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十二五”规划制订之我见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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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五”规划制订之我见 2010年06月04日 制订“十二五”规划，需要很好总结以往中长期规划（“六五”规划到“十一五”规划）制订中间的有用经验和教训，借鉴国内外的成功途径，特别是要紧密结合上海实际，取得切实的相应效益，包括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由于规划的制订涉及众多方面，有赖于以往资料的积累、分析、评估以及对未来的科学预测和决策以及众多因素之间的综合平衡，这里只能从一些侧面来综述以往规划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之处。
一是缺乏统一的指导思想与原则或者说指导思想不明确而引起制订者的思想混乱，无法制订切实有效的中长期规划。例如本世纪初，连续三年的政府报告中将“二三并重”与“三二一顺序”同时提出，使人无所适从。
二是科技、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中长期规划编制中，存在着“两张皮”、“三张皮”的情况，互相脱离，缺乏联系和相互制约，相互促进，为规划的制订与实施，带来不利的影响与后果。
三是缺乏科学预测和对一些重大项目科学详尽的可行性研究与技术经济分析，一些项目实施后无法带来预期的效益，产生一些难以解决的问题，甚至造成相应的损失与浪费。
四是规划的制订与实际执行之间存在脱节情况，规划制订后往往束之高阁，即使通过长计划短安排，以年度或更短期的计划实施，也往往缺乏监督与追踪决策，造成实施与计划差距很远，而对原因何在，如何吸取教训就很少考虑。
其他在规划制订中重硬件、轻软件；重物质、轻精神（知识）；往往局限于上海市本身，缺乏市内外、国内外协作等等，就不一一列举了。
为此，在制订“十二五”规划时，必须吸取过去的教训，真正从上海实际出发，针对上海缺乏物质资源、能源和土地资源等情况，发挥上海有较好的教育与科学技术基础，寻求符合上海实际与需要的经济发展方式，摆脱与兄弟省市产业结构的趋同化，着力提高产业能级，实现“四个率先”和建成“四个中心”。
首先，“十二五”规划应当遵循科教、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原则来制订，藉以取得切实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经济是社会发展的基础，而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又是经济全面持续发展的保证。绝不能强调经济建设而忽视社会发展，更不能牺牲社会利益来谋求经济发展。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妥善考虑并采取相应措施，把人文、资源、环境的保护有机统一起来。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离不开科学技术，由于各种因素造成的人口、粮食、能源、资源和环境等问题必须依靠科技的发展才能逐步得到缓和与解决。只有依靠技术进步，人类才能使经济社会的发展“既满足当代人，又不损害后代人的需要”。无论是科技进步、社会发展，还是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归根到底要依靠高素质的人来实现，教育是百年大计、立国之本，也是科技进步、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必须正视和切实解决教育领域存在的种种问题，把教育改革的重点放在整顿师资队伍、保证校长和教师的素质，崇扬师德，为人师表，重视品德教育，提高教学质量，改善校风、教风和学风。继承我国优良的教育传统，并赋以时代和创新精神。不能盲目照搬照抄国外做法，甚至不惜代价，组织大批教师去国外考察学习的不合时宜的做法，上海应当在教育改革方面走出自己的有效途径。贯彻科教、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思想，上海在制订和实施教育改革、科技进步与经济社会发展的中长期规划中才能相互配合，并在相互制约、相互促进中顺利实施，实现良性循环。也有利于真正实现五个“统筹”。
