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杀的写史者——崔杼弑君与燕贼篡位

被杀的写史者——崔杼弑君与燕贼篡位

我们国家历来是一个重视修史传统的国家，上自商周时代起国家就设有专门记录和编撰历史的史官，那时候名曰“作册”、“史”、“尹”等。后来的历代封建王朝更是把修史视为国家头等大事，丝毫不敢怠慢，因此我们民族的史籍之完备乃让世界上其他民族望尘而莫及，为此西方大哲学家黑格尔（也是历史哲学家）就曾经这样感叹道：“中国‘历史作家’的层出不穷，连续不断，实在是任何民族所比不上的”。连我们自己人梁启超先生也如是说：“中国于各种学问中，惟史学为最发达。史学在世界各国中，惟中国为最发达”。
历史之为用，也就是它的独特意义与作用，这几乎已是尽人皆知的道理，唐代著名历史学家刘知几在其《史通》中就认为史之为用是“记功司过、彰善瘅恶、得失一朝、荣辱千载”的大事，假如没有史官，就会善恶不分，是非不辨，功过不清，结果是“坟土未干，妍媸永灭”。因此，他就这样总结道：
苟史官不绝，竹帛长存，则其人已亡，杳成空寂，而其事如在，皎同星汉。用使后之学者，坐披囊箧，而神交万古；不出户庭，而穷览千载。见贤而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若乃春秋成而逆子惧，南史至而贼臣书。其记事载言也则如彼，其劝善惩恶也又如此。由斯而言，则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有国有家者，其可缺之哉!
不过，历史是最讲求真实性的，假使一部历史根本没有什么真实性可言，那么这样的历史也就失去了它自身存在的任何意义。也因此，这就要求史官们要首先具有那种去伪存真的史识和秉笔直书的史德，否则历史的真实就会被无情的时间所湮没。所幸的是，我们的史官们除了拥有出众的学识之外，也早已对于自己的职命产生了一种强烈的独立自觉和敬业精神，虽然他们要时常经受来自社会环境及各种政治权威的巨大压力，可是他们之中的坚强甚至堪称伟大者还是不屈不挠地在“秉笔直书”，哪怕是付出生命的代价也在所不惜。
而我们今天所要讲起的，就是这其中不惜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而换得历史公正的两个最使人感怀的事例。
一、
在距今已经非常遥远的春秋时代，那是一个政治非常混乱的年代。
在那时的齐国，有一个名字叫崔杼的大臣，他除了贵族身份之外（那时候是贵族掌权），此人也可谓是王族，《左传》中就有他的一位家臣这样指出“今君出自丁”，也就是说崔杼你是齐丁公的后代，当然已经是远支（崔杼本来并不姓崔，那时候的贵族往往以自己的封地来作自己的姓氏）。不过崔杼却是当时的权臣，那时候在位的齐庄公就是在他的主张和势力下被拥立的，因此这个崔杼在当时就显得很不可一世。
那时候齐国一个名字叫棠公的大臣死了，崔杼前去吊唁，结果他竟看上了人家的寡妇（就是这个棠公的遗孀），过了几天就想要娶这个寡妇过门。虽然很多人都反对，认为崔杼和这个寡妇属于近亲、同姓，按照当时的礼仪传统不能婚配，可是在崔杼的一意坚持下他还是娶了这个寡妇。
