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凤荣:苏联最高权力是怎样交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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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联最高权力是怎样交接的?2010-11-16 13:41 左凤荣  世界多数国家的权力交接都有一个明确的制度。多数现代国家通过选举推选出国家的领导人,一些王国通行王位继承制度,一些国家实行由前任指定接班人制度,一些国家通过政变来解决国家的最高权力问题。那么共产党领导的苏联的最高权力是怎样交接的呢?
列宁没有制定权力交接机制十月革命后列宁是理所当然的党内领袖,这一点不存在任何疑问。到20世纪20年代初,列宁开始设想理想的领导班子的组合:不同年龄段的组合。实际上当时的领导班子相当符合列宁的设想,包括有各个年龄段的干部,是一个理想的梯形结构。1921年底1922年初,列宁健康开始出现问题,此后不得不经常休养。到1922年底由于两次中风,已不能再主持政治局和人民委员会的工作,无法处理日常事务。这时候,列宁显然已经感觉到接班问题,但是并没有采用指定接班人的做法。列宁当政时期,党和国家的领导人都很年轻,列宁本人逝世时也才54岁。所以那时并没有制定一个权力交接的制度,甚至没有确定党内最高职务。列宁在党内是政治局委员,主持政治局会议,党外是人民委员会主席。列宁的领袖地位是由他在革命和建设中的作用自然而然地形成,被全党所默认的。在列宁所担任的职务中哪一个是关键的领导位置,那时并不明确。列宁因故未能出席政治局会议时,主持会议的是加米涅夫。列宁去世后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的是李可夫,但很难说他们中哪一个是列宁的接班人。1922年12月底,列宁写了给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的信,其中对6位党的领导人提出自己的看法,既指出他们的优点和长处,也指出他们的缺点和错误。这6人应当是列宁优先考虑的继任者。这6人分为三组:托洛茨基和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布哈林和皮达可夫。在这6人中列宁认为最能干的是托洛茨基,最有理论修养的是布哈林,权力最大的是斯大林。列宁没有表示属意某一个人。他把这些看法告诉代表大会,显然是要代表大会集体作出选择。然而在列宁生前这封信没有能够送达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列宁去世后在党的十三大上,当时掌握最高权力的“三驾马车”(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出于自身的利益考虑,没有在大会上公开宣读并认真讨论列宁的信,而是在各代表团中分别口头传达,代表们只匆匆听了一遍,没有就此展开讨论,就草草了之。对这样一份重要文件,仅仅听一遍,又不让讨论,是很难领会其要义的。
长期流行一种说法,1922年党的十一大后中央全会上“列宁提议”斯大林担任中央总书记,暗示是列宁指定斯大林担任他的接班人。这种说法完全不符合事实。其一,斯大林担任总书记一职不是列宁提议的,现在看到的各种资料证实,此事是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也许还有斯大林本人在底下商妥,由主持会议的加米涅夫提议的。当然,与会的列宁并没有反对(见本书(15)《斯大林是怎样一步一步登上最高领导岗位的?》一文)。其二,“总书记”的职务在当时并非党内的最高领导职务。此前书记处设有“责任书记”,负责领导整个书记处的工作,现在把“责任书记”改成“总书记”,其职责并没有多大改变,仍然是书记处的头,负责书记处的领导工作。犹如《真理报》的主编最初叫“责任编辑”,后来叫“主编”一样,基本任务并没有变。总书记及其书记处只负责日常的党务工作。第三,1923年1月4日,在《对1922年12月24日一信的补充》中列宁明确提出,鉴于斯大林太粗暴,建议撤销其总书记的职务,另任他人担任(《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第340页)。两个月后,1923年3月5日列宁又致信斯大林,要同他断绝关系(《列宁全集》第2版,第52卷,第555页)。由此可见,有一点是清楚的,列宁已经明确无误地把斯大林排除出接班的行列。
斯维尔德洛夫逝世后,列宁曾经说过,没有一个人能够接替他的工作,能够接替他的只能是一个集体。对接替列宁来说,当时更没有一个人具有此能力和威望,能取代的只能是一个集体。看来,列宁在给代表大会的信中对6名中央委员进行评论,目的就在于此。列宁卧病和去世后,一段时间党内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十二大由谁作政治报告一开始就成为问题,没有一个众望所归的人物。斯大林虚情假意地推举托洛茨基,托洛茨基假意推举斯大林,结果由季诺维也夫出来作中央政治报告,斯大林作组织工作报告,托洛茨基作关于工业问题的报告。不过,从来没有人认为作中央政治报告的季诺维也夫是列宁的接班人。列宁卧病期间和逝世之后实际掌权的是一个由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斯大林组成的“三驾马车”,他们因反托洛茨基的共同利益而联合起来,因为在斯大林和季诺维也夫看来,争夺最高领导权的唯一对手是托洛茨基。斯大林在党内的绝对领导地位不是列宁给的,而是他在20年代纵横捭阖,不断地拉一派打一派的结果。他首先联合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等人打击托洛茨基,然后又联合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等人击败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联盟,最后集中精力打垮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右派”。这样,通过残酷的党内斗争,到20年代末斯大林终于赢得党内和国内的绝对领导地位。
斯大林和他的接班人问题从1929年独揽大权算起,斯大林单独执政了24年。斯大林考虑过接班人问题没有呢?他谈论过接班人问题。1923年4月在俄共十二大上斯大林就大谈接班人问题。斯大林在中央组织报告中说,要谈谈改善中央机关的问题,即扩大中央委员会的问题。他说:“我们党的中央机关的情况是这样的:我们有27个中央委员。中央委员会会议每两个月召开一次,而中央委员会里有一个10人到15人组成的核心,这些人在领导我们的机关的政治和经济工作方面已经熟练到有使自己变成领导术士的危险。这也许是好的,但是这也有很危险的一面,因为这些同志既然在领导方面积累了极其丰富的经验,他们就可能沾染上自负的习气,就可能故步自封,脱离群众工作……如果他们的周围没有同地方工作有密切联系的未来新一代的领导者,那么这些高度熟练的人就完全有可能僵化和脱离群众。”斯大林提出的第二点理由是,领导班子“老化”:“中央委员会里富有领导经验的核心在逐渐衰老,它需要接班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健康状况你们是知道的。中央委员会基本核心里的其他委员的年龄也相当大了,你们也是知道的。但新的接班人还没有,--不幸就在这里。”他认为现在是考虑培养新的接班人的时候了(《斯大林全集》第5卷,第177-178页)。然而所谓班子“老化”的说法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1922年9月2日,列宁同他的妹妹玛丽亚·伊利尼奇娜谈起革命家的青春问题,说起最亲密的同志中谁多大岁数,哪一代人进入中央委员会。