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毛泽东与马寅初都错了怎么办？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0 12:54:30
王鑫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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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几年人口政策讨论成为一个热点。赞同“一胎化”计划生育政策的人士通常是“拥马派”，他们以马寅初的人口理论为指南，并且经常先验性地认为反对“一胎化”计划生育政策就是 “拥毛派”，是替毛泽东的重大“失误”“翻案”。
人口问题事关国运，涉及千家万户的利益。当务之急是要实事求是地厘清人口问题真相，而不是简单地争论某人或者某种理论的对错。如果毛泽东与马寅初都错了怎么办？
1 毛泽东对在哪里？
1.1 毛泽东虽然批评了马寅初的新人口论，但是毛泽东时代的计划生育工作和其他国家相比并不落后，在六十年代就有宣传和试点，并在1971年开始正式推行计划生育政策。该政策以晚、稀、少为实施原则，即晚育，一般初育应当晚于25岁，生育间隔至少4年，最多二胎，各地执行力度不一。到1976年文革结束时，生育率已经急剧下降。据中国人口信息研究中心统计，1970年中国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为千分之二十五点八三，总和生育率为五点八一；1976年人口自然增长率为千分之十二点六六，总和生育率为三点二四。在大、中城市以及江苏、浙江等地的农村，总和生育率已经接近甚至略低于世代更替值二点一。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大多数国家都经历了所谓的“婴儿潮”，而在七十年代世界平均生育率下降的同时中国也通过推行计划生育政策大大降低了生育率。
为了突出文革后的计划生育“成就”，现在大多数报刊对毛泽东时代的计划生育政策或避而不谈，或轻描淡写，以至于有些三、四十岁以下的年轻人对此一无所知。有网友曾经提起，在一个论坛讨论毛泽东时代的计划生育政策时版主认为是“造谣”。有人甚至以当时存在多子女家庭为由否定毛泽东时代推行过计划生育政策，这在逻辑上是不成立的。现在也存在多子女家庭（计生委宣称“超生”的比例占百分之六左右），但是这并不能证明中国现在没有计划生育政策。
1.2毛泽东时代通过改善医疗条件延长了中国人的平均寿命（约从35岁增长到65岁）。
毛泽东时代中国人口增长的主要原因不是生得多而是死得少，这一时期中国人口增长和世界人口增长同步，并无特别之处。如果说由于毛泽东的“失误”导致中国人口激增，那么世界人口同一时期、同样比例的激增又是谁的失误？
2 毛泽东错在哪里？
2.1 使用政治强制力阻止人口政策的全面讨论（政治大气候使然）。如果经过充分的、公开、公平的讨论，马寅初的人口理论被证明是错误的，就不会在文革后产生“毛泽东批评的就是正确的”这种“不一定正确”的片面看法。
2.2 毛泽东时代开启了强制计划生育的恶例。计划生育应当以自愿为前提，任何强制手段都是错误的。在1971－1976年推行“二胎化”人口政策期间，强制手段是逐步加紧的。很多地方出现了强制、半强制的上环、结扎、流产、晚期引产事件，只是规模远远比不上文革后的“计划生育暴风骤雨”，强制计划生育可以说是唯一发端于文革而在文革后延续并强化的错误政策。由于当时社会控制极其严密，并且所有的生活资料分配掌握在政府手中，出于生存压力，农民经常被迫“自愿”流产不符合政策的胎儿，很少出现公开的对抗。有时候几十斤粮食的“奖励”，就足以诱导一个农民“自愿”接受绝育手术。城镇人口由于受到“单位”的严格控制，大多数“自愿”配合这一政策。当时允许民众生育两个小孩，和民众的生育意愿基本接近，这也是对抗较少发生的重要原因。另外，生育权作为基本人权古往今来一直是天经地义的权利，当时大多数群众和干部还没有被灌输形成“强制计划生育天经地义”的错误观念，对“超生”比较“宽容”。即使存在一些对抗和侵犯人权的暴力事件，由于发生在文革期间，常常被其他文革热点所掩盖。
