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媒体专访汪晖：和孔子一起走向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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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未分类 | 修改 | 删除 | 2009-11-28 18:1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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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Mit Konfuzius in die Zukunft
- 德国媒体专访汪晖：和孔子一起走向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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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要从什么人身上了解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很少有人是比汪晖更好的人选。”德国《时代周报》对汪晖的这篇专访，虽然对其思想的把握存在一定偏差和局限，但却是西方主流媒体试图理解“中国怎么想”的一次重要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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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汪晖见面不容易。这位哲学家老在旅行。在刚刚结束的冬季学期，他在斯坦福大学客座讲学。再以前，他到日本、尼泊尔和委内瑞拉去作研究了。但突然有一天，我接到他的电话：他很乐意在北京与我一晤。他在清华大学附近的居所却很不好找，得穿过几条小巷，小巷两旁开着好多小饭馆，这种场面在北京越来越难得一见了。汪晖通过手机引导出租车司机开到一个小区，这一带的情景让人回想起昔日的单位宿舍：一片围栏圈起来的居民区，到处都是人，老老少少坐在家门口，一起享受阳光。

汪晖很喜欢这种老派的社区生活。令这位“空中飞人”式的知识分子备感亲切的不仅仅是自家大门。他家是三室一厅，厨房和饭厅里摆着炉灶和样式厚重的中式木家具，装饰得颇具古风。同样具有古风的是，汪晖为我这个客人亲自下厨。今儿一大早，咱们的哲学家就炖上了一只老母鸡，这会儿，他舀出一碗滋养无比的鸡汤劝我举箸。这是一种中国的古礼。汪晖一面详细地向我解说，一面把热汤从一个小瓷钵里舀出来。

我们就这样开始了一场餐桌边的谈话，在中国知识分子圈子里，这是很平常的。谁要是不赏脸吃这顿饭，一上来就谈政治谈学术，那就是不识基本的礼数了。而跟汪晖比较熟的人都能察觉到，他对大多数拜访他的西方客人都挺失望的。于尔根·哈贝马斯、雅克·德里达、彼得·斯洛特戴克（Peter Sloterdjik）他都接待过。过去十年中，凡是造访北京的西方大思想家，没有一个不去拜访汪晖的。但这些西方人关心的主要是传播自己的学说，很少有人有意识要在中国学到点什么。

其实，如果你要从什么人身上了解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很少有人是比汪晖更好的人选；自千年之交以来，他的思想对中国的政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中国放弃了新自由派的金融改革，重新发现了关怀民众的社会政策；而它在这场全球经济危机中相对强劲的表现，在相当程度上也同汪晖对共产党内市场化改革派的强烈反对不无关系。

1997年秋天，正值亚洲金融危机蔓延之际，中共本打算解散大多数国有企业；此时，汪晖撰写了一篇迄今为止仍然极其重要的政论文《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在文中，他告诫中国知识界不要不加批判地接受西方思想，呼吁“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汪晖认为，“现代化对于中国知识分子来说……是以西方现代社会及其文化和价值为规范批判自己的社会和传统的过程。”然而“西方/中国”、“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二分法对“资本主义全球化过程”中的新问题却视而不见。

针对这种过时的思想，汪晖提出“新启蒙”的概念。农民是中国改革的失意群体，汪晖有时援引他们的生存状态来支持他的主张，并且建议“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中的一些遗传因素如乡镇企业及某些农村组织形式进行制度创新”。汪晖以这种典型的共产党知识分子的文体，重新提出了毛泽东当年提出过的“农民问题”。这不仅是一种策略。农民占中国人口的一大半；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和八十年代两次平等主义的土地改革使他们的生计有了相当大的改善。其精神却同九十年代末以后共产党采取的市场化、自由化路线大相径庭。那条路线欲将农民的土地私有化，以便按照西方的样板建立大型农业企业。然而，八亿农民脱离土地，会是一个什么结果？在改革时期，知识分子中敢于提出这个基本社会问题的，汪晖是第一人。1997年的那篇文章使他立即成为共产党一个新的边缘流派——所谓“新左派”的发言人，他至今仍被这一派拥戴为创始人和领袖。

五年之后，发生了一个重大事件，汪晖对此没有预料，只是事后才认识到它的意义：新左派掌握了政权。在2002年秋天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完成了最高领导层的交接班，现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和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这一对新的领导搭档上台了。对此，从来不是中共党员的汪晖固然不可能施加什么影响，但是，这届新政府的施政，就好像是把汪晖的主张，从他自1997年起主编的《读书》杂志照搬过来一样。

新政府突然重新发现了土地改革的价值，而这在《读书》杂志里有长期的讨论。北京还开始提出生态方面的要求，比如更高的能源使用效率。不过最重要的还是，中共高层置众多党内要人和西方顾问的要求于不顾，拒绝立即开放中国金融市场。他们这样做所依据的理论不再是老式的毛主义，而是汪晖的新左派学说。