他发挥一个想法,中央委员会应有几代人参加:50岁、40岁、30岁和20岁。这样青年人就能参加中央委员会的工作,逐渐熟悉和习惯于这个工作。中央委员会就能“永葆青春”了。斯大林的秘书巴让诺夫的回忆录中也说,1922年列宁曾经在政治局会议上说:“同志们,我们已是年过半百的人了。而你们,同志们,大家都是40来岁的人。我们应当培养接班人,培养30来岁和20来岁的人,要从中选拔并培养他们逐渐担负起领导工作。”(波利斯·巴让诺夫著,洪刚译:《斯大林秘书回忆录》,知识出版社1982年版,第24页。)这是列宁对领导班子最佳年龄搭配的设想。从这里可以看出,1922年底列宁在给代表大会的信(“政治遗嘱”)中对6名中央委员逐个提出自己的看法,从年龄的角度看也不是偶然的。1922年列宁本人52岁,托洛茨基和斯大林两人同年,生于1879年,(有一个说法,斯大林生于1878年。如果是这样,除列宁外斯大林就是当时领导班子中年龄最大的了)都是43岁;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同年,生于1883年,为39岁;最年轻的两人,布哈林生于1888年,34岁,皮达可夫生于1890年,32岁。这是一个相当理想的年龄梯队,完全符合列宁同玛丽亚谈话的设想。
列宁“遗嘱”中提到的这6人,显然不存在老化问题。斯大林这时候大谈“老化”无非是想借此把自己人拉进最高领导班子里来。不过这时候说的接班人问题还不是接斯大林的班的问题。斯大林掌权到卫国战争胜利后,到60多岁的时候,他的健康状况不佳,病了一段时间,这时候他开始考虑自己的接班人问题了。据现在所知,他正式提出过两个人选--来自列宁格勒的库兹涅佐夫和沃兹涅先斯基。这两个人在卫国战争中,在保卫列宁格勒的战役中,在战后的经济恢复工作中有突出的表现。1941年6月德国入侵苏联时,列宁格勒的第一把手日丹诺夫在南方休假,列宁格勒的全部防务以至居民生活的安排都由第二书记库兹涅佐夫负责。斯大林曾经给他写信说:伏罗希洛夫和日丹诺夫累了,焦躁不安……他们需要好好睡一下……组织防御、动员一切力量等全部工作,我只能依靠你了。战后有一天,斯大林在里扎湖休息时曾经大发感慨,宣称我老了,我在考虑接班人问题。部长会议主席最合适的接班人是沃兹涅先斯基。总书记最合适的接班人是库兹涅佐夫……怎么样,同志们,不反对吧。(阿·阿法纳西耶夫:《“列宁格勒案件”真相》,见万启智等编译:《克里姆林宫秘闻》,新华出版社1988年版,第96页。)阿·亚·库兹涅佐夫(1905-1950年),1937年起任列宁格勒州委、市委第二书记,卫国战争期间是波罗的海舰队、北方和列宁格勒战线军事委员会委员。1945-1946年任列宁格勒州委、市委第一书记。1946-1949年任联共(布)中央组织局委员、中央书记、干部管理部部长。尼·阿·沃兹涅先斯基(1903-1950年),中央政治局委员,1935-1937年任列宁格勒市计委主席、列宁格勒苏维埃执委会副主席。1937-1949年先后任苏联国家计委副主席、主席,与此同时,1939-1946年任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和第一副主席。1946-1949年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他是苏联科学院院士。对这两个出身列宁格勒的干部,斯大林最后并不放心,1949-1950年制造了一个“列宁格勒案件”,以莫须有的罪名把两人杀了。从此以后,斯大林再也不谈什么接班人问题,而是一心要除去身边让他不放心的合作多年的战友,其中包括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贝利亚、米高扬等。
有一个说法,认为斯大林指定苏斯洛夫为接班人,说此人乃“灰衣主教”。此说缺乏令人信服的根据。要让一个人接班,是不能暗中进行的,必须授以权力,让他在公众面前亮相,争取公众的认同。这是起码的做法。很难设想,连政治局委员还都不是的一个默默无闻的“接班人”会被各界所接受。历史学家麦德维杰夫认为:斯大林“没有留下任何形式的政治遗嘱,也没有指定接班人”。由政治局改组成的30多人的主席团中,“没有一个人能说,或者敢说自己是斯大林的接班人”。(罗·麦德维杰夫、若·麦德维杰夫著,邹子婴译:《赫鲁晓夫的执政年代》,吉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0、12页。)那时真正掌握权力的是部长会议副主席马林科夫、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贝利亚和外交部长莫洛托夫,这是一个临时的“三驾马车”。即使这三个人也没有得到接班人的任命,尤其是莫洛托夫在斯大林的最后岁月中地位岌岌可危。斯大林逝世后的第二天,中央委员会、部长会议和苏维埃最高主席团召开联席会议,决定马林科夫任总理,把内务人民委员部和国家安全部合并,由贝利亚领导,莫洛托夫任第一副总理并恢复外交部长职务。伏罗希洛夫担任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人数减为10人,其排名次序为:马林科夫、贝利亚、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赫鲁晓夫、布尔加宁、卡冈诺维奇、米高扬、萨布罗夫、别尔乌辛。排在第一位的马林科夫没有任何确切的证据可以证明是斯大林指定的,后来掌权的赫鲁晓夫名列第五。就是说,我们没有看到足以证明斯大林逝世后的权力更迭中存在指定接班人的文件和事实。排名第五的赫鲁晓夫过不多久就能够把排名第一的马林科夫排挤出中央书记处,而马林科夫竟然接受,这说明当时确实不清楚,到底什么职务是关键性的接班的位置。斯大林逝世前担任的职务是部长会议主席和党中央书记处书记。斯大林逝世后的苏共和政府领袖的最后敲定是通过党内斗争,通过各种力量的重新组合来解决的。
在共产党执政的国家,最关键的位置是党的第一把手,它在不同的时候有不同的称呼。列宁时期党内没有设第一把手,列宁自己填写的职务是“中央委员”,连政治局委员的身份都没有提。他主持政治局会议,仅此而已。他的人民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当然是很有分量的,但人民委员会的所有重要决策都要提交政治局讨论决定。斯大林在打倒各种反对派之后,行使权力的最高身份是总书记,总书记成为党和国家第一把手是从斯大林开始的。后来斯大林为方便发号施令,往往越过党而直接以政府首脑的身份行事。这是党政合一国家的一种简便的领导形式,但斯大林的权力首先来自党的第一把手的位置。由于控制了党,所以他能够任命莫洛托夫为人民委员会主席,也可以撤销他的这个职务,由自己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
这就暴露了马林科夫的一个严重失策。斯大林去世后,起初马林科夫是党政第一把手。但是不久之后,担任党的书记处书记的赫鲁晓夫以集中力量领导政府为名,设法解除了马林科夫的书记处书记的职务,这样一来本来名列第五的赫鲁晓夫很快就蹿升到党的第一把手的位置。斯大林逝世后最高领导人的确立不是斯大林生前的指定或者安排的结果,而是党内各派力量斗争的结果,这包括除去贝利亚,给马林科夫削权,粉碎“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反党集团”,等等。赫鲁晓夫主政之后采取了一项措施,限制干部的任期,这是废除干部终身制的一项有意义的举措。他的这项措施触犯大批干部的利益,是造成众叛亲离的原因之一,赫鲁晓夫终于在党内政变中被推翻。勃列日涅夫的继任不是指定接班人的结果,这是无须论证的。甚至政变集团推举勃列日涅夫当头的时候,他还万分不情愿。