2.3 毛泽东时代建立和强化了二元户籍制度，阻碍了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从而延迟了自发的生育模式转变。笔者认为中国的人口问题主要涉及数量、质量、分布、年龄结构、性别比例、人群组织方式这六个方面。歧视农民的户籍制度是一种极端不公平和低效率的人群组织方式，它对人口的数量、质量、分布造成极大的影响，即维持了贫困地区（同样也是生态脆弱地区）的高生育率，促进了人口的过度增长；阻止了农村人口的质量的提升；限制了生态脆弱地区的人口的迁出。
2.4 毛泽东提出的“不要只看到人有一张口，还要看到人有两只手”是有道理的，但是很遗憾的是他没有看到“人还有一个大脑”。命令经济体制和整个毛泽东时代对智力资源的轻视（大批知识分子被打成“臭老九”）导致物质生产没有达到原本应有的增长速度，进而导致文革末期被抚养人口高峰到来时物资供应极其匮乏，引发的恐慌是文革后实行激进的“一胎化”强制计划生育政策的重要原因。
3 马寅初对在哪里？
3.1 马寅初提出了人口发展要和经济发展相适应的观点。
3.2 马寅初坚决反对采用人工流产的方法减少人口。
3.3 马寅初提出了比较温和、合理的人口发展目标，即一个家庭生育两个孩子。
3.4 面对批评，马寅初坚持要求公平的讨论，宣称“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枪匹马出来应战，直到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投降”！
4 马寅初错在哪里？
4.1 马寅初提出对超过两个孩子的家庭进行惩罚，例如征税，这意味着政府有权控制公民的生育权利，导致一系列的恶劣后果。文革后实施的“超生罚款”、“社会抚养费”、“计划生育押金”都是由此发展而来的。一旦出现“收费障碍”（当事人拒绝缴纳或者无力缴纳），各种非法手段“顺理成章”接踵而至。
4.2 马寅初没有预见到人口发展有其自发的内控规律，没有预见到经济发展对生育和家庭模式的巨大影响，也没有预见到人力资源成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一资源。当然，我们不能用现实发展苛求马寅初50年前提出的理论，但是现实至少证明马寅初的人口理论有重大缺陷。压制讨论是错误的，但是这并不证明被压制的所有言论都是正确的。“马寅初被打压”并不能证明他的人口观点百分之一百正确，即使当时是正确的，随着时间的迁延也会有所改变。
5 现行“一胎化”人口政策集中了毛泽东与马寅初的错误，却舍弃了他们的正确观点
5.1 阻止信息公开和讨论。目前反对现行人口政策的文章在大多数媒体不能发表，在互联网上的讨论也受到诸多限制。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受到压制，马寅初的《新人口论》以及后续论战文章当时曾经在许多刊物上公开发表。
道理越辩越明，因此“虽然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是我要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
如果计生部门觉得反对意见很荒谬，那就不妨公诸于众让大家批判，正好可以教育大众。
5.2 现在的“一胎化”人口政策仍然把马寅初50年前提出的、已经被现实证明是错误的理论作为“理论基础”。并且从“二胎化”收紧为“一胎化”，“一”和“二”有质的区别，将导致一系列灾难性的后果，例如老龄化危机迫在眉睫。
5.3 户籍制度改革进展缓慢，绝大多数农民仍然被排除在社会保障体系之外，同工不能同酬，缺乏政治权利和司法保障，有些农民被迫“生育求生存”。
5.4 各地政府仍然以各种非法的强制手段推行计划生育政策，株连亲戚、邻居的事件层出不穷。计生委下达的“计划生育七不准”在许多地方成为一纸空文。
