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道玉：教育部当“临时工”的日子

刘道玉：教育部当“临时工”的日子
南方周末　  　2005-12-22 16:17:24

刘道玉
编者按  原武汉大学校长、著名教育家刘道玉先生最近出版了他的自传《一个大学校长的自白》(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9月)，讲述了他50年教育生涯中的风风雨雨。这里摘编刘道玉在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任上时，参加邓小平主持的科教座谈会及主持召开教育部直属综合性大学教学座谈会的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以飨读者。
1977年8月2日，邓小平在北京召开了科教座谈会，这是他复出以后第一次公开参加的重要活动。因此，这次座谈会，无论是对于邓小平本人还是对于灾难深重的科学和教育战线来说，都是具有历史意义的。
这次会议是根据邓小平的建议召开的，他要求从科学院系统和教育部所属大学，各挑选15名科学家参加会议。会议于8月2日至5日，在人民大会堂四川厅举行。参加会议的科学院系统的科学家有钱三强、张文裕、王大衍、柳大纲、林兰英、彭恒武、邹承鲁等；教育系统有周培源、张光斗、杨石先、苏步青、唐敖庆、史绍熙等。此外，方毅副总理，科学院负责人李昌等，教育部部长刘西尧、副部长雍文涛等也自始至终参加了座谈会。科学院的吴明瑜和我，分别代表科学院和教育部组成了会议的秘书组，负责会议的记录、简报和会议代表的生活问题。
科教战线的拨乱反正
会议是在邓小平的亲自主持下进行的，他说：“科学和教育是‘四人帮’破坏的重灾区，你们各位恐怕也作为反动学术权威被打倒了，吃尽了苦头。这样的会十年没有召开了，如果不是打倒‘四人帮’，我们也不可能坐到一起来。现在，中央要我抓一下科学和教育工作，怎么抓？我请你们来座谈，就是请你们出主意，谈一谈科教战线上的拨乱反正怎么搞。希望各位解放思想，畅所欲言，用不着再担心‘四人帮’打棍子和戴帽子了。”
在邓小平的倡导下，会议的确开得生动活泼，真正出现了畅所欲言、各抒己见的局面。与会代表的发言，有破有立，破就是对“四人帮”破坏教育、科学事业的批判，立就是对科学、教育拨乱反正的建议。这次座谈别开生面，好像是一次现场办公会，有议有决，解决了许多被认为是老大难的问题。这次会议是拨乱反正的良好的开端，也为下一步科学和教育战线的治理整顿树立了榜样。
南开大学前校长、著名化学家杨石先，大声疾呼要恢复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简称国家科委)。他说：“以科教组代替国家科委是错误的，这么大一个国家没有国家科委怎么行？我们应该充分肯定国家科委17年的路线是正确的，我国1956年制定的科学技术发展方针也应当肯定。当务之急是，必须立即恢复国家科委，归还被侵占的国家科委办公大楼，落实国家科委干部政策，尽快制订国家新的科学技术发展规划。”
邓小平插话：“国家科委必须马上恢复，会后就着手解决，事不宜迟。”
在谈到教育问题时，发言更是踊跃，纷纷列举大量事实，对“四人帮”破坏教育的罪行进行批判。北京大学周培源先生显得格外激动，他说：“北京大学是‘文化大革命’的发源地，‘四人帮’直接指挥聂元梓，通过她搞乱北大，然后再搞乱全国。聂元梓罪恶多端，在北大名声很臭，但流毒很深，必须深入揭发批判。”
粉碎“四人帮”以后，高等教育面临的问题成堆，旧有的规章制度被打破了，新的制度又没有建立起来，所以人们感到一切都无所适从，大家心急如焚。谈论最多的还是如何理解毛泽东在“文革”中关于教育的讲话，如何对待“四人帮”打着毛泽东教育思想旗号推出的所谓教育改革措施，不否定吧，那是“四人帮”搞的，要否定吧，那又是在毛泽东名义下搞的，颇有投鼠忌器之虑。例如：
上海复旦大学苏步青提问：“毛主席说‘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对主席的话到底怎么理解？简单地说，17年到底是红线还是黑线？”
邓小平插话：“17年是红线，是共产党领导嘛，怎么能说是黑线呢！还有一个‘两个基本估计’，那是‘四人帮’篡改的，要推翻，不然，知识分子头上的‘紧箍咒’怎么能解开呢？”