安德罗波夫接班是暗箱操作的结果勃列日涅夫执政18年。他废除了赫鲁晓夫的限制干部任期的制度,许多高级干部一直连任下去而不挪窝。勃列日涅夫本人后期长期患病,实际上已经无力视事,他本人也曾有退意。1979年4月勃列日涅夫召集政治局委员开会,宣布他非常累了,打算退休。全体政治局委员都友好地表示反对,并保证要为总书记创造适当的工作条件,以便“亲爱的列昂尼德·伊里奇能够继续富有成果地为苏联人民和全体进步人类工作”。亲信们坚持由他主政,硬要这个病人支撑着出头露面,因为这个病人代表他们的利益,只要他不倒,党内争权的斗争就可以被压住,大家都团结在总书记周围。并且政治局委员们也没有忘记斯大林的花招--斯大林多次宣布辞去全部党政职务,然后看看谁敢表示赞同。谁能保证勃列日涅夫不是玩同样的花招呢?没有人敢冒险!勃列日涅夫确实也考虑过后继者的问题。法国总统德斯坦在回忆录中说,1976年间勃列日涅夫非常看好列宁格勒党组织的领导人格里戈里·罗曼诺夫,认为此人是整个中央委员会中最有才干的干部,如果他再多学一点,完全可以坐上总书记的交椅。但此后有传言说,他为女儿结婚动用了收藏在埃尔米塔施博物馆的沙皇家庭餐具,而其客人偏偏又打碎了其中一件。罗曼诺夫的官运就此结束。1980年5月,勃列日涅夫赏识的已经是有经验的党的机关工作者契尔年科。乌克兰共产党首脑谢尔比茨基是勃列日涅夫的心腹之一。有一次他向勃列日涅夫汇报乌克兰的成绩,博得勃列日涅夫欢心,于是勃列日涅夫指着自己的圈椅说:“沃洛佳,我走后你就来坐这个位置。”(《戈尔巴乔夫回忆录》上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228页。)这个说法得到主管党的干部的伊万·卡皮托诺夫的证实。勃列日涅夫去世前夕,曾同他谈过话,谈话过程中勃列日涅夫指着自己的坐椅说:看到这张坐椅了吗?过几个月谢尔比茨基将坐在上面。所有的干部问题都要据此安排。想登上总书记宝座的大有人在。苏斯洛夫去世后,葛罗米柯就想接替苏斯洛夫登上第二把手的宝座,一旦成功,接班就有望了。但戈尔巴乔夫、乌斯季诺夫都认为应当由安德罗波夫来担任第二把手。安德罗波夫也为此苦心经营多年。勃列日涅夫通过政变上台后,需要巩固和加强自己的地位。时任中央国际部部长的安德罗波夫是最早表示效忠的人员之一,所以他在1967年获得重要任命,当上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的要职。安利用这个位置逐步扩展自己的权力,据说曾多次策划针对勃列日涅夫的阴谋。当时,契尔年科同安德罗波夫竞争得非常激烈,以至于中央全会决定安德罗波夫担任第二把手之后,契尔年科继续主持政治局会议而不撒手,直到有一天安德罗波夫搞了一场“内部政变”,径直坐到会议主席位置上才算扭转了这个不正常局面。
1982年11月勃列日涅夫去世,党内元老乌斯季诺夫、葛罗米柯、吉洪诺夫在“小圈子”内碰过了头,决定让安德罗波夫担任中央总书记,政治局会议根据吉洪诺夫的提议,同意安德罗波夫为中央总书记的候选人,然后由中央全会正式表决通过。安德罗波夫在勃列日涅夫生前担任了中央书记,这也为他后来担任总书记提供了有力的保障,但是最后还是幕后的“小圈子”拍板决定安德罗波夫的命运。这是一种暗箱操作,一千多万苏共党员是没有任何发言权的,即使中央委员们也没有发言权,摆在政治局委员们面前的是一个不容异议的现成方案,他们的任务仅仅是举手同意而已。这从一年后安德罗波夫去世后接班人的最后敲定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元老选择了又一个病夫契尔年科从勃列日涅夫后期起,苏联是一个老人治国、病夫治国的国家。安德罗波夫虽然能干,并且想有所作为,改变国家的面貌。可惜他上台的时候身体已经不行,天不假以时日,执政一年多就离开了人世。
安德罗波夫生前是属意戈尔巴乔夫接替他的。1983年6月苏共中央召开讨论意识形态问题的中央全会,安德罗波夫对主管意识形态的契尔年科的报告不满意,休息后直接让戈尔巴乔夫主持全会。据说,安德罗波夫曾准备另一个在1983年底中央全会上的讲话,讲话中有一段话说:“鉴于自己身患重病,从国家利益出发并力求保证对党和国家的领导不致中断,总书记建议授权戈尔巴乔夫主持政治局工作。”(《戈尔巴乔夫回忆录》上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280页。)这段话在分发给会议参加者的文件中不见了。但不管怎么说,出现这样的插曲,不会事出无因的。
安德罗波夫去世后,有几个人有可能接班:契尔年科,乌斯季诺夫,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认为75岁的乌斯季诺夫最为合适。而安德罗波夫曾属意戈尔巴乔夫,乌斯季诺夫也认为戈尔巴乔夫最合适。然而总书记刚刚逝世,党内元老葛罗米柯、乌斯季诺夫、吉洪诺夫和契尔年科便在“小圈子”内碰头商量。这是没有记录的会商,商量的情况如何,外人不得而知,连当时的中央书记戈尔巴乔夫也不知道。不过碰头后,耳背的吉洪诺夫在走廊上大嗓门的话却让许多人听到了:“我认为咱们总算做对了。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引者注)还年轻。也拿不准他在这个位置上会怎么干。科斯佳(契尔年科--引者注)嘛,正好合适。”接着的选举就是例行公事了。契尔年科宣布开会,吉洪诺夫先谈形势和党的任务,最后提议选举契尔年科担任总书记。事情就这么决定了。接替安德罗波夫管理这个大党大国的,又是一个弱不禁风、呼吸困难、气喘吁吁的病夫!总书记的葬礼完毕后,戈尔巴乔夫的夫人赖莎去看望安德罗波夫的夫人,后者高声哭诉说:“为什么要选举契尔年科呀?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干?尤拉(安德罗波夫--引者注)希望的可是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引者注)啊。”(《戈尔巴乔夫回忆录》上册,第284页。)由此可见,前任总书记并没有,而且也无法指定自己的接班人,即使他有自己属意的人。这一次又是一个不为外人所知的“小圈子”的暗箱操作起了决定性作用。各种权力平衡的结果是抬出一个老朽的领袖来。
1984年2月14日在安德罗波夫的追悼大会上,契尔年科以新的身份讲话,正式接任了第一把手的职务,但到年底就已经彻底失去了工作能力。在这种情况下,也不作出正式决定由谁来主持政治局会议,都是临到要开会了,通知说总书记不能来了,由戈尔巴乔夫代为主持会议。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1985年3月10日契尔年科去世。
戈尔巴乔夫出山是“众望所归”契尔年科生前没有指定接班人。他逝世后,有人建议戈尔巴乔夫直接担任治丧委员会主席,从而顺理成章地接任总书记。因为这时候已经形成一种惯例,由治丧委员会主席担任未来的总书记。但是戈尔巴乔夫要求按照正常的程序来决定问题,实际上他需要赢得多数的支持,这样他才有可能大展宏图。尽管还有人觊觎总书记的职位,但是接连死去三位总书记的可悲现实,使得高层认识到再也不能这样继续下去了,这一次戈尔巴乔夫在政治局得到一致的支持。葛罗米柯率先提议戈尔巴乔夫为候选人,其他政治局委员也都表示同意。在接着召开的中央全会上,葛罗米柯受政治局的委托提议戈尔巴乔夫为中央总书记的候选人,这个建议得到全会的表决通过。十来年的老人、病夫治国,3年死去3位党和国家领导人,这时出现一个普遍的声音:“不能再这样过下去了”,苏联共产党和国家需要新的血液,需要一个“年轻力壮”的领导人,54岁的戈尔巴乔夫应运出山。顺便说一下,列宁正是在54岁逝世的!戈尔巴乔夫本人评论说:我们国家没有一个权力更迭的正常民主机制。体制在这方面迄无规定,体制按照自己的规律在运转,于是一个病入膏肓,甚至智力欠缺的人也能高踞权力金字塔的顶峰。(《戈尔巴乔夫回忆录》上册,第302页。)从上述历史不难看出,苏联共产党执政74年,但是并没有形成一个规范、民主、有序的正常的最高权力交接班制度,其接班人选是在上一届领导人身后或者经过残酷的党内斗争,或者由少数元老通过暗箱操作来决定,有时甚至是通过党内政变解决的。无论是哪种方式,广大党员群众是没有发言权、参与权和决定权的!(郑异凡)
