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周国平：因为痛苦，所以哲学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4 01:41:10
也许哲学家确实可以比普通人站得更高，但被哲学指引着的周国平的人生又是怎样的呢？(杨澜访谈录)
一个影响他一生的人
1945年，周国平出生于一个普通的上海家庭。从小，这个性格安静孤僻的少年就特别喜爱读书。1962年，他考上北京大学哲学系，在那里，结识了一位影响他一生的人——郭世英。
杨澜（以下简称“杨”）：我有一个好奇心，哲学家是不是比我们这些普通人更容易痛苦啊？因为你们成天在考虑一些终极的问题，很难回答的问题，普通人可以说，哎呀，这很难或者是很痛苦，我可以不想，但哲学家一定要把它想清楚。
周国平（以下简称“周”）：这里面我觉得有一个哪个是因哪个是果、哪个在前哪个在后的问题。普通人也会有很多痛苦，不一定因为他不是哲学家就不痛苦了。痛苦在前，想在后。
杨：那哲学家的痛苦呢？
周：有了痛苦，不逃避，要把它想明白，就是哲学家了。通过想明白来解脱痛苦，这是哲学的用处。
杨：在你身上是这样吗？
周：对，我就是这样。我并不是学了哲学才去想这些问题，然后开始痛苦起来了，我是因为感到痛苦了，然后我去找哲学。
杨：哲学真能帮那么大的忙吗？
周：不是绝对的，但是有相对的用处。
杨：在《岁月与性情》这本书里，你差不多花了一半的篇幅写你大学时期的挚友郭世英——郭沫若先生的儿子。他在你的人生中其实只跟你相处了几年的时间吧？
周：加起来两年。
杨：那为什么会对你产生这么大的影响？
周：我觉得他值得我崇拜，值得当时年轻、幼稚的我崇拜。
杨：你崇拜他什么？
周：对于我来说，他是一个全新的人。一个，他性格特别可爱，是一个热情奔放、特别率真的人；另外，他特别爱思考。刚认识的时候，他跟我在一个房间，有一天早晨起来，他问：小周，我问你一个问题，你对权威怎么看？这个我当时没想过。他看我说不出什么来，他就说，权威也是人，跟我们一样的人。又比如，对马克思主义，他要自己去检验一遍是不是真理。当时的学生里，谁会这样去做呢？他后来受挫折也和这个有关。但从他身上，我知道了什么叫独立思考。
杨：这是对你最大的影响？
周：对，这在当时的学生里、老师里，都是极为罕见的。
杨：极为罕见，可是他付出的代价是非常大的。
周：对，生命。（1962年，郭世英因组织自由诗社而被拘留，离开了北大。后来，他转入北京农业大学，几年后，在文革的狂潮中遭到残酷迫害，在被人非法关押殴打数天之后，跳楼自尽，年仅26岁。）
杨：你觉得他可以不死吗？
周：可以不死。他跟我说过，他说我不能学哲学，我学哲学肯定还是背叛家庭。
杨：其实他已经想转了是吗？他已经觉得那条路是走不通的。
周：对，他知道走不通，他知道像他这样一个爱思想的人，在那样的意识形态下，如果还是搞哲学的话，肯定不行，还会发生冲突。
杨：他像是导师那样的一个人物，是吗？
周：对，我的引路人。郭世英的死一直是一个巨大的阴影，笼罩着我。
要伴侣还是要爱情
1968年，周国平被分配到广西资源县，度过了十年寂寞而孤独的岁月。精神的苦闷和生活的乏味使他需要一个伴侣，于是他结婚了。这位在书中被他称为敏子的女性与他一起度过了那段艰苦的岁月。但是，当1978年周国平考上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后，生活开始发生变化。
周：我当时感到最欠缺的就是找不到志同道合的朋友，不一定是我爱的女朋友，男的朋友、甚至连能谈话的人，都找不到。那种寂寞的心情难以形容，有要发疯的感觉。所以这个时候我必须找一个伴侣，哪怕不如人意吧，但是有胜于无。
