叛逆与迷茫——美国六十年代青年文化考 尹 达

尹 达
一
我们站在世纪末的十字路口，举目前望。一面是鸟语花香的广阔的田野，一面是闪着金光的冰冷的楼群，我们究竟该在何处安居？
这是每个人在精神上都必须做出的选择，每个人都有权指挥自已的双脚，寻找适宜的生活方式与空间。在这个物质包围的时空，相信会有很多人毫不犹豫地奔入冰冷的楼群。因为 楼群的肠胃消化功能良好，尚有余热，人们在里面可以不受风雨的吹打，可以舒适地躺在床 享用大楼提供的食物或残渣，可以睡觉而不用考虑在野外的危险。但事实真会如此惬意吗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人们渐渐地遗忘了一件事，他们还在人家的肠胃里，在不知不意中被吸收了一样人最宝贵的东西——思想。
二
我们现在仍可想象尼采在上个世纪末孤独地呐喊，精疲力竭后倒在当时被人们认为一文不值的书著中的情景。真正的天才大都会走向极端，在一段极盛之后走向疯狂，之后狐独地离开这个世界，就如梵高之死于阿尔的太阳与美景，尼采之死于对于思想迷狂的探索。在之 后的100年间，人们开始感到理性的压抑，于是重拾起尼采，发现其对非理性主义的论述竟是 如此地精采与生动，于是有了诸多的现代主义流派，哲学、文学、心理学等诸多学科都沾其光芒，存在主义、精神分析的出现，使人们看到这个世界变了，我们无法再用从前的眼镜来 看等待这个世界。
又走到世纪末的交叉点，我们回首百年，会在密密层层的文本中间发现一点儿特别的东西——一个持续了十年的青年运动，地点在美国。
60年代是一个动荡的时代，也是一个激情的时代，世界各地都可听到激烈的造反之声， 其中最有名的是法国的“五月风暴”，中国的红卫兵运动及我们下面要讨论的美国的“新左派”学生运动。这些运动构成了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条壮丽的风景线，但毕竟势单力孤，最后消散了，只在历史上划下了一条美丽的彩虹。
美国的50年代是一个政治稳定、经济增长的时期，罗斯福的新政使经济好转，在科学技术推动下，继续保持着较高的增长速度。但那时的青年似乎过早的“老”了，孤僻离群、谨小慎微、并且缺乏想象力。这一代人似乎完全接受了上辈人的言行准则，甚至在一向以开放 、活跃著称的大学里，也找不到锋芒毕露的人物。这一代人被称之为“沉默的一代”。在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下，60年代青年运动的大爆发是什么原因呢？下面我们来分析一下。
新政以来美国经济的发展，使大多数美国人的物质生活水平有了相当程度的提高。但在这富裕社会中，仍存在少数人的贫困。一部分人由于不能适应生产力的要求，而失去了就业 的机会，但更重要的是失去就业的资格和能力。这批人已经 完全失去了自立的能力，只能依 靠Government的福利制度维持生存。这种富裕社会中的贫困，成为60年代社会不满的一个重要根源 。
第二、美国社会中仍然存在着严重的种族歧视，并且在美国的穷人中，最多的是黑人。 黑人的不平等的生活，使青年人极力地争取自已平等、合法的权力，必要时通过暴力手段来 实现。当时著名的黑豹党就是一支有暴力倾向的黑人组织。但底层人民为反抗不平等的待遇 ，这种组织也不为过。
第三、来自青年学生对现实不满情绪的增长。美国经济的增长，使很大部分的人分享了美国的富裕，中产阶级的队伍渐渐扩大，成为人口中的大多数，他们过着舒适的生活。60年 代的青年人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起来，他们有过随心所欲的童年，但当步入社会时，才发觉一切都那么地严格与循规蹈矩，处处充满清规戒律，并且存在严重的种族歧视，完全不同于所受教育中的“平等”“正义”原则，而且他们的开放型个性处处受到压制，一些敏感 的青年人意识到这些，于是彷徨、苦闷、失落，出现了普遍的烦恼与畏惧。海德格尔认为： 烦恼与畏惧产生于人想把自己与社会、与他人隔离开来而又难以办到的尴尬。他们企图寻找 童年的自由与美丽的自然，于是出现了后来的嬉皮士运动，将自身隔离在小岛上，过着自由 的生活。