苏联共产党是个什么样的党?苏联共产党(苏联共产党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名称:1898年成立时叫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8年改名俄国共产党(布),1925年改称全联盟共产党(布),简称联共(布),1952年改名苏联共产党。为便于行文,本文不分时期一律称为苏联共产党(苏共))早期是列宁缔造的无产阶级革命党。它领导俄国人民取得十月革命的胜利,创建了苏维埃国家。在尔后的74年里,它历经各种风雨,把苏联建成世界超级强国之一,却经不起时代和改革浪潮的冲击,于20世纪90年代初顷刻自行解散。对于这一历史现象,很多人觉得不可思议。现在笔者从苏共自成立至结束的历史演变,阐述它后来已不是无产阶级革命党了,对其自行解散作一历史诠释。
以夺取政权为目的,而不随情势变化进行自身的变革毛泽东同志指出:对于共产党来说,夺取政权只是万里长征走了第一步,以后的任务更艰巨。苏共在夺取国家政权之后,确实为圆俄国的富强之梦做了很多事情,唯独忘了自身的变革,后来变成了以控制政权为唯一目的,不再是工人阶级的政党了。政党和国家,无论从含义和职能来说,都是不同的范畴,国家是随着阶级的产生和阶级矛盾的不可调和而建立的;而政党则是随着工业文明时代的到来、人们参政意识的增强而形成的政治团体。国家以行政力量将社会矛盾和冲突限制在特定的秩序范围之内;政党的重要职能是在政权机关里表现所代表的社会阶级或群体的利益和意志。执政党则是代表社会来行使国家权力。苏共自掌握国家政权之后至自行解散,始终以党代政、党政合一,是背离政治文明发展的自然趋势的。苏共不思自身变革,以掌握政权为唯一目的,是和它实行以党代政、党政合一的方针分不开的。现代社会的政党政治是资产阶级创造的。从资产阶级创造典型的政党政治的过程中,可以看到政党政治的一般特点。
17世纪英国爆发资产阶级革命时并没有政党。1679年5月,国会讨论王位继承人问题时,出现了分别代表不同阶层利益的辉格党和托利党两个集团,到19世纪40年代,演变成相对稳定的自由党和保守党的国会两党制。到20世纪初,又演变成工党和保守党的国会两党制。18世纪法国大革命时,也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政党。尔后,经过第一共和国、第一帝国、七月王朝、第二共和国、第二帝国、第三共和国等近一个世纪的政权更迭和政坛纷争,到1875年“第三共和国宪法”通过后,国民议会才形成相对稳定的多党制政党政治。美国的政党政治也是在独立战争胜利之后,在国家体制完善的过程中形成的。19世纪20年代,国会中形成反映南部奴隶主利益的民主党和代表西部农业资本家、北方工商业者利益的共和党。南北战争后,由于奴隶制被法律所禁止,民主党所代表的利益集团又有了变化。
如果撇开具体的英国君主立宪制、美国联邦制、法国共和制等不同政体,也不管英、美的两党制和法国的多党制,就典型的现代政党政治的发育过程来看,都是:(1)先立国、制宪,后建党,各政党都在宪法的规范内通过公平竞争来建立和活动;(2)政党是相对稳定的某一社会群体利益的代表者,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和阶级、阶层的重构,政党的名称、组织也有所变化;(3)某一政党一旦上台成为执政党,就不能忽略全社会的普遍利益。这些,可以说是现代政党政治的要素。现代政党政治对现代社会政治生活的积极作用在于,有利于实现权力的制衡性、决策的民主性、竞争的公平性、利益的协调性、秩序的法制性。这几乎被世界各国所认同。
苏共成立于1898年,当时称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建党的目的在列宁看来首先就是夺取政权。20世纪初,列宁明确地说:“给我们一个革命家组织,我们就能把俄国翻转过来!”(《列宁选集》第3版,第1卷,第406页。)由于在建党目的、党的组织原则等问题上的分歧,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分裂,形成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派,它将指导思想、组织原则、活动策略完全集中到夺取政权上来,终于取得十月革命的胜利,苏共随之成为国家的执政党。1918年,苏共又凭借掌握的国家政权,以暴力取缔了除苏共以外的一切政党,成为全国唯一的政党。苏共以暴力实现一党专政的措施和现实,无论在理论上或实践上,都成为日后党权即政权、党即国家的观念氛围和客观环境。自此,苏共始终以国家和宪法的缔造者自居,凌驾于国家和宪法之上。
1924年1月,列宁在久病之后逝世。如果说列宁在当政时期尚没有时间、条件和精力来考虑和调整作为国家执政党以后的指导思想、组织原则、活动策略的话,那么,斯大林当政近30年,已有足够的时间、条件和精力来考虑和调整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但是,斯大林始终坚持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唯一动力,提出“随我们的进展,阶级斗争将更加尖锐”的理论(见《斯大林全集》第11卷,149-150页),使阶级斗争常态化,不断开展各种政治运动和“大清洗”运动,在意识形态方面实行书报检查和舆论统制,禁止思想自由和自由地思想。
1953年斯大林逝世,赫鲁晓夫继之。赫鲁晓夫从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平反冤假错案、强调社会主义法制开始,对斯大林模式进行改革。关于党的问题,赫鲁晓夫在1961年10月的苏共二十一大上提出“全民国家”、“全民民主”、“全体人民的党”等概念的思想(见《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75页)。赫鲁晓夫的改革,使“以野蛮的手段消灭俄国的野蛮”这种俄国文明发展进程的传统出现转折,开创以文明手段推进俄国文明的先肇。关于党的改革的思想和观念,尽管还不明确、不科学,但它表明赫鲁晓夫希望改革苏共,因为这个党作为国家执政党已有45年了,而指导思想、组织原则、活动策略却丝毫不改夺取政权时期的那种状况。1964年10月,勃列日涅夫取代赫鲁晓夫之后,虽然表示要贯彻苏共二十大、二十一大、二十二大“集体制定的总路线”,实际上停止了赫鲁晓夫已经开始的改革,全面回归到斯大林时期去。刚刚开始提出、尚未有实际行动的关于变革党的问题,也被闷死了。
纵观苏共93年的历史,从工人阶级的革命党变为苏联国家执政党;在这93年里,世界和苏联社会都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而苏共却抱着最初的东西,拒绝变革。
苏共不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代表早期的苏共是工人阶级的政党,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利益和意志的体现者。但是随着它成为执政党以后,就逐渐变了。斯大林时期,苏共无视工人阶级的切身利益。工人的工资和级别是国家规定的,工人的平均工资只有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沙皇时期工人平均工资的一半左右。工人的居住条件更差,多数是一家老少蜷缩在一间斗室里。斯大林把各级苏维埃变成橡皮图章,这是对工人阶级的政治权利的嘲弄。工人挨不到企业生产和管理的边,和口头、文字上铺天盖地的“工人是企业的主人”的宣传,形成黑白分明的对照。占全国人口80%的农民的情况更惨。农业集体化是对全体农民的剥夺,稍有不满的行动,即被作为“富农”,没收财产,或被流放,或被关进集中营。随之,农民被迫接受“农副产品义务交售制”,用斯大林的书面语言来说,是“为国家工业化缴纳‘贡税’”。农民被死死地钉在集体农庄里,实际上是把全体农民变成苏共领导层的准国家农奴。苏共内部以布哈林为首的部分领导人,对斯大林的这一“理论”和政策措施提出不同意见,斯大林即恨之入骨,被作为“党内右倾复辟资本主义”集团横遭批判,直至被作为“帝国主义间谍”,惨遭杀害。即使是受斯大林看重的社会名人,也只许颂扬集体化,不许讲真话。1931-1933年,著名作家肖洛霍夫深入苏联传统产粮区顿河地区农村去体验生活。肖洛霍夫看到集体农庄的收获几乎被国家征光了;征粮队像对待囚犯那样对待农庄庄员;农村到处出现挨饿现象,不少地方大批饿死人;生产管理糟糕得难以想象。肖洛霍夫把这些触目惊心的情况,多次写信向斯大林汇报,希望能得到纠正。1933年4月16日,肖洛霍夫给斯大林的信中写道:仅仅在韦申斯卡亚区(北高加索)有2000户农户因没有完成交粮指标,就被开除出集体农庄,随后被没收财产,连种蔬菜的地也被没收,这些家庭只好等着饿死。征粮队挨家搜查粮食,“法院把从其宅旁地搜出粮食的人判了10年徒刑。仅韦申斯卡亚区因粮食问题被判刑的就有1700人左右。他们的家人随即被迁往北方。”(沈志华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5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692页。)肖洛霍夫请求斯大林向韦申斯卡亚区和上顿河区提供救济粮,因为农民都在挨饿。