杨：哪怕你知道你并不是特别爱她？
周：对。
杨：你当时做出的决定，跟自己的妻子是怎么说的？
周：其实，做决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不是说很明确，一下子做了决定了。爱情是一个自然爆发的东西，它不是做了决定以后就爆发了。后来，我觉得她那么可怜，她一个人在广西那个地方，我很难迈出离婚这一步，所以当时其实是很痛苦的。这是一个挺长的过程，从谈恋爱到最后离婚，再结婚，7年。
杨：你的承诺是什么？你好像说是直到她调到北京你才跟她离婚？
周：对。我只能做到这一点，这也是我必须做到的。
杨：但是你不觉得她很冤枉吗？她一开始被你作为了一个理性选择的伴侣，后来在你遇到爱情的时候，又理所应当地被甩到了一边。
周：是的，我承认。
杨：对啊，那你怎么一会儿又要伴侣了？一会儿又要爱情了？
周：那你说最好的结果是什么呢？
杨：我没有答案。
周：在婚姻问题上，爱情是最重要的原则，这是我一贯的看法。其实这是对的啊。做决定是很痛苦的，要考虑种种别的因素。最后还是哲学让我想清楚了，我就更加坚定了。
杨：更加理直气壮？我想起码你可以在那个时候了解到人性的复杂性。
周：对。这个我是太有体会了，这种复杂性把我弄得太苦了。反正走过了这一段以后，我对她还是挺感谢的。
杨：但是第二段爱情也并没有善始善终。
周：对，可以说没有善终吧。
杨：你说什么是爱情？
周：爱情，我觉得是两个人之间的一种强烈而持久的吸引。
杨：但是当她也有了其他的情感寄托的时候，一向提倡宽松婚姻的你，能够接受吗？
周：实际上是不能接受。
妞妞，今生最大的苦难
在周国平的书中，她被称为雨儿。在结束了长达7年的尴尬三角关系后，他们组成了一个幸福的家庭。之后有了爱情的结晶，妞妞。但是，灾祸却悄悄地降临了。女儿刚刚一个月的时候，被诊断出患有恶性眼底肿瘤，治疗的唯一方法就是切除眼球。是冒险等待奇迹出现，还是面对一个失明的孩子。在是否动手术的问题上，夫妻俩必须面对艰难的抉择。
杨：在对待妞妞治疗的问题上，是不是也有一种强大的矛盾和内疚一直在你的心里？
周：对。
杨：我当时看那本书的时候，相当震撼，特别是那极其残酷的选择，让她在很小的时候把两个眼球摘掉，还是让她保持肢体的完整，但是却看着她……
周：人在那个时候是挺愚蠢的，他慌了神了，他不是那么理智的，那时候就会有各种幻想，就是说能不能两全其美，又保住她的眼睛又能保住她的生命？在这个过程中病情在恶化，到最后已经来不及了。我和雨儿都非常后悔。后来给她做了放疗，当发现放疗做完以后眼球部的病灶都已经消灭了的时候，我们感到非常兴奋。其实她那个眼睛早就瞎了，眼球早就没保住。不久以后，就发现了转移。
杨： 562天的这么残酷的一种折磨，你是怎么过来的？
周：就这么过来了。其实就是很简单的，一个苦难没有把你压碎的话，你就能过来。
杨：到最后那个事情真正发生的时候，是不是还是觉得没有办法面对？
周：对，这东西是准备不了的，所谓精神准备根本无用。
杨：你至今想起来还会责怪自己吗？
周：其实我现在还是矛盾的。
杨：矛盾什么呢？
周：其实，人是在雾中行走的。大家都指责他这个不应该，那个不应该，但实际上，当时人是在雾中行走，他不知道前面是什么。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不会过多地去从道德上去谴责一个人，或者谴责自己。我觉得这不是一个道德问题。
杨：经历了人世间可能有过的最惨烈的痛苦，对人生的苦难我觉得是有了一种彻心彻肺的了解，那对你人生带来的改变是什么？
周：我觉得可以让我比较超脱了。
杨：是吗？在这个苦以后，你觉得自己能够超脱了？
周：对，最大的苦不过如此。
第二次婚姻触礁