学制要缩短，缩短到多长，三年行不行？与会代表一致认为，三年学制不行，不能保证教育质量，达不到《高教六十条》规定的培养目标。“四人帮”把《高教六十条》说成是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纲领，这是别有用心的。《高教六十条》本来就是针对1958年大跃进对高教破坏而制定的，实践证明，《高教六十条》是完全正确的，应当给它正名，使它在治理整顿高教时重新发挥作用。
在座谈会上，代表们还就贯彻毛泽东提出的“五七”指示进行讨论，一致认为这是一个关系教育全局的大问题，希望划清是非界限，否则教学计划很难落实。此外，对修订教学计划、编写教材和“以典型产品代教学”等问题也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提出了一些有益的建议。
推倒“十六字”方针，恢复统一高考
会议已进行三天了，来自武汉大学的一位代表一直没有发言。4日晚上，他找到我说：“会议开了三天了，听了其他人的发言很受启发，但是我本打算讲的，别人都已讲了。你看我讲点什么为好？”我作为会议的工作人员，对会议的进程很关心，通过简报把会议的内容陆续地报送到中央政治局。出于我的职责，连日以来，我一直在思考“十六字”招生方针，如果不推倒这个方针，大学招生质量就得不到保证，也不能在广大青少年中造成良好的读书风尚。于是，我向这位代表建议说：“代表们的确讲了很多意见，但是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没有讲，那就是由迟群一伙在北京两校推行的‘十六字’招生方针。会前，我在天津、顺义县作过调查，广大群众一致认为这是一个开后门的方针，强烈要求推倒‘十六字’方针，恢复统一高考，而且广大工农子弟说，他们不怕考。因此，希望你明天就集中讲这个问题，明确提出推倒‘十六字’方针。”听后，他说：“好，这个题目好，我明天就讲这个。”
5日上午，武汉大学的这位代表首先发言，看来他是作了认真准备的，发言时情绪有些激动。他说：“大学的招生工作是培养人才的第一个重要环节，它好比农业上的筛选良种。从武汉大学五年招生的情况看，按照‘十六字’方针招收的工农兵大学生，文化基础相差悬殊，质量没有保证。所谓的‘十六字’方针，就是‘自愿报名，基层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什么‘十六字’，都是骗人的，实际就是四个字‘领导批准’，其他都是徒有虚名，有的甚至连过场也不走。广大群众包括大学里的教师，对‘十六字’方针非常不满，他们说：‘解放前上大学靠钱，17年上大学靠分(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现在上大学靠权’，群众气愤地说：‘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因此‘十六字’方针不推倒，招生质量得不到保证，‘走后门’不正之风不刹住，党风不能端正，‘读书无用’的社会风气不可能扭转。”他的发言获得了成功，不仅使全体代表全神贯注，而且引起了邓小平的高度重视。他说：“‘十六字’方针必须推倒，恢复统一高考从今年开始。”
刘西尧说：“今年恢复高考来不及了，招生工作会议已开过了。”
邓小平说：“今年就改，看准了模荒艿龋匦略僬倏淮握猩嵋榫褪橇恕?#8221;
就这样，一个阻碍高等教育拨乱反正的拦路虎被铲除了。这次座谈是在这场压轴戏的高潮中胜利结束的，与会代表个个心情舒畅，决心以实际行动参加到拨乱反正的伟大实践中去。
这次座谈会也以丰硕的成果载入史册！
会后，教育部立即重新召开1977年度招生工作会议，组织恢复高考的命题班子。
后来，外界只知道恢复了高考，77级新生推迟到春季入学。究竟是什么原因？人们并不知道围绕着推倒“十六字”方针所发生的这个动人故事。
打破禁区，探索制度创新
科教座谈会的精神传达后，作为高教司的负责人，我敏锐地预感到，统一高考的恢复，学生的素质将会大大提高，现在面向工农兵大学生的一套做法肯定不能使用了。我们必须立即行动，尽快召开一次教学工作座谈会，制定有关教学工作的规定。在8月9日的党组会议上，我把上述想法作了汇报，并建议立即召开教育部直属综合性大学(包括两所师范大学)教学座谈会，党组同意了我的建议，并立即报国务院审批。