1933年5月6日,斯大林回复肖洛霍夫,训斥说:“为了不在政治上犯错误(您的信不是小说,而是地地道道的政治),应当全面地看问题。您所在的区(也不光是您所在的区)的那些令人尊敬的庄稼人搞了一场‘意大利式的罢工’(消极对抗!),他们才不在乎工人和红军是不是在挨饿,消极对抗是无声进行的,从表面上看是不伤人的(不流血),但是这一事实并不会使下列事实得到改变:令人尊敬的庄稼人实际上同苏维埃政权进行了一场‘无声的’战争,一场殊死的战争,亲爱的肖洛霍夫同志。……令人尊敬的庄稼人也并非真是不伤人的,时间越长会看得越清楚。”(沈志华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5卷,第695-696页。)斯大林就是这样看待、对待农民的!知识分子的命运也十分不幸。很多卓越的科学家被无辜剥夺自由,关在集中营里从事科学研究。遗传学和遗传学家的遭遇,是苏共对待科学事业和科学家的缩影。斯大林宣布遗传学是“资产阶级伪科学”,禁止研究,解散研究机构,查封研究书刊。享有国际盛誉的遗传学家瓦维洛夫,被诬为“帝国主义间谍”,受迫害死于狱中。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斯大林再次掀起讨伐遗传学和迫害遗传学家的新高潮,摧毁遗传学研究。尤其令苏联全国和全世界震惊的是,斯大林在当政的近30年里,没有停止过“大清洗”、大镇压运动,制造了数不胜数、匪夷所思的冤假错案。据1988年苏共中央政治局大镇压事件复查委员会的简要报告,仅有案可查的就达2578575起莫须有“案件”,涉及3778234人,其中786098人被处死。值得特别指出的是,被冤枉的人中,有2478406人,即占含冤人总数的65%以上是由非执法机关处理的,其中656548人,即占被处决人数的838%,是被非执法机关枪决的。(沈志华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30卷,第624-625页。)这些令人不忍卒睹的“案件”,还不包括农业集体化运动、消灭富农、民族迫迁运动中受镇压、被处决的无辜者;也不包括秘密集体屠杀已被解除武装、被羁押在战俘营中的21857名波兰官兵,并且这仅仅是到1988年为止所查明的数字,最终数字至今未明。搞阶级斗争,几乎是斯大林的终生职业;整人几乎是苏共的日常重要工作之一。这样概括斯大林和苏共,也许并不过分。
苏共不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苏共成立之初,有意创立完全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社会制度,造福桑梓。但是当苏共完全具有发展生产力的种种条件之后,它已不再代表先进生产力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第三次科技革命掀起,经济全球化成为时代发展的趋势。由此,引起生产管理、观念、社会结构、社会生活以及其他各方面的深刻变化。一些有远见卓识的科学家多次向苏共中央政治局和勃列日涅夫提出关于发展苏联科学技术、促进社会全面前进的方案和建议。可是,这些方案和建议被锁入保密柜不见天日。此时,苏联已建立半个多世纪了,国家经济实力雄厚,政局比较稳定,某些科学技术,尤其在某些军事科学技术方面,还领先于美国。人类社会的第一、第二次科学技术革命,是资本主义制度的贡献,第三次科技革命是在两种社会制度激烈竞争的年代掀起的。此时的苏联已完全具备在第三次科技革命中有所作为的条件。而勃列日涅夫及其一班人把聚敛起来的财富、先进的科学技术、优秀的科学技术人才,用于发展以核武器为中心的军备生产,与美国展开核军备竞赛,推行名为“勃列日涅夫主义”的新“世界革命”战略。20世纪80年代初,苏联坦克的年产量是美国的45倍,大炮年产量是美国的9倍,核潜艇年下水量是美国的3倍。在国防工业部门工作的员工,美国约220万,苏联是500万-800万。勃列日涅夫在核竞赛和争霸世界中确实取得成绩,达到俄国有史以来的鼎盛,赶上甚至在某些方面超过美国。但是,国内人民生活质量却基本上原地踏步,生产管理及产品几十年一贯制,国家经济状况连年下滑。与此同期,西方国家,甚至某些原来落后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和地区,借第三次科技革命之势,强劲地发展和崛起了。1970年,苏联在煤、焦炭、拖拉机、水泥的生产水平方面都超过美国,铁矿石的采掘量是美国的6倍,可是日用消费品生产只有美国的1/6。战后时期,苏联的科研人员是美国的2倍,而苏联科学家获诺贝尔奖的人数只相当于美国的1/14。许多科学家、艺术家、作家,难以在苏联从事研究和创造,纷纷移居国外。苏联在第三次科技革命中的落伍,证明苏共不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
相比之下,本来就已庞大得吓人的官僚队伍则更加膨胀起来。仅苏共中央政治局、书记处、中央各机关,各加盟共和国党中央各机关,这些机关的干部就达到50万人。勃列日涅夫上台后,赶紧把赫鲁晓夫规定、尚未切实实行的领导干部、苏共中央委员的任期制、轮换制予以废除。于是,自1965至1984年,高层党政机关干部层几近凝固。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大多数的任期超过15年,中央委员大多数任期超过12年,其中像波诺马廖夫已有34年,齐米亚宁已有25年。1981年,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平均年龄超过70岁。政治局会议一般是15分钟左右;勃列日涅夫连读几分钟读秘书准备好的讲话稿都结结巴巴、气喘吁吁。党员数字虽然已达1500万,但党员和党的决策毫不相干。党代表大会是一种装饰,代表们发言的内容实际只有两条:一是汇报自己的工作,二是颂扬以“忠诚的列宁主义者”勃列日涅夫同志为首的政治局。
 由于苏共已是个只要权力、不要活力的政党,因而马克思列宁主义也只是被用于装饰,而被教条主义化和实用主义化了。其实,马克思列宁主义早被苏共用做打人的棍子、束缚人的思想的绳索。茹拉夫廖夫主编的《俄国史--苏维埃社会》称主管意识形态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共中央书记苏斯洛夫是“对任何变动,无论是向右或向‘左’,向前或向后,都怕得要命的‘套中人’--在任何政治气候中都穿着斯大林官员传统的‘外套、帽子和胶皮套鞋’。这位聪明的经院哲学家和教条主义者、勃列日涅夫时期的常胜者不无理由地担心:斯大林建立的军事动员制度,尽管其结构强暴而残忍(也许正因为如此),但不能做任何重大的改革。因为其中任何构件的改变,尤其是重心的转移--设想一下,把金字塔翻过来--都有使这一制度完全毁灭的危险”。毫不奇怪,在现已解密的堆积如山的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中,未见一纸关于他们自己如何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的文字记载。写到这里,应该对本文的主题,即苏共是个什么样的党,作出明确的正面回答了。