在妞妞离开人世以后，周国平和雨儿的婚姻也陷入了低谷。巨大的悲伤使双方都不敢面对现实，两人的感情也慢慢隔膜起来。也许是对痛苦变相的逃避，雨儿有了另外的感情生活，这使周国平的婚姻再次面临危机。
杨：在《妞妞——一个父亲的札记》的后记里，你写过，你看过一些统计，那些孩子夭折的父母，关系很多都会破裂掉。
周：50％的离婚率。我自己是从其中走过来的，我知道这个东西是起作用的，因为实际上大家都有一种想逃避的倾向。
杨：对于爱情，你曾经说过，要有一个宽松的……你原话怎么说的？
周：一个宽松的婚姻，互相都给对方自由。婚姻中应该互相间都要建立一个意识，有这样一个觉悟，就是要留出一个距离来。
杨：所以在妞妞去世以后，你也曾经写到，希望妻子多出去走动走动，摆脱这样的一种沉痛和压抑的心情，但是当她真的有了其他的情感寄托的时候，一向提倡宽松婚姻的你，觉得能够接受吗？
周：实际上是没接受。理论和实际上的心理感受是不一样的。从理论上来说，我真的是想得挺明白的，我觉得真不算什么，我觉得修养高的人应该这样。
杨：但最后发现无论修养高和低，都是没法接受的。
周：对，实际上是这样。当你感觉到这个，就是说你被人严重地忽略了，那时候你就会感觉自尊心受不了。我主要觉得自尊心受不了。
杨：不是为爱情结束而感到悲伤？
周：不，不是，当时我不认为爱情结束了，她也不这么认为。但我说，如果不是的话，那就回来，收住，不要再继续宽松了，但是后来发现做不到。我觉得我们处理得挺好，我们分手分得非常友好。
爱情和孩子再次眷顾
在经历了两次失败的婚姻以后，爱情再一次眷顾了哲学家。这就是他现在的妻子红。很快，他们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啾啾。她的出生和成长给周国平的生活带来无限乐趣。
杨：你现在的女儿啾啾已经8岁了。看到她的成长，作为一个哲学家的父亲会有一种与其他父亲的不同的体验吗？
周：做父亲的都一样，哲学家在这一点上并非与众不同。只是作为一个写作的人，我觉得我比较能捕捉她那些有意思的东西，然后把它们记下来。
杨：她提过的最有哲学性的问题是什么？
周：挺多的。
杨：你能回答她所有的问题吗？
周：不能，没有一个问题我能回答。
杨：比如说？
周：时间是什么？
杨：她问过你这个问题？
周：我不知道怎么回答她。我就说啾啾，爸爸不知道怎么回答，但是你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我们一起来想这个问题吧。
杨：这真是一个万全的答案。
周：她那几天老想这个问题，有一天她说，我知道了时间是怎么过去的，是一阵一阵过去的。她说：比如说，我刚才说的那句话，刚才还在，现在没有了，想找也找不回来了，这就是时间。
杨：天哪，是“人不会跨进同一条河流”的感觉吧。
周：对啊，就是这个意思嘛，她知道了时间一去不复返的特性。
杨：这说明哲学家根本没什么可骄傲的。
周：没什么可骄傲的。
杨：5岁的孩子就知道。
周：对。
杨：他们关心的真是终极问题。
周：对。我就发现，四岁、五岁、六岁，上小学之前，这种问题特别多，上小学后就少了。
杨：你把自己的私人生活这样拿出来做一番解剖，是要有后果的。比如说人家可能说，周国平自己的生活好像也比较乱嘛，我们为什么要相信他说的那些话呢？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对你有什么好处？
周：对我一点好处都没有。
杨：你觉得自己做出的最重要的贡献是什么？是贡献自己作为一个被解剖的例子吗？
周：这是其中一部分。我觉得这挺好的，我一点都不后悔。我并不认为我对这个社会有多大的贡献，我写那些东西多半是在解决我自己的问题，我想把它解释清楚，我要开导自己，所以我就去读书，去想，然后写出来。恰恰，这也是这个时代很多人有共同的问题，所以才会有一点影响。
