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最高领导地位的确立过程

遵义会议之谜

遵义，在中国革命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史中是一个闪闪发光的名字，这个曾经默默无闻的偏远小镇因为中国共产党于1935年1月在这里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而闻名遐迩，这个会议一直被尊崇为我党我军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史称遵义会议。
遵义会议被定性为我党，我军“在一个关键的时刻，在一个关键的地点，召开的一个关键的大会”，“一个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挽救了中国革命的大会”，“一个否定博古，李德的错误军事主张，结束王明的‘左倾’（冒险）教条主义路线，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的党中央领导集体的大会”，遵义会议永载史册，遵义精神永放光芒。
最近以来，随着相关历史资料的充实和辨析，遵义会议的“传统”解释在悄悄的发生变化，如在会议决议中说明了：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且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但是传统的“结束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在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的说法没有任何改变。

如果对上述的说法做一个认真的思考就不难发现其中的矛盾（不合理）之处：
首先，在遵义会议的决议当中，张闻天（洛甫）取代秦邦宪（博古）成为新的党中央总书记（党史中称为“负总责”）；军事指挥的最高决策者为周恩来，毛泽东协助其工作。
从以上的结论可以清楚地看出，党的核心是张闻天，军队的核心是周恩来，那么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从何而来？难道是毛不在其位而谋其政？
其次，结束王明的左倾路线的说法经不起推敲。
第一，遵义会议是在红军长征途中召开的，只对当时最迫切的军事问题和中央书记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组织问题作了决议，有关党的路线的争论在张闻天的调解下维持党的路线是正确的说法。
第二，王明是共产国际的代言人，他的路线就是国际的路线，当时的中共中央并不具备与国际叫板的资格和能力，相反，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共的路线确定和执行，组织人事的安排等重大事情均由国际“垂帘听政”并发号施令。
第三，遵义会议结束后，陈云于8月赴莫斯科递交会议记录和决议，请国际批准，这恰恰为上述第二条的疑问作了注解。
从以上几点疑问和分析可以看出，传统上的“遵义会议”的伟大决定是经不起推敲的，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在当时也是不存在的。
本文试图沿着历史的轨迹，梳梳辫子，看看毛泽东的领导地位是在何时，何地，如何建立起来的。
我们不妨先看一下毛泽东在红军的领导地位的形成：
说到遵义会议不能不提在这之前的宁都会议。
1932年10月在宁都召开由周恩来主持的苏区中央局会议，史称“宁都会议”。会议中，毛被剥夺了军事指挥权。10月12日，中央军 委颁布通令，调毛泽东暂回中央政府主持一切工作，10月26日，临时中央正式任命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毛大为恼火，向中央申请病假回后方疗养，得到批准。毛泽东被剥夺了指挥军队的权力，摒出了军 委，经历了他政治人生中最灰暗的一段时光。
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共中央随红一军团自江西突围，在行军路上，毛泽东找王稼祥谈心并提请张闻天召开扩大会议，讨论红军的军事策略的问题，得到了肯定。这样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博古，李德和周恩来受到了批评，毛泽东进入了中央政治局常委，翻身进了权力核心。
1935年3月12日，张闻天在苟灞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批准成立由周恩来，毛泽东和王稼祥组成的新“三人团”（老三人团是博古，李德和周恩来），领导红军的军事行动，这样，毛泽东进入了军 委领导机构。
需要说明的是，新三人团（又称三人军事指挥领导小组）隶属于中央军 委，军 委书记是周恩来，小组组长也是周恩来，毛泽东只是组员。鉴于以前博古（实为李德）取消军委集体领导和实行个人包办的恶劣作风，会议强调加强政治局对军 委的领导，所以会后几乎每天都要开政治局或常委的扩大会，讨论作战计划和行军路线，然后以军事首长朱周的命令行之。毛泽东这时只能作为会议的一个参加者发表自己的意见。可见当时不管是从职位上看，还是从实际作用上看，周恩来都是全军的最高统帅。
毛泽东开始走上中央红军的最高领导地位，是在最后一次沙窝会议上，因周恩来生重病无法工作，张闻天提议常委分工由毛泽东负责军事（一方面军）。