再加之教育的变质与越战的阴影，诸多因素最终导致了这场运动的发生。
三
从今天的角度看，“新左派”运动无疑是这场青年运动的中心。
“新左派”一词最早出现于50年代后期的英国，一批年轻的社会主义理论信仰者由于“ 匈牙利”事件的出现，感到迷惘幻灭，聚在一起寻找新的出路，为了区别各国共产党、社会民主党“老左派”，他们自称“新左派”。“新左派”在美国60年代达到全盛阶段，形成自 已的体系，直接影响了60年代反叛运动，所以我们称那场学生运动为“新左派”学生运动。
50年代后期，保罗·古德曼与威廉·A·威廉斯对美国社会制度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古德 曼认为美国虽拥有大量财产，但青年中却出现了“异化”的现象，出现很多违背理性的思想 与行为，他所著《荒唐的成长》一书表现了文化反叛运动的初期的活动。这本书指出了当时 青年一代所处的困境，引起了强烈共鸣。威廉斯则从史学家的 角度对当时流行的“美国社会利益一致化”进行了分析，认为美国的自然环境日趋恶化，发了工业发展之初的种种矛盾， 为寻找逃避社会灾难的出路，美国只能对外扩张。他的理论为后来的反战运动提供了重要依据。
赖特·米尔斯被认为是“新左派”运动的理论先驱。他的《权力中枢》一书集成了他的 思想。指出了操纵美国的实际上是“军事──工业共同体”，经济财阀与高级军人结成同盟 ，控制着美国的权力。而富裕起来的美国中产阶级实际上没起什么作用。这对于一向自认是美国社会中坚的中产阶级无疑是当头一棒。60年代，米尔斯在《新左派评论》上发表了《给新左派的信》，充满了火药味，指出青年知识分子可以取代无产阶级成为一支可能的激进的变革力量。
但对于“新左派”影响最大的人物自然是赫伯特·马尔库塞。马尔库塞是法兰克福学派最为知名的激进哲人。法兰克福学派以严肃的文化批判与意识形态闻名于学术界，马尔库塞袭其衣钵，溶合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存在主义等，形成“批判社会理论”。1950年出版了《爱欲与文明》一书，指出文明对人之本能的压抑。1964年出版的《单向度的人》，成为60年代反叛青年的“教科书”。在这本书中他指出：当代工业社会是一个新型的极权主义社会，利用技术进步成功地压制了人们内心中的否定性、批判性与超越性的向度（向度：价值取向与批判尺度），从而使这个社会成为单向度的社会，使生活于其中的人成为单向度的人。这本书为我们观察社会提供了一个可贵的概念结构与分析体系，通过它，文化与个人事务能被结合到社会理论和政治觉悟中去。它同时帮助激进分子摆脱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统理论，改用新的方式思考在现代环境中的新事物。在书的最后，他指出反抗这种压制的希望在于非生产性的社会阶层，即激进的大学生、社会青年及某些受排挤和被遗弃的社会阶层。
在这些先人理论的引导下，让我们回顾一下这场青年学生运动历程。
“新左派”运动的主要代表为“学生争取民主社会同盟”（以下简称“学民盟”）。这一组织的活动贯穿了这场运动的兴起、壮大与衰落的整个历史。“学民盟”正式登台于1962年6月11—15日在密歇根州休罗港召开的新左派学生代表大会。大会通过著名的休罗宣言，指出：美国的民主制是一种“没有公众的政治” ，贫困和利润积累同样迅进，其罪魁祸首为军事——工业综合体。大会提出了激进的改革纲领，要求削减军事开支，用于非军事的社会需要。休罗宣言的发表，标志着新左派组织的正式诞生。从上一声明可以看出，其早期走的是一条改良主义道路，主要形式为示威游行。虽然不主张取消美国社会制度，但痛斥了美国社会现存弊端，提出激进的口号，也预示了新左派运动发展轨迹，必定一步步走上激进化的道路。
1965年4月17日，“学民盟”，“五月二日运动”等组织联合起来，在华盛顿组织了有25000人参加的反战进军，这是一次彻底否定美国外交政策和反对干涉越南的政治示威。同年10月，“学民盟”参加了由“越南日委员会”发起的全国反战游行示威。1965年，是美国新左派运动“明显放弃改良主义”，开始走向“革命的理论的实践”的长征的一年。
