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坑的开基与董氏家族的肇起

时间：2010-11-07 09:26:47  来源：网友投稿  作者：
流坑董氏的家世渊源，据说可以上溯西汉著名的儒家学者董仲舒，帮至今流坑董姓仍是自称广川董氏（董仲舒为广川人）。而此后流坑董氏的世系与南迁轨迹，由即在其族谱中亦不能能说。一说“仲舒之孙守访江，子孙家焉”，南宋状元董德元和明成化进士董时望在科举家状中均如是说；一说则谓，唐德宗宰相董晋之孙清然“值李氏乱，避居临川之扩源，”，由是安家江南。此说的主张者为明代万历年间曾任刑部尚书的董裕等人，现存各种族谱中最通行的。也是此说。按董清然以下的族谱世系明晰无异大致可信，但说其出自董晋则颇可疑。否则何以较早的董氏人士却不着一词呢？所以，应该说董清然是流坑董氏现在可以确知的第一位先祖，再风吹草动上溯，便难以信史目之。1984年出土于江西德兴的南宋初年董鸿墓志铭云：“五季（按：似当为唐末）之乱，士大夫皆保歙之黄墩。乱定稍出，散其旁数百里间。…………董氏其一出。“德兴董氏亦为清然之后，则流坑董氏祖先曾居皖南，其后才辗转迁来江西，更早的历史，也就难以考察了。
居于宜黄扩源（谱中或作和霍源，北源。今仍称北源村）的董清然生二子，长子连，次子称。连复有三子；长子尚一，生董全/董含；次子尚二，无后；细子尚三，生董合，此时的清然一家，不仅人丁渐繁，而且家道颇裕，”富甲里邗“。所以清然去世后，在五代吴国顺义年间（921--926），董连曾在宜黄黄山施田建寺以守其墓，据说其面积达田1300亩，外加鱼塘8口。但董氏族谱都称清然为”居士“绝非仕宦之人，而只是一个富有的庶族地主。五代南唐时期（937--975），大约因为家族繁大，董氏全、含、合三兄弟分蘖析居。全徙鄱阳海口，因其地后属德兴，帮董全一支族称德兴海口派；含与父、祖留居宜黄，其后即为宜黄北源派；而董合一家西来流坑，这里当时尚属吉州访陵县云盖乡，帮董合一系就叫访陵派，以后又叫乐安流坑派。董合，便是流坑董氏的一世开基祖。南宋绍兴年间，董合因八世孙董德元位居参知政事而被追赠司徒，所以在族谱中又被尊称为”司徒公“。
传说云盖乡的得名，是因为唐代延载元年（694）有道士在此修仙得道、羽化飞奔升而去，时“环山数十里紫云纷郁，覆罩累日”，故名，。可见那时这一片土地之静谧幽深，罕有人迹。当董合来到流坑时，这里也”犹是鱼岛之境“，”榛篁森翳，人莫有居之者“/。然而绿水青山，别有天地，在当日天下纷扰动荡之际，较山外相对安宁，差似桃源之境。董合一家筚路蓝缕，以启山林荫道山脚下乌江西回转角处的白泥塘安下家宅，垦田植谷，流坑董氏的基业，就由此肇始。董合有两个儿子，长子名桢，次子名耽。董桢又有四子，为文广、文肇、文晃、文亨；董耽亦有后嗣。据载董桢”以谊侠自任，时方扰攘，盗贼盈野，乃纠率义勇，保固乡里，贼不敢犯，赖以为济者甚众“。从这一记载中可以看出，不长的时间以后，董氏一家已在流坑立稳脚跟，并成为当地有势力和影响的大户。而这一区域也已初步得到开发。大约就在此后不久，因为生齿渐衍，董氏一家又将河东南岸三面环水落石出的白茅洲开辟出来，阖家易居于此，这就是逐渐发展起来的流坑村。依伏着辛勤经营和良好的自然条件，流坑董氏家族益发壮大，遂在宋代成为科甲联中、仕宦众盛而雄于江右的巨大 家族。