其次，明确上海优先发展知识产业，并以知识（第四）产业改造传统的一、二、三产，从而摆脱与兄弟省市的结构趋同化，有利于实现“四个率先”，建立“四个中心”。城市二产、三产之争由来已久，进入新世纪后，接连三年的市府工作报告中，将相互矛盾的“三二一”顺序与“二三并重”同时提出，自是不利于统一认识和结构调整，近年来改为“一二三产融合发展”及优先发展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无疑是前进了一大步。但是，不少兄弟省市同样也提出发展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的目标，而如何促使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仍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这里提出以知识产业改造一、二、三产，是从缺乏物质资源，但具备较好的科技与教育基础的上海实际出发，不断提同产业能级与水平。知识产业是指从事知识（精神）产品的生产、传播、利用和储存等基本环节的产业，包含教育、科技、信息服务、咨询服务、文化、艺术、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电影、知识产权、创意及法律服务等行业，也涵盖了上海市提出的十三个重点高新技术领域。只要有利于减少投入，增加产出，降低成本和提高产品附加值，在国际国内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的知识产业均应支持，从而也有利于进一步明确投资和贷款的方向。以一产而言，虽占上海的经济比重很小，但如果能使上海郊县的农业设施国产化、规范化与标准化，取代荷兰、以色列的农业设施，并向广大农村辐射，不啻为“三农”问题的解决作出有利的贡献。同样，传统的二产、三产也要立足于提高技术含量和知识含量，从而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不断提高国际国内竞争力。
再次，“十二五”规划的制订必须强调创新与联合协作。首先是科技创新，科技进步导致社会生产力迅速提高，为人类创造巨大的物质财富，已成为社会生产力质的飞跃的重要标志，同时作为潜在生产力的科学技术一旦运用于实践，就会变成强大的物质力量，成为发展生产和实现现代化的重要推动力量。当今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已明显超过资本和劳动力的作用，并使人类社会在人口增长速度加快，人口规模越来越大的情况下，能不断提高生活水平，保持社会稳定和经济持续增长。同时，科学技术对提高资源利用率，寻找新的资源开发途径，减少对环境的负面影响以及提高生态环境质量等正在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上海应当在全市上下普遍关注科技进步、自主创新的前提下，建立科技普及机制、科技创新机制和科技成果产业化机制。有条件的企业建立研发中心，广大科研机构面向中小企业，企业必须建立各自的核心技术和自主知识产权，加强产学研联合。同时建立以企业为主体，政府、行业协会、高校及科研机构为纽带的新型合作机制，并以企业为“龙头”，高校、科研机构为“躯干”，政府与行业协会为“尾翼”，共同实施“科技面向经济建设主战场”的战略转变，加速上海市的技术进步与创新。这里要指出的是科技创新需要加强研发，但并非什么都要自己去做。在信息爆炸和网络时代，可以通过联合协作，充分利用别人的已有成果或共同研发，当前，世博会是非常好的契机，“请进来”，“走出去”从自身已有条件出发，选择合适的伙伴，站在巨人肩膀上更快地发展。
此外，规划的制订，仅仅是规划工作的开始，更要重视规划的落实。“长计划，短安排，通过年度、季度计划，保证规划有条不紊地付诸实施，并根据实施情况和主客观条件的变化，进行必要的反馈和追踪决策，务使规划的实施能收到预期的效益。
最后，规划的制订人员必须是高层次复合型人才，具有较广的知识面，最好是既懂技术，又懂经济管理和社会，从而能作出科学预测和选择方案的评价。由于规划的制订、实施以及工作人员素质要求涉及更多更专门的知识领域，这里就不进一步展开了。
总起来说，如果上海市“十二五”规划的制订能够符合上述各项要求，那么就可以大大提高规划的质量和效果。 再谈“十二五”规划的制订 自从拙文《“十二五”规划制订之我见》在本报6月4日第5版刊出后，受到不少同志的关怀，有的还提出阐述太简单了些，希望再作进一步说明。原稿附有参考文章的注解，一篇是《以人为本，推进科教、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上海企业》2004年第4期），另一篇是《迎接知识经济挑战加速发展第四产业》（《现代企业经营》2005年第6期）。实际上一些内容早在七届、八届市政协专题讨论会上以及市府《决策参考》等杂志上发表过。这次所以又投稿，是基于一贯的想法，希望大家能从反面来驳斥我的一些看法，集思广益，从而找出更好的途径与方法，因此，不厌其烦，再就制订规划中的学习国外经验特别是有关定量分析、上下结合以及瓶颈等问题谈些看法。
