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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英曾劝告毛主席不要与江青结婚
发表时间: 2008年05月11日 22时28分         评论/阅读(589/354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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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英革命精神和高尚品德永留人间 ——纪念项英诞辰110周年
2008年5月,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项英诞辰110周年。笔者怀着崇敬的心情,在回顾项英革命的战斗的一生、缅怀他为人民解放事业做出重大贡献时,深感他的革命精神和高尚品德是留给人们的宝贵精神财富。
项英是湖北省武昌县(今武汉市江夏区)人,1898年5月出生,学徒出身。1920年4月曾领导武汉纺织工人大罢工,1921年12月参加革命活动,1922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是中共“二大”代表,第三至第六届中央委员会委员,第六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务委员,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委员,担任过京汉铁路总工会总干事,湖北省总工会副委员长、党团书记,中共湖北区委组织部主任,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中华全国总工会副委员长、党团书记、委员长;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副主席、党团书记,中革军委代主席,中共中央苏区分局书记、中央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革军委中区分会主席,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后东南局)书记、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书记、新四军副军长(实为政治委员)等职,是中国革命史、党史、军史上有重要影响的一位人物。
项英在建党初期、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重要贡献。他长期在白色恐怖情况下,从事工人运动和党的工作,参与领导了1923年京汉铁路工人“二·七”大罢工、1925年沪西日商纱厂工人二月罢工和“五卅”反帝爱国运动;1926年发动武汉工人配合北伐军攻克武昌城和1927年初收回被英帝国主义霸占66年的汉口英租界的斗争,被誉为工人阶级的英雄人物之一。他在中央苏区,为革命根据地的发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诞生和治国安民的早期实践,为中国工农红军的建设和发展壮大,竭尽全力,建立了辉煌的业绩。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他临危受命,和陈毅等一起,指挥留下的红军和游击队全力掩护、策应党中央、中革军委率红军主力举行战略转移。后转至赣粤边,在与中央失掉联系、国民党军持续“清剿”的极端困难情况下,领导赣粤边游击区军民独立自主地坚持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保持了革命支点,保存了革命骨干。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在同党中央失掉联系的情况下,他敏锐地洞察时局变化,和陈毅按照党中央关于国共合作、团结抗日的精神,领导红军游击队实行战略转变,同国民党当局就停止冲突、合作抗日进行谈判,达成协议。1938年春,根据党中央指示,同叶挺、陈毅等一起,将分散在南方8省14个地区(不含琼崖)的红军和游击队编组为新四军,开赴大江南北敌后,完成了战略展开,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至1940年底取得了歼敌9万余名的重大胜利,使新四军由开始编组时的1万余人发展到8万余人,增加了七倍半。同时,他与曾山一起,大力加强东南地区党的工作,使东南地区党的组织有了很大恢复和发展。项英的这些业绩,均已载入革命的史册。
然而在1941年皖南事变后,由于人们知道的原因,项英的业绩多被抹煞。直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贯彻,对项英的评价才开始变化。1982年,笔者应邀为《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撰写[项英]条目,1984年12月经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中央军委副主席杨尚昆、总政治部主任余秋里和中央党史研究室审定,于1986年1月公开发表后,对项英功过的评价有了重大变化。1995年,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笔者所写的《项英传》,该书用大量档案、文献资料和知情者提供的史实,再现了项英可歌可泣的战斗的一生,树立了项英的光辉形象,为客观、公正评价项英提供了史料。1998年5月13日,经党中央批准,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中央党史研究室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纪念项英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迟浩田在代表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讲话中,称赞“项英同志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党和红军早期的领导人之一,新四军的创建人和主要领导人之一”,“抗日战争的名将之一”,高度评价了项英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所建立的历史功绩,洗雪了多年来强加在他身上的不白之冤。这是在党史、军史领域拨乱反正的又一重要成果,使对项英功过的评述有了实事求是的结果,为数十年项英功过的争论划上了圆满的句号。
毋庸讳言,项英并非是足赤之金,他在革命征程中也是有缺点、有错误的。特别是在皖南事变中,新四军皖南部队遭受严重损失,尽管情况很复杂,项英作为新四军的主要领导人之一,自然也是有责任的,他本人对此已有深刻认识。但决不能把责任都推给他,更不能抹煞他对中国人民解放事业所做出的贡献。邓小平曾经指出:对于历史人物,“在分析他的缺点和错误的时候,我们当然要承认个人的责任,但是更重要的是要分析历史的复杂的背景。只有这样,我们才是公正地、科学地、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地对待历史,对待历史人物。”笔者认为,邓小平这一对待历史、评价历史人物的原则,是非常正确的,自然适用于评价项英的一生。