关于董氏家族的勃兴，在流坑的谱牒文献中一直有一个言之凿凿的掌帮，这就是杨筠松、曾文迪两位堪舆家的到来与占穴。杨、曾二人在中国文化史上乃是不可忽视的角色，杨传为窦州（治今广东信宜西南）人氏，唐僖宗时曾为国师，官至金紫光禄大夫。黄巢破长安，他漫游江南，以精相地名世，遂为堪舆南派的鼻祖，”其书为世所盛传“。曾文 ，江西于都人，杨氏高足，亦为堪舆宗师。据说杨、曾两位受到董家热情款待，至留居二年之久。为报答主人盛意，他们为董合董桢伉俪相得吉穴四口，又为流坑占视形胜。他们留下了许多箝语，预言董氏从此将要旺发，不可限量。如曰：“赐绯赐紫一百人，三百绿袍玄息着。儿孙累世享官荣，与国齐同如山岳。”“阳星日月峡相随，文武状元归。端正飞鹅头上生，金殿玉阶行。代代富贵家有官，子息不穷寒。亥上峰，明月楼台，董氏子孙，功名百世。”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这些箝语，至今仍保留在董氏的各种谱牒中，因为此后不久董氏果然兰桂齐芳，成为簪缨世族，故而董氏一族诧为神异，世代尊奉杨、曾二氏为地仙，后至从祀大宗祠报功堂，以示不忘其赐；流坑一带，也留下了大量有关二人的传说和风物古迹，像流坑所谓的“十六古迹”，就多与其相涉。据明代的名学者罗洪先说，这个掌故后来甚至成为世间谈堪舆者“莫不引重”的典范。按堪舆风水，具有很多迷信的成分，杨、曾二人，亦在半仙半人之间而不见于正史，所以这个掌故的真实性是值得怀疑的。明嘉靖年间的兵部尚书、理学家聂豹在《董氏重修祠堂记》一文中曾说：“杨、曾物土遍天下，乃江南卜兆妇姑子父如董氏者岂少哉？而荣禄文献之盛不一再见，岂堪舆之术神于流坑也耶？君子弗之讳也。”聂氏之言，委婉地表示了自己的见解，可谓有识，
今日看来，董氏以科第而勃兴的真正原因，首先是董氏殷实的资产，为子弟学优而仕提供了物质基础；其次亦与当时吉州地区“序塾相望、弦育相闻”，“文风盛于江右”的习俗濡染陶铸有关，但更应注意的，则是董桢长子董文广的作用。
董桢曾孙董公有在北宁至和元年（1054）年写的《登科题名录》记载说：
于伯祖文广，始以通经为儒，不事章句，东游金陵，值李氏乱，乃叹曰：“是不足事，以污吾祖。”弃而西归。即而王师平江南，乃与吾祖议曰：“吾等老矣，不可复仁幸而生见太平，当有子弟以以儒名家。”悉出金帛，多营书史，大启黉舍，招延学徒，士知远方多归之。至祥符中吾父一举中进士，乡里以为荣。识者谓：“董氏当扰攘之时，以谊勇自奋庇捍乡里；太平之时，复敦儒学，教育子弟上，宜有其后以大厥族。”
宋代在庆历四年（1044）以前，各州县尚无官学，士人受教育主要靠家塾私庠。董文广在天下甫定之时，能以家族之财大兴教育，启沃子侄，是很有眼光的。从而抓住了北宋重文轻武、大开科举广取文士之机，使流坑董氏家族由庶家而跻官族，得到迅速发展。因此在流坑的历史上，这位“明法公”（董氏大宗谱载，文广本人在大中祥符二年〈１００９〉试取明法科）是应该特别书上一笔的。
董文广的努力很快就结了了果实。宋真宗大中祥符七年（1004），文广长弟文肇的四子淳、湘、滋、渊全都中举；次年董沈阳市进士及第，成为流坑董氏登进士第一人。从此，董氏科甲之盛，一发而能收，“登科之儒，累累相续”。仁宗明道二年（1033），文晃长子董淇及淇子师德，次子董洙之子师道，与董淳子俦、董渊子仪、董湘子，文亨之子董汀，叔侄兄弟七人同获乡荐；次年景 甲戌，洙、汀、仪、师德、师道五子联科，同中进士，时号“五桂”士林传为佳话。南宋文天祥〈谢恩表〉中有“花耀贴金，一门而五董”之句，即用此典：云盖乡也曾因此一度由太守奏请朝迁改名五桂乡；流坑后来有五桂坊，亦为彰扬此事而建。是科之后，董门解试四举、五举时有发生，而且在仁宗庆历元年（1041）和八年（1048）乃有“六子联科”和“七子联科”的盛事，登进士第者亦代不乏人。其中仁宗皇元年（1049）董淳之子 汲 、仍 ，董渊之子偕，以及董唐臣四子同科，足与“五桂”例相媲美。