一、正确对待定量分析
制订中长期规划，要借鉴市外、国外以往的有效方法，但切忌照搬照抄，特别是对一些经济数量模型不能盲目推崇，也就是说必须将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两者并重。这里不妨对西方国家的定量分析的来龙去脉作一简单介绍。
二次世界大战，英伦三岛遭受德国飞机轰炸，损失惨重，当时虽然已发明雷达，但与高射炮缺乏连动，往往雷达发现入侵轰炸机，告知高射炮阵地，再发射炮弹时轰炸机已扔下炸弹往回飞了。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组成包括数学家、物理学家军官在内的专家小组，很快实现雷达与高射炮的实时连动，减少了轰炸损失。尝到了甜头后，这种专家小组在作战的诸多方面发挥了作用，例如，美国从太平洋、大西洋向盟国输送物资要研究舰队的大小，大型舰队被飞机轰炸、潜艇发射鱼雷的目标大，但是其自我防护能力也强；小型舰队则正好相反，经过统计和研究，还是决定组织大型舰队为佳。又如，驱逐舰在海洋中搜索潜艇、水雷，多大面积的海洋需要配备多大力量的机群与舰群，名曰扫率等。均获得成功，提高了作战效益。二次大战结束，这些人复员进入企业，就把这些方法应用于企业管理的各个方面，如库存控制、作业计划、预测、决策等，逐渐形成包括数学规划（线性规划、非线性规划、整数规划和动态规划等），排队论、对策论、决策论、库存论等在内的运筹学，以及计划评审技术、系统工程等数学方法。此后这些数学方法又应用于中观经济、宏观经济的预测与决策。在美国言必是定量分析，数量经济模型盛极一时。但是1978年的经济危机到来之时，包括兰德研究所在内的十家著名咨询预测研究所无一预测正确。由此引起对定量分析的怀疑，不少人提出定量与定性分析必须并重的结论。上世纪90年代的亚洲金融危机以及这次世界金融危机再次证明定量分析的局限性。
不仅在国外，国内也要很好考虑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结合。否则不免会走歪路，这里不妨举一个小例子。在1983年于黄山召开的全国未来研究会会议上，一位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的女研究员在会上自豪地宣读了她建立的十个宏观经济数学模型，我当时就抱着怀疑的态度。三年后，在北京开会遇到负责评审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浙大许庆瑞教授时，他告诉我那位女同志这次又申请十个计量经济的数学模式的经费，无疑是她自己否定了前面的十个模型，而再进一步研究的前景也可想而知了。
这里并非否定数量经济模型，定性分析也需要依靠定量分析来明确发展趋势，但一定要注意突变（拐点），避免到时措手不及，也就是说设定性定量并重，某些时候更要注重定性分析，在定量分析中亦要注意概率分析、敏感性分析和技术经济分析等以弥补其不足。
二、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统筹规划
制订中长期规划需要自上而下地制定目标、统筹规划、系统分析和综合平衡；同时也需要自下而上地筹划本企业、本行业的发展与努力方向、制订正确可靠并有可操作性的行业规划。这样，政府、行业与企业各尽其能，以弥补市场配置资源的不足。笔者经常在思考，如果各个行业协会、各家企业都能像振华重工（集团）公司那样，其产品（港口机械）占到世界市场份额的70%以上，在标准与价格的制订方面有充分的话语权，那么公司的中长期规划自然成为上海“十二五”规划中港口机械的组成部分。特别值得推荐的是该公司管彤贤董事长已将目光转向海洋勘探设备（平台）。作为缺少物资资源的上海应当充分重视海洋工程和海洋开发，虽然在国内起步已晚，但海水提钾、海水淡化及海底资源开发，近年来均有较大的突破，完全有可能通过联合协作，站在巨人肩膀上更好地发展。虽然类似振华重工那样行业排头兵的企业在上海并不多，而像上海机床厂等以往曾称誉国内的企业和过去的上海名牌已趋没落，但是一些有条件的企业完全可以通过市内外的联合协作，在国际竞争中取得更多的话语权和优势地位。例如，太阳能光伏电池行业就亟需通过联合做大做强。早在四年前的工博会上，笔者曾分别征求江苏（无锡尚德）浙江和上海的有关企业意见，答复均是应当加强国内的联合协作（尚德已在上海建立研发营销中心），当时核心技术尚受制于人，大部分利润归别人，而现在多晶硅技术取得突破，有望大大降低成本，更需要加强国内联合，共同对外，争取国际竞争中的更多比较利益。上海应当义不容辞，起到带头作用。另外，对于一些新能源（太阳能、风能、生物能）和节能产品也要择优予以政策、资金支持以至必要的补贴。由于市场不会促进技术进步，政府在筹划高新技术的应用与推广及产业化方面应当统筹谋划，予以必要的支持。