5.5 在很多地方，计划生育罚款（社会抚养费）已经演变为一种敛财手段，甚至成为基层乡镇政府的主要财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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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几年人口政策讨论成为一个热点。赞同“一胎化”计划生育政策的人士通常是“拥马派”，他们以马寅初的人口理论为指南，并且经常先验性地认为反对“一胎化”计划生育政策就是 “拥毛派”，是替毛泽东的重大“失误”“翻案”。
人口问题事关国运，涉及千家万户的利益。当务之急是要实事求是地厘清人口问题真相，而不是简单地争论某人或者某种理论的对错。如果毛泽东与马寅初都错了怎么办？
1 毛泽东对在哪里？
1.1 毛泽东虽然批评了马寅初的新人口论，但是毛泽东时代的计划生育工作和其他国家相比并不落后，在六十年代就有宣传和试点，并在1971年开始正式推行计划生育政策。该政策以晚、稀、少为实施原则，即晚育，一般初育应当晚于25岁，生育间隔至少4年，最多二胎，各地执行力度不一。到1976年文革结束时，生育率已经急剧下降。据中国人口信息研究中心统计，1970年中国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为千分之二十五点八三，总和生育率为五点八一；1976年人口自然增长率为千分之十二点六六，总和生育率为三点二四。在大、中城市以及江苏、浙江等地的农村，总和生育率已经接近甚至略低于世代更替值二点一。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大多数国家都经历了所谓的“婴儿潮”，而在七十年代世界平均生育率下降的同时中国也通过推行计划生育政策大大降低了生育率。
为了突出文革后的计划生育“成就”，现在大多数报刊对毛泽东时代的计划生育政策或避而不谈，或轻描淡写，以至于有些三、四十岁以下的年轻人对此一无所知。有网友曾经提起，在一个论坛讨论毛泽东时代的计划生育政策时版主认为是“造谣”。有人甚至以当时存在多子女家庭为由否定毛泽东时代推行过计划生育政策，这在逻辑上是不成立的。现在也存在多子女家庭（计生委宣称“超生”的比例占百分之六左右），但是这并不能证明中国现在没有计划生育政策。
1.2毛泽东时代通过改善医疗条件延长了中国人的平均寿命（约从35岁增长到65岁）。
毛泽东时代中国人口增长的主要原因不是生得多而是死得少，这一时期中国人口增长和世界人口增长同步，并无特别之处。如果说由于毛泽东的“失误”导致中国人口激增，那么世界人口同一时期、同样比例的激增又是谁的失误？
2 毛泽东错在哪里？
2.1 使用政治强制力阻止人口政策的全面讨论（政治大气候使然）。如果经过充分的、公开、公平的讨论，马寅初的人口理论被证明是错误的，就不会在文革后产生“毛泽东批评的就是正确的”这种“不一定正确”的片面看法。
2.2 毛泽东时代开启了强制计划生育的恶例。计划生育应当以自愿为前提，任何强制手段都是错误的。在1971－1976年推行“二胎化”人口政策期间，强制手段是逐步加紧的。很多地方出现了强制、半强制的上环、结扎、流产、晚期引产事件，只是规模远远比不上文革后的“计划生育暴风骤雨”，强制计划生育可以说是唯一发端于文革而在文革后延续并强化的错误政策。由于当时社会控制极其严密，并且所有的生活资料分配掌握在政府手中，出于生存压力，农民经常被迫“自愿”流产不符合政策的胎儿，很少出现公开的对抗。有时候几十斤粮食的“奖励”，就足以诱导一个农民“自愿”接受绝育手术。城镇人口由于受到“单位”的严格控制，大多数“自愿”配合这一政策。当时允许民众生育两个小孩，和民众的生育意愿基本接近，这也是对抗较少发生的重要原因。另外，生育权作为基本人权古往今来一直是天经地义的权利，当时大多数群众和干部还没有被灌输形成“强制计划生育天经地义”的错误观念，对“超生”比较“宽容”。即使存在一些对抗和侵犯人权的暴力事件，由于发生在文革期间，常常被其他文革热点所掩盖。