杨：但人家说一旦有了小孩，哲学家就没有了，一个父亲就诞生了。
周：其实，当不当哲学家有什么关系啊？无所谓的，但是当父亲，滋味多好啊。
一个影响他一生的人
1945年，周国平出生于一个普通的上海家庭。从小，这个性格安静孤僻的少年就特别喜爱读书。1962年，他考上北京大学哲学系，在那里，结识了一位影响他一生的人——郭世英。
杨澜（以下简称“杨”）：我有一个好奇心，哲学家是不是比我们这些普通人更容易痛苦啊？因为你们成天在考虑一些终极的问题，很难回答的问题，普通人可以说，哎呀，这很难或者是很痛苦，我可以不想，但哲学家一定要把它想清楚。
周国平（以下简称“周”）：这里面我觉得有一个哪个是因哪个是果、哪个在前哪个在后的问题。普通人也会有很多痛苦，不一定因为他不是哲学家就不痛苦了。痛苦在前，想在后。
杨：那哲学家的痛苦呢？
周：有了痛苦，不逃避，要把它想明白，就是哲学家了。通过想明白来解脱痛苦，这是哲学的用处。
杨：在你身上是这样吗？
周：对，我就是这样。我并不是学了哲学才去想这些问题，然后开始痛苦起来了，我是因为感到痛苦了，然后我去找哲学。
杨：哲学真能帮那么大的忙吗？
周：不是绝对的，但是有相对的用处。
杨：在《岁月与性情》这本书里，你差不多花了一半的篇幅写你大学时期的挚友郭世英——郭沫若先生的儿子。他在你的人生中其实只跟你相处了几年的时间吧？
周：加起来两年。
杨：那为什么会对你产生这么大的影响？
周：我觉得他值得我崇拜，值得当时年轻、幼稚的我崇拜。
杨：你崇拜他什么？
周：对于我来说，他是一个全新的人。一个，他性格特别可爱，是一个热情奔放、特别率真的人；另外，他特别爱思考。刚认识的时候，他跟我在一个房间，有一天早晨起来，他问：小周，我问你一个问题，你对权威怎么看？这个我当时没想过。他看我说不出什么来，他就说，权威也是人，跟我们一样的人。又比如，对马克思主义，他要自己去检验一遍是不是真理。当时的学生里，谁会这样去做呢？他后来受挫折也和这个有关。但从他身上，我知道了什么叫独立思考。
杨：这是对你最大的影响？
周：对，这在当时的学生里、老师里，都是极为罕见的。
杨：极为罕见，可是他付出的代价是非常大的。
周：对，生命。（1962年，郭世英因组织自由诗社而被拘留，离开了北大。后来，他转入北京农业大学，几年后，在文革的狂潮中遭到残酷迫害，在被人非法关押殴打数天之后，跳楼自尽，年仅26岁。）
杨：你觉得他可以不死吗？
周：可以不死。他跟我说过，他说我不能学哲学，我学哲学肯定还是背叛家庭。
杨：其实他已经想转了是吗？他已经觉得那条路是走不通的。
周：对，他知道走不通，他知道像他这样一个爱思想的人，在那样的意识形态下，如果还是搞哲学的话，肯定不行，还会发生冲突。
杨：他像是导师那样的一个人物，是吗？
周：对，我的引路人。郭世英的死一直是一个巨大的阴影，笼罩着我。
要伴侣还是要爱情
1968年，周国平被分配到广西资源县，度过了十年寂寞而孤独的岁月。精神的苦闷和生活的乏味使他需要一个伴侣，于是他结婚了。这位在书中被他称为敏子的女性与他一起度过了那段艰苦的岁月。但是，当1978年周国平考上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后，生活开始发生变化。
周：我当时感到最欠缺的就是找不到志同道合的朋友，不一定是我爱的女朋友，男的朋友、甚至连能谈话的人，都找不到。那种寂寞的心情难以形容，有要发疯的感觉。所以这个时候我必须找一个伴侣，哪怕不如人意吧，但是有胜于无。
杨：哪怕你知道你并不是特别爱她？
周：对。
杨：你当时做出的决定，跟自己的妻子是怎么说的？