而当时的齐庄公也是一个昏庸淫逸、寡廉鲜耻之徒，他不操心国家大事，反而只知道到处拈花惹草（自然崔杼就是要立这样一位容易被自己所控制无能之辈，这样他的地位也就巩固了）。齐庄公多次到崔杼家里去，结果也看上了那个原来的寡妇，于是两个人就开始私通起来，而且事后齐庄公还“以崔子之冠赐人”，也就是说他不但搞了人家的老婆，还把人家崔杼的帽子拿出来赏赐给别人，分明就有羞辱之意（可能平时齐庄公也对崔杼有所不满吧）。他的手下人劝说他不要这么干，可是他不听，最终真的就把崔杼给惹恼了，等到齐庄公再来自己家鬼混的时候他就让人把他堵在家里杀死了。《左传》中是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和齐庄公的狼狈、不堪的：乙亥，公问崔子，遂从姜氏。姜入于室，与崔子自侧户出。公拊楹而歌。侍人贾举止众从者，而入闭门。甲兴，公登台而请，弗许；请盟，弗许；请自刃于庙，勿许。皆曰：“君之臣杼疾病，不能听命。近于公宫，陪臣干掫有淫者，不知二命。”公逾墙。又射之，中股，反队，遂弑之。大意是这样的：（鲁襄公二十五年春五月）十七日，齐庄公去探望崔杼，又和姜氏鬼混起来。姜氏进入室内，和崔杼从左侧的门里出来。庄公拍着柱子唱起歌来。侍从贾举（此人是齐庄公的侍从，因为对庄公心怀怨怼，结果就和崔杼串通一气）阻拦庄公的随从人员入内，把他们关在门外。崔杼的手下甲士群起攻打庄公。庄公登上高台请求免他一死，甲士不答应。庄公请求盟誓，也不同意。庄公请求在祖庙中自杀，也不答应。甲士们都说：“国君的臣子崔杼病重，不能亲自前来听命。这里距公室很近，我们只知道搜捕淫乱之人，不知道还有其他命令。”庄公企图跳墙逃脱。甲士们（用箭）射他，射中了他的大腿，他就从墙上摔了下来。甲士们上去就把他杀死了。
然而不管怎么说，按照当时的伦理道德和是非标准，君主即使再有过错做臣下的也不能杀君，否则按照当时的行为定性就是“弑君”。因此齐国当时的史官就把这件事情给如实地记录下来：“崔杼弑其君。”而专横的崔杼自然不愿意背负这个恶名，他一怒之下就把这个正直的史官给杀了，这个史官似乎太不知道好歹、太没眼色了（他干嘛不写庄公是病死的呢，这不是找难看吗）。这是崔杼想杀一儆百啊，可是令他实在没有想到的是，接替的这位史官是原来被杀的那个史官的弟弟（那时候史官应该多是世袭和家传），他也这样在史书上记录道：“崔杼弑其君。”崔杼又一怒，又把他也给杀了。此时崔杼可是正在气头上啊，他还不相信有谁能惹得起自己。再接下来还是这一家史官的弟弟，他接过沾有兄长血腥的史笔，也还是这样记录道：“崔杼弑其君。”更加恼羞的崔杼于是又把他也给杀了：“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最后史官家还有最后一个兄弟又来接替哥哥们的事业，他也还是这样记录道：“崔杼弑其君。”最后史官全家的大无畏的正直和不屈精神终于令崔杼收敛起了手中的屠刀——他手软了，他杀不下去了，再这样杀下去就该把史官们杀绝了，那时候就不好收场了。
不过这时候却发生了一件让人不得不击节赞叹的事情：“南史氏闻大史尽死，执简以往。闻既书矣，乃还。”也就是说作为“南史”的史官因为消息不是很灵通，就听传闻说正直的“大史”史官一家都已经遇害（“南史”、 “大史”都是当时国家设置的不同分工的史官名衔），于是就又拿上自己已经写好的史书继续去接替（赴死），终于等到他在半路上听说还有一个活口并且已经如实记录了“崔杼弑其君”的事实后，他才（满意地）返回。
后来，崔杼也在齐国的又一场内乱中被杀了。
二、
虽然往事已越千年，我们仍然不能不为“大史”一家与“南史氏”的崇高史德而感动不已，面对欲扭曲事实的血淋淋的屠刀他们敢于为追求一颗“公心”而慷慨赴死，可谓为后世的千百代史官们作出了光辉的表率。所谓“宁为兰摧玉折，不为萧敷艾荣”，正是这群伟大的史官们的精神写照。
