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浦兴祖：没有民主再有特色和优势的制度也形同虚设}}

专访复旦大学选举与人大制度研究中心主任浦兴祖：

中国民主发展关键词是“当真”“用足”

田享华 王晓静

“大力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近日发布的五中全会公报重点强调指出，改革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强大动力，必须以更大决心和勇气全面推进各领域改革。

那么作为中国特色的人大制度三十多年来取得了怎样的进展，以及未来可以顺应时代的需要做哪些探索和改革，以期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愿望？近日，《第一财经日报》专访了上海市政治学会副会长、复旦大学选举与人大制度研究中心主任浦兴祖教授。

现在反映更多民意

第一财经日报：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人大制度发展的情况如何，有哪些明显或者标志性的进展？还有哪些地方需要加强和完善？

浦兴祖：在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人大制度发展的标志性事件就是1979年修改“两法”和1982年修改《宪法》。

1979年，《选举法》和《地方组织法》的修改力度较大，能够称之为标志性的进步。虽然改革开放以来，《选举法》修改了6次，但1979年这次仍然是力度最大、涉及面最广的一次。比如把直接选举扩大到县一级，同时规定一律实行差额选举和无记名投票，等等，明显扩大了选举制度的民主程度。

《地方组织法》的修改也是一大进步，标志性的是它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大建立常委会。全国人大一开始就有常委会，地方人大以前没有这样的常设机构，它闭会期间，由本级行政机关兼着原本属于人大常委会的职权， 这叫做“议”、“行”“合一”于 “行”(行政机关)，使地方人大的运行大打折扣。人大制度的逻辑是，“议”、“行”都“合一”(或叫“统一”)于人民选举产生的人大，以此体现人民主权。

人大制度另外一个重大进步是，1982年《宪法》扩大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职权，最典型的是有了立法权。上世纪90年代以来，也有多项制度推进，例如《代表法》、《立法法》和《监督法》的出台，《宪法》及“两法”的几次修改，尤其是今年规定了选举人大代表的城乡“同比同权”。

日报：除了制度上的大规模完善之外，在人大权力运转中，还有其他明显的进展吗？

浦兴祖：上世纪80年代的中期，从高层来讲，还是一路在推动人大制度的发展。例如，1986年中央文件说，人大代表个人可以凭代表证去视察，这样就容易看得到真相。还强调党组织要尊重人大，如果组织推荐的人选在人大没能通过，就不要强制通过。

我注意到，那时，尤其在强调政治体制改革后，人大的实际运行曾一度出现了日趋活跃的态势。其标志性的有《破产法》(草案)的审议，当时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上展开辩论，我从电视里也能见到不少场景，这是前所未有的事情。

即便到了上世纪90年代前后，人大还是比较活跃的。比如在地方上，1989年5月15日，湖南省七届人大二次会议上，人大代表对“清理整顿公司不力负有领导责任”的湖南省副省长杨汇泉提出了质询，进而上升为罢免案，并获得表决通过。省级人大通过法定程序依法罢免副省长，这在新中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最近十余年，一些地方人大还在探索，例如浙江温州、温岭，上海闵行、南汇等。甚至个别地方还进行了选民“直选乡长”，应该说，其方向不错，只是走得太快，与现行法律相违。总体来讲，人大实际运行可以做得更好。关键是要把一些好的做法坚持下去，比如代表的个人视察就不错。此外，现在的人大都按代表团审议与讨论，没有大会发言，其实可以增设这个环节，让大会起到整体效应。

日报：那么以现在的人大制度相比改革开放以前有哪些优势？

浦兴祖：现在的制度跟改革开放以前比，当然有不小的进步。“比想象中好，但比理想中差”，这个评价比较客观。以我长期观察，现在人大有几个方面做得比以前好。

第一是反映民意。现在的人大代表把各种民意带上去了，虽然这些意见未必都正确，甚至会引起一些反响，但是各种不同的声音比较多还是一个很好的现象。第二是人大的立法权比较突出，“量”上尤其明显，“质”上当然还需要提高，但毕竟社会主义的法律体系基本建成。第三是人大在程序上更获得重视，比如党的意志一般都会通过人大法律程序变为国家意志，这方面有进步。

但，不能光与30多年前比，应当向前看，不断进步，不负众望。这就需要探索创新。我的看法是，对于地方上的一些探索，比如人大代表“工作室”、设立“专职代表”等，不必急于叫停，应允许有一个探索过程。

不赞成全体代表专职化

日报：每到全国“两会”的时候，都有关于人大代表“常任化”的争议，主张者与反对者都不少，您怎么看？

浦兴祖：我不同意有一种观点说，“兼职”与“专职”的区别就是中国人大与西方议会的本质区别，我认为这里不必强化姓资姓社的问题，这只不过是一种具体的模式而已。我认为“专职”还是“兼职”的判断标准，应当是看对发展人大民主是否有利；对人大代表密切联系群众，反映民意是否有利；对人民当家作主是否有利。