1966年12月，“学民盟”通过反征兵协议。至1967年，反战抵制运动走向高潮。1967年4月15日，30万人在纽约举行反战进军。受马尔库塞影响，“学民盟”提出了新工人阶级概念，即学生将取代劳工成为社会变革的伟大力量。入夏之后，在黑人造反、反战运动、反正统文化运动的多重作用下，美国社会激流翻滚，不可遏止。秋天，威斯康星大学学生举行示威、罢课，警察第一次在校园内使用催泪弹镇压学生，各地也不断发生与警察发生冲突事件。10月21日，10万反战学生向五角大楼进军，与Government出动的军队展开搏斗。
与Government的正面冲突，使新左派生激发了其革命意志，不可避免地走上暴力斗争的道路。1968年，“ 学民盟”决定把斗争的方向由反战转为黑人问题。4月4日，马丁·路德·金被刺，全国100多个城市爆发了大规模的黑人造反，使“学民盟”的激进分子得出必须以暴制暴的结论，这些人开始学习城市游击战，与黑豹党建立联系。
1968年1月至5日，全国发生十起校园建筑被炸事件，4月下旬，哥伦比亚大学**震撼了美国社会，标志着运动由抵制已转为政治暴力斗争。之后，1968、1969年政治暴力斗争不断增加，街头战斗、爆炸和纵火事件时有发生。
1968年6月的东兰辛大会上，“学民盟”出现严重分裂，实力大为削弱，再加上美国Government的镇压，到1970年新左派运动基本上已消失了踪迹。只是在地下还有少数的暴力组织，但影响不大，后渐渐演变为恐怖组织。
简单的重温，我们仍可感受到当时的混乱与骚动。新左派运动同反种族歧视、反越战一直是紧密结合着的，我们也可清晰地看到抗议——暴力斗争这一条清晰的轨迹。这是一场以激进的青年知识分子为主体的社会运动，他们敏感地意识到个体的压抑，而压抑的根源在于这个“文明”的社会，于是提出反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斗争目标，企图建立一个爱与人性主宰的理想社会。他们既反对正统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想，又对美国的老左派和苏联社会主义的现实失望，企图寻找第三条路，寄希望于学生、黑人的力量，而放弃工人阶级，所以在理论上带有强烈的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空想主义和无Government主义的色彩，失败亦是历史的必然。
但新左派确实给美国社会带来巨大的冲击。它作为当时美国社会的一支反叛力量，促使人们重新考虑美国社会的价值标准，个人的地位及其存在意义。它实践了并不成熟的理论与主张，为反抗既定的权力体系打开了一扇门，让后继者见到曙光。
四
1997年4月5日，艾伦·金斯堡去世，终年７１岁。美国音乐杂志《滚石》撰文写出：“金斯堡的整个生命旅程是一个不断探索未知、追寻真理的过程。他的死对我们而言损失巨大——因为我们所面对的是这个时代最伟大的巨人之一。”
金斯堡是“垮掉的一代”最杰出的代表，是５０年代沉默中的一点雷声，是先行者，是预言家，也是一个永不止息的战士。“垮掉的一代”虽然主要的活动在５０年代，但当我们回头对６０年代观望时，却无法回避他们所埋下的指示标。
“垮掉的一代”无论对于６０年代或是今天，重要的意义在于他们身上那种彻底的反叛精神，一种在哲学、人生观、文字的表达范围与方式上的全面的反叛。作为一群在新的文化和政治背景下生长起来的年青人，他们用自己的肉体和饱经创痛的大脑谱写出了美国文学和文化发展的新篇章。
当物质的魔掌一点点地侵蚀人的精神家园的时候，“垮掉的一代”选择了一种没有道德和文化禁忌的新的生存方式，试图唤醒在权力阴影下人们逐渐麻木的舌头与神经。
他们首先是一群流浪者，没有固定的职业与收入。如同杰克·克鲁亚克于《在路上》指述的那样，他们乘着车子从一个地方到达另一个地方，短暂的停留后又重新投入流浪，他们的足迹几乎遍布全世界。他们在流浪中解决困惑，在流浪中寻找异质的自我表达，也在流浪中使自身作为个人与文学团体走向灭亡。但有一个最大的困惑是他们所无法解决的， 那就是他们找不到出路。“我们得走下去，在到那里之前我们一直得走下去。”“伙伴，我们到哪里去？”“我不知道，可是我们非得走下去。”（《在路上》）