就中小民营企业而言，数量大，就业人数多，创造产值与利润也大。在中长期规划中，应当很好地谋划其发展前途，但是在当前行业协会普遍不得力，谁来代表他们的利益，改变在低水平下无序竞争，在出口进口方面任人宰割的局面。可借制订“十二五”规划的契机，不仅是民营、也包括股份制企业在内都应对一些有发展前途的企业“请进来，走出去”，而在政策、信息、资金、人才方面给予支持。七届政协的一次专题讨论会上我曾提出：“华联与联华超市各拿出自己最好的招式，予以规范化去美国开设‘华联华’超市，“可首先在德州的首府奥斯汀开始，可借助姚明在当地的影响，一起合作再向休斯敦、达拉斯及美国其他州发展。”当时虽然主持会议的市长表示赞成，随后发言的香港委员唐英年反对：“应让企业自生自灭，政府不应干预。”我仍然认为上海与香港绝然不同。现在华联与联华已合并，更便于向国外进军，像姚明是“上海的骄傲”，入主上海男篮不到一年，成绩显著，NBA的球员“跟着姚明有饭吃”，姚明也是乐意为家乡作更多贡献的。应当充分利用这些有利条件，特别是利用当前世博的大好契机，把市外、国外的有用技术与经验进行集成“为我所用”变成上海与中国的财富。只有充分发动各行业各企业的广大群众，集思广益，从自己的岗位和企业开始，励志创新，不断改进与发展，上海才能更好地实现“四个率先”，早日建成“四个中心”。
三、针对瓶颈 寻找对策
中长期规划的制订既要有明确的目标，更要找出实现目标的瓶颈，也就是制约或限制的因素所在，从而对症下药，提出有效的对策措施。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考虑，对于瓶颈何在，会得出不同的结论。而不同的时间、空间、存在的瓶颈也不尽相同。旧的瓶颈解决后，又会出现新的瓶颈。对于一个企业、一个工程项目而言，开始时，瓶颈可能是资金的制约，在解决资金问题后，瓶颈可能转向技术、市场或其他。不断克服瓶颈制约，也就是企业发展壮大的过程。但是如果措施不当或无效，也会给企业带来损失。在制订中长期规划时制约因素更多，在寻找瓶颈和对策中遇到的问题也更复杂。这里只能作一初浅分析。
当前制订“十二五”规划面临众多的问题和挑战，其中关键之一是如何真正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将资源耗费多、环境影响大的粗放型方式改变为资源耗费少、环境影响小的集约型方式。为此上海提出了优先发展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及发展高新技术，但是不少兄弟省市也提出了同样的发展思路。为了摆脱与兄弟省市结构趋同化的桎梏，有利于实现“四个率先”，建立“四个中心”，建议上海应优先发展知识产业，并以知识（第四）产业改造一、二、三产，促使一、二、三产融合发展。
如果全市上下均明确了这一发展思路，那么每一个企业、每一个部门、每一个区县均可围绕目标开拓创新，这也是制订和执行规划的基础。振华重工（集团）公司的带头人管彤贤，早已身体力行，走在前面了。同时又想起不少在本职岗位上做出成绩无奈离去的企业经营者，眼看着企业走下坡路而无能为力。那么瓶颈似乎又转到各部门各企业的一把手身上，但是从“三毛”的王德义和“三枪”的苏寿南来看，他们也是无权决定。王德义曾为每米呢绒增加5美分而通宵达旦地与美商谈判，在当时普遍实行外贸收购制，他已超越了代理制，直接与对方谈价格。朱镕基市长复函中曾指出“王德义的经验可宣传”，但不久他就不情愿地退居二线。苏寿南的“三枪”创业史众所周知，虽年过花甲仍然争取到国家贷款，在浦东建立“工程中心”再次创业，而在他68岁时，心犹不甘地退下，我曾为此专门撰稿投《企业家》杂志为其呼吁但始终未见刊出。而与此形成极大反差的是“十二毛”的张厂长，五年亏损了6千多万元，辞退了主任财会科长，群情激奋要求处理时却迟迟不行动，最后逃至澳大利亚不了了之。市委座谈会上当我反映十二毛职工意见要求时，纺织局的某主任竟说“你书生气十足，这种情况司空见惯”！
说到这里，那么瓶颈似乎又转到组织人事部门，如何把合格的人放在合适的岗位上，让其充分发挥作用，同时又加强监督、考核和奖惩，及时采取相应措施，包括培训、交流、提升和监督真正到位等。我曾提出组织人事部门首先实行公务员制度，目的是作为考核公务员的组织人事部门的工作人员“自身先要过硬”。要熟悉各个部门各个岗位，对人员素质的要求，组织人事部门的公务员首先要爱才、识才、惜才、护才、培才，才能彻底改变当前干部队伍中作风不正、贪污成风的恶劣倾向。我常在思考，浦东新区试点先试先行中，上海市能否在组织人事制度的改革中，真正率先一步，为全国作出榜样。
