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太公--宰相智慧的最高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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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太公——直钩钓文王的权谋鼻祖
姜太公是一位在中国文化中有特殊地位的道家形象,特别是经过《封神演义》的渲染,这个人物在民间已经被神化了,所以,要了解真实的姜太公,就要先回顾那段历史,去除那层神化的面纱。
历史上真实的姜太公是一个模糊的记载,这也符合道家大象无形的观念,能够确定的就是,姜太公是商末周初的人物,其智慧才能受到周文王的赏识,并委之以军国大政,周文王之后,又辅佐周武王打败了商纣王,建立了周王朝,因为功勋卓著,被封为齐地的诸侯。
《史记·齐太公世家》记载,太公望是东海上人,也就是具有才学德望的杰出人士,他的祖先是辅佐大禹治水的贤臣四岳,后来在虞夏之际,也就是大禹平定水患、论功行赏的时候,被分封到吕地,也就是山东的吕县那一带,也有说封在申地,反正都是在山东。四岳姓姜,其后代中那些庶出的子孙有的姓姜,有的以封地为姓,姓申或姓吕。姜太公这一脉是承袭吕地的一枝,也有说他姓吕的,因此,历史上有时候也称他为吕尚,但多数人称之为姜尚。
姜太公,或太公望这个称谓是姜尚跟从周文王之后才形成的。据说,姜尚在投奔周文王之前已经年纪很大了,而且已经非常穷困,尽管满腹经纶,但是却没有进身用武之地,就在渭水河边用直钩钓鱼,希望有见识的诸侯能明白其中的含义。也有一种说法是,姜尚就是因为文王的德操智慧而专门去考察的,目的是看看周文王是不是名实相副,否则也不会大老远的从山东跑到陕西的渭水来。
就在吕尚每天坐在渭水边,象个普通老头一样垂钓的时候,周文王已经有了心灵感应。关于这一点,是古代历史上常用的手法,即使出自太史公之笔也很难确信,所以,只能当作故事听。据说周文王要出外打猎,那时他还是西伯,按照当时的风俗先要算一卦,看看打猎是不是合适,能猎获些什么。卜算的结果显示,周文王这次出猎获得的“非龙非鹿,非虎非罴,所获霸王之辅。”于是西伯就出猎,果然在渭水北岸遇到了正在水边直钩钓鱼的姜尚。姜尚坐在水边如枯木,怀里抱着一枝鱼杆,钓钩不但是直的,而且离水三尺远,一看就不是在钓鱼。西伯姬昌一看就知道这是一位异人,上前施礼问候,说了几句话之后,彼此就明白,双方机缘巧合,于是西伯姬昌就请姜尚坐上自己的马车,亲自赶车回宫去了。《史记》上记载,文王因为遇到姜尚高兴的不得了,说:“自吾先君太公曰:‘当有圣人适周,周以兴。’子真是邪!吾太公望子久矣。”故号之曰:“太公望。”这就是姜太公这个称谓的由来,是因为周文王的祖父古公就期待、盼望一位圣人的降临,帮助周室振兴,所以,文王把姜尚当作祖父期望的那位圣人,尊称为太公望,并且以师礼待之。
还有一种传说,姜太公博闻多学,又是贵族之后,也曾经在商纣王的朝廷里供事,见纣王无道,就离开了,行走于诸侯之间,希望他们当中能有人起来,取而代之,最终终于在渭水边遇到了西伯姬昌,就归附了他。
另外一种传说是,姜尚隐居在东海之滨,与世无争。西伯姬昌被纣王囚禁在羑里,他的臣子散宜生等人知道姜尚贤能,就派人去请他帮助救人。姜尚也听说西伯姬昌德行高尚,善待老人,就去了。然后,姜尚献计,用美女珠玉宝马进献纣王,把西伯救出来。纣王还赏给西伯征伐诸侯的大权。
尽管这段传说中有很多离奇的地方,但也不足为怪,可以确信的就是,姜太公与周文王的期遇确实有偶然的因素,也有必然的因素。这种贤臣遇明主的故事,以后历朝历代都有,也有更离奇的,但都超不过姜太公直钩钓文王的巢臼。
虽然姜太公知遇周文王的传奇流传了三千多年,但是,姜太公如何帮助周文王制定振兴计划,如何帮助周武王制定战胜商纣的战略,却没有明确的事迹流传下来。一来这些都是权谋机密,二来当时的文字史还不发达,现在流传下来的商周文字,除了甲骨以外,就是钟鼎,书写技术的不够,也导致了许多本来可以流传的史料失落了,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但是,从后世的信史中,我们还是能掌握一些大略。
姜太公帮助文王理平了周地的政治,修德养兵,暗中积蓄力量准备夺取商朝的天下,太史公记述这段历史时这样写道,周文王“与吕尚阴谋修德以倾商政,其事多兵权与奇计,故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阴权皆宗太公为本谋。”姜太公被称为兵家鼻祖,有一本兵书也是托在他的名下,就是《素书》,其中有很多治国平天下的大智慧,但也有很多流入阴谋诡计的东西,不过,兵者,诡道也,也不足为怪。关于姜太公与《素书》后面再专门讨论。