“垮掉的一代”的重要成员几乎都是同性恋者，形成了一个独特的文化圈子。当时，他们的这种同性恋身份还比较隐秘，不被外人所知，他们相互友爱，在一种互爱的气氛中讨论美国的现状、诗歌、艺术、音乐、与神秘的东方宗教。“垮掉的一代”对东方产生了兴趣，甚至读起了老子的《道德经》，这也是在东方哲学中为自身的现实寻找出路，这在后来也直接影响了嬉皮士运动。最重要的是，他们能够对彼此袒露内心最深刻的隐思，大大地启迪和影响了他们的写作方式——一种人性的最畅快淋漓的表达。金斯堡的《嚎叫》与《祈祷》两本诗集就是其文字美学最典型的代表。我们甚至可以拿来与现代诗歌史上两篇巨作——艾略特的《荒原》与里尔克的《杜英诺哀歌》——并放，把它们看作诗歌史上一个新的里程碑。在两本诗集中，金斯堡运用了大量的长句，幻象与现实并置，意象之间的联结也很奇特。并
且内容上大胆地谈及疯狂、失落、同性恋与社会孤独感，用梦魇般的词句，对当时虚伪的美国的社会进行最有力的鞭挞，对物质主义、扩张主义进行抨击，描绘出一幅绝望的极乐世界的蓝图。
“垮掉的一代”是一群利用毒品来促发幻觉、支持写作和排遣人生烦恼的文学团体。毒品能够帮助他们展开想象，改变意识之见于眼中的物象。他们在每次吸毒后，都会互相交流彼此的幻觉历程，使他们的作品中不断出现放大、扭曲、超然的形象，在文学史上涂抹了厚厚一笔瑰丽的色彩。威廉·伯罗斯最重要的一部作品《裸体午餐》就是通过一个匿名的吸毒者的眼睛，展示了一个扭曲的变形的但更具震撼力的法西斯控制的世界。
在这里，我们必须提及一种音乐形式──摇滚乐，它与“垮掉的一代”以及后来的６０年代反正统运动都是不可分割的。摇滚乐是在黑人音乐中诞生而出的，重节奏性，节拍强烈，所以一开始就以粗暴的面目出现，而与主流文化相抗。也就是说摇滚乐的出现本身就是一种对抗，尽管这绝非它自身的意愿。
５０年代，在“垮掉的一代”中最有影响的是爵士和布鲁斯音乐，布鲁斯音乐的无固定节奏，可以无限延展下去的风格，本身也体现着一种非理性。摇滚乐中有很大成分的布鲁斯节奏，那时的摇滚乐还很不成熟，只是靠着“猫王”的性感动作得以盛行。但真正有作为的是小理查德、查克·贝瑞等人。金斯堡在一生中一直都同摇滚乐不可分割，他一直在支持和关注着摇滚乐的发展，可以说，他是几代摇滚乐手最真挚的老师与朋友。
“垮掉的一代”的活动一直处于社会的边缘，并未给当时的美国社会以很强的冲击。直到１９５７年之后，金斯堡、克鲁亚克、伯罗斯等人的作品出版后，才引起震动。当时，他们对抗社会最直接的方式就是裸露。如同在文章中，他们把身体的裸露也作为一种美学标准，一种个人对社会态度的象征，使艺术与行为同行。金斯堡在１９５５年的一次诗歌朗诵会上全身脱光，克鲁亚克赤身裸体生活在山洞中，尼尔·卡萨迪一丝不挂地死在墨西哥的一条铁轨旁。他们想象自己该是爱与和平的天使，洁白而神圣，他们在世间的任务就是打扫灰尘。
“垮掉的一代”的一切行为都预示着在当时，这该是一场悲剧。他们被看作疯子、危险分子被关进监狱、精神病院，一些人莫名失踪，一些人早亡，还有少数人继续着对抗，如金斯堡后来又投入嬉皮士运动中。他们的反叛精神为后人所继承，出现了６０年代一系列反主流文化运动，如嬉皮士运动、性解放、女权主义运动。他们告诉后人：叛逆应是青年人的灵魂。它的作用在于当一种潮流向错误方向迅猛发展时，它起阻遏作用；当主方向过于单调和一统化的时候，它提供更多新的选择，而选择就代表了创造，代表了由创造所代表的更多新的选择。
五
让我们把镜头再推到６０年代，会发现在轰轰烈烈的政治批判与反抗的同时，还有一群年青人以不同的方式表示着对美国社会的不满与反叛。他们同样敏感而真切地感受到人的异化，转而否定理性、强调本能、关注当下，但他们选择的是一条逃避现实的路，于是人们用“嬉皮士”一词来称呼他们。
“嬉皮士”源自诺曼·梅勒５０年代所写的一部小说《白色的黑人》，书中塑造了一个存在主义的二流英雄──“嬉皮斯特”，他“在反叛的自我意识的推动下，开始了通向未知天地的旅程”，以此作为在一个被死亡的阴影笼罩着的社会中生存下去的手段。这个人物很快成为那些本就迷惘、困惑的人的偶象，把自身 的行为准则定位于“嬉皮斯特”的行为准则，即只听命于自身意愿，不受习俗道德、社会行为准则的约束。