遵义会议过了将近两年，红军三大主力会师陕北，中革军 委进行了改组，以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张国焘为副主席。这时虽然实际上已经实现了统一指挥，但领导关系在公众印象中还不够明确，有些责任还分不清，致使西路军的失败。明确和稳定地确立起毛泽东对全军的领导，还是在抗日战争爆发后的洛川会议上。从此，毛泽东无论名义上还是实际上，都是中央军 委主席和军队的最高统帅。
1937年8月22日至25日，中共在陕北洛川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研究和确定中共在抗战期间的政治路线和军事战略问题。
毛泽东认为国民党的片面抗战必然会失败，中共应保持其在政治和军事上的独立自主，既要反蒋，又要保存自己的实力，避免与日军正面作战，八路军应分散兵力，进行侧面的游击战，重点是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
毛泽东的主张没有得到大多数与会人员的赞同，尤其以军方的反对更为强烈。周恩来认为蒋介石的抗日（路线）不会半途而废，而且从国家安危，从中共的形象考虑，我军应配合国民党军队努力抗日。周恩来的主张得到了朱德和彭德怀等人的支持。
虽然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遇到了大多数人的反对，但是在新改组的中央军 委中，毛正式担任了主席一职，周恩来和朱德任副主席，这样毛泽东成为军队的最高领导。
在毛泽东掌控军权和党权的道路上，还有必要提一下张国焘。
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6月25日在两河口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期间因张国焘，陈昌浩提出遵义会议改组中央是否合法，决议是否妥当等问题引发了争论。陈昌浩提议由张国焘出任总书记，张国焘对党的路线提出质疑。经过协商，中央维持现状，等待国际指示再作研究。
会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随陈昌浩和徐向前指挥的右路军北上，张国焘和朱德，刘伯承率左路军进军阿坝。
9月，张国焘成立中央，引发中共内部的分裂。1935年底，林育英（张浩）从莫斯科回国，调解纠纷，建议双方都不再以中央的名义命令对方，等待日后召开会议解决问题，张闻天也发电表示双方可以保持平行关系，而不是垂直领导关系。
此时的毛尚未取得党内和军中的领导权力，只能通过联合博古，张闻天等向张国焘发动反击。待到日后张国焘回陕北“解决问题”的时候，张的军事优势和政治优势已所剩无几，等待他的是毛泽东发动的批判张国焘的斗争会，张无法忍受毛的公开羞辱，心灰意冷之下“叛逃投敌”。
接下来，我们看看毛泽东是怎样获得党的领导权的。
首先要说明的是，毛对军权的掌控是其日后获得党权的重要基础，“枪杆子里面出党权”也。而毛的最大的政治对手张闻天和王明之所以败北，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不掌握军队。
张闻天的中共总书记一职始于遵义会议，终止于1937年底的十二月政治局会议。在这次会议上，王明代表共产国际，改组中央书记处，不再设总书记一职，实行集体领导。
张闻天是学院派的代表，理论性强，个性内敛不张扬，在延安整风之前发表了大量的有关党建方面的理论性文章。自遵义会议后，张闻天主持书记处的工作，在红军北上到达陕北的过程中主持重要会议，起草文献，会议总结，并处理重大的组织问题，派遣和任免干部等等。
在西安事变处理过程中，张闻天不同意毛泽东的“审蒋”和“除蒋“的观点，主张争取蒋介石政府，把局部的抗日统一战线转到全国性的抗日统一战线，他的这一主张得到了中央的执行，与共产国际的观点吻合。
红军到达陕北后，张闻天亲自处理了陕北肃反的错误，并释放刘志丹等被诬陷的干部。
十二月政治局会议后，张闻天失势，政治联盟逐渐土崩瓦解，被毛泽东讥讽为“背了一麻袋的教条”，并在整风运动中作深刻检查，成为毛泽东反“教条主义”的祭品。
在张闻天失势的同时，王明的声望却如日中天，这位从苏联归来的“钦差大臣”俨然是中共新时代的领袖人物。
王明留苏期间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对中共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方针，监督指导中共的活动。九一八事变后，王明是中共领导层中第一个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人，号召停止内战，团结抗战。1935年10月，王明起草了著名的“为抗日救国告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年底又撰文，宣传“联蒋抗日”，支持蒋介石作为全国抗战的领袖，反对各地方派别的反蒋活动。王明的这些主张，与共产国际如影随形。
1937年11月29日，王明，康生，陈云等人乘飞机从苏联飞抵延安，“太上皇”终于现身了。在欢迎大会上，张闻天盛赞王明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中的地位，毛泽东说王明等人的到来是“喜从天降”，“天兵天将下凡”，我们统一战线的成就应归功于其创始人王明同志。
随后王明这个名字在延安变得如雷贯耳，康生在党校的演讲中称王明是整个国家的领导人。
1937年12月18日，王明，周恩来和博古等人率中央代表团抵达武汉，成立“新”长江局，领导核心是王明和周恩来。二人强调中共应尽力维护与国民党的友好关系，积极配合国民党对日军作战。1938年1月，长江局批准周恩来担任国民党政府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加强与国民党的合作并扩大中共在政府中的影响。而这一切，与毛泽东的主张是相反的。