周：其实，做决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不是说很明确，一下子做了决定了。爱情是一个自然爆发的东西，它不是做了决定以后就爆发了。后来，我觉得她那么可怜，她一个人在广西那个地方，我很难迈出离婚这一步，所以当时其实是很痛苦的。这是一个挺长的过程，从谈恋爱到最后离婚，再结婚，7年。
杨：你的承诺是什么？你好像说是直到她调到北京你才跟她离婚？
周：对。我只能做到这一点，这也是我必须做到的。
杨：但是你不觉得她很冤枉吗？她一开始被你作为了一个理性选择的伴侣，后来在你遇到爱情的时候，又理所应当地被甩到了一边。
周：是的，我承认。
杨：对啊，那你怎么一会儿又要伴侣了？一会儿又要爱情了？
周：那你说最好的结果是什么呢？
杨：我没有答案。
周：在婚姻问题上，爱情是最重要的原则，这是我一贯的看法。其实这是对的啊。做决定是很痛苦的，要考虑种种别的因素。最后还是哲学让我想清楚了，我就更加坚定了。
杨：更加理直气壮？我想起码你可以在那个时候了解到人性的复杂性。
周：对。这个我是太有体会了，这种复杂性把我弄得太苦了。反正走过了这一段以后，我对她还是挺感谢的。
杨：但是第二段爱情也并没有善始善终。
周：对，可以说没有善终吧。
杨：你说什么是爱情？
周：爱情，我觉得是两个人之间的一种强烈而持久的吸引。
杨：但是当她也有了其他的情感寄托的时候，一向提倡宽松婚姻的你，能够接受吗？
周：实际上是不能接受。
妞妞，今生最大的苦难
在周国平的书中，她被称为雨儿。在结束了长达7年的尴尬三角关系后，他们组成了一个幸福的家庭。之后有了爱情的结晶，妞妞。但是，灾祸却悄悄地降临了。女儿刚刚一个月的时候，被诊断出患有恶性眼底肿瘤，治疗的唯一方法就是切除眼球。是冒险等待奇迹出现，还是面对一个失明的孩子。在是否动手术的问题上，夫妻俩必须面对艰难的抉择。
杨：在对待妞妞治疗的问题上，是不是也有一种强大的矛盾和内疚一直在你的心里？
周：对。
杨：我当时看那本书的时候，相当震撼，特别是那极其残酷的选择，让她在很小的时候把两个眼球摘掉，还是让她保持肢体的完整，但是却看着她……
周：人在那个时候是挺愚蠢的，他慌了神了，他不是那么理智的，那时候就会有各种幻想，就是说能不能两全其美，又保住她的眼睛又能保住她的生命？在这个过程中病情在恶化，到最后已经来不及了。我和雨儿都非常后悔。后来给她做了放疗，当发现放疗做完以后眼球部的病灶都已经消灭了的时候，我们感到非常兴奋。其实她那个眼睛早就瞎了，眼球早就没保住。不久以后，就发现了转移。
杨： 562天的这么残酷的一种折磨，你是怎么过来的？
周：就这么过来了。其实就是很简单的，一个苦难没有把你压碎的话，你就能过来。
杨：到最后那个事情真正发生的时候，是不是还是觉得没有办法面对？
周：对，这东西是准备不了的，所谓精神准备根本无用。
杨：你至今想起来还会责怪自己吗？
周：其实我现在还是矛盾的。
杨：矛盾什么呢？
周：其实，人是在雾中行走的。大家都指责他这个不应该，那个不应该，但实际上，当时人是在雾中行走，他不知道前面是什么。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不会过多地去从道德上去谴责一个人，或者谴责自己。我觉得这不是一个道德问题。
杨：经历了人世间可能有过的最惨烈的痛苦，对人生的苦难我觉得是有了一种彻心彻肺的了解，那对你人生带来的改变是什么？
周：我觉得可以让我比较超脱了。
杨：是吗？在这个苦以后，你觉得自己能够超脱了？
周：对，最大的苦不过如此。
第二次婚姻触礁
在妞妞离开人世以后，周国平和雨儿的婚姻也陷入了低谷。巨大的悲伤使双方都不敢面对现实，两人的感情也慢慢隔膜起来。也许是对痛苦变相的逃避，雨儿有了另外的感情生活，这使周国平的婚姻再次面临危机。
杨：在《妞妞——一个父亲的札记》的后记里，你写过，你看过一些统计，那些孩子夭折的父母，关系很多都会破裂掉。