“嬉皮士”运动是６０年代最为感人的一幕，如暴风雨夜中摇曳不定的昏黄灯光，为反正统文化运动勾画出最为柔和的情境。
嬉皮士们基本上传承了“垮掉的一代”的生存方式与精神传统，只是在特定的历史氛围中规模更大，范围更广，影响也渐深。他们试图在社会边缘重建一个世界，用和平与爱和物质化、科技化的社会对峙，他们鄙视成年人所统治的世界，憎恨他们的保守与柔顺。“嬉皮士”们往往留着长发、长须，喜欢褪色的牛仔裤、手镯、念珠、耳环等一些古怪的饰物，而对传统绅士的穿戴整齐则不屑一顾。他们自标“花之子”，喜欢嘲弄似地在警察的枪筒里插上鲜花。
与“垮掉的一代”后期的生活方式一样，嬉皮士也选择了遁世的生活。他们逃离了各自的家庭组织了“群居村”，过着财产、爱情、孩子都公有的简朴的生活。他们希望通过随心所欲、无拘无束的放荡与自由自在的生活方式 ，找回在现代社会中丢失的原始的情欲和创造力。为了更好地理解他们所选择的群居方式，我们有必要看一看美国人性观念的转变。
50年代之前，一般的美国人一直忌讳公开谈论性问题，传统的性观念仍然统治着美国人的头脑。但50年代之后，它同时受到来自科学与哲学双方间的挑战：在科学领域，印第安纳大学的教授艾尔弗雷德·C·金西和他的助手们于1948年和1953年分别推出的《男性性行为》和《女性性行为》两部专著，无疑是这一领域的先锋，书中对人类的性进行了大胆的探索，并提供了婚前性行为与婚外性行为的真实性情况与数据，调节人们看待这些问题的眼镜。之后， 又有一批对性交问题进行讨论与探究其生理原因的书出版，使人们意识到性问题实有研究必要，并非难以启齿。在哲学领域，弗洛伊德指出，人的社会文明生活的发展必然要压抑人的本能。马尔库塞继接弗氏理论，认为物质生活究分发展之后，这种压抑是无必要的，要从这种压抑中解放出来，首先要来自性的解放。
在种种观念冲击下，美国人尤其是年轻人，对传统的性观念予以否定，斥之为“僵化的维多利亚时代的性标准” ，而代之以一种更加开放的观念。观念的改变导致行为的变化，人们对于传统认为罪恶的性行为不再隐藏。这样，性行为就置于日光之下，坦荡而自然，而不再拘于黑暗之中。
了解以上的事实，我们就会很容易理解“嬉皮士”的生活方式。他们的群居生活源自一种“大家庭”的观念，是一种假想的共产主义，又有原始社会的特征。在本质上对自然的回归和对机器的反叛。
“嬉皮士”的精神核心是“干你自己的事，逃离社会去幻游”。幻觉已成为人们的精神需要，用以摆脱人类陷入的精神危机，以求达到“ 文化超越”的理想。而制造幻想的最佳方式无疑是吸毒，毒品在当时已成为一种对抗的武器，几乎反主流的每个角落都闪动着它的影子，对于毒品的使用，原因复杂而混乱，这里只想从人类对想象力的需要来微探一下其原因。
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工业化社会正改变着合理性与不合理性之间的关系。想象与理性的差距不断缩小，一些不久前还只是在科幻小说中出现的情境，此时已立在你身边示威。这也导致了想象被有系统的滥用，逐渐被权力系统控制，从而规定政治步调与政治风格。因为在一个单一的体判下，有意义可以变为无意义，无意义也可以变为有意义，人们越来越强烈感受到精神构架被动的拆毁与重建，一种混乱感、恐惧感也因此而生。
人们想象的浪漫空间渐渐减少，甚至消失的情况下，社会已迫使想象在技术进步的基础上去证明自身，想象本身则变为历史的种种设计与能力。
正在人们感受到想象的缺失，精神上的极度理性与非人化的时候，毒品悄悄地绽开了诱人的鲜花。毒品给人带来的就是对这种缺失想象力的填充。毒品可以极大地提高作用者对声音、颜色、运动的感受力，产生更大的灵性感受与新经验。而且每天会有不同的幻觉历程，所以对于精神上异常苦闷与压抑的青年人无疑具有极大的诱惑力。但是长时间的作用，会导致感受神经的灵敏度下降，所以人们会提高自己服用的剂量。但当大量的毒品再无法带来新鲜的幻觉历程的时候，精神上人们想象力的骤然缺失，会使人无所适从，导致精神变态及至自杀。