1938年春，日军进攻武汉，长江局积极配合国民党的“武汉保卫战”。延安方面，毛泽东发表“论持久战”的演讲，再次论证片面抗战的必然失败和游击战的合理性。毛的这篇演讲无疑与长江局的主张相左，所以长江局决定，“新华日报”不予转载毛的这篇文章。（新华日报由长江局负责出版）王明与毛泽东在政治路线上的分歧一目了然。
在早些时候的3月份，任弼时赴苏联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提交“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与任务”报告大纲，在这份大纲中糅合了毛泽东和王明的政治观点，即迎合了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又“修饰”了毛泽东，加深了共产国际对其的印象。
在任弼时之前，王稼祥于1936年夏天赴苏疗养，并向共产国际介绍中国革命和中共领导人的情况，为毛泽东在共产国际中得分起了重要的作用。王明回国后，王稼祥担任了中共代表团团长的职务，后由任弼时接任。
王稼祥于1938年8月返回延安，并带回了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的口信，“支持毛泽东担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领导机关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这道“圣旨”无疑为毛王之间的较量起了宣判的作用。毛能够得到季米特洛夫支持固然有王稼祥的功劳，而王明的后台老板米夫的下台也是原因之一，更何况季米特洛夫是米夫的政治对手。
1938年9月29日，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召开，王稼祥传达共产国际的决议和季米特洛夫的口信，毛的威望迅速上升，在与王明争夺党权的斗争中笑到了最后，王明的出局使毛真正成为了我党，我军的最高领导人。
经过一段时间的精心准备，毛泽东于1942年初发动并领导了轰轰烈烈的“延安整风运动”。在这场运动中，毛利用其无可匹敌的政治优势，对王明，张闻天，博古等“教条主义宗派”和周恩来，彭德怀等“经验主义宗派”进行了批判和整肃，并对上层机构进行了重组，无可争辩的成为了“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响遍延河两岸。
众所周知，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但是，深入分析起来，这种“确立”既仅仅是“实际上”的，又是刚刚开始。从此开始到1938年初，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还不象后来那样稳固，而曾经两次受到冲击。一次是长征途中张国焘企图夺取中共中央和红军的领导权；一次是1937年底到1938年初王明企图取代毛泽东。
抗日战争爆发后，共产国际、苏共由于对蒋介石国民党寄予过高的希望，要求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服从蒋介石的统一指挥，而毛泽东却始终坚持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为此，共产国际特派王明回国说服中共中央改变政策。
为了争取共产国际的理解和支持，纠正王明在统一战线政策上的右倾错误，中共中央于1938年3月派出任弼时赴莫斯科汇报工作。共产国际领导人通过听取任弼时的汇报，了解到中国抗日战争和国共关系的实际情况后，于6月11日召开专门会议，作出《关于中共代表报告的决议案》，认为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７月，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接见了即将回国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稼祥和继任者任弼时，代表共产国际作出重要指示。他说：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毛泽东同志是久经考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你们应该告诉中国共产党全体党员，应该支持毛泽东同志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他是在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领袖。季米特洛夫说完这段话，又马上补充一句：“也应该告诉王明同志，不要再争吵了！”
1938年8月，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王稼祥带着共产国际的新指示回到延安。
9月14日至27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第一天，先由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的意见。这些意见极为重要，第一是肯定了“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第二是肯定了中共中央的领导机关“要以毛泽东为首”。