但汪晖绝不是一个机会主义者。如有必要，他的理论锋芒也会毫不留情地直指党的主导路线。在1989年学潮中，他很活跃，这使他遭到下放农村的惩罚。后来他还有一件壮举，就是在家乡扬州代表罢工的工人出庭，为他们争取工厂的股份。而且，即便如今他成了“新共产主义”的思想先驱，政府还是对他不放心。2007年，美国《对外政策》（Foreign Policy）杂志把他选为“全世界100位最具影响力的知识分子”，《纽约时报》稍后在头版头条刊登了关于他的报导，当年夏天，他就被迫离开《读书》杂志主编的职位。对党来说，这位不受管束的思想家变得太有影响力了。

汪晖拒绝被任何势力同化。他固然厌恶中国国内压迫异见人士。但他也明确反对西方对中国人权的批评。在他看来，这些批评都是政治先行，不够准确，对最近三十年中国人权状况的广泛改善视而不见。

汪晖指摘西方，并非认为西方不该对中国这么感兴趣，而是认为西方太傲慢，对中国缺乏了解。他同时也批判中国的自我理解过分受到西方看法的影响。这位哲学家认为，中国已经没有自我认识了，已经丧失了对自身传统的体认，而传统恰恰包含着未来的方向。汪晖将此称作中国的“反现代的现代性”。他殷切期盼，在他的祖国能发展出一脉独立的现代思想，同西方启蒙主义分庭抗礼。

于是汪晖投入十年功夫，从1995年到2004年，终于写成煌煌巨著《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在这部四卷本的巨著中（部分内容他曾在中国几所大学讲授过），汪晖试图将话语分析和思想史研究方法结合起来，为儒家哲学赋予新的生命力。他的分析一直回溯到公元前五世纪，还从宋代和清代鲜为人知的思想中发掘出系统性的批判家和最早的民主思想家。通过他的著作，人们可以体会到，十世纪时的土地问题和今天所讨论的制度问题何其相似，而儒家的道德学说在其历史背景中又会释放出多么大的社会革命能量。

汪晖研究思想史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那就是证明现代中国政治话语同传统的连续性。在他看来，宋代的理学家在批判僵化的帝国体制时，其批判和怀疑精神一点不输给1911年时的革命党人和1949年土地革命期间的共产党人。这一代代人物的理念为其各自时代的制度转型创造了基础——这些转型可以说是颠覆，但汪晖并不认为那是同历史割裂，而把它们理解为历史在新条件下的进展。对今日中国的发展，他也是这样看待的。

“我试图将‘中国’这个概念从欧洲的民族观念模式中解放出来。比起现在我们所理解中国，真正的中国要丰富得多、灵活得多、对多元文化的包容性强得多。”汪晖说。也正因如此，大约自十世纪以来，中国就在讨论少数民族的融入，勾勒多民族社会的蓝图。这也使得中国能够避免欧洲式民族国家所蕴含的一些问题。

话说到这儿，自然转到了西藏问题上，但是且慢，先得把饭菜撤下去。汪晖沏了一壶绿茶，把一瓶威士忌放在桌上，舒舒服服地在沙发上坐好。现在，他准备好辩论了。

西方关于西藏的讨论令他感到担忧。达赖喇嘛在西方的受欢迎程度，西方知识分子在西藏问题上居然如此一致地放弃了他们一贯的非宗教精神，这一切令他震惊。“西藏是一个宗教传统深厚的社会，如今它非但没有越来越世俗化，宗教反而有重新加强的趋势。”汪晖说。

西方人同情西藏，把中国人说成压迫者，这在我们的哲学家看来又是一个民族观念所导致的误解：早在九世纪时，中国文化和西藏就开始相互影响，其程度比外国人所了解得深刻得多。“西方总是低估中国的民族混合程度，也总是看不清这种混合对中国人的意识有着怎样的影响。”

不过汪晖也知道，西方的看法很不一样，而跨文化的哲学—政治对话又是很困难的一件事。因此他认为，这种对话如今比任何时候都需要。“至少，中国是否能应对好环境和社会政治挑战，对全世界都会造成影响，”他如此看待其工作的全球意义。他认为，光凭这一点，西方就不应该让中国政府独自面对这些挑战。而西方和中国的合作要成功，前提是西方更好地理解中国几百年发展起来的政治结构和思维方式——而共产党也是这一历程在当今的表现。

而这种理解的中介，也许再没有人比汪晖更胜任的了，这位哲学家周游世界，一方面深深眷恋传统的中国习俗，另一方面又属于全球知识精英的行列。也许他的《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这部著作也能在西方激发出对中国的新认识。可惜咱们还得等上一段时间：该书的英译本最早也要到2010年才能面世。