1936年11月,斯大林在《关于苏联宪法草案》的报告中说:在苏联,“所有的剥削阶级都消灭了。剩下了工人阶级,剩下了农民阶级,剩下了知识分子”。(《斯大林文集》上册,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85页。)苏共不代表工人、农民、知识分了的利益;不代表先进生产力;一切为了政权,拒绝自身的变革。苏共在它存在的历史中,始终坚持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唯一动力,坚持一党专政。从它成为执政党之后,实行干部委派制、领导职务终身制、以党代政制。在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社会发展唯一动力、一党专政与实行干部委派制、领导职务终身制、以党代政制之间,很难分辨哪方面是因,哪方面是果。也许,它们之间都是斯大林模式的有机统一,就如苏斯洛夫所说的,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于苏联共产党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党,可以这样说:苏联共产党本来是俄国工人阶级的革命党,可是,在它夺取国家政权,成为国家唯一的执政党之后,拒绝自身的变革,已经逐渐演变成尚深受沙皇专制主义传统影响的苏联国家官僚特权阶层的政党,一个具有俄国特征的现代国家官僚阶层的政党,尽管还叫做苏联共产党。这样一个党,到20世纪末,在时代和改革浪潮的冲击下,一朝轰然倒塌,应是俄国文明发展的逻辑结果。(叶书宗)
苏共党内实行怎样的监督机制?苏共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个成功夺取政权的无产阶级政党,掌握政权后也面临着如何监督权力、防止官僚主义和权力滥用的问题。列宁重视监督工作,初步建立了党内监督机制。列宁逝世后,苏共党内的监督机制越来越离开了原来的轨道,失去了监督作用。
列宁的监督思想与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建立对权力进行监督是任何社会制度都必不可少的。列宁监督思想的核心是发挥人民群众的作用。列宁最初设想通过人民对国家公务人员的选举与撤换实施监督,他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提出“废除常备军,一切公职人员完全由选举产生并完全可以撤换”,“把国家的官吏变成我们的委托的简单执行者,变成对选民负责的、可以撤换的、领取微薄薪金的‘监工和会计’”。(《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40、46页。)使国家行政管理人员从人民的“老爷”变成人民的“公仆”,使国家机关真正成为高效、廉价的为人民服务的机关,实现人民主权,实现人民对权力的制约与监督。在十月革命胜利之初,列宁便广泛推行工人监督。列宁也重视监督机制的建设,1918年5月成立了专门实施监察职能的国家机构--国家监察人民委员部。这一部门当时的职责是监督、检查国家机关对决议和命令、计划的执行情况、监督检查其工作作风。但是,这一机关并没有清除苏维埃机关中的官僚主义,1919年5月,又在国家监察人民委员部下设立了中央申诉局和地方分局。1920年2月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决议,把国家监察人民委员部改组为“工农检查院”,列宁想让工农群众监督国家机构,检查国家机关的工作,学会自己管理。 但是,无论是群众直接选举领导人,还是直接监督国家机关,都没有真正实现,列宁对此解释说:“我们还没有达到使劳动群众参加管理的地步,因为除了法律,还有文化水平,而你是不能使它服从任何法律的。由于文化水平这样低,苏维埃虽然按党纲规定是通过劳动者来实行管理的机关,而实际上却是通过无产阶级先进阶层来为劳动者实行管理而不是通过劳动群众来实行管理的机关。”(《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6卷,第155页。)党代表人民成了国家的管理者,工农群众不能直接参与国家的管理,因此,列宁转而注意在体制上保障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处于民众的监督之下。1920年9月,苏俄开始转入和平建设,俄共(布)第九次全国代表会议提出了建立监督、检查制度的问题,会议通过的决议指出:“有必要成立一个同中央委员会平行的监察委员会。监察委员会应当由党内最有修养、最有经验、最大公无私并能够严格执行党的监督的同志组成。党的代表大会选出的监察委员会应当有权接受和协同中央委员会审理一切控诉,必要时可以同中央委员会举行联席会议或把问题提交党的代表大会。”(《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二分册,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43-44页。)俄共(布)的最高领导机关是党代表大会,代表大会实行年会制,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中央委员会则是最高权力机关,中央政治局、书记处、组织局,只是处理日常事务的机构。列宁把中央监察委员会置于与中央委员会平行的地位,由代表大会选举、对代表大会负责,足见列宁对中央监察委员会地位与作用的重视。
1921年3月,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决定成立监察委员会,其任务是:“同侵入党内的官僚主义和升官发财思想,同党员滥用自己在党内和苏维埃中的职权的行为,同破坏党内的同志关系、散布毫无根据的侮辱党或个别党员的谣言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破坏党的统一和威信的流言蜚语的现象作斗争。”(《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二分册,第70页。)中央、区域和省的监察委员会分别由全国代表大会、区域代表会议和省代表会议选举产生。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不得兼任党委会委员,也不得兼任负责的行政职务。监察委员会与党的委员会平行地行使职权,并向同级党代表会议和代表大会报告工作,监委委员有权出席同级党委会和苏维埃委员会的一切会议以及同级党组织的其他各种会议,并有发言权。对于监察委员会的决议,同级的委员会必须执行,不得加以撤销。有不同意见可以提交联席会议解决,解决不了的,可以提交代表大会或同级代表会议解决。这标志着俄共(布)党内独立监察制度的正式建立。1922年3月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监察委员会的任务和目的》的决议,重申了监察委员会独立行使监督权的各项基本原则,进一步完善了党内监督制。
