此相反，今日中国努力接驳世界，却是从封闭社会走向开放社会。这也是笔者时常强调中国有希望的原因所在。
应该看到，由封闭而开放，既暗合“社会”从“国家”体制中逐步获得解放，同样见证了“社会”从“社会主义”中被发现的过程。任何试图否定改革开放或要求国家重新集权的人，都不可能从根本上推翻这样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即，近30年来中国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正是拜解放思想与解放社会之所赐。我们谋求“新新中国”，即是在中国实现“国家解放”后再谋求中国的“社会解放”，而中国若要“和平崛起”，就必定要请社会“和平出山”。
笔者以为，所谓“国家解放”以及紧随其后的“社会解放”，不过是飞机起降的两个阶段。此一情形，恰似一场始于战乱的飞行。当人们拿着各自的行李物品，挤上了一架租来的救援飞机，赶往自己的逃生之地时，前一阶段，为了更好地逃生，机组人员让所有人进了飞机，以逃避外面的祸患，是谓“国家解放”；后一阶段，当飞机着陆，抵达安全地带时，人们走下飞机，每个人都有权取回属于自己的行李，是谓“社会解放”。从关紧舱门到打开舱门，事实上也是国家与社会由封闭走向开放的过程。在此意义上，所谓转型就是从“国家解放”转向“社会解放”，其成败关键就在于如何使此一过程有条不紊地缩减到最短。
既然独立思想者是一国最宝贵的财富，重建社会的第一步就是让每个公民都有条件、有能力拥有自己头脑的主权。那么，国家的崛起，必先决于国民的崛起。任何致力于焕发本民族创造力的政府，理应不遗余力地促进各个领域杰出头脑的崛起，不断发现社会、培育社会，激发社会创造。而社会解放，既意味着社会努力从国家体制中尽力抽身，也意味着在自强的道路上努力前行，借此完成人之上升与社会之上升。回顾20世纪的历史得失，不可否认的是，一个开放社会的形成，更是避免一个国家“盲目崛起”及“一崛不振”的不二之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