我们甚至不能想象，如果没有这群无畏的史官，那么我们中华民族还会拥有如此令我们骄傲不已的浩荡史籍吗？如果一个史官一旦受到政治上的严重压迫就改变立场，那么全部历史的记录还会有什么公正和辉煌可言呢？还会有什么教化和指导意义呢？我们甚至不能想象，如果没有如此伟大的史官传统，那么作为《史记》的作者司马迁还会成为后来的那个让后世景仰的“太史公”吗？班固在其《汉书·司马迁传》中还会这样赞颂他的前辈吗：“然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
当然司马迁的故事已经是为大家所熟知的了，其实值得我们大书特书的史官又何止那了了的几个人呢，历史上凛凛正气的方孝孺也是他们其中非常特出的一位。据《明史·方孝孺传》记载：“ 及惠帝即位，召（方孝孺）为翰林侍讲。明年迁侍讲学士，国家大政事辄咨之。帝好读书，每有疑，即召使讲解。临朝奏事，臣僚面议可否，或命孝孺就扆前批答。时修《太祖实录》及《类要》诸书，孝孺皆为总裁。”也许正因为方孝孺不但具有渊博的学识，尤其他还具有刚直的品德和满身的正气，所以他才最终被朝廷委以史官领衔（也就是总编辑）的重任。
然而方孝孺的个人悲剧却来了，因为没过几天一个新皇帝就通过暴力登上了历史大舞台——这是一个需要伪饰和屈服的时代！可是，方孝孺最终却没有任何妥协和屈服，哪怕是以中国历史上闻所未闻的杀戮相威逼——灭十族……
仔细说起来，这件事情还应从朱元璋建立明朝追溯起。
公元1368年朱元璋正式登极称帝，建立了大明王朝。他英明一世，然而却糊涂一时，竟然不顾大臣们的反对实行西汉初年刘邦定下的那一套已被证明后患无穷的“诸王分封制”，也就是分封自己的儿子们为藩王，独立一方，并掌握有军政大权，名义上就是防止地方动乱，拱卫朝廷。明眼人都晓得这是与作为历史主流的中央集权的封建统治制度是相违逆的，而且历史也已经不止一次地证明了“分封制”的严重危害，前有西汉的“七国之乱”，后有西晋的“八王之乱”，可是朱元璋还是坚持了自己的主张，力行了“分封制”。
结果只等到朱元璋死的第二年，坐镇北平（今北京）的燕王朱棣就开始向朝廷发难，准备夺取最高政权，史称“靖难之役”。这时候即位的皇帝是朱元璋的孙子朱允炆，朱元璋本来是立他的长子朱标做太子的，可是朱标不幸早死，就只好让朱标的儿子、也就是名义上的“皇太孙”朱允炆接了朱元璋的大位。而燕王朱棣是朱元璋的第四子，他从小就被安置在自己相对偏远的藩国，经历了很多沙场征战的风尘，终于使得自己磨砺出了一种不凡的坚毅与顽强品格，甚至还可以说他的个性在长期的刀光剑影中也渗透了血腥和残暴，这在以后的历史中将会一览无余地表现出来；最重要的是，他还拥有了一支效忠于自己的能征善战的军队，除了他本人精通军事以外，他手下还有一大批干将，这都为以后他夺取国家最高政权奠定了基本条件。而在新皇帝朱允炆一边，正是大倡“以文治国”、“为万世开太平”的契机，虽然在实力上朱允炆占据了相当大的优势，几次大败燕军，可是由于他对朱棣（他的四叔）心存不忍之情，因此在如狼似虎的朱棣面前他就注定了自己失败的命运。
最后，经过了三年的“靖难之役”，公元1402年，朱棣就坐上了自己梦寐以求的皇帝宝座。可是这时候他还不能安心，因为他是以武力拼抢着才坐上皇帝宝座的，所以他还需要控制天下的舆论，把自己的“抢”字换成名正言顺的字眼。而当时整个国家的舆论核心人物，就是我们接下去要讲到的这个方孝孺。
三、