这就从根本上剥夺了王明以共产国际的“钦差大臣”自居，不断对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说三道四的资本，为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胜利召开扫除了障碍。李维汉后来回忆：“季米特洛夫的话在会上起了很大作用，从此以后，我们党就进一步明确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解决了党的统一领导问题。””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桥儿沟天主堂召开。这是1926年六大以来到会人数最多的一次中央全会。王稼祥在会上又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有关文件和季米特洛夫的口头指示。出席会议的王明见大势已去，只得表示承认毛泽东的领袖地位。这次会议进一步确定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袖地位。
会议通过了《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批准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的政治路线，克服了王明右倾错误对党的工作的干扰，确定把党的主要工作方面放在敌后。
遵义会议后，中共中央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责。六届六中全会前的政治局会议上，已经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意见：“在领导机关中要以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陈云等提议由毛泽东担任总书记，后来根据毛泽东本人的意见，没有把这个问题拿到六中全会上去讨论，时任中共中央总负责人的张闻天根据共产国际指示的精神，在六中全会上首先向毛泽东提出“让位”。当时毛泽东不主张这样做。张闻天尊重毛泽东的意见，没有坚持己见。
张闻天会后主动将工作转移给毛泽东。他虽然仍主持会议，但一切重大问题实际上都已由毛泽东作决断。不过，毛泽东是大事抓得紧而不爱管具体事的人，所以一般日常工作还是由张闻天处理，中央秘书局也跟着张闻天。但中央签发的文件和电报等，排名顺序多以毛泽东居首。可以说，这时党中央的领导工作实际上已完全转移到毛泽东方面。
从组织手续上讲，张闻天、毛泽东党内最高职务交替过程正式完成，也就是说，毛泽东正式成为全党最高领袖，是在1943年3月。
张闻天对毛泽东是尊重的，大事都同毛泽东商量，听毛泽东的意见，然后开会讨论。毛泽东的主张、方针、策略，在张闻天这里通行无阻，然后写文件、发电报。这一类文字张闻天写得多些。据说，中央档案馆现在保存的电报中，从1935年10月到达陕北起，至1938年10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开完为止，有张闻天个人署名或者与别人联名的电报一共是451份，其中“毛洛”或“洛毛”联名的就有286份之多，占了将近三分之二。毛泽东当着人们的面说张闻天是“明君”，叫张闻天妻子刘英为“娘娘”。
1943年3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规定：政治局推选毛泽东为主席，凡重大的思想、政治、军事、政策和组织问题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讨论通过。书记处是政治局的日常工作办事机关，它在组织上服从政治局。书记处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组成，毛泽东为主席。书记处会议所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权。在政治局及书记处之下，设立宣传委员会和组织委员会，这两个委员会是政治局和书记处的助理机关，毛泽东任宣传委员会书记，刘少奇任组织委员会书记，张闻天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委员会委员。
张闻天正式离开书记处。对这次职务变动，他思想上早有准备。
实际上在六中全会之前，宣传工作与干部教育工作主要是张闻天过问的。当然，六中全会以后，宣传和干部教育就成了张闻天的主要工作了。从1939年2月起，他又兼任了干部教育部部长（1940年初宣传部与干部教育部合并为宣传教育部，部长仍为张闻天）；1941年3月中央决定调整刊物，《解放》、《共产党人》两个刊物扩大编委，都由张闻天“负总责”。六中全会后于1939年初成立的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主持陕甘宁边区以外的西北陕、甘、宁、青、新、蒙各省地下党的工作，尤其是少数民族工作），虽由张闻天兼任书记，但日常工作都交给罗迈和贾拓夫负责。所以，从六中全会以后到延安整风之前这3年间，张闻天的主要工作在党的理论建设、干部教育、宣传文化工作等方面，成绩卓著，建树良多。
纵观张闻天、毛泽东之间最高职务交替的全过程，不难看出，是十分顺利的。究其原因，刘继兴认为,除了毛泽东自身卓越的领导才能而深得全党信赖这一根本原因外，还由于张闻天的高尚品质。张闻天在主持中央工作期间，尊重毛泽东、维护毛泽东，与毛泽东等同舟共济，度过了遵义会议后的极端困难时期。因此，在最高职务的交替过程中，张闻天始终是毛泽东的有力支持者，为逐步确立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最高领袖地位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毛泽东曾同王震说过：“洛甫这个同志是不争权的。”张闻天说：“这是对我的最好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