又靖康元年（1126），宋迁以金人大举南侵，“诏特设一科以谋略取士”，时在京师国子监就学的董藻“名选第一，时称武状元”，亦成为家族殊荣。据清同治年间纂修的《乐安县志》载，从宋初到乐安建县前，乐安境内共出进士52名，其中流坑董氏居21名，占40.38%；又解试举人72名，而董氏更占47人，达65.24%。近二百年间境内科甲半为董氏所占，真可谓人才辈出，罕有其俪。就是当时江西抚州科举得人最甚的王、曾、乐、晏等名家论科名之众，亦在其下。所以古人有云：“江以右称文献世家，必以乐安董氏为最”。
科举昌盛，使流坑董氏在北宋一代仕宦如云。如董家第四代董淳及第后，累官南海知县、池州观察推官、殿中侍御史、尚书屯田员外郎、直史馆赠太子太保，董渊官职方郎中，董洙官观察推官，董淇观察推官、光禄寺卿，董洙光禄大夫，董汀知县；第五代董仪知筠州、尚书左司郎中、广东提刑，董汲秘书丞、刑部详覆官，董傅匠作监主薄，董极秘书省校书郎，董师德池州推官，董师道职方员外郎，等等。此后数代因进士、特奏名、荐举和恩荫等途入仕人数更多，不能详列。元代大理学家吴澄在为流坑董氏族谱作序时说，董氏在宋代“仕宦之众，莫之与伦”，虽有溢美，亦近其实。以科举登第与仕宦之众而言，北宋无疑是流坑董氏家族的黄金时代。宋代著名诗人梅圣俞在《寄题庐陵董氏桂林书斋》一诗中曾赞美说：“尝闻去盖下，聚书成大富。往往见子孙，缘天掇星宿。掇星星若珠，光彩出屋漏。秋收万顷田，作酒以为寿。亦有千里归，锦衣如白昼。”五代以来流坑董氏以诗书科第而登于仕宦之族的荣耀，梅诗描画得形象生动，如在目前。北宋至和元年（1054），吉州分出永丰县，云盖乡属之。因永丰有欧阳修和董氏家族，故被人称为“欧董名乡”。当日的云盖乡不仅是地方著姓，亦可谓天下知名。
南宋高宗绍兴十八年（1149），朝迁因乐安地势险阴，难于治理，割崇仁天授、乐安、忠义三乡及永丰的云盖乡设乐安县，隶抚州。二十四年（1155）复旧，三十一年（1162）再改。从此流坑董氏便一直是抚属乐安县民，再未改变。尽管有此变化，但由于历史渊源，更由于一脉搏共源的恩江水系的绾结，流坑始终与永丰和吉州保持着密切的经济、文化联系，在语言、民俗和心理等方面也多仍其旧。这一点，对流坑后来的历史一直发生着重要的影响。
南宋时代特别是乐安置县后的流坑，科举已不如北宋之隆。据《乐安县志》，从高宗绍兴二年（1132）至丙祥兴二年（1279）百余年中，董氏进士及第者7人（建县后5人），解试中举24人，分别只占同时期乐安县进士及解试者的8.69%和9.81%。尽管如此，董氏仍不失克勤克俭 诗书仕宦之族的本色，流坑历史上仅有的一位“状元公”且官位最高的董德元，便出自这一时代，尤为家族增色。
董氏以科举起家，名人代出，不少人在宋代的历史上颇有地位和影响，并给家族带来了极高的声望和裨益。下面是几位特别应提及的人物：
董俑，字伯懿，庆历二年（1042）进士。历任穰、怀、彭泽和北海等县令，又曾在朝为秘书丞、刑部详覆官，并曾以参谋身份参预西夏兵事，后因事遭贬。董俑父董淳“善为文章”，故入《宋史`文苑传》，而董俑则以诗名传世，与梅圣俞、王安石相友交好，尤为王安石所推重。检今《王文公文集》中，与他唱和之诗尚存七首。荆公盛赞其诗“新篇波澜特浩荡，把卷熟读迷津涯褒贤乐善自为美，当挂庙壁为诗牌”；“天机自动总关情，能见人间意外声。………过耳纷纷皆郑、卫，真须闻此始心情”。可见他的诗歌成就不小，惜其诗集今已不传，叭存数首于家谱与清同治《永丰县志》中。别从王安石《送董伯懿归吉州》一诗中可以看出，二人交好，不仅以诗，更因志趣秉性和遭际的相似。治平元年（1064）至治平四年（1067），在江宁（今南京市）的三年多中，他们一丁母忧，一处贬谪之中，柴门幅巾，往来频繁，评点诗史，对弈相争，四野邀游，唱和吟对，十分莫逆。诗末王安石写道：“江湖北风帆，捩拖即千里，相逢知何时，莫惜缣与纸。”尤见荆公对这位被恩准归乡人的依依之意。希望将来研究王安石的学者，能够注意到这一段友谊。流坑历代文士制艺之外每好词章之学，董淳、董俑等先人无疑是始作俑者。