要使想象力解放，马尔库塞指出：“先决条件是在消灭许多压抑自由的东西以及许多使一个压抑性社会永恒化的东西。”（《单向度的人》）也就是解放和彻底改变现有社会。“嬉皮士运动”在一种悲观的立场上，选择了逃避，在社会边缘重建理想国度，但他们精神上还是未能彻底地与社会脱离，只能依靠吸毒来填补想象的空白。
与毒品一样，摇滚乐在他们的生活中也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从对后世的影响来看，60年代才是摇滚乐的真正开始。“甲壳虫”乐队无疑是历史上最著名也最具影响力的乐队。四个来自利物浦的小伙子创造了摇滚史上的神话。他们在美利坚的土地上登陆伊始，便以温文尔雅的形象与旋律性极强的英伦曲风，引起巨大的轰动，甚至在他们住过的酒店，店主竟将约翰·列侬睡过的枕头割成几千块儿，以每块几十美元的价格出售。但那时“甲壳虫”乐队还只能算是一支流行摇滚乐队，他们真正的成熟是在1964年之后，推出了几张革命性的专辑，大胆地进行实验与探索，其中也掺杂了很多迷幻因素，如《黄色潜水艇》、《左轮手枪》、《佩伯军士孤独之心俱乐部》等。
与“甲壳虫”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滚石”乐队，乐队的四名成员都来自英国的中产阶级
家庭，并有相当高的学历，但他们出现伊始就是一副狂放不羁的形象，粗暴而野蛮，歌词中
直露地渲泄对社会的不满及宣扬毒品、性爱等。但他们的成绩并不如意，只推出了为数不多
的几张具有价值的作品。
60年代的摇滚乐与毒品的纠缠最为紧密。毒品带来的幻觉历程，使摇滚乐手们想把它记录下来，用音乐的形式再现，60年代毒品的盛行，也带来迷幻摇滚乐的兴旺。吉米·亨德里克斯是摇滚中最为神秘，、也最有贡献的人物之一。他使用左手弹奏右手琴，使人们现在听他的录音很难找到相应的和弦，而其中使用的一些技巧更是难以捉摸。作为摇滚史中的一名吉他大师，他同时对效果器进行了改革，为迷幻摇滚乐的发展提供了可能性。60年代美国青年深受来自英伦的摇滚乐的影响。鲍伯·迪伦由民谣歌手向摇滚斗士的转变就是当时美国青年一个典型的代表。
1969年8月16—18日，45万疯狂的歌迷参加了在纽约州贝瑟尔的卡茨基乐山村举行的摇滚音乐会，即永载摇滚乐史册的“乌士托音乐节”，参加这 次演出的乐队基本上是一些迷幻摇滚乐队，如吉米、“杰裴逊飞机”和“感恩而死”等。相同的理念将他们和嬉皮士们结合在一起，这次音乐节同时也成为嬉皮士的一次盛会。他们举着“音乐、和平与爱”的旗帜，进行了一次狂欢，也是嬉皮士运动的高潮。当时连下了三天暴雨，地上一片泥泞，嬉皮士们却乐此不疲，在泥泞中脱去衣服翻滚跳跃。音乐不是唯一目的，欢乐才是最重要的事儿，虽然会场出现了食品与水短缺，移动厕所恶臭难 耐等情况，但嬉皮士们却表现出巨大的爱心，他们尽情欢乐，也互相帮助，真正体现了”和平与爱“的主题。美国“生活与时代”出版公司曾将这场音乐会列入塑造美国历史的百件大事之一，并将其简述为“在泥泞的草地上，美国青年远离越南战场的血腥洗礼，真正体验到和平相处的快乐与永恒价值”。
至1970年，美国全国共有200多个群居点，主要有旧金山哈特·阿什伯里，洛杉矶的日落带、纽约的乐村等，生活着4万余名嬉皮士青年，但由于后来他们的行为越来越极端化，也走上暴力道路，影响日微。
六
在90年代末的中国，累述了美国60年代的那些小事，对于有的人也许是一堆垃圾，可以不屑一顾；如果对于另一些人，能够引起那么一点点儿兴趣，就不枉作此文了。
甲壳虫乐队向来被人以神话奇迹看待。辉煌的十年如同二次大战后复兴的黄金时代，在动荡，颠覆的浪潮中起着引爆器的作用。青春无羁热狂的呐喊，反抗，如同直欲燃烧至天边的熊熊火光，将沉睡中压抑而萎靡的人们震醒，来自旧金山的乌托邦气息笼罩在整个美国上空，人们抛弃了中产阶级中庸的绅士淑女作派，红酒和爵士乐，把头脑完全浸淫在了一种远离实际，虚无缥缈又前所未有的世界大同梦想的空气中。
那第一声春雷的制造者，应该就是BEATLES——这四个来自利物浦底层的小伙子吧？对BEATLES，我充满了感激与热爱，正如当初他们在美国登陆时给人们造成的骚动一样。