方孝孺是浙江宁海人，出生于元至正十七年（1357年），按照《明史•方孝孺传》中的记载说：“孝孺幼警敏，双眸炯炯，读书日盈寸，乡人目为‘小韩子’”。总之就是说他打小就很聪明，气质非凡，号为小韩愈。后来他又从学于当时的学问大家宋濂，学问更加精进，加上人品也很出众，乃至受到了朱元璋的高度赏识，有一次方孝孺因被家族犯罪连累有了牢狱之灾，可是案宗一传到朱元璋那里，“太祖见其名，释之”。朱元璋有意重用他，曾经就有一次对“皇太孙”朱允炆说：“此庄士，当老其才”，意思说等到方孝孺积累到一定年龄时就可堪大用。先是“蜀献王闻其贤，聘为世子师”，后来“及惠帝即位，召为翰林侍讲。明年迁侍讲学士，国家大政事辄咨之”。
方孝孺之名是天下皆知的，“靖难之役”发生后，燕王朱棣的主要谋士姚广孝就对朱棣说：“城下之日，彼必不降，幸勿杀之。杀孝孺，天下读书种子绝矣。”（注解：“读书种子”，语出宋代周密《齐东野语•书种文种》：“山谷（黄庭坚）云：四民皆坐世业士大夫子弟能知忠、信、孝、友，斯可矣，然不可令读书种子断绝。”一般专指读书特别多、影响非常大，且能在文化上承先启后的读书人）朱棣自然也知道舆论的分量，因此他登上皇位之后并没有加害方孝孺，而是想收买他。可是被暂时拘押在监狱中的方孝孺却始终坚持自己的气节，任谁来劝降都没用。后来，新皇帝朱棣亲自召见他，可是方孝孺根本不买他的账，“召至，悲恸声彻殿陛”，也就是说他以悲愤、激烈的哭诉声来追念旧皇帝、否定新皇帝。但是，朱棣还是耐下心来和方孝孺有了下面一段对话：
成祖降榻，劳曰：“先生毋自苦，予欲法周公辅成王耳。”孝孺曰：“成王安在？”成祖曰：“彼自焚死。”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子？”成祖曰：“国赖长君。”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弟？”成祖曰：“此朕家事。”
大意是这样的，朱棣屈尊下榻慰劳方孝孺说：“先生怎么想不通呢，何苦给自己找罪受呢，我不过只是效法先贤周公辅佐周成王的榜样罢了。”方孝孺问：“那么你所说的现今的成王呢？”朱棣说：“他想不通自焚了。”方孝孺又说：“那你又为什么自己当皇帝而不立成王的儿子当皇帝呢？”朱棣说：“国家需要年长的皇帝，小皇帝不合适。”方孝孺又说：“那你怎么不立成王的弟弟呢？”结果朱棣就急了，说：“这是我的家事，你管得了吗？”
可是朱棣还不死心，他需要有人来承认自己新皇帝身份的合法性，尤其像方孝孺这样的知名之士，而且他还是旧政权中很有政治影响力的人物。在封建时代，因为儒家思想是正统思想，是社会主流的意识形态，所以一切都要讲求名正言顺才能从根本上说得过去；否则如果是名不正言不顺的事情，那么人们就不会认同了。这个时候，朱棣就想让方孝孺起到一个自己认为好的模范带头作用，也就是说想让他发表一点声明来确立拥护新皇帝的政治立场。而朱棣采取的形式就是想命方孝孺（替自己）草拟一道诏书，向全天下阐明新皇帝的公正道义和合法性。朱棣“顾左右授（方孝孺）笔札”，并且还兼带威逼和利诱地说：“诏天下，非先生草不可”。
然而，方孝孺就是不写，“孺投笔于地，且哭且骂曰：‘死即死耳，诏不可草’”。结果朱棣看方孝孺如此顽固不化，如此不可救药，忍无可忍就暴露出来自己的凶残本性，“成祖怒，命磔诸市”，总之就是用当时最残忍的手段加以杀害。而“孝孺慨然就死，作绝命词曰：‘天降乱离兮孰知其由，奸臣得计兮谋国用犹。忠臣发愤兮血泪交流，以此殉君兮抑又何求？鸣呼哀哉兮庶不我尤！’”
时年方孝孺虚岁四十六。
四、
方孝孺的确是死了，而且死得还很惨烈。