随着独立的党内监督机制的建立,列宁进一步在理论上完善其监督思想。他在晚年所写的一系列书信和文章中,列宁反复强调建立可靠的监督机制的重要性。列宁建议扩大中央监察委员会人数、提高监察委员的素质、扩大其权限,“我建议代表大会从工人和农民中选出75-100名(这当然是大致的数字)新的中央监察委员。当选者也像一般中央委员一样,应该经过党的资格审查,因为他们也应享有中央委员的一切权利”(《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374页),“凡与政治局会议有关的文件,一律应在会议前24小时送交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各委员,刻不容缓的事情除外,这类事情要通过特别程序通知中央委员会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并加以解决”。(《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376页。)“有一定的人数必须出席政治局每次会议的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委员们,应该形成一个紧密的集体,这个集体应该‘不顾情面’,应该注意不让任何人的威信,不管是总书记,还是某个其他中央委员的威信,来妨碍他们提出质询,检查文件,以至做到绝对了解情况并使各项事务严格按照规定办事”。(《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377页。)“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必须在自己主席团的领导下,经常检查政治局的一切文件。同时他们应当恰当地分配自己做检查工作的时间,以便对我们的机关(从最小的分支机关到最高的国家机关)的办文制度进行检查。最后,他们的工作范围包括研究理论,即研究如何组织他们将要去做的工作的理论,也包括在老同志或劳动组织高级研究所教师的指导下进行的实习”。(《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384-385页。)列宁要求改组国家监察机关--工农检查院,使之能够真正与官僚主义作斗争。列宁建议把工农检查院和党的监察委员会结合起来,即成立二者的联合机关,统一行使监察职能,以提高工农检查院的威信,把其人数从12000人减至300-400人,这些人应该是熟悉业务的专家,其工作人员要通过有关考试选拔,他们应该不顾情面地进行检查,给检查员以较高的报酬。
从列宁的理论和实践来看,列宁所要建立的是独立行使监察职能的党内监督机制,其监督的主要对象是党员干部,包括最高领导,主要任务是防止官僚主义和滥用权力,防止决策失误。
斯大林时期苏共党内监督制度的削弱1923年4月俄共(布)召开第十二次代表大会,这是第一次没有列宁参加的代表大会。大会没有忠实执行列宁的主张,会议虽然接受了列宁的建议,扩大中央监察委员会人数至50人,加强了中央监察委员会和工农检查院的合作,但把监察工作的目的确定为,“应该是弄清经济机关和行政机关的实际成绩或缺点,确定该部门具有代表性的、典型的盗窃方法并找出防止的措施,而不要偏重于搜寻个别的盗窃和舞弊行为”,“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基本任务,就是从各方面保证党的路线能在所有苏维埃机关的工作中得到贯彻”。(《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二分册,第296、299页。)这次大会还作出了只有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成员才有权出席政治局会议,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应是相当于中央委员一般的党的工作者的决议。实际上没有采纳列宁关于扩大中央监察委员会地位和职权的建议。
斯大林逐渐取消了监察的独立性,改变了监督工作的对象和职能。1924年5月俄共(布)十三大(这是列宁逝世后召开的首次党代表大会)决定把中央监察委员会人数扩大到150人,其中许多是仍坚持生产的工人和农民,监察委员会的实际工作是“帮助中央委员会和党的地方机关统一和纠正工会工作人员和经济工作人员的路线,同时完成建成工人专政的国家和巩固工农联盟的总任务”。(《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二分册,第434页。)1925年12月党的十四大通过的党章规定不是全体中央监察委员会成员,只有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和候补委员,才可以出席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派代表三人(主席团委员)和副代表三人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派代表五人(主席团委员)和副代表五人参加中央组织局和中央书记处的会议。经过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同意,中央、共和国、区(边区)、省和专区的监察委员会委员可以兼任党的委员会委员,兼任行政和经济部门的职务。中央监察委员会在古比雪夫的领导下,完全站在斯大林一边,在党内斗争激烈的联共(布)十四大上,古比雪夫表示中央监察委员完全支持斯大林。1926年11月,奥尔忠尼启泽被斯大林任命为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同时奥尔忠尼启泽还担任政治局候补委员,违反了中央监察委员由代表大会选举的规定,也不利于监察委员会行使监督权。
斯大林重新把国家和党的监察机关分开,1934年1月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通过决议,撤销中央监察委员会和工农检查院的联合机构,分别成立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和苏联人民委员会苏维埃监察委员会。把中央监察委员会改组为联共(布)中央党监察委员会,由党代表大会选出……委派一名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为党监察委员会的领导者。党的十七大通过的党章删掉了关于中央监察委员会一章,取消了中央监察委员会监督党委会制定有关政策的规定,中央监察委员会的职责是:监督党和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的决议的执行;审理违反党纪的人;审理违反党的道德的人。中央监察委员会不再拥有对中央委员会行使监督的职能,实际上变成了中央委员会的下属机构。1939年1月党的十八大最终完成了对苏联监察体制的改造,规定党的监察委员会由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选举,并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领导下进行工作。这样,经过斯大林的改造,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变成了各级党委的下属机构,其职能也从监督党员干部的行为和党的决策,变成了主要监督党的方针政策的执行,其地位和作用大大降低了,对党的领导层,特别是最高领导人起不到任何监督作用。与此同时,国家监察机关(1940年成立国家监察人民委员部)的职责也主要是检查国家机关和合作社、企业对政府决议和命令的执行情况,而不是监察领导者的行为。监察机关的领导人从选举制变成了委任制,其权力来源于上司而不是代表。斯大林滥用职权、搞“大清洗”、制造个人崇拜,与监督机制的萎缩不无关系。 60年代以来苏共党内监督制度的调整苏共二十大后,苏共针对人民的不满,试图恢复列宁关于党和国家统一监督的原则,吸收广大群众参加监督工作。在1962年11月召开的苏共中央全会上,决定把党监察委员会改组为苏共中央党务委员会,其职能是审理对加盟共和国党中央、边区和州委关于开除党员和党内处分决定的上诉;成立党和国家统一的监察机关--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党和国家监察委员会,规定其任务是帮助党和国家实现苏共纲领,系统地检查党和政府指示的执行情况,进一步完善对共产主义建设的领导,执行党和国家的纪律和社会主义法制。赫鲁晓夫强调吸收人民群众参加监督工作,在企业、建筑队、集体农庄、车间等都成立了协助党和国家监察机关工作监督小组和监督岗。赫鲁晓夫的改革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监督机关的地位、扩大了其职权,但是并没有实现列宁所强调的对中央决策机构的监督,也没有根本改变斯大林时期所形成的局面,人民群众仍然不能监督党和国家机关的领导干部,特别是中央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赫鲁晓夫个人也仍然高居于党之上。