周文王的时候,在姜太公的帮助下,逐渐发展成为最强大的诸侯,所谓三分天下有其二,但是,仍然没有去夺商纣王的政权。
周文王驾崩之后,周武王即位,仍然以师礼对待姜太公,言听计从。这里也有一条历史的经验,历代君王都逃不过,那就是“用师者王,用友者霸,用徒者亡。”能夺取天下,治平天下的君主,虽然自己都很有智慧,但是更大的智慧在于他们能聘用比他们自己更高明的人来辅佐自己,因此,能无敌于天下。那些能用与自己智力相当、又志向相投的朋友为辅佐的人,虽然不能称王,但是,也足以独霸一方,比如三国鼎立的时候就是如此。用徒者亡,周围的人才能、品德都不如自己,就一定会亡国亡身。仔细研读古代史,历代兴亡,没有能逃出这一条规律的。
就以文王的时代来说,周文王自己的品德高尚就不用说了,而且据说《周易》也是他从《商易》发展来的,从八卦发展成六十四卦,这样的才学智慧已经臻于化境,但是,仍然四处访求贤人,礼贤下士,请到了直钩而钓的姜太公,并尊奉为师长。而当时的纣王则完全两样。纣王这个人智商也很高,资辨捷疾,闻见甚敏,就是记忆好,反应快,分辨力强,而且材力过人,身体好,有力气,手格猛兽。如果纣王不是这样一位智力、体力都超强的人,也许还不至于亡国,正因为他自己才智过人,所以才觉得自己了不起,太史公说他:“知足以距谏,言足以饰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声,以为皆出己之下。”因为纣王智商高,所以,大臣谏阻,他完全有足够的理由回绝,而且花言巧语,文过饰非,对待大臣,总是觉得自己有能耐,以为天下人的才智都不如自己。这样一位自以为是的君王,与一位礼贤下士,谦怀若海的西伯较量,结果就是商亡周继。
姜太公帮助周武王取得了商朝的天下,论功行赏,被封在他祖先四岳的祖产——齐地为诸侯,而且是爵位当中最高的一等——公爵,与武王的弟弟周公封地只隔着一座泰山,南北相连,可见当时太公的功勋、爵位之高。
姜太公虽然辅佐文王、武王父子夺取了商朝的政权,但是,他更多地是在扮演一位开国宰相,他的才智多是用在军事上,而在治理国家方面,则更多地体现在他对齐的治理。
《史记·齐太公世家》载:“太公至国,修政,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而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
这里有三个治国的思想非常重要,第一是因其俗,也就是实事求是,不能不顾实际情况搬抄;第二是简其礼,让百姓自由自在地发展,不要太多的规矩、束缚、限制,实际上也就是不要太多的政府干预,不要太多的税负、徭役;第三是在前两点之上的,那就是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既然齐国临海,多山,有鱼盐商工,就不要硬让他们种田,让百姓自由经商贸易,发展手工业,国家就富足了。
姜太公这三条治国的大原则是非常重要的,是中国古代最早的、最有系统的、最符合国情的治国思想,正是这种治国的大原则,才使得百姓愿意到齐国去,齐国成为了大国。更为重要的是,姜太公的思想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在春秋时代,管子把这种原则发展成为更完整的治国思想,我们在后面管子的章节中再讲。
在姜太公之前,虽然也有人讲治国,但那是儒家的,讲究修身,修德,没有如此系统地概括相互统一的治国思想。在这个意义上,姜太公是非常伟大的,他在齐国的治国思想,成为后代宰相们治国思想的规范,集成于管子,光大于汉唐。因此,姜太公不仅是在军事上,在夺取天下的过程中功勋卓著,其治国的思想和践行更体现了一位伟大宰相的智慧和胸怀。
作为一名开国宰相,在夺取政权、平定天下之后,能系统地把政治稳定、民生发展结合起来,这在历次改朝换代中都是很难做到的,姜太公的政治智慧就在于,他的政治追求与民生经济政策是一致的,这也是他能够在民间广泛传诵的原因。今天治理国家如果也能把政治追求与民生经济结合得好,人民就有好日子过了。
其实,改革开放中一条最大的原则,就是国家不要管得太死,不要以为政治家就一定比老百姓高明。其实,最优秀的政治家总是顺应百姓的,而不是总对百姓民生颐指气使。做到这一点,对于那些开国功臣来说,的确太难了,特别是他们既没有现代经济学的教育,也没有古代文明精神的传承,因此,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百姓受了很大的苦,原因就是没有一位真正具有大智慧的宰相。
由于姜太公的政治传统而形成的齐国民风,阔达而匿知,太史公赞叹,洋洋哉,固大国之风也。其实,这就是对太公那种博大智慧的赞美,这种智慧概括起来有三点:第一,善于择主,第二善于谋国,第三善于理民,特别是第三条,因为理民的最好方式就是放开限制,实行市场经济和政治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