BEATLES，他们1962年前后在英国出道时曾渡过一个艰难的时期，然而在1964年，美国终于被‘英国人入侵’了。该年，BEATLES在美国登陆成为美国最轰动的事件，掀起了一阵名为BEALTE-MANIA[披头士狂潮]的热浪。他们在纽约机场着陆时，有5万人在那里等待。在一些黑白录象带里，四人蹦蹦跳跳做着顽皮笑脸的身影出现在演出场地时，人潮涌动，万人尖叫，哭泣，疯狂的举动在当时是闻所未闻。连中年男子也头戴BEATLES式的假发。也许正如他们的制作人乔治。马丁说的——‘BEATLES最终能打破障碍，是因为他们[美国人]压抑得太久了。’
为什么BEATLES所代表的摇滚乐会在美国获得如此大的反响？回顾50年代，由麦卡锡主义遏制  共产主义政策而发动的朝鲜战争以失败而告终，并被Government总结为‘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打了一场错误的战争。’美国人终于恍然大悟自己是被这样的政治言论——如‘美国在任何事情上都没有站在错误的一方，而Government从不向人民撒谎’——所任意欺骗着，意识到几十万死伤兵士都只是源于盘踞高位者悍然的野心，而不是来自于民主契约，有的是欺骗而独断。美国人民受到了严重的心理创伤，爱国主义情绪降到了冰点。号称‘时代的良心’的美国大学生在50年也缄口不言政治，如同被一次大战中深受政客口号欺骗的海明威一般，在反  共迫害，核战危机和父母教条的层层封杀之下，大学生也失去了生活赖以立足的信仰。享乐和虚无主义的空气在人心弥漫，愤世嫉俗，沉默寡言，唯一关心的只是日常事务——找工作，逛商店，接受上一代人对所谓‘美好生活’的观念。这一代被称为BEAT GENERATION[垮掉的一代].‘我很在乎，虽然我看起来什么都不在乎。’——这种心理在金斯堡的诗行，塞林格的麦田中已经得到了深刻的印证。空虚，迷惘，愤怒将一些思考却不得其解的大脑转向了自我麻痹的大麻，性和逃避。同时他们也不相信任何宗教的救赎作用——无信条正是他们对自身最坚决也退到不能再退的捍卫。
再接着看甲壳虫乐队是如何打破这沉闷气氛的。他们洋溢着乐观，新鲜的活力和天真无邪的气息，人们在缓滞压抑的50年代中久被麻醉的生命力重新抽芽了。在强节奏，朴实单纯到略显粗糙的英式摇滚音乐攻势下，这几个穷小子征服了大众，成为了流行文化史上辉煌的文化英雄。在1964年的52周里，他们有6首歌占据了20个排行榜冠军周次，在1964年4月开始的这一周里，他们有12首歌上榜，并囊括了前5名。而我们熟悉的YESTERDAY，到1975年已被翻唱了1186次，到80年代末，已被各地电台播放过一亿次以上。这些令人心跳的数字，在BEATLES的真诚和对LOVE ANE PEACE这个口号义无返顾而决绝的推崇与理想面前，这些被当今所谓天皇巨星视若泰山的商业战绩又有多么轻如鸿毛啊！他们以横溢的才华，不断超越自我的追求开创了崭新的音乐理念，比如SGT PEPPERS‘LONELYHEART CLUB BAND[佩珀军士孤独的心俱乐部乐队].这张有摇滚乐第一专辑美名的唱片，结构完整，构思精心，内容荒诞而富有戏剧性，是第一张实验性的概念摇滚专辑，是摇滚史上一个高峰和里程碑。日后摇滚众多流派的丰富多元化与蓬勃正是BEATLES，BOB DYLAN这样的开路先锋以无畏的创新挑战传统，开掘未知空间的种种尝试，打开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如果BEATLES只是灵性四溢的音乐创作者，那么他们还不能赖此站在时代的顶端。BEATLES带来的是人们对自我的重新认识——长久以来近乎无性，无智，无趣的灰色人群中，有人横空高呼一声’我要……！'而不是低眉顺眼地呢喃‘我应该……’这震撼成为了人们重新发现自我，认识自我的一个决口。BEATLES作为平民阶级的一个象征，在对上层社会的嘲弄批判和时常的自嘲中，赢得了普遍的好感。