值得一提的是，见诸于杂史的记述是，当朱棣要方孝孺写诏书时，方孝孺便疾书四个大字：“燕贼篡位”，然后掷笔于地。朱棣威胁说要诛灭方孝孺的九族，可是方孝孺冷淡的说：“十族不惧，况九族乎？”结果方孝孺的确是被灭了十族（就是在原来法定的九族之外又加上他的学生与朋友算作第十族），被杀约计八百七十余口，入狱及充军流放者达数千；而且方孝孺本人也是被最残酷的极刑——陵迟处死的（也就是一刀一刀被生生剐死的，说到真实的具体场景肯定会令今人毛骨悚然）。而且还据说当方孝孺对朱棣骂声不绝时，朱棣于是命人将方孝孺的嘴巴割开直至耳根部分，此时方孝孺尽管已经骂不出声音，可是鲜血不断的从他口中喷溅，怒目相向朱棣……而且还据说朱棣是当着方孝孺的面残忍地处死了他的很多亲人和朋友的，结果方孝孺仍然强忍悲痛，始终不屈；当他的胞弟方孝友临刑时，孝孺泪如雨下，而孝友却从容吟诗道：“阿兄何必泪潸潸，取义成仁在此间。华表柱头千载后，旅魂依旧回家山”。为此，明代钱士升作《皇明表忠记》如是记录道：“孝孺十族之诛，有以激之也。愈激愈杀，愈杀愈激，至于断舌碎骨，湛宗燔墓而不顾。”
这几段史实虽然不见于正史的记录，可是它却获得了深入后世人心的感染力，据明万历年间一位名叫周晖的学者在其《金陵琐事》记载：“成祖杀方孝孺，令人食其肉。食肉一块，银一两。有吏之仆，食肉得银。归家说其事，吏闻之大怒，喝仆一声，激裂其脑而死。义哉，吏也。惜不得其姓名，乡里顾孝直谈。”大意也就是说人们为方孝孺的忠勇精神所感染，自有明见。尤其这里也给朱棣通过暴力手段夺取政权下了一个铁的定论——“燕贼篡位”！也因此，后世史家才将忠正不屈、明彰史德（从很大程度上可以这样认为）的方孝孺推上一个至尊的地位，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言论莫过于明末清初大思想家、史学家黄宗羲在其《明儒学案》中对方孝孺的赞叹：
先生禀绝世之资，慨焉以斯文自任，会文明启运，千载一时。深维上天所以生我之意，与古圣贤之所讲求，直欲排洪荒而开二帝，去杂霸而见三王。又推其余以淑来祀、伊、周、孔、孟合为一人……既而时命不偶，遂以九死成就一个“是”，完天下万世之责。其扶持世教，信乎，不愧千秋正学者也。考先生在当时已称程、朱复出，后之人反以一死抹过先生一片苦心，谓节义与理学是两事。出此者入彼，至不得与杨雄，吴草卢论次并称……先生之忠，至矣，而十族与殉，无乃伤于激乎?余曰：先生只自办一死。其激而及十族，十族各办其一死耳。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十族众乎?而不当死乎?惟先生平日学问，断断乎臣尽忠，子尽孝，一本于良心之所固有者。
现代的历史学家如胡适就曾经这样评价道：“方孝孺是杀身殉道的了不起的人物”，郭沫若也说：“骨鲠千秋方孝孺”。鲁迅先生在《为了忘却的记念》中为了纪念自己的好友烈士柔石，就曾将他与其同乡方孝孺相提并论：“他（柔石）的家乡，是台州的宁海，这只要一看他那台州式的硬气就知道，而且颇有点迂，有时会令我忽而想到方孝孺，觉得好像也有些这模样的。”
有的人好象还不太明确为什么要讲求历史的真实性以及它的重要性，让我们看一下那个《明太宗（就是朱棣）实录》中关于方孝孺的一段记载就清楚了：“时有执方孝孺来献，上指烟焰处谓方孝孺曰：‘今日使幼君自焚者，皆汝辈所为也，汝死有余辜。’方孝孺稽首折哀乞怜，遂命收之……丁丑，执奸恶齐泰、黄子澄、方孝孺等至阙下，上数其罪，咸伏其辜，磔戮于市。”如此扭曲事实的记录，却仍然堂而皇之地名曰“实录”，如果我们的历史都是这样写成的，那我们的民族文化将会是多么可怜、可悲、可叹啊！、
当然，真实的历史也不是我们一眼就可以看清的，许多历史都需要我们用心地判别其真实性，然而“公道自在人心”，有很多历史却是不容我们轻率怀疑的，就像这里方孝孺可能并没有写下“燕贼篡位”四字，可是他的行为本身却已经充分地体现出了这四个字所能传达出的全部精神意义及内涵。