项英在革命实践中所表现出来的优秀品质和高尚品德,最主要的有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坚定的革命信念。项英在革命征程中遇到过许多艰难曲折,从不灰心丧气,总是努力实践自己入党时的誓言,满怀信心地按照党所指引的方向前进。在坚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极其艰苦的岁月里,长年在深山野林同敌人浴血奋战,倔仍将《共产党宣言》、《列宁主义概论》等马列书籍带在身边,有空就读一读,从中吸取力量。在皖南事变突围过程中,他积极做聚集失散人员的思想工作,抓紧布置皖南的秘密斗争,筹划向江北突围的各项事宜,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第二,无私的奉献精神。项英一贯顾全大局,不计个人得失,在生与死的考验面前,总是竭尽全力去开展斗争新局面。1924年至1926年,他为恢复、发展党的组织和工会组织,多次冒着生命危险,奉命奔波上海、武汉,有时刚去工作不久,又因另地出现突发情况被调回,他总是叫到哪里就到哪里,叫干什么就干什么,并取得了优异成绩。1930年底,他到达中央苏区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和军委主席,位均高于在苏区的其他领导人,他依然满腔热情地按规定较好地完成了“一苏大”的筹备、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的创建、工农红军的建设和发展壮大等项工作。1934年2月“二苏大”后,项英名义上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副主席,实际上只担任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工农检查委员会主席的工作,不久又调任赣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和赣南军区司令员,他都是愉快服从,尽可能地把工作做好。同年10月,红军主力转移,党中央决定他留下先组织掩护红军主力转移,后坚持游击战争。当时中央党政军领导人都随军行动,唯独将项英留下坚持斗争。他明知艰险异常,留下凶多吉少,8万多红军主力无法抵挡50万国民党军的进攻,让他指挥1.6万名主要是地方红军更难抵挡,但他二话没说,无所畏惧,很好地完成了任务。谭震林曾经指出:“南方的游击战,在红军长征之初,牵制了蒋介石的兵力,使我主力部队得以大踏步地前进;并在尔后的三年中,保存和卫护好革命的火种,使它不灭地燃烧,终成燎原之势。”项英严于律己,公而忘私,一生中因艰苦斗争无法顾及子女,只是1938年9月参加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时在延安才同自己的子女见过一次面,这种情况是罕见的。
第三,开拓性地开展工作。项英在工作中,总是从维护人民群众和整体利益出发,抓住当地最需要解决的问题,通过主观努力,争取最佳效果。在工人运动中,他讲明天下工人是一家的道理和互相帮助、共谋幸福等主张,把广大工人团结起来、组织起来,使工会成为同帝国主义、军阀、反动势力作斗争的重要政治力量。在主持军委的领导岗位上,他围绕着加强红军政治工作,确立建立总政治部和政治委员与政治机关的相互关系,对人民军队政治工作建设起到了奠基的作用;他以命令形式,规定每年“八·一”为红军建军节,成为当今人民解放军进行光荣传统教育、地方进行国防教育的重要日子。他在实际主持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工作期间,努力进行治国安民的实践,强调苏维埃政权要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新风,积极发展生产,倡导艰苦奋斗、勤俭节约、廉洁奉公,反对铺张浪费,惩治贪污、腐败,至今仍有借鉴意义。在坚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中,他重视游击战术的研究,并编成歌诀,便于指战员们学习记忆和运用,成为红军游击战争理论的组成部分。在新四军,他重视训练机构设置和人才培养,以“抗大”为榜样,又根据新四军所处地区环境,为减轻国民党当局的干扰,用不大显眼的教导队、教导营、教导总队的称谓,先后培养干部达四五千名之多,对新四军的发展壮大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四,实事求是的作风。1928年7月1日,项英在莫斯科参加“六大”时,针对当时“左”的倾向,由他领衔的29位代表提出提案,建议大会致电国内,制止盲动倾向,为到会代表所采纳,提案的基本精神均被吸收到大会于7月9日《对国内工作指示》电中。1930年8月,他任长江局书记时,实事求是地反映当时武汉党、团、工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使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所要求的武汉暴动未能举行。1931年初,他在调查研究后,批评了发动“富田事变”的错误行径和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反“富田事变”的过火斗争,提出以教育为主解决党内矛盾和分歧的主张,使当时红军和苏区内部的肃反扩大化一度有所缓和。后来尽管他的正确主张被王明为首的中央派去的中央代表团所否定,并撤了他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但他仍保留自己的意见。历史证明,他的主张是正确的。对此,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著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作了客观叙述。
第五,高尚的道德情操。项英为维护党的利益,敢于坚持原则,秉笔直书,无话不可对党言。1929年1月3日,为解决中共江苏省委领导的问题,尽管与会的李立三等多数政治局委员表示赞同,但时任政治局常委的项英认为此法不可取,对全局不利,会削弱中央对全国各地党的工作的领导,也会影响对江苏各地党的工作的具体指导,建议对此慎重考虑。项英敢于提出与总书记向忠发相反的意见,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接着在1月10日的政治局会议上,项英再次提出中央兼江苏省委的办法不妥,强调指出:省委的工作很实际,与各方的接触面广量大,会直接影响到保密工作,而当时白色恐怖情况严重,如果危及中央机关的安全,就会影响全党,建议中央再慎重考虑。直到中央政治局另一常委周恩来于1月11日从外地回到中央,也不赞成由中央兼江苏省委的做法后,向忠发才改变自己的主张。1939年,项英从上海地下党来的扬帆处得知蓝苹(江青)在上海政治思想和生活作风的不良表现,明知讲了不会有好结果,但从关心毛泽东出发,仍立即打电报向党中央报告,并提出“此人不宜与主席结婚”。尽管后来的效果不好,反映情况的扬帆被作为“反革命”坐牢25年之久,其他有关同志也遭株连,但项英秉笔直书、刚正不阿的正派作风是值得称道的。
项英的革命精神和高尚品德,体现了老一辈共产党人的追求,是无产阶级革命精神的重要体现,是党的优良传统的重要内容,是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纪念项英诞辰110周年,学习、发扬他的革命精神和高尚品德,对于全面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增强开拓进取、求真务实的勇气和力量,激励艰苦创业、再造辉煌的决心,都会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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