董敦逸，字梦授，嘉右八年（1063）进士。哲宗元右六年（1091）官拜监察御史，后以“瑶华秘狱”案不佞哲宗，卫护孟后而调知兴国军。徽宗朝复为左谏议大夫，又极言蔡京、蔡卞过恶，被名“元右党人碑”，放江州知州。后任户部侍郎，封爵长清开国男，食邑三百户，以老病归终。敦逸是北宋名宦，又是流坑董氏禄位官声最显著之一，因而在家族历史上极有地位，有关他的各种传说很多。其中最为脍炙人口的一件事是：1130年，当年的孟后——隆右太后在金兵追击下南逃途中经赣和恩江交会处，问此水从而来？手下人答从董御史家门口来。隆右太后即以金杯酌江水而饮，以答谢当年董敦逸的相救之恩，于是也就有了恩江得名的又一种说法。又传说敦逸曾使契丹，因得何杨神的佑护而能夜育皇陵碑以免杀身之祸，因而何杨神成为流坑董氏的保护神，至今供奉不衰。甚至流坑历代传演的确傩舞，相传也是敦逸从北方带回家乡的。这些传说，孟后谢恩并不见于正史，恩江之名亦自有来由，后二者则更明显难以信据，但其足以表明，家族成员出为高官，给董氏家族带来了政治和社会声望，并对其文化传统的确定产生了重要影响。在这方面，董敦逸只是一个代表。流坑旧的敦逸祠，今已倾圮，叭存残垣数堵，题匾一块，弥足珍贵，尚可供凭吊。
董德元，字体仁，初累举进十不第，年老齿凋时以特恩授州助教，“贫甚无以自养，仍从富人家书馆”。绍兴十八年（1148）五十三岁时迁试第一，以有官列第二，恩例与大魁等，故称“恩榜状元”。他因依附秦桧旋即骤进侍御史，至参知政事权左仆射，爵庐陵开国子，食邑五百户，成为流坑历史上科甲和仕宦最高之人。秦桧一死，他即被以提举太平兴国宫（后改资政学士）衔放回，赋闲庐陵，身后也不得入乡祠受祀，并倍受士论史笔的讽贬。然而就董氏家族而言，毕竟有状元、执政之荣。德元大魁的次年，永丰县即为其建状元楼以示彰耀，德元同科士年轻的朱熹题“状元楼”三字匾，后来又有著名理学家曾丰为之作记，此楼遂成为恩江之畔的著名古迹。大约在稍后，流坑人也在村口依样建筑了一座状元楼，向过往之人夸耀着本族的这一盛事。而且因为董德元的地位，朝廷封赠董合司徒，妻罗氏豫章郡夫人；董祯司空，妻邓氏南阳郡夫人；其曾祖、祖父、父亲等也各有封赠，不仅德元一门荣显，整个流坑董氏亦因此无比风光。别应提及的是，德元晚达，此前倍尝白眼，被人嘲为“老榜官”，洪迈《夷坚志》卷十八载有他的一首词云：“满腹文章，满头霜雪，满百尘埃。直至如今，别无收拾，只有清贫。功名已是因循，最懊恨张巡李巡，几个明年，几番好运，只是瞒人。”当时际遇，明白如画。但他一旦发达，能至揆辅，无疑又对家族中人是一个极大的激励和诱惑。正是像董德元这样一些跃上龙门的榜样，才使流坑董氏家族形成了极为浓厚的科举文化的氛围攻，熏陶着其子弟皓首穷经，以求升官发财，光宗耀祖。
董德修，字仲修，屡赴漕试不第，隐居力学。他虽为布衣，但却不是一般的乡里老儒，而是南宋著名的“槐堂诸儒”之一，《宋元学案》中有传。德修为陆象山的入室弟子，“终日静唑 ，潜心理窟”，后归乡倡教陆氏心学，“从游者多德成名立，学者称心斋先生”。董德修和他的江右同门一样，虽于象山之学未见创意，但他在朱陆同异之辩哗然不息，陆学被目为“禅学”异端研究室际，私心信之，广传之，因而有“光象山之门墙”之誉，为心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尤其对流坑董氏而言，他是“流溪理学之宗”，从此确立了董氏心学的传统。明代流坑董氏心学特盛，为江右王门的忠实信徒，实乃道脉搏相承，渊源有自。