10日上午，国务院批复同意召开“教育部直属综合性大学教学座谈会”，会议地点定在北戴河，全部会务工作由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承办。我很欣慰，这真是特事特办啦，会议虽小，规格却很高，意义非同寻常，一定要把会议开好！
这次会议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一年多以前召开的，“两个凡是”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等极左的口号还未被否定。“四人帮”被粉碎还不到一年，刚刚从思想禁锢中走出来的知识分子，在讨论毛泽东关于教育讲话这一敏感问题时，不免心有余悸。特别是想到“文革”中因背毛泽东语录掉字或写错字或不慎涂写了毛泽东的画像或不慎打碎了毛泽东像章因而受批斗时，不免胆战心惊。
但是，不知怎的，这次会议的代表真有点“初生牛犊不畏虎”的精神。也许是真正地破除了迷信思想，或教育工作者的良知要求他们必须说真话。我心想：这正是小型会议的好处，也是我所希望看到的。
通过讨论，代表们一致认为：必须全面地、准确地学习和理解毛泽东思想的体系，领会其精神实质，任何以实用主义的态度，对毛泽东的著作断章取义，摘其只言片语，都是错误的。特别是把毛泽东的话称做“最高指示”，鼓吹“一句顶一万句”、“句句是真理”等，其本身就是违反唯物辩证法的，是林彪一伙为其篡党夺权服务的。
由于从总体上对毛泽东思想采取了科学态度，所以在讨论毛泽东关于教育的讲话时，就很容易统一认识，得出符合实际的结论。例如，关于教育方针，“学制要缩短”，“以阶级斗争为主课”，“以社会为工厂”，教学内容上“一分歪曲九分无用”，“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和“五七”指示，等等。很显然，如果我们不能在这些问题上打破禁区，那么拨乱反正就无法进行，我国的高等教育依然只能在左倾路线下苦熬。
最后拟订的《会议纪要》在以下的问题上进行了拨乱反正，或有所创新：
指导思想：虽写上了要以毛泽东的教育思想为指导，但强调了必须全面、准确理解它的精神实质，反对任何形式的篡改。此外，还明确地加上了要以科学的教育理论为指导，必须遵循教育的规律。
培养目标：放弃了长期引用毛泽东的“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的提法，明确提出“我国大学应当培养科学研究人才、高等学校师资和其他文化科学技术应用人才”。当然，在表述时也强调了在政治思想方面的要求。
教学制度：一般说，教学制度主要是指学制。《会议纪要》正式否定了三年学制，恢复大学本科四年制，三年制属于专科。个别学校因特殊需要，经申请批准，可采用5年或6年学制。
教学体系：制定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必须遵循“三基四性”(即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和科学性、完整性、系统性、严密性)和“三段式”(即基础课、专业基础、专业课)的原则，逐步扩大基础课的比例，从专门人才化教育向“通才教育”过渡。
“三结合”的体制：建立教学、科研、生产劳动三结合的新体制，可以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试点，逐步摸索经验，在试行中要贯彻“一主、二辅、三结合”的原则。
理论联系实际：教学中必须贯彻这一原则，但是对“实际”不能作狭义的理解，“实际”是多种多样的，包括生产、科学实验、社会生活等。就教育而言，科学实验是其主要形式，应当加强实验室的建设。典型产品可以作为联系实际进行教学的个别案例，但不能代替系统的教学。
“五七”指示：毛泽东的“五七”指示，是针对部队教育讲的，机械地搬到大学是行不通的。鉴于我国大学生没有实行义务兵役制，大学生在读期间，用一定时间参加军训是必要的，但四年内不能超过一个月。
教材：教材严重滞后教学要求，要采取自编、修订和引用外国教材多种办法以应急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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