这里要提出的是，最近参加某区的发展研讨中发觉区内的规划上下结合也不够，同样市区的结合也存在问题，另外条块的结合也存在问题。衷心希望在科技、教育、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十二五”规划的编制中，能加强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和相互促进，为规划的执行和取得实在的效益创造条件。
最后，还要回到撰文的初衷，希望大家对本文进行批驳，以找出更好的制订“十二五”规划的思路和途径，提高规划的质量。
一是缺乏统一的指导思想与原则或者说指导思想不明确而引起制订者的思想混乱，无法制订切实有效的中长期规划。例如本世纪初，连续三年的政府报告中将“二三并重”与“三二一顺序”同时提出，使人无所适从。
二是科技、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中长期规划编制中，存在着“两张皮”、“三张皮”的情况，互相脱离，缺乏联系和相互制约，相互促进，为规划的制订与实施，带来不利的影响与后果。
三是缺乏科学预测和对一些重大项目科学详尽的可行性研究与技术经济分析，一些项目实施后无法带来预期的效益，产生一些难以解决的问题，甚至造成相应的损失与浪费。
四是规划的制订与实际执行之间存在脱节情况，规划制订后往往束之高阁，即使通过长计划短安排，以年度或更短期的计划实施，也往往缺乏监督与追踪决策，造成实施与计划差距很远，而对原因何在，如何吸取教训就很少考虑。
其他在规划制订中重硬件、轻软件；重物质、轻精神（知识）；往往局限于上海市本身，缺乏市内外、国内外协作等等，就不一一列举了。
为此，在制订“十二五”规划时，必须吸取过去的教训，真正从上海实际出发，针对上海缺乏物质资源、能源和土地资源等情况，发挥上海有较好的教育与科学技术基础，寻求符合上海实际与需要的经济发展方式，摆脱与兄弟省市产业结构的趋同化，着力提高产业能级，实现“四个率先”和建成“四个中心”。
首先，“十二五”规划应当遵循科教、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原则来制订，藉以取得切实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经济是社会发展的基础，而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又是经济全面持续发展的保证。绝不能强调经济建设而忽视社会发展，更不能牺牲社会利益来谋求经济发展。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妥善考虑并采取相应措施，把人文、资源、环境的保护有机统一起来。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离不开科学技术，由于各种因素造成的人口、粮食、能源、资源和环境等问题必须依靠科技的发展才能逐步得到缓和与解决。只有依靠技术进步，人类才能使经济社会的发展“既满足当代人，又不损害后代人的需要”。无论是科技进步、社会发展，还是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归根到底要依靠高素质的人来实现，教育是百年大计、立国之本，也是科技进步、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必须正视和切实解决教育领域存在的种种问题，把教育改革的重点放在整顿师资队伍、保证校长和教师的素质，崇扬师德，为人师表，重视品德教育，提高教学质量，改善校风、教风和学风。继承我国优良的教育传统，并赋以时代和创新精神。不能盲目照搬照抄国外做法，甚至不惜代价，组织大批教师去国外考察学习的不合时宜的做法，上海应当在教育改革方面走出自己的有效途径。贯彻科教、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思想，上海在制订和实施教育改革、科技进步与经济社会发展的中长期规划中才能相互配合，并在相互制约、相互促进中顺利实施，实现良性循环。也有利于真正实现五个“统筹”。
其次，明确上海优先发展知识产业，并以知识（第四）产业改造传统的一、二、三产，从而摆脱与兄弟省市的结构趋同化，有利于实现“四个率先”，建立“四个中心”。城市二产、三产之争由来已久，进入新世纪后，接连三年的市府工作报告中，将相互矛盾的“三二一”顺序与“二三并重”同时提出，自是不利于统一认识和结构调整，近年来改为“一二三产融合发展”及优先发展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无疑是前进了一大步。