2.3 毛泽东时代建立和强化了二元户籍制度，阻碍了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从而延迟了自发的生育模式转变。笔者认为中国的人口问题主要涉及数量、质量、分布、年龄结构、性别比例、人群组织方式这六个方面。歧视农民的户籍制度是一种极端不公平和低效率的人群组织方式，它对人口的数量、质量、分布造成极大的影响，即维持了贫困地区（同样也是生态脆弱地区）的高生育率，促进了人口的过度增长；阻止了农村人口的质量的提升；限制了生态脆弱地区的人口的迁出。
2.4 毛泽东提出的“不要只看到人有一张口，还要看到人有两只手”是有道理的，但是很遗憾的是他没有看到“人还有一个大脑”。命令经济体制和整个毛泽东时代对智力资源的轻视（大批知识分子被打成“臭老九”）导致物质生产没有达到原本应有的增长速度，进而导致文革末期被抚养人口高峰到来时物资供应极其匮乏，引发的恐慌是文革后实行激进的“一胎化”强制计划生育政策的重要原因。
3 马寅初对在哪里？
3.1 马寅初提出了人口发展要和经济发展相适应的观点。
3.2 马寅初坚决反对采用人工流产的方法减少人口。
3.3 马寅初提出了比较温和、合理的人口发展目标，即一个家庭生育两个孩子。
3.4 面对批评，马寅初坚持要求公平的讨论，宣称“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枪匹马出来应战，直到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投降”！
4 马寅初错在哪里？
4.1 马寅初提出对超过两个孩子的家庭进行惩罚，例如征税，这意味着政府有权控制公民的生育权利，导致一系列的恶劣后果。文革后实施的“超生罚款”、“社会抚养费”、“计划生育押金”都是由此发展而来的。一旦出现“收费障碍”（当事人拒绝缴纳或者无力缴纳），各种非法手段“顺理成章”接踵而至。
4.2 马寅初没有预见到人口发展有其自发的内控规律，没有预见到经济发展对生育和家庭模式的巨大影响，也没有预见到人力资源成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一资源。当然，我们不能用现实发展苛求马寅初50年前提出的理论，但是现实至少证明马寅初的人口理论有重大缺陷。压制讨论是错误的，但是这并不证明被压制的所有言论都是正确的。“马寅初被打压”并不能证明他的人口观点百分之一百正确，即使当时是正确的，随着时间的迁延也会有所改变。
5 现行“一胎化”人口政策集中了毛泽东与马寅初的错误，却舍弃了他们的正确观点
5.1 阻止信息公开和讨论。目前反对现行人口政策的文章在大多数媒体不能发表，在互联网上的讨论也受到诸多限制。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受到压制，马寅初的《新人口论》以及后续论战文章当时曾经在许多刊物上公开发表。
道理越辩越明，因此“虽然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是我要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
如果计生部门觉得反对意见很荒谬，那就不妨公诸于众让大家批判，正好可以教育大众。
5.2 现在的“一胎化”人口政策仍然把马寅初50年前提出的、已经被现实证明是错误的理论作为“理论基础”。并且从“二胎化”收紧为“一胎化”，“一”和“二”有质的区别，将导致一系列灾难性的后果，例如老龄化危机迫在眉睫。
5.3 户籍制度改革进展缓慢，绝大多数农民仍然被排除在社会保障体系之外，同工不能同酬，缺乏政治权利和司法保障，有些农民被迫“生育求生存”。
5.4 各地政府仍然以各种非法的强制手段推行计划生育政策，株连亲戚、邻居的事件层出不穷。计生委下达的“计划生育七不准”在许多地方成为一纸空文。
5.5 在很多地方，计划生育罚款（社会抚养费）已经演变为一种敛财手段，甚至成为基层乡镇政府的主要财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