五、
后世可能也多看到方孝孺的迂，就如鲁迅先生。似乎方孝孺还能够有其他的选择，似乎他死得太冤枉，似乎他为自己的旧君主殉难根本是不值得的……
可是让我们深入地思考一下，临此大节一个深受传统教义习染的忠诚卫道士还可能有其他的选择吗？这个社会本来就是提倡的“忠君节义”、本来就是信奉的“三纲五常”、本来就是讲求的“食君之禄，为君分忧”，如果一个封建士大夫在自己应该作出牺牲的时候而没有牺牲，后世则又要对他不齿了，尤其是在封建舆论之下，他就会永世不得翻身（而方孝孺正好赶上了这样一个考验自身忠勇的关节，幸哉？不幸？）；还有，这本来已经形成了一种浓厚的社会气氛，是上自天子下到庶民都认同的一种价值信仰标准，让我们想朱棣在表面上是那么得恨方孝孺入骨，可是内心深处肯定也是非常敬重方孝孺的气节与胆义的。
而在方孝孺自己就经常这样向弟子垂训：“治人之身，不若治其心也；使人畏威，不若使人畏义也”，“士之可贵者在节气，不在才智。国家可使数十年无才智之士，而不可一日无气节之臣”，“物有可好，汝勿好之。德有可好，汝则效之。贱物而贵德，孰谓道远，将允蹈之”，尤其这最后一句：“君子有四贵：学贵要，虑贵远，信贵笃，行贵果”。诚然，方孝孺是表现得激烈了一些，否则也不至于牵累“十族”，可是让我们想，假使在他看来自己的“国”都没有了，要“家”亦何为？
其实在后世看来朱棣与朱允炆好象是窝里斗，所以方孝孺如此激烈的反应就实在有些显得无谓甚至荒唐，好象他的死就不如文天祥死得更有意义和价值。然而，如果让我们深入到封建主流意识形态的根本之处时，我们也许就不会这样想了。也就是说按照当时的人伦大义，一个皇帝绝不是随随便便谁都能当得起的，“君权神授”，不是哪个人都可以担得起“奉天承运”、“ 替天行道”的神圣重任的；而且，一个皇帝就代表了一个国家政治和价值标准的最高权威，如果轻易地废立或者推翻他，那么这个国家就会出现严重的政治与思想混乱，以至于上自官员下到百姓都感到无所适从——而一个国家的政治与精神生活是追求稳定的，因此谁如果试图打破这种稳定那么谁就理所当然地成为“人民公敌”！当然，还有很多东西是值得我们深入、细致地思考的。因此，到今天才会有人这样说：“方孝孺之死固然是忠于气节，但更多的是忠于制度，方孝孺为人不免空疏迂阔，但决非是愚忠二字所能涵盖的。”
有人还指责说方孝孺能力不及，以至于误国：“高巍已上言，削藩宜用贾谊分建诸侯之说和主父偃推恩之策，勿行晁错削夺之谋，而方孝孺作为建文帝倚信的大臣，却未能使建文帝听服高巍的建言，而其后遂有燕王靖难之祸。”这样的指责我们不能轻易否认它就是错的，当然它也难免有简化历史之嫌，可是一个人的能力总有高低大小，凡人都不过只是“尽人事，听天命”而已。就同方孝孺自己也这样认为的：“士之可贵者在节气，不在才智。国家可使数十年无才智之士，而不可一日无气节之臣”。乱世重才，而治世重德。
不过还有一点是值得一提的，那就是朱棣其令人发指的的血腥和残暴，他甚至比他的老子朱元璋还有过之（朱元璋为澄清吏治就曾经下令活活剥掉许多贪官的人皮），当然这主要应该归因于他所处的环境，朱棣和他老子一样本来就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让我们再看《大明律》之刑法也是何等的严酷）。他对于自己的敌人或者反对他的人从来都不会手软，和方孝孺一起为旧政权殉难的还有大臣黄子澄、齐泰、铁铉等，他们都是被朱棣残忍地处死的，而且亲族子女也尝尽了人间炼狱之苦，比如据明代的《奉天刑赏录》之《教坊录》记载：“永乐十一年正月十一日，本司邓诚等于右顺门里口奏，有奸恶齐泰的姐并两个外甥媳妇，又有黄子澄妹四个妇人，每一日一夜，二十条汉子守着，年小的都怀有身孕，除夕生了小龟子，又有一个三岁的女儿。奉钦（旨）：‘小的长到大，便是摇钱树儿。’”也就是将来要将她们买身到娼家。再比如铁铉因为在“靖难之役”中屡次率兵挫败朱棣叛军，结果朱棣就这样疯狂地报复他：“割其耳鼻……逐寸磔之……乃令舁大镬至纳油敷斛，熬之，投铉尸，倾刻成煤炭。”