但是，不少兄弟省市同样也提出发展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的目标，而如何促使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仍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这里提出以知识产业改造一、二、三产，是从缺乏物质资源，但具备较好的科技与教育基础的上海实际出发，不断提同产业能级与水平。知识产业是指从事知识（精神）产品的生产、传播、利用和储存等基本环节的产业，包含教育、科技、信息服务、咨询服务、文化、艺术、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电影、知识产权、创意及法律服务等行业，也涵盖了上海市提出的十三个重点高新技术领域。只要有利于减少投入，增加产出，降低成本和提高产品附加值，在国际国内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的知识产业均应支持，从而也有利于进一步明确投资和贷款的方向。以一产而言，虽占上海的经济比重很小，但如果能使上海郊县的农业设施国产化、规范化与标准化，取代荷兰、以色列的农业设施，并向广大农村辐射，不啻为“三农”问题的解决作出有利的贡献。同样，传统的二产、三产也要立足于提高技术含量和知识含量，从而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不断提高国际国内竞争力。
再次，“十二五”规划的制订必须强调创新与联合协作。首先是科技创新，科技进步导致社会生产力迅速提高，为人类创造巨大的物质财富，已成为社会生产力质的飞跃的重要标志，同时作为潜在生产力的科学技术一旦运用于实践，就会变成强大的物质力量，成为发展生产和实现现代化的重要推动力量。当今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已明显超过资本和劳动力的作用，并使人类社会在人口增长速度加快，人口规模越来越大的情况下，能不断提高生活水平，保持社会稳定和经济持续增长。同时，科学技术对提高资源利用率，寻找新的资源开发途径，减少对环境的负面影响以及提高生态环境质量等正在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上海应当在全市上下普遍关注科技进步、自主创新的前提下，建立科技普及机制、科技创新机制和科技成果产业化机制。有条件的企业建立研发中心，广大科研机构面向中小企业，企业必须建立各自的核心技术和自主知识产权，加强产学研联合。同时建立以企业为主体，政府、行业协会、高校及科研机构为纽带的新型合作机制，并以企业为“龙头”，高校、科研机构为“躯干”，政府与行业协会为“尾翼”，共同实施“科技面向经济建设主战场”的战略转变，加速上海市的技术进步与创新。这里要指出的是科技创新需要加强研发，但并非什么都要自己去做。在信息爆炸和网络时代，可以通过联合协作，充分利用别人的已有成果或共同研发，当前，世博会是非常好的契机，“请进来”，“走出去”从自身已有条件出发，选择合适的伙伴，站在巨人肩膀上更快地发展。
此外，规划的制订，仅仅是规划工作的开始，更要重视规划的落实。“长计划，短安排，通过年度、季度计划，保证规划有条不紊地付诸实施，并根据实施情况和主客观条件的变化，进行必要的反馈和追踪决策，务使规划的实施能收到预期的效益。
最后，规划的制订人员必须是高层次复合型人才，具有较广的知识面，最好是既懂技术，又懂经济管理和社会，从而能作出科学预测和选择方案的评价。由于规划的制订、实施以及工作人员素质要求涉及更多更专门的知识领域，这里就不进一步展开了。
总起来说，如果上海市“十二五”规划的制订能够符合上述各项要求，那么就可以大大提高规划的质量和效果。 再谈“十二五”规划的制订 自从拙文《“十二五”规划制订之我见》在本报6月4日第5版刊出后，受到不少同志的关怀，有的还提出阐述太简单了些，希望再作进一步说明。原稿附有参考文章的注解，一篇是《以人为本，推进科教、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上海企业》2004年第4期），另一篇是《迎接知识经济挑战加速发展第四产业》（《现代企业经营》2005年第6期）。实际上一些内容早在七届、八届市政协专题讨论会上以及市府《决策参考》等杂志上发表过。这次所以又投稿，是基于一贯的想法，希望大家能从反面来驳斥我的一些看法，集思广益，从而找出更好的途径与方法，因此，不厌其烦，再就制订规划中的学习国外经验特别是有关定量分析、上下结合以及瓶颈等问题谈些看法。
一、正确对待定量分析
制订中长期规划，要借鉴市外、国外以往的有效方法，但切忌照搬照抄，特别是对一些经济数量模型不能盲目推崇，也就是说必须将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两者并重。这里不妨对西方国家的定量分析的来龙去脉作一简单介绍。