周：50％的离婚率。我自己是从其中走过来的，我知道这个东西是起作用的，因为实际上大家都有一种想逃避的倾向。
杨：对于爱情，你曾经说过，要有一个宽松的……你原话怎么说的？
周：一个宽松的婚姻，互相都给对方自由。婚姻中应该互相间都要建立一个意识，有这样一个觉悟，就是要留出一个距离来。
杨：所以在妞妞去世以后，你也曾经写到，希望妻子多出去走动走动，摆脱这样的一种沉痛和压抑的心情，但是当她真的有了其他的情感寄托的时候，一向提倡宽松婚姻的你，觉得能够接受吗？
周：实际上是没接受。理论和实际上的心理感受是不一样的。从理论上来说，我真的是想得挺明白的，我觉得真不算什么，我觉得修养高的人应该这样。
杨：但最后发现无论修养高和低，都是没法接受的。
周：对，实际上是这样。当你感觉到这个，就是说你被人严重地忽略了，那时候你就会感觉自尊心受不了。我主要觉得自尊心受不了。
杨：不是为爱情结束而感到悲伤？
周：不，不是，当时我不认为爱情结束了，她也不这么认为。但我说，如果不是的话，那就回来，收住，不要再继续宽松了，但是后来发现做不到。我觉得我们处理得挺好，我们分手分得非常友好。
爱情和孩子再次眷顾
在经历了两次失败的婚姻以后，爱情再一次眷顾了哲学家。这就是他现在的妻子红。很快，他们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啾啾。她的出生和成长给周国平的生活带来无限乐趣。
杨：你现在的女儿啾啾已经8岁了。看到她的成长，作为一个哲学家的父亲会有一种与其他父亲的不同的体验吗？
周：做父亲的都一样，哲学家在这一点上并非与众不同。只是作为一个写作的人，我觉得我比较能捕捉她那些有意思的东西，然后把它们记下来。
杨：她提过的最有哲学性的问题是什么？
周：挺多的。
杨：你能回答她所有的问题吗？
周：不能，没有一个问题我能回答。
杨：比如说？
周：时间是什么？
杨：她问过你这个问题？
周：我不知道怎么回答她。我就说啾啾，爸爸不知道怎么回答，但是你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我们一起来想这个问题吧。
杨：这真是一个万全的答案。
周：她那几天老想这个问题，有一天她说，我知道了时间是怎么过去的，是一阵一阵过去的。她说：比如说，我刚才说的那句话，刚才还在，现在没有了，想找也找不回来了，这就是时间。
杨：天哪，是“人不会跨进同一条河流”的感觉吧。
周：对啊，就是这个意思嘛，她知道了时间一去不复返的特性。
杨：这说明哲学家根本没什么可骄傲的。
周：没什么可骄傲的。
杨：5岁的孩子就知道。
周：对。
杨：他们关心的真是终极问题。
周：对。我就发现，四岁、五岁、六岁，上小学之前，这种问题特别多，上小学后就少了。
杨：你把自己的私人生活这样拿出来做一番解剖，是要有后果的。比如说人家可能说，周国平自己的生活好像也比较乱嘛，我们为什么要相信他说的那些话呢？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对你有什么好处？
周：对我一点好处都没有。
杨：你觉得自己做出的最重要的贡献是什么？是贡献自己作为一个被解剖的例子吗？
周：这是其中一部分。我觉得这挺好的，我一点都不后悔。我并不认为我对这个社会有多大的贡献，我写那些东西多半是在解决我自己的问题，我想把它解释清楚，我要开导自己，所以我就去读书，去想，然后写出来。恰恰，这也是这个时代很多人有共同的问题，所以才会有一点影响。
杨：但人家说一旦有了小孩，哲学家就没有了，一个父亲就诞生了。
周：其实，当不当哲学家有什么关系啊？无所谓的，但是当父亲，滋味多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