勃列日涅夫时期又取消了赫鲁晓夫的上述改革,再次把党和国家的监督机构分开,他一方面把原来的“党和国家监察委员会”改名为“人民监督委员会”,另一方面重新建立从属于苏共中央委员会的中央监察委员会,规定其职权仍是帮助党和国家经常检查党和政府的指示的执行情况。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由中央全会选举产生。勃列日涅夫还取消了中央监察委员会对地方监察委员会的垂直领导,使地方监察委员会完全从属于当地党委,地方党的最高领导人实际上也处于监督之外了。党的监督体制在勃列日涅夫时期仍然没有发挥多大作用,在苏共党内和苏联社会上,贪污腐败、以权谋私成了普遍现象。
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民众对他寄予厚望,希望他能够领导苏联走出困境,在改革中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加强党的监督机制建设。戈尔巴乔夫虽然强调任何一个党组织,任何一个工作人员都不能不受监督,但他行动迟缓,直到1988年6月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才提出建立一个隶属于选举产生的权力机关的、统一的国家-社会监督体系。会议决定成立苏共中央监察和检查委员会。1990年7月,苏共二十八大确定党的监督机构由党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监察委员不得兼任苏共中央委员会委员,或担任苏共中央机关的工作人员。中央监察委员会主要职责是监督苏共中央及其机构对民主原则的遵循情况,采取措施反对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压制批评、滥用职权等现象。中央监察委员会成员有权参加中央委员会和各级委员会的会议,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和副主席有权出席政治局及苏共中央其他执行机构的会议。戈尔巴乔夫似乎恢复了列宁时期的监督体制,但是,此时苏共的威信已严重下降,地方分离主义兴起,苏共已无法对国家实施有效的领导,迟到的苏共监督体制已经无法发挥任何作用了。1991年“8·19”事变后,戈尔巴乔夫建议苏共自行解散,这一建议被苏共中央书记处接受。苏共就这样无声无息地消失了,党的监督机制在制约高层领导的行为上,没有发挥任何作用。
几点思考从苏共党内监督机制的发展与演变中我们看到,苏共在长达70多年的执政时间里并没有建立起一套切实有效的监督体制,党内的民主与监督机制对于高层领导的决策和行为基本发挥不了作用,这是苏共犯错误、走弯路的一个重要原因。苏联共产党直接领导党和国家的一切事务,因此,在党的监督机制不起作用的同时,国家监察体制也没有独立发挥过作用。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很多:从客观上看,苏联缺少民主的传统,个人的自主性、公民意识缺乏,他们更希望出现一位好皇帝,而不是自己对社会发展起主导和推动的作用。更主要的还在于主观方面,布尔什维克在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新型国家机器的制度设计中,缺少对权力进行制约与监督的意识和机制。
第一,最高领导人没有接受监督的意识。列宁打算建立包括最高领导人都毫无例外接受监督的监察体制,但是,列宁没来得及把他的设想变成现实就病逝了,苏联的体制实际上是在斯大林时期形成的。斯大林的领导风格与列宁不同,在掌握最高权力的过程中,斯大林强调的是集中、统一、纪律和服从,他把党看成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强调党是意志的统一,他形象地把党看成是“苏维埃国家内部的一种圣剑骑士团”。斯大林一再强调,“应当采取措施,使政治局各个委员和候补委员在会议上发言时不说出任何离开党的路线、离开中央和中央各机关的决议的话”,“应当采取措施,使党和苏维埃的机关刊物,无论是报纸或杂志,都完全执行党的路线和党的各个领导机关的决议”,“应当规定特别办法(直至取消中央委员资格和开除出党)来对付那些企图泄露党、党中央、党政治局的决议的机密的人。”《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96页。他认为党内民主并不是让广大党员干部参与有关党的方针政策的讨论,而是“提高党员群众的积极性和加强党的统一,加强党内自觉的无产阶级纪律”。(《斯大林选集》上卷,第479页。)在党内与斯大林意见不同的同志都受到了批判和处罚,失去了发言权。斯大林改变了党的政策的广泛的公开性,强调保密,广大党员干部失去了知情权和监督权。在20年代末,苏联形成了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斯大林成了党的化身和国家的代表,监督机制对他不可能起作用。继斯大林之后的苏联领导人,虽然比斯大林重视监督机制的建设,但他们(包括戈尔巴乔夫)同样在思想上没有接受监督的意识,监督机制仍然是对下不对上,监督机制对于掌握实权的领导仍然不起作用。
 
第二,苏联的政治体制,特别是干部任命制度,是监督机制失效的另一个重要原因。从斯大林开始,中央监察委员会成了中央委员会的下属机构,其成员不再由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各级监督者的权力都来源于领导者。这种被监督者领导着监督者来监察自己的体制,使监督者笼罩在被监督者的权势之下,监督机制无法发挥作用。掌握着各种资源的干部在没有监督的情况下逐渐成了特权阶层,与群众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不仅如此,监督机构本身也逐渐官僚化了,也成了既得利益集团。苏共并没有随着居民文化水平的提高而扩大他们的民主权利,公民的选举权实际上变成了无足轻重的投票权,公民无法对国家权力进行监督和制约。到苏联解体前夕,有85%的调查者认为苏共代表的是官僚、干部、机关工作人员的利益,民众自然要抛弃这样的党。
第三,苏联单一的经济结构所决定的社会结构的单一性,使苏联社会缺少监督的力量。从20年代末开始,斯大林成了苏联党和国家唯一的最高决策者,他利用手中的行政权力,改变了党代表大会确定的新经济政策,建立了以单一公有制为基础,以指令性计划为手段的经济体制。在这种体制下,苏联社会只存在工人、农民两个阶级加知识分子阶层,他们没有独立的经济活动空间,依靠国家生活,各级领导是他们的衣食父母,他们不敢对之进行监督。正如俄共领导人久加诺夫所说的那样,苏共垮台的基本原因是对财产、权力和真理的垄断。在苏共包办一切的情况下,社会不存在任何批评机制,一旦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或领导人出了问题,就难以得到纠正。有人说戈尔巴乔夫背叛了社会主义,搞垮了苏共和苏联,这恰恰是苏共缺少党内外监督机制带来的恶果。苏联共产党的教训是深刻的。
 摘自《苏联真相》,陆南泉等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