二次世界大战，英伦三岛遭受德国飞机轰炸，损失惨重，当时虽然已发明雷达，但与高射炮缺乏连动，往往雷达发现入侵轰炸机，告知高射炮阵地，再发射炮弹时轰炸机已扔下炸弹往回飞了。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组成包括数学家、物理学家军官在内的专家小组，很快实现雷达与高射炮的实时连动，减少了轰炸损失。尝到了甜头后，这种专家小组在作战的诸多方面发挥了作用，例如，美国从太平洋、大西洋向盟国输送物资要研究舰队的大小，大型舰队被飞机轰炸、潜艇发射鱼雷的目标大，但是其自我防护能力也强；小型舰队则正好相反，经过统计和研究，还是决定组织大型舰队为佳。又如，驱逐舰在海洋中搜索潜艇、水雷，多大面积的海洋需要配备多大力量的机群与舰群，名曰扫率等。均获得成功，提高了作战效益。二次大战结束，这些人复员进入企业，就把这些方法应用于企业管理的各个方面，如库存控制、作业计划、预测、决策等，逐渐形成包括数学规划（线性规划、非线性规划、整数规划和动态规划等），排队论、对策论、决策论、库存论等在内的运筹学，以及计划评审技术、系统工程等数学方法。此后这些数学方法又应用于中观经济、宏观经济的预测与决策。在美国言必是定量分析，数量经济模型盛极一时。但是1978年的经济危机到来之时，包括兰德研究所在内的十家著名咨询预测研究所无一预测正确。由此引起对定量分析的怀疑，不少人提出定量与定性分析必须并重的结论。上世纪90年代的亚洲金融危机以及这次世界金融危机再次证明定量分析的局限性。
不仅在国外，国内也要很好考虑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结合。否则不免会走歪路，这里不妨举一个小例子。在1983年于黄山召开的全国未来研究会会议上，一位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的女研究员在会上自豪地宣读了她建立的十个宏观经济数学模型，我当时就抱着怀疑的态度。三年后，在北京开会遇到负责评审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浙大许庆瑞教授时，他告诉我那位女同志这次又申请十个计量经济的数学模式的经费，无疑是她自己否定了前面的十个模型，而再进一步研究的前景也可想而知了。
这里并非否定数量经济模型，定性分析也需要依靠定量分析来明确发展趋势，但一定要注意突变（拐点），避免到时措手不及，也就是说设定性定量并重，某些时候更要注重定性分析，在定量分析中亦要注意概率分析、敏感性分析和技术经济分析等以弥补其不足。
二、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统筹规划
制订中长期规划需要自上而下地制定目标、统筹规划、系统分析和综合平衡；同时也需要自下而上地筹划本企业、本行业的发展与努力方向、制订正确可靠并有可操作性的行业规划。这样，政府、行业与企业各尽其能，以弥补市场配置资源的不足。笔者经常在思考，如果各个行业协会、各家企业都能像振华重工（集团）公司那样，其产品（港口机械）占到世界市场份额的70%以上，在标准与价格的制订方面有充分的话语权，那么公司的中长期规划自然成为上海“十二五”规划中港口机械的组成部分。特别值得推荐的是该公司管彤贤董事长已将目光转向海洋勘探设备（平台）。作为缺少物资资源的上海应当充分重视海洋工程和海洋开发，虽然在国内起步已晚，但海水提钾、海水淡化及海底资源开发，近年来均有较大的突破，完全有可能通过联合协作，站在巨人肩膀上更好地发展。虽然类似振华重工那样行业排头兵的企业在上海并不多，而像上海机床厂等以往曾称誉国内的企业和过去的上海名牌已趋没落，但是一些有条件的企业完全可以通过市内外的联合协作，在国际竞争中取得更多的话语权和优势地位。例如，太阳能光伏电池行业就亟需通过联合做大做强。早在四年前的工博会上，笔者曾分别征求江苏（无锡尚德）浙江和上海的有关企业意见，答复均是应当加强国内的联合协作（尚德已在上海建立研发营销中心），当时核心技术尚受制于人，大部分利润归别人，而现在多晶硅技术取得突破，有望大大降低成本，更需要加强国内联合，共同对外，争取国际竞争中的更多比较利益。上海应当义不容辞，起到带头作用。另外，对于一些新能源（太阳能、风能、生物能）和节能产品也要择优予以政策、资金支持以至必要的补贴。由于市场不会促进技术进步，政府在筹划高新技术的应用与推广及产业化方面应当统筹谋划，予以必要的支持。