其实，朱棣的罪恶我们并不想细数，但也正是他的凶残才更加彰显出了方孝孺的高大和正义形象，尤其方孝孺又一次为我们活生生地演绎出了我们中国人的骨气及凛凛正气——“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此之为大丈夫”！方孝孺也更为我们再一次地证明了，在这个世界上——人的坚强信念永远是为血腥的暴力所压不倒、摧不垮的！
壮哉，方孝孺！伟哉，方孝孺！
六、
最后归结到我们的主题，清代诗人陈文述有一句诗道：“西京诏下千行易，南史书逃一字难”，说得就是以上两则故事的主题精神：朱棣当然可以让自己手下听话的人再为自己草拟哪怕千行的美化自己的诏书，可是他还是强迫不了像南史氏（方孝孺）这样忠直的史官来为自己粉饰行迹。
当然令我们感到非常为难的是，篡改历史已经是在古代非常普遍的事情了，我们疑古其实也不是没有道理的。有人说，历史就像一个小姑娘，可以任由人来打扮。这句话的前提还是一些历史可以作为信史，只是因人的眼光不同所以得出的结论不同而已。可是，更加令我们悲哀的是，许多流传到今天的历史已经难能再让我们相信它们是信史了，比如甚至连司马光这样出色的历史学家仍然不得不出于政治上的考虑从而涂饰一部分历史。更有像李世民这样的可称为“千古一帝”的贤德君主，却成为后世帝王干预史官写史的始作俑者——本来“起居录”是史官对帝王言行的严格把控与记载，早在西周已有，那是称为“内史”。后来历经整个中国封建王朝而不衰，原则上皇帝皆无权干预，但是这种风气到中途却被李世民打破了——李世民在其父李渊死后多次向史官要求翻阅李渊和他自己的《实录》，可是都被恪守祖制的史官所拒绝，又去试探当时的“谏议大夫，兼知起居事”的褚遂良，结果也被婉拒（事见《新唐书·褚遂良传》）；然而他还不死心，终于在软磨硬缠下让房玄龄命人抄录了一份简写本呈送给他批阅。事后，他果然对于史官们记录的“玄武门之事”有所不满，并作出指示要按照“周公诛管蔡”的定则重修，结果重修过的两朝《实录》他都很满意（事见《贞观政要》）。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正史中的记载与唐初温大雅所撰的《大唐创业起居注》中记录的很不尽一致的缘故吧。“至此以后，有唐以来，帝王阅著并非罕见之事，却使得历史逐渐朝着扭曲的方向发展。”
不过，我们也更要为此而高扬那种追求真实、追求公义的史官精神，“大史”一家与方孝孺的牺牲精神都是非常可贵的，因为他们敢于坚持公平、正义的舆论，敢于不惜一切代价来捍卫自己的政治信仰。因此，对照历史与现实的史官精神的失落，“大史”一家与方孝孺的崇高品格则必将光耀千秋。
最后，就拿《明史·方孝孺传》的论赞部分作为我们的结尾吧：
“帝王成事，盖由天授。成祖之得天下，非人力所能御也。齐、黄、方、练之俦，抱谋国之忠，而乏制胜之策。然其忠愤激发，视刀锯鼎镬甘之若饴，百世而下，凛凛犹有生气。是岂泄然不恤国事而以一死自谢者所可同日道哉！由是观之，固未可以成败之常见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