对人们来说，爆发的热情将长久以来的压抑化作了尖锐的锋口指向公义，良知，平等权利，社会道德等等矛盾突出的社会问题。在60年代下半期，西方终于发生了一场真正的反文化革命，产生了新音乐，新艺术和新文学。时代被一股洋溢着希望的乐观主义所冲击，同时又经历着混乱，振荡与盲目。当时，上层人物的优越感和维多利亚时代的道德规范已然决堤。一个大学生曾说‘过去那些参加划船活动的学生也从不穿牛仔裤，而现在那些从不参加划船活动的人也穿上了牛仔裤。’这是一个百废待兴的年代，一个情绪化，充满了谬误，极端，幻想的年代，同时它喷薄的饱满热情足够让社会以几十年的时间消化，融合。
反思一下50年代到60年代社会氛围的转折，我们或许还能发现些什么。我们知道50年代，大多数美国人对Government来说，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个服从的螺钉，一个没有权利思考的机器。不安全，不确定的气氛中，人们把自己视若泥木沙石，除了为Government效力，并无个人道德取向。对于野心勃勃的政客来说，人民最好是柔顺不知所措的羔羊。BEATLES给人们带来的是这样一种期待的感觉‘我们不得不权利拼搏，保护生命的新芽不被压垮，并茁壮成长。我们只能为生长于自身内部的生命战斗。’我们很容易联想到存在主义这个名词。在法国，存在主义正是由‘有名无实的战争’[一战]失败后的思想紊乱和在被德国占领后的那种完全被遗弃的绝望情绪，虚无情绪所引起的。难道我们不能从中得出一些与‘垮掉的一代’成因相似之处吗？这里的核心就是——危机感来自与同传统信念的决裂，人类成为了‘无家可归的精神漂泊者’。社会的表面稳定，安全和物质进步，都建立在‘不知为何要如此做’的空无基础之上，以至于一个人完全受到外界的摆布，而对自己感到陌生，不知道自己‘究竟要干什么’，变成了一个对他自己而言已经完全靠不住的人，也觉得他与整个过去的关系也靠不住。他需要重新认识自己，重获自己的独特价值和主观意愿。应该说甲壳虫恰恰是带来了一种对自我的信仰，一种丢失了很久的对自身的重拾与解放。——自由，乌托邦，人类大同，叛逆，反击，真人让人痛快淋漓啊！
然而，我们也需要对60年代进行客观的评价。先是一战后传统的清教思想所蕴涵的禁欲思想对个体的压力已经逐渐消解。而到了60年代，美国人在玩世不恭地讽刺社会机构权威心态下助长了大众享乐主义。他们攻击资产阶级‘性生活拘谨无能”，“衣着打扮千篇一律”、“充满铜臭的生活成规”。他们践踏一切准则，但却仅是针对一些具体特征，而并不触及要害。因此，新文化运动虽然偏激，却并无实质的革命性。还有文学作品，比如[第二十二条军规]中一个个有生命和有个性的人在最后走向了虚无，这激化了美国青年反抗权威和军营化，标准化的思想，个人面对历史，社会的无能和宿命使得60年代的反抗形式看起来像是一种颓废和放纵的反抗。
然而，真正的变革在酝酿。如出现在政治经济领域当中，矛头指向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生活方式，两性关系，种族关系，道德和科学，美国的政治等等。从60——80年代，这些方面的收获都十分丰富。如黑人民权运动，一句被载入史册的黑人妇女说的话——‘我要质问美国’，还有女权主义的崛起和壮大，反核反战的传统，这些都是追求民主平等的体现。还有文化艺术领域逐渐成熟的后现代主义。值得赞赏的是后现代思想家对‘平等’的发展与信念——根据他们的概念，任何存在的东西都是真实的，无论一个人或一种思想是伟大还是平凡。主张开放，主张倾听一切人的声音，哪怕最卑微的小人物的声音，以防人微言轻的悲剧再度发生。在这里，我们隐约也可以联想起BEATLES从一开始就坚持的摇滚的平民主义立场。[虽然也许有点牵强……]这是一种进步，一种摒弃了‘否定主义和’虚无主义‘对60年代文化的健康科学的吸收。由此可以看出，后世还是深受它影响的。60年代的余音绕梁不绝，延续至今。比如日本80年代村上春树的小说和90年代的EVA都与BEATLES或者60年代有不少渊源。而唯一能在王小波耳中驻足还不至于’春风过驴儿‘的歌曲也只有BEATLES的音乐。我们不能说BEATLES在60年代的反权威，反战，反文化浪潮中占有多么大的比例，但他们是摇滚的创世者，是60年代文化一道最有代表性的风景却是毋庸置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