就中小民营企业而言，数量大，就业人数多，创造产值与利润也大。在中长期规划中，应当很好地谋划其发展前途，但是在当前行业协会普遍不得力，谁来代表他们的利益，改变在低水平下无序竞争，在出口进口方面任人宰割的局面。可借制订“十二五”规划的契机，不仅是民营、也包括股份制企业在内都应对一些有发展前途的企业“请进来，走出去”，而在政策、信息、资金、人才方面给予支持。七届政协的一次专题讨论会上我曾提出：“华联与联华超市各拿出自己最好的招式，予以规范化去美国开设‘华联华’超市，“可首先在德州的首府奥斯汀开始，可借助姚明在当地的影响，一起合作再向休斯敦、达拉斯及美国其他州发展。”当时虽然主持会议的市长表示赞成，随后发言的香港委员唐英年反对：“应让企业自生自灭，政府不应干预。”我仍然认为上海与香港绝然不同。现在华联与联华已合并，更便于向国外进军，像姚明是“上海的骄傲”，入主上海男篮不到一年，成绩显著，NBA的球员“跟着姚明有饭吃”，姚明也是乐意为家乡作更多贡献的。应当充分利用这些有利条件，特别是利用当前世博的大好契机，把市外、国外的有用技术与经验进行集成“为我所用”变成上海与中国的财富。只有充分发动各行业各企业的广大群众，集思广益，从自己的岗位和企业开始，励志创新，不断改进与发展，上海才能更好地实现“四个率先”，早日建成“四个中心”。
三、针对瓶颈 寻找对策
中长期规划的制订既要有明确的目标，更要找出实现目标的瓶颈，也就是制约或限制的因素所在，从而对症下药，提出有效的对策措施。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考虑，对于瓶颈何在，会得出不同的结论。而不同的时间、空间、存在的瓶颈也不尽相同。旧的瓶颈解决后，又会出现新的瓶颈。对于一个企业、一个工程项目而言，开始时，瓶颈可能是资金的制约，在解决资金问题后，瓶颈可能转向技术、市场或其他。不断克服瓶颈制约，也就是企业发展壮大的过程。但是如果措施不当或无效，也会给企业带来损失。在制订中长期规划时制约因素更多，在寻找瓶颈和对策中遇到的问题也更复杂。这里只能作一初浅分析。
当前制订“十二五”规划面临众多的问题和挑战，其中关键之一是如何真正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将资源耗费多、环境影响大的粗放型方式改变为资源耗费少、环境影响小的集约型方式。为此上海提出了优先发展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及发展高新技术，但是不少兄弟省市也提出了同样的发展思路。为了摆脱与兄弟省市结构趋同化的桎梏，有利于实现“四个率先”，建立“四个中心”，建议上海应优先发展知识产业，并以知识（第四）产业改造一、二、三产，促使一、二、三产融合发展。
如果全市上下均明确了这一发展思路，那么每一个企业、每一个部门、每一个区县均可围绕目标开拓创新，这也是制订和执行规划的基础。振华重工（集团）公司的带头人管彤贤，早已身体力行，走在前面了。同时又想起不少在本职岗位上做出成绩无奈离去的企业经营者，眼看着企业走下坡路而无能为力。那么瓶颈似乎又转到各部门各企业的一把手身上，但是从“三毛”的王德义和“三枪”的苏寿南来看，他们也是无权决定。王德义曾为每米呢绒增加5美分而通宵达旦地与美商谈判，在当时普遍实行外贸收购制，他已超越了代理制，直接与对方谈价格。朱镕基市长复函中曾指出“王德义的经验可宣传”，但不久他就不情愿地退居二线。苏寿南的“三枪”创业史众所周知，虽年过花甲仍然争取到国家贷款，在浦东建立“工程中心”再次创业，而在他68岁时，心犹不甘地退下，我曾为此专门撰稿投《企业家》杂志为其呼吁但始终未见刊出。而与此形成极大反差的是“十二毛”的张厂长，五年亏损了6千多万元，辞退了主任财会科长，群情激奋要求处理时却迟迟不行动，最后逃至澳大利亚不了了之。市委座谈会上当我反映十二毛职工意见要求时，纺织局的某主任竟说“你书生气十足，这种情况司空见惯”！
说到这里，那么瓶颈似乎又转到组织人事部门，如何把合格的人放在合适的岗位上，让其充分发挥作用，同时又加强监督、考核和奖惩，及时采取相应措施，包括培训、交流、提升和监督真正到位等。我曾提出组织人事部门首先实行公务员制度，目的是作为考核公务员的组织人事部门的工作人员“自身先要过硬”。要熟悉各个部门各个岗位，对人员素质的要求，组织人事部门的公务员首先要爱才、识才、惜才、护才、培才，才能彻底改变当前干部队伍中作风不正、贪污成风的恶劣倾向。我常在思考，浦东新区试点先试先行中，上海市能否在组织人事制度的改革中，真正率先一步，为全国作出榜样。
这里要提出的是，最近参加某区的发展研讨中发觉区内的规划上下结合也不够，同样市区的结合也存在问题，另外条块的结合也存在问题。衷心希望在科技、教育、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十二五”规划的编制中，能加强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和相互促进，为规划的执行和取得实在的效益创造条件。
最后，还要回到撰文的初衷，希望大家对本文进行批驳，以找出更好的制订“十二五”规划的思路和途径，提高规划的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