有宋一代的董氏显宦名士除上述诸人外，他如董淳有“谦明果艺，政行卓然”、“立朝侃直，不畏权势”之声；董仪知筠州时，“兴学立教，善政宜民，治状为江西第一”，曾巩为其作《筠州州学记》以显扬；董良史任隆兴通羊时不肯谀附秦桧，宁丢官亦不陷害他人，“士论高之”；医生 昌裔知兴国军，“宗室犯法，君绳治不少恕………良善安焉”等等，都是值得称道的名宦。限于篇幅，这里就不详述了。
总之，宋代流坑董氏通过许多成员的科举入仕，从原来的大中型个中小地主家庭发展为一个政治地位和社会声望甚高的大家族，并形成了自己的文化传统特别是浓厚的以科举登仕为取向的文化氛围。与此同时，科举仕宦之兴，还为董氏家族在经济上带来了莫大的好处。北宋官禄极丰，又奉行“不抑兼并”的政策，因而随政治之荣显而来的就是经济上的发达，流坑董氏自不例外。如南宋董定得在咸淳七年（1271）中进士后，官吉州司法，以“享禄丰厚”，在短短数年中就“家雄于赀，田边村陌，山林川陆，跨有邻疆”。由此一例，余可概见。值得注意的是，据流坑《镜山房谱》载，百余年后董定得一房在明初有公有山、田产七十二处。田畴山林俱备，布在置四乡。时承元代之乱，这批公产有很大部分是承宋末董定得所置之不理而非新购。可见，明清以来流坑董氏家特别发达的族祠公产，其基础在宋代已在逐渐奠定，开始形成以田产助科宦，以科宦扩田产、固宗族的自下而上模式。这些都为后来流坑董氏家族长盛不衰，确立了重要的根基。
谈及宋代的流坑，最后还应提到板桥曾家。板桥，今名桥西，是流坑村在龙湖以西部分之一。其与流坑本属紧挨的两村，在董姓迁来之前大约已有数姓人家居住。后因流坑董氏村落的扩展，遂合而为一，所以谈流坑的历史，不能不涉及之。北宋时代板桥尚寂而无闻，但至南宋，板桥墩的曾家亦大放异彩，不逊董氏，也为流坑的历史增添了一页华章。
板桥曾姓原居永丰，宋高宗时曾丰携一子迁来这里定居。曾丰，字幼度，号樽斋，乾道五年（1169）进士，历任福建浦城令，广东德庆知府。他是宋代著名理学家和学者，所著有《樽斋集》四十卷，《四库全收总目提要》称为“根底深邃，皆有物之言，非虚谈心性者可比”，为世所推重。曾丰在清城任上，发现了聪颖异常却因家贫无力上学的的真德秀，便收在门下，悉心培养。后曾丰返回故里，开西山书院，真德秀就读于此十三载，遂以西山为号。真返乡时，曾丰曾有长诗勖勉赠行。真德秀后来官至翰林学士和参知政事，又是宋末理学家，为报师恩，他奏请朝廷 将恩师《樽斋集》入于国学，此书因得广行于世。这段因缘为流坑留下一段佳，西山书院也因此名满天下。据《乐安县志》载，宋末文天详曾访寓于此，并题咏云：“金鼓峰前草木齐，流坑原是古流溪。大宋老僧何处去，壁上东坡画者谁？”元代虞集《道原学古录》亦云：“往观者至今车辙马迹不绝于其里。”其名胜不难想见。曾家除曾丰外，又有淳熙进士曾价，官司理参军；曾琬，官翰林侍读，咸淳进士曾重光，官至兵部侍郎，也可谓是人才济济，与董氏相映争辉。而且曾董两家，世为姻戚（如曾丰之妹即许董德修为妻），交流切磋，又笃学谊，不少董氏子弟还就学于西山学院，关系颇为融洽，今《樽斋集》中，尚有曾丰为董氏所做的诗文多篇，就是很好的证明。但是很可惜，今桥西曾氏后人惟余两户，西山书院也仅存废址于离离青草之间，不复可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