目前兼职化确实也有一些困难，比如难有时间保证，毕竟是“业余当代表”嘛。制度这样设计最初的想法是“不脱离岗位，就不脱离人民群众”。但这只是不脱离他周围的同事。而代表是整个选区选出来的，你应当广泛联系多方面选民与群众。这里有一个“自然联系”与“自觉联系”的问题。

有些退休代表有时间，他们就能密切联系选民与群众。专职代表从时间上来说是有优势的，但我个人至少目前不赞成全体代表全员专职化。因为，如果代表完全专职化，脱离了原有的工作岗位，他听取民意是“从外到内，从上到下”，获得民意的真实性、真切感可能就打折扣了。

还有一个问题，由于我们目前主要是兼职代表，他们“自然联系”的只是周围的一部分群众，因此代表就必须很多，上下280万左右。按照这样庞大的代表数来搞专职也不现实，财政压力过大。毕竟专职了，就必须要财政支持。因此，代表专职化，必须减少代表数量。

所以，这个问题有两面性，有利也有弊。我主张两者结合，可以先做到人大常委会逐步走向全员专职化。现在人大常委会的委员分为驻会委员和非驻会委员。驻会委员基本上是全职，但是驻会委员偏少。

日报：西方在代表如何更好履职的方式上是如何解决这个难题的？他们有些做法是否可以让我们借鉴？

浦兴祖：据我所知，西方一些城市和城镇也有兼职议员，并不都是专职的。这也说明专职兼职未必姓资姓社。前段时间修改的《代表法》中有代表“不脱离生产和工作单位”的说法，我觉得，这个表述不严密。什么叫“不脱离”？代表去开人大会议时算“脱离”原单位吗？现在人大常委会中的驻会委员也是代表，他们是不是“脱离”了原单位呢？

即使我现在强调一般代表兼职化，但也应想办法尽量去克服兼职化的局限性，比如时间上的限制。我认为有两点可以做，一是我们的《代表法》或相关法律，可以规定一年中代表必须累计有多少时间从事代表工作，给予法定时间保证。第二，兼职代表可否聘请助手。西方专职议员还有助手，议会有拨款，超过就自己贴钱。他让助手协助自己收集与梳理民意，争取选民下次还投他的票。我们兼职代表似乎更有必要聘请助手。无需人大出资聘用，可以走志愿者的道路。奥运会、世博会的志愿者多令人敬佩。据我了解，政治学、法学等社会学科的不少青年教师与学生会志愿当代表助手，他们也正好了解社会熟悉政治，理论联系实际。

搞好民主是党的主张

日报：现在谈到民主，常常陷于姓资姓社的矛盾中去，要么走到守旧的传统中去，要么走到全盘西化的路子上，是否存在和谐的道路？

浦兴祖：其实，中国的民主发展还没有面临那么极端的选择。在现行制度框架内，也可以做得让人民更满意，这就需要强调两个关键词：“当真”和“用足”。

在地方调研中，我感受到有些干部的心态是“民主不搞不行，真搞更不行”。但是我要说，转型时期，利益分化明显，社会矛盾凸显，政治参与增长，决策难度加大，权力腐败严重，当今中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民主。民主非当真搞好不可！我们分析这种“真搞更不行”的心态背后有两种原因，一是有人压根对民主有反感。可以说，任何掌权者就人的本能而言，都不喜欢民主。因为民主强调权力属于人民、权力需要监督，掌权者就不能滥用权力，自然就不舒服。不过，当掌权者超越本能，站在国家的、人民的、民族的角度看问题时，他们就会承认民主是人类目前所找到的相对最好的政治模式，就会引领民主。

另一种原因似乎出于善意、公心，这就是过度的民主疑虑。搞民主，是不是会否定党的领导？是不是会超越国情？是不是会全盘西化？是不是会影响稳定？这是比较典型的四种认知障碍。其实，他们应当清楚：共产党带领人民搞民主，搞好民主恰恰体现党的主张；我们不是要超越国情，而是要在现有国情空间中搞民主；搞民主并不必然走向西化，民主并非西方专利；民主本是程序政治有序政治，搞好民主只会有利于持续稳定。值得注意的是，出于本能、私心的有些人有时也会利用善意的民主疑虑。

“当真”搞民主，就要把人大制度等民主制度用实、用好、用足。如果不去当真用足，那么，再有“特色”、再有“优势”的制度，也会形同虚设，也会逐渐失去民众对这些制度的认同。反之，当13亿人民从制度运行中真切感受到自己在当家作主时，我们的民主制度还怕西方的压力吗？

未来的制度走向，由未来的历史条件决定。现在，我们需要的是“当真”、“用足”现有宏观制度的空间。为此，在中观、微观的制度层面